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粗糙集和层次分析法的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研究

充分考虑主客观因素,运用粗糙集和层次分析法研究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影响因子,确定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指标体系,并通过评价方法将指标合理化。研究结果表明： ① 判断矩阵计算的各因素权重结果较为接近,比较理想。② 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影响因子中的消费水平、旅游景观、旅游氛围均超过0.1,排在前3位,较以往学者研究结果有所变化。③ 农村居民出游对旅游资源偏好较以往有很大改观。④ 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氛围营造等影响因子已经超过了之前农村居民优先考虑的距离因素。⑤ 对交通条件,住宿水平的影响因子考虑的较少。相对传统的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出游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层次分析法所依赖的专家经验,避免出游因素评价指标设计中出现的重复性。     

浙江陆路交通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及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板块旅游”空间结构理论、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讨1996~2016年浙江陆路交通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及发展影响。研究表明：① 交通路网建设带来城市可达性提升,其地理过程、格局呈现围绕“四大都市区”轴带放射状“Π型”演变特征。② 交通网络效应下,新增景区密集分布于邻近中心城市主要对外交通要道两侧,耦合于可达性时空演变,且“板块”旅游地域结构特征显著。③ 空间计量结果发现,交通区位、经济基础、资源禀赋等因素不同程度影响地域旅游经济发展。     

宗教文化旅游对游客的影响研究 ——以武当山道教文化旅游为例

以武当山为研究案例地,通过游客问卷与访谈调查,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定量分析武当山旅游体验对游客认知、思想、行为意愿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武当山游客的旅游动机有宗教朝圣、文化体验、娱乐放松及感情交流4类;② 宗教文化旅游影响游客对目的地的形象感知及对道教文化的认知、态度及践行意愿;③ 宗教文化旅游对游客的影响强弱因动机而不同,自强至弱依次为宗教朝圣、文化体验、感情交流及娱乐放松。     

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空间关系、演变及驱动因子——长江三角洲城市级别体系新认识

以“揭示规律、验证规律”为研究逻辑起点,提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数理空间分布模型及其时空演变模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为例,系统搜集1995~2014年系列基础数据,探讨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的空间关系及其演变机理。结果表明：① 20 a来长三角地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的数理空间分布呈三段“金字塔”式结构,城市级别越高,分布数量越少;② 三元空间关系在演变中,1995~2009时期内的三阶段符合演变模型的A线关系趋向,2010~2014阶段呈“核”式分布,旅游对城市规模存在倒逼效应;③ 依据城市4个基本象限类分布,级别高的城市分布在Ⅰ类区,Ⅳ类区与Ⅱ、Ⅲ类区间存在单向转换与演变关系;④ 对驱动因子剖析,政府政策的倾斜、城市规模效应以及旅游的快速发展共同促成三元关系的演变格局。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旅游经济差异分析研究

利用极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赫芬达尔系数、首位度等方法,以2000~2013年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各地市的国内旅游收入、国际旅游收入以及旅游总收入为分析对象,揭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旅游发展规模呈现不平衡态势,各地市间绝对差异较大,相对差异逐渐减小;② 示范区内各地市的国内旅游收入差异和旅游总收入差异小于国际旅游收入差异;③ 2000~2013年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总收入的基尼系数介于0.30~0.41之间,处于相对合理区间,国际旅游收入的基尼系数介于0.50~0.67之间,差距较大,甚至很悬殊;④ 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总收入城市首位度指数始终介于1.2~2.2之间,相对较大,第1位城市对第2位城市形成稳定的规模优势,而国际旅游收入城市首位度指数大部分时间介于3.0~9.5之间,第1位城市对第2位城市形成绝对的压倒性的规模优势。通过对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旅游经济差异成因进行分析,表明区域旅游经济规模与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区位条件好坏、政府政策支持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高铁网络化下东北地区旅游空间结构动态演变分析

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测度高铁对东北城市旅游交通可达性的影响,进而分析高铁网络化下东北城市旅游市场出现的新特征、新变化。研究发现：① 高铁极大提升了东北城市旅游交通可达性整体水平,可达性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高铁廊道效应”。网络化形成进程中,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由主干道运行期的“极化特征”向支线完善期的“均衡特征”转变,东北“全域式旅游”发展格局开始形成;② 主干道形成期,高铁以“虹吸效应”为主导,加剧了东北旅游市场发展的不均衡,促进哈大旅游经济带形成;支线完善期,高铁以“扩散效应”为主导,均衡式发展格局开始凸显;③ 高铁推动了东北城市“同城化”发展进程,市内游、周边游模式将发生改变,省际游、跨地区游模式将逐步盛行。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旅游经济与交通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构建旅游经济和交通系统综合发展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旅游经济-交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结果发现：① 综合发展水平时序变化上,旅游经济与交通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均稳步提升,发展速度与水平基本同步,两者较为均衡。② 耦合协调时序变化上,耦合度保持较高水平且波动不明显,说明交通发展有效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经济-交通系统协同程度不高,整体处于中度失调阶段。③ 耦合协调发展空间演变上,各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且同一年份处于同一水平,旅游经济与交通系统发展水平由交替波动向交通发展滞后于旅游经济发展的态势转变,交通系统发展逐渐落后于旅游经济发展。最后,从旅游空间结构、内外交通网络、全域旅游、智慧旅游4个方面提出旅游经济-交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旅游经济系统失配度空间格局分异与形成机理分析

将中国省级行政区作为分析单元,以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业质量、社会系统支持、公共服务投入、生态环境质量五大子系统构建旅游经济系统失配度评价指标体系,对旅游经济失配度进行系统评价和空间格局测度,并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省级行政区旅游经济失配呈现极差化与相对差异较大的特点,广东省为失配度最低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为失配度最高区;② 2015年中国旅游经济失配以低度失配为主,主要影响因素有旅游资源丰富度、旅游劳动生产率、等级公路网密度、互联网普及率、森林覆盖率等;③ 旅游经济系统失配空间分异的主要机制：旅游资源禀赋与开发质量是基础动力,旅游市场经济环境是直接动力,旅游目的地公共服务质量是外在动力。     

“一带一路”沿线重点省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从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视角，以“一带一路”沿线18个重点省份为研究靶区，运用修正的DEA模型等方法探究2008—2017年的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时空演变及发展趋势。研究结论有：① 10 a间，18个重点省份旅游资源转换效率均值仅为0.312，远未达到生产前沿面。② 经过邹检验（Chow test），2014年为“一带一路”沿线18个重点省份旅游资源转换效率时间序列的突变点。③ 18个重点省份的旅游资源转换效率均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开放先行区、战略支点区未通过σ收敛检验、战略支点区未通过绝对β收敛。     

中国本土主题公园旅游体验质量评价及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以旅游网评为大数据样本,构建评价体系,测度中国本土69家主题公园的旅游体验质量,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旅游网评为全维度评价提供了数据支撑,语义分析可量化旅游主体、客体和情景体验质量;② 旅游体验质量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等级结构特征,旅游主体和客体两维度得分级差分布显著,旅游情景维度波动性最大;③ 不同类型的主题公园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明显不同;④ 不同等级的主题公园旅游体验质量分化不明显;⑤ 主题公园及其旅游体验质量的空间分布在市域尺度上出现空间错位,空间集聚效益显著。     

京津冀雄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研究

利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采用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和核心边缘指数,对2013和2016年的京津冀雄地区的旅游经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分析发现：① 旅游经济联系度和联系量提高显著,旅游经济联系有均质化趋势。② 网络结构呈现北部和南部相对稀疏,中东部相对密集的非均质格局。③ 雄安新区是旅游网络空间的战略节点,该区将促进京津冀旅游均质化发展。④ 具有一定的核心-边缘区结构,北京和天津为核心区;邢台和雄安为边缘地区;其他区域为中间区。石家庄和邯郸将成为除京津之外的旅游经济网络结构中心。京津冀雄逐步从“两核独大”网络格局向“两核带动,多点发展”转变,区域整体网络化初步形成。     

区域旅游生态效率实证分析——以海南省为例

基于旅游碳足迹、生态效率、旅游经济效应等理论,构建了旅游生态效率模型,在定量计算海南省2012年旅游生态效率值的基础上,对旅游生态效率区域差异进行了成因机制分析。主要结论有：① 海南省2012年旅游交通生态效率为0.898元/kg,旅游住宿生态效率为7.13元/kg,旅游活动生态效率为16.32元/kg,旅游综合生态效率为1.787元/kg,旅游活动和旅游住宿的生态效率值大于旅游交通生态效率值。② 在出行距离既定的情况下,优化旅游生态效率的措施在于：提高人均消费水平、延长平均停留时间、增加平均参与活动频次,即“短距离、长停留、高消费”的市场模式有利于优化旅游生态效率,反之,“长距离、短停留、低消费”的市场模式则拉低了旅游生态效率值。③ 海南省旅游者外部交通平均距离较大、乘坐飞机旅游者比例较高、旅游收入统计值低于实际值等原因叠加起来使其旅游生态效率水平略次于部分旅游地。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黑龙江省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耦合协调发展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依据耦合协调原理与模型,构建旅游供需评价指标体系,对黑龙江省旅游供需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旅游需求和供给系统综合发展指数波动上升,发展态势良好;② 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度平稳增长,耦合协调等级经历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步协调;旅游供给滞后为历史特征,旅游需求滞后渐显扩大;③ 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各子系统耦合协调等级介于勉强协调与初级协调阶段;旅游供给子系统相对滞后,且交通供给滞后更为凸显。     

求新动机对游客重游意愿的调节作用研究——以西塘古镇为例

以西塘古镇为案例地,利用问卷调查所获取的数据,通过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了重游意愿的形成机制以及不同求新动机水平下旅游者重游意愿的差异。结果表明： ① 满意度和地方依恋对短期、中期和长期重游意愿均有显著影响,求新动机仅对长期重游意愿有显著影响,而目的地形象对重游意愿的影响未达显著水平。② 求新动机对目的地形象与短期、中期和长期重游意愿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不同求新动机水平下,目的地形象对重游意愿的影响程度不同。即随着求新动机增强,目的地形象对重游意愿的作用得到加强。③ 求新动机对满意度与短期、中期和长期重游意愿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不同求新动机水平下,满意度对重游意愿的影响程度不同。即随着求新动机增强,满意度对重游意愿的作用削弱。④ 求新动机对地方依恋与重游意愿的关系不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基于网络游记的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采用网络游记文本数据,结合爬虫技术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北京市“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城市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存在不均衡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节点的的影响控制能力强,新兴旅游吸引物的集聚能力相对较弱,受不同类型节点的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这种差异存在动态扩大特征。② 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呈现显著的等级分层结构和节点分散分布特征,传统游憩场所是城市旅游流的核心节点,外围发育的旅游节点较分散且规模能级提升空间较大。③ 城市旅游流拥有显著的赋能效应、倒逼效应和联通效应。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时空格局演化与机制研究

运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及哈格特空间结构模式理论,尝试性提出旅游产业生成空间的概念和内涵,剖析其周期性特征。并以张家界为实证研究对象,采用最邻近点距离、重心模型、时间同步性等分析方法,从结构、时间和空间3个维度定量解析了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的演变过程,推演出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时空格局演化的模式与规律,揭示其格局演化的动力机制。结果显示：①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结构总体呈凝聚型分布,内部为“两均两凝”型,重心位置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移动表征,且空间内部同步性较好,但差异性特征较强;②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时空格局演化经历了出现期点状→生成期核心-边缘→发展期双核两翼东西联动的周期性模式。③ 旅游地地理尺度上 “集聚力”、“路径依赖”和“旅游价值链”是推动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演化的综合作用结果。     

亲缘网络对农民乡村旅游创业意愿的影响 ——基于浙江浦江农户样本实证

基于“亲缘网络”这一农村基本人际关系要素,探讨家人亲戚构成的亲缘关系网对农民旅游创业意愿的影响,分析感知创业风险、创业警觉在上述影响中所起的中介效应。基于浙江浦江240户农户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① 亲缘网络三维度（网络结构、网络关系、网络认知）对农民旅游创业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 感知创业风险在亲缘网络关系、网络认知与农民创业意愿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③ 创业警觉在亲缘网络关系与农民创业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亲缘网络认知与农民创业意愿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利用好亲缘关系要素有助于更好地激发农民自主创业,推动乡村旅游内涵式发展。     

东北地区旅游经济影响因素时空特征研究

从中观层面以东北地区41个市域为分析单元,选择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2004、2009和2015年截面数据,采用ESDA法分析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特征,运用OLS和GWR模型分析旅游经济和旅游产业因子、消费因子、投资因子之间的关系,以此挖掘旅游经济影响因素的时空结构信息。结果表明：① 旅游经济发展呈显著空间正相关,相关性逐渐增大;② OLS回归结果表明,旅游产业因子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强度最大,在旅游产业发展中始终起基础性决定作用,其次为消费因子和投资因子,后两者差别不大;③ GWR回归结果显示,模型3 a拟合优度均比OLS有所提高,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但分布规律不同;旅游产业因子回归系数高值区经历了西南部-中南部-东北部转移,向外围圈层递减;消费因子回归系数高值区由东北部向东南部转移,向外围逐渐递减;投资因子回归系数高值区则由东北部-中南部-东北部转移,向外围逐渐递减。     

基于空间互动模型的兰州市乡村旅游网络中心性分析

基于传统“引力模型”,引入通勤时间、旅游潜力等指标,构建了“旅游空间互动模型”,并以兰州市47个乡村旅游发展重点村为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剖析了兰州市乡村旅游网络中心性特征,发现：① 兰州市各村庄的度中心值均高于中介中心,中介中心值均高于向量中心,且主城区周边村庄的中心性普遍高于西北部永登县、东南部榆中县及其他县区所辖村庄的中心性;② 兰州市乡村旅游网络发育不成熟,空间结构呈现局部紧凑、整体稀疏且发展不均衡的特点;③ 当前兰州市乡村旅游发展以第二层级村庄为主,急需培育第一层级村庄以完善旅游网络中的核心节点。最后,提出优化兰州市乡村旅游网络结构的对策。     

东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东北地区2009年、2012年和2015年A级旅游景区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相关分析等数理和空间分析方法,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从类型、均衡度和密度等方面对东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 2009年、2012年、2015年3个时段,东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呈集聚状态,且集聚程度具有先强后弱的演变特征;② 省会城市和主要交通节点城市附近A级旅游景区核密度较大;③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东北三省A级旅游景区核密度增强区域扩散较快,但蒙东地区变化较慢;④ 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影响很大,其中地形地貌、水文是影响A级旅游景区分布的内生因素,而社会经济水平、交通等是重要的外推动力,对A级旅游景区分布影响比较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