中国省域展览业与经济相关关系及其空间溢出研究

以中国展览业为例,立足于展览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使用Moran’s I和Moran’s I散点图阐释展览业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空间自相关性,分析纳入空间因素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相对于经典回归模型的优越程度,进而揭示展览业发展对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① 中国展览业发展和区域经济水平在地理空间上分布都不均衡;② 展览业及区域经济皆呈现高高聚集（HH）、低低聚集（LL）两种空间聚集格局;③ 现阶段,中国展馆规模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④ SLM优于经典回归模型,展览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展览经济预测研究中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空间效应十分必要。     

海洋产业影响省域经济增长估计及其分异动因判识

采用静态和动态计量方法分析2006~2015年海洋经济对沿海省（市、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并通过空间计量方法识别差异动因。研究发现：① 海洋经济对中国省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地影响,其中天津、上海、福建、山东、广东、海南海洋经济总量贡献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② 省域海洋产业对区域经济影响度分异呈现省际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相对差异不断缩小,且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③ 引起省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海洋经济相关因素中,海洋第二产业、海洋进出口贸易额等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即拉大差异）,且海洋第二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相关发现有助于中国沿海省（市、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科学决策。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失衡水平评价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构建包括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失衡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和ArcGIS 空间分析法对2003~2015年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失衡水平、空间格局及集聚模式进行探究,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普遍处于失衡状态,但失衡水平在不断降低。② 经济结构失衡水平高值区被低值区包围,在空间上形成典型中心-外围分布模式。③ 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经济结构失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阶段性,2003~2008年,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并表现出负空间溢出效应,而2009~2015年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出现“失衡并增长”。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网络关联及收敛性检验

基于1992~2013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引力模型和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并基于空间网络权重,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进行收敛检验,研究发现：①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复杂化与全域性的发展趋势,但网络的整体紧密程度不够。② 山东、河南和江苏在空间关联网络中既扮演中心行动者的角色,又在网络中发挥着“中介”与“桥梁”的作用。③ 四大板块内部及之间存在普遍的关联关系,板块Ⅲ在四大板块中发挥核心带动作用。④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全域性收敛现象,与基于传统空间权重的模型相比,空间网络权重下模型的收敛速度加快;资本积累是影响收敛的重要因素。此外,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一定程度的俱乐部收敛趋势。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氮氧化物排放驱动因素分析：基于卫星观测数据

基于卫星观测技术核算出中国26个省份2007-2016年的氮氧化物排放量数据。首先,对省域氮氧化物排放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然后,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氮氧化物排放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以重工业发展为主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以及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和广东是氮氧化物污染的重灾区。② 中国省域氮氧化物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现象。③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氮氧化物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第二产业比重提升以及煤炭消费量增加是引起氮氧化物排放的重要驱动因素。然而,地区技术水平升级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则可以有效地减少氮氧化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     

豫皖湘赣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豫皖湘赣四省是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利用标准差、变异系数、赫芬达尔指数、聚类分析、ESDA及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 豫皖湘赣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总量和绝对差异都在拉大,相对差异和集中程度都在降低后,有趋于稳定趋势;② 空间分布上大致形成以省会城市为核心、中间高四周低的圈层等级结构;③ 空间格局上,空间集聚态势进一步强化,逐步形成以郑州市和南昌市为核心的两大高高集聚区;④ 空间交互作用是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空间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⑤ 劳动力成本对产业转移有负向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吸引力、技术创新能力、集聚效应、成本因素、对外开放度、区位条件及产业结构对产业转移具有正向作用,市场吸引力、集聚效应及对外开放度影响最大。     

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31个省域为空间样本,运用趋势面、引力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研究中国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的动态变化特征,通过构建创新资源协同势能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讨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4年中国各省域创新资源协同状况整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呈现显著的区域不平衡性,空间网络结构分布格局变化显著：从简单雏形逐渐发育为“鸡爪型”、多核心复杂化的“网络型”空间结构;创新资源协同势能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主要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对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可以通过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空间溢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1978~2014年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

利用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对1978~2014年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关系,以及不同省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作用程度进行研究,同时运用Mann-Kendall方法将中国城市化增长分成1978~1995年和1996~2014年两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78~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城市化具有促进作用,从各省域的相互作用程度来看呈现中东部较低,西南和东北部较高的区域格局,同时此阶段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证实。② 1978~1995年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没有得到证实。③ 1996~2014年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从各省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来看呈现出中东部低,而周边内陆省区高的区域格局,而经济增长对城市化作用的区域格局与之相反。     

中国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基于2003~2013年城市专利数据采用基尼系数、趋势面分析、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探讨了中国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创新能力高的城市高度集聚在沿海三大区域及内地的区域中心城市,随着时间推移,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呈现扩散的趋势。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性逐渐增强,推动了创新的区域扩散和空间溢出。② 发明专利、外观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创新水平依次降低,空间集聚程度依次提高,空间相关性依次提高。③ 固定效应面板数据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Durbin模型的计量结果发现,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提升该市的创新能力。政府支持、工业基础、高等教育资源、创新投入、经济外向度显著影响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水平的提升,且政府支持和城市高等教育资源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出现增强趋势。     

浙江省制造业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从省域、区域、县域及县域以下多个空间尺度,对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点、面结合测度,并运用地理探测器,解析影响全省以及杭嘉湖绍、宁台温舟和金衢丽三大区域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地理因子。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呈递减态势,空间分布沿着“西南-东北-西北”的Z字型路径向外扩散; ② 浙江制造业经历了“三核并立”-“三核多中心”-“三核连片发展多中心”空间分异格局; ③ 环杭州湾地区一直处于全省制造业热点地区,浙江省冷热点区域空间格局大体呈现“东北-西南”的走向; ④ 影响全省制造业企业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主要为信息化、地形、市场规模、城镇化和技术创新等,影响三大区域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核心因素存在时空差异性。     

长三角地区城市创新投入要素的经济溢出效应及趋同格局

近年来,城市创新投入要素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不断增加。论文基于2010—2017年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空间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与马尔可夫链等方法,测度创新投入要素的经济溢出效应并揭示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创新外溢对区域经济趋同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市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对城市自身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直接效应,创新投入的溢出效应显著且大于其直接效应,而创新产出的溢出效应不显著;② 受创新投入要素影响,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但毗邻不同创新投入类型的城市对本地经济增长呈现出“高促进、低抑制”的态势;③ 长三角一体化经济格局呈现由中心区高水平趋同向外围低水平趋同转变的特征,且具有明显的空间转移惰性,创新投入外溢作用将加剧区域经济增长的“马太效应”;④ 经济增长类型转移的城市集中于省域边界,在局部溢出作用下表现出复杂的转移机理。基于创新局部外溢促进经济俱乐部趋同的分析结果,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区域创新网络模式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网络范式的兴起赋予城市创新模式新的内涵,引起了经济地理学者对不同空间尺度知识流动和创新联系的关注。基于网络视角,以中国知识产权局2014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地级市合作发明专利信息为原始数据,借助Ucinet、ArcGIS等分析工具,从本地和跨界多维空间尺度,刻画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网络结构,测度城市创新网络地位,评价城市创新能力,进而对城市创新模式进行划分。研究表明：①研发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知名的理工科院校具有较高的知识生产能力,成为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合作优先链接主体;②长三角城市群重视外部知识获取,跨界网络成为重要的创新合作途径,地理距离对创新合作空间载体选择的制约减弱;③创新网络位置影响知识获取和城市创新,网络视角下的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四类创新模式,密集的“本地—跨界”创新网络有助于城市创新。研究结论对长三角城市群不同类型创新模式的优化升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要素流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布局

以长三角城市群30个地级市市区为研究单元,从要素流动的动态视角,建立要素流的数理模型,借助于ArcGIS软件,对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的经济流、交通流和信息流的强度和方向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运用赋值法对3种要素流总量进行评分,并进行空间层级划分。得出核心区（包括上海、江苏沿江八市、环杭州湾地区等地市）和辐射影响区（位于长三角两翼的地市）。基于城市间的空间联系特征和城市群的空间层级结构,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发展布局提出进一步引导和规划,即上海为核心,苏州、南京、杭州、合肥和徐州为区域性中心城市,构成以沪宁合、沪杭、沪徐和沪温为4个发展轴的反“K”字型的空间形态,依据城市区位和要素联系特征,将城市群进一步划分为6个城市组团,形成以中心城市为增长节点、以发展轴为联结线、以城市组团为发展域的“点―线―面”有序发展的空间互动格局。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联系与整合

城市群已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是我国国民经济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载体。长三角城市群被誉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面临诸多区域性问题,如基础设施对接、人口跨区域流动等。基于城市流强度和城市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定量判断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层级和联系程度。长三角城市群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和宁波等特大城市为副中心的多中心支撑的网络化布局。据此,提出长三角城市群由上海城市群、南京城市群和杭甬城市群三大次级城市群组成,整合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布局,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     

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空间特征和时空演化

本文以县(市、区)作为空间分析单元,以专利授权量作为创新产出指标,对1986-2014年长江经济带853个县域创新产出的时空特征进行ESDA分析。结果发现：①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绝对差异在2001年前增长缓慢,其后增长迅猛,2012年后开始降低;相对差异呈现“增加—缩小—缓慢增加—缩小”的态势,其年度空间关联性呈增长趋势;②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县域分布呈现出分散、集中、相对集中扩散的态势,创新产出较高的县(市、区)为长三角地区地级市区、经济发达县(市、区)以及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市区;③显著空间关联类型总体格局稳定,局部变化明显,县(市、区)显著空间的关联类型以正相关类型为主,显著低低集聚关联类型占主导地位,低低集聚地区主要在西部地区,且有向中部扩展的态势;④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中,科技创新资源禀赋、教育水平与研发投入、技术溢出与扩散、政策与制度因素的作用较为显著。     

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2001—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综合考察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区（不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特征,继而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并着重解析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集聚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且区域间差距日渐缩小;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局域空间分布以“H-H”和“L-L”类型为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和区域创新能力是推动本省区及邻近省区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旅游产业集聚显著促进本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对邻近省区则是负向影响,而交通设施条件对本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对邻近省区影响不明显,地区开放程度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差异的比较研究

城市群作为当前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在区域发展竞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论文结合互联网大数据抓取等手段,以长江经济带5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城市群间要素集聚能力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间要素集聚能力差异与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相吻合,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呈现出由东向西梯度衰减的分布特征;② 城际层面要素集聚能力差异的两极分化现象显著,以城市群首位城市为中心的要素集聚“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较为鲜明;③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内科技创新、对外开放、金融等要素的集聚格局具有明显的差异分化和集聚分布指向特征;④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等级规模结构分布总体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可分为“均衡型”和“离散型”2种类型,首位城市要素集聚首位度随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高低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特征。     

中国城市物流创新的空间网络特征及驱动机制

创新要素高效流动的空间联系网络是物流高质量发展和区域物流协同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基于2003—2018年中国284个城市物流专利权利转移数据,运用大数据挖掘技术、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城市物流创新的空间网络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网络规模扩张迅速,网络愈加稠密化,形成以深圳、北京、上海为中心的“多核心-边缘”格局,边缘区城市联结密度大幅提升,两极分化态势逐渐减弱。②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内的核心城市构筑了中国城市物流创新空间网络的菱形结构,形成邻近、等级和跳跃式混合聚类的四大凝聚子群,首位联系主要表现为五种空间扩散模式,呈现跳跃式和接触式联系态势。③ 城市物流创新联系在经济及信息联系通道中更易集聚,存在显著的内生交互效应;基于本地-邻近视角,功能基础和信息基础在经济、地理和信息权重下均对本地城市和邻近城市创新联系产生负向影响;政府扶持和众创氛围在经济、地理和信息权重下均对本地城市和邻近城市物流创新联系具有正向作用;经济基础、产业驱动、消费驱动和人才支撑在经济、地理和信息权重下分别对本地或邻近城市物流创新联系入强度或出强度产生显著影响。     

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平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平台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集聚创新资源的核心支撑载体,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抓手。论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域,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Ripley's K函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2017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省级以上创新平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平台整体呈现出集聚分布特征,以武汉、长沙和南昌为核心呈“品字形”的分布格局;② 基于不同等级和不同功能类型划分的各类创新平台均呈现出显著集聚的特征,但集聚强度和集聚状态存在一定差异;③ 创新平台总体和不同类型创新平台的空间集聚存在尺度效应,随地理距离的变化空间集聚趋势先增强后减弱;④ 创新平台的空间分异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金融实力、信息化程度、利用外资水平、人力资本条件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为交通可达性、城镇化水平、经济基础和创新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