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区域均等化的动态分析

选取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公共文化四大类指标,利用2008—2013年我国26个省份163个中小城市的统计数据,测度了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区域均等化程度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中小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平均水平呈上升趋势;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的区域均等化程度较好,社会保障和公共文化的区域差异较大;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表现出空间集聚发展态势,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呈加剧之势。优化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加强省份间协同发展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     

辽宁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时空格局研究

通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法对2003—2013年辽宁省14个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时空格局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自2003年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以来,辽宁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得到较大幅度提高,总体上呈由低水平向高水平演进的趋势,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基本公共服务的市际间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呈缩小趋势,低水平地区的"赶超效应"明显。空间上呈现出"中部凸起、两翼塌陷"的格局。各类型城市中,中心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最高,资源型城市次之,一般地级市水平最差。     

中国普通高中教育均等化及障碍因素分析

以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从教育背景、教育投入、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模型测度各省份普通高中教育均等化水平,运用障碍度分析法揭示阻碍各省份普通高中教育均等化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从综合均等度来看,普通高中教育均等化水平较高的省份集中在环渤海地区和江浙沪地区,其中北京市最高,河南省最低。从空间格局来看,各省份普通高中教育均等化水平有显著差异,总体上呈现“东-西-中”递减趋势。分析表明,P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S3（高级职称专任教师比例）、S2（本科学历及以上专任教师比例）、P2（学校数量/万名学生）是影响各省份普通高中教育均等化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     

陕西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空间差异分析

为了揭示陕西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空间差异,促进全省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康发展,建立了由3个Ⅰ级指标(基础设施完善度、公用服务完备度和环境友好度)、13个Ⅱ级指标和36个Ⅲ级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全省11个地级市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全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水平较为均衡,均等化水平区际空间分布存在差异,均等化水平空间集聚水平差异显著;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中基础设施投资水平对其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水平与农村人口比例成反比关系,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水平各要素的影响程度不同。     

转型时期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析

通过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指数模型,借助三维模拟及GIS空间自相关技术,探讨了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格局、公平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呈核心-边缘格局,区域供给规模差异大且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区际及不同类型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差异显著;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     

成渝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空特征与成因解析

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测算2010—2018年成渝城市群16个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成渝城市群整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逐年提高,但城际绝对差距在扩大、城际均等化水平未显著提升。(2)公共服务子系统的公共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服务、环境保护、交通物流的均等化水平都显著改善,但社会保障的不均等化程度加剧。(3)空间上呈现“双核突出、中部塌陷”的结构,与城市位序规模法反映的城市等级体系不匹配。(4)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和人口因素对成渝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财政支出水平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绩效考核等约束下对均等化的影响程度不及以上因素。     

基于应对公共健康危害的广州社区恢复力评价及空间分异

公共健康危害形势日趋严峻,综合测度社区恢复力并探寻空间分异格局,有利于摸清城市公共健康水平及社区应对健康危害的能力,对推动社区健康治理、促进健康公平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对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向公共健康领域拓展及中国化探索具有理论创新意义。以广州市社区为基本单元,从自然环境、建成环境、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政府制度5个子维度选取23个指标、32个表征要素建立应对公共健康危害的社区恢复力评价模型,运用灰色关联TOPSIS法对其进行测度,将社区恢复力划分为优秀、良好、中等、较差和差5个等级,结果显示：恢复力中等水平社区居多,优秀级和差级社区均较少,整体呈“橄榄型”结构,且城市社区恢复力优于乡村社区;社区恢复力空间上由中部向四周,东北部向西部,南部向北部梯度递减,各子系统空间格局差异显著;不同等级恢复力的社区呈“集群化”空间分布,优秀级呈“双中心”格局、良好级呈“核心—边缘”格局、中等和较差级均呈“大分散—小集中”格局、差级呈“边缘延伸”格局;中部、南部公共健康安全,西部相对较危险因而是城市公共健康安全重点防御区域。     

中国贫困村测度与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农村贫困问题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面向当前国家瞄准贫困村和贫困人口的精准脱贫战略需求,基于“十二五”期间全国贫困村“整村推进”项目村数据,构建村级多维贫困综合测度模型,并利用加权核密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方法等,从不同尺度、不同视角系统测度并分析了研究区贫困村的相对贫困特征。结果表明：① 贫困程度上,“十二五”期间贫困村呈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省级、县级尺度下贫困深度与当地经济、区位、政策、自然环境等因素相关;② 空间分布上,全国贫困村分布呈现出东部和西北部稀疏、中部和西南部密集的“夹层”形空间异质性格局,同时存在多个不同量级、呈“星点”式分布的贫困核心;③ 中国贫困村的多维贫困存在较强的全局空间依赖性,局部呈现为高—高区与低—低区集中式分布、高—低区与低—高区离散夹杂式分布,且整体表现为西高东低的“阶梯状”格局。     

基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中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评价

在深入分析城乡一体化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要求的基础上,基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从城乡空间、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一体化设施4个方面构建了基础设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关中地区为例,采用熵值法对其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看,关中5个地市基础设施建设差异较大,基础设施建设差异与地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状况基本吻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和农业发展条件是影响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因素。(2)关中5个地市基础设施建设存在3种类型:宝鸡市——城市过度建设型,咸阳市——城乡均衡建设型,西安市、渭南市、铜川市——乡村过度建设型。     

东北三省城乡结构演变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2003—2019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包括经济结构、要素结构、社会结构和公共服务结构的城乡结构协调度指标体系,运用全局熵值法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城乡结构演变格局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1) 2003年来,东北三省城乡结构协调水平整体提升且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但中心城市的城乡结构协调水平相对较低,要素资源分布较为集中。(2)城乡结构各指标变化率呈现“点状+面状集聚”空间格局,其中经济结构和要素结构演变类型主要为增长型,公共服务结构演变类型主要为降低型,社会结构演变类型省际差异明显。(3)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经济结构和公共服务结构协调度提高、要素结构和社会结构协调度降低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且城乡结构、经济结构和公共服务结构协调度提高具有正向溢出作用。(4)城乡结构演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     

连片特困区贫困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县域经济时空格局演变关系研究

连片特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发展是农村扶贫开发“新纲要”的重要方向之一。构建贫困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综合评价体系,从片区—省—县尺度多角度揭示2010-2012年间研究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空发展差异;运用圈层结构和脱钩模型系统分析“新纲要”实施以来其与县域经济间的协同发展程度。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呈西低东高的空间非均衡性和时间稳步上升的态势;② 片区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整体差异呈缩减之势,县域间农村公共卫生发展较为均衡,农村公共安全服务发展差距悬殊;③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县域经济的协同发展程度随圈层辐射作用的减弱呈正相关降低状态,且前者的发展整体滞后于后者。     

中国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教育POI设施数据,利用ArcGIS比较统计地图（Cartogram）、核密度分析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对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方法对其格局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资源数量约占65%,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高值区域与城市群所在区域较为吻合,低值区域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以西,东西部基础教育资源绝对数量差异明显。学前教育服务人均数量的低值区主要分布在西部,中部也存在部分低值塌陷区,相较于中小学,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问题突出。小学和中学教育公共服务人均数量的高高集聚（H-H）和低低集聚（L-L）区域在东中西地区均有分布,综合而言,地区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人均数量均等化优于绝对数量的均等化状况。常住人口、第三产业比例、建成区面积是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空间格局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北京市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空间格局和特征

本文从设施数量、质量、空间分布和满意度4方面,构建设施服务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多指标综合评价法、GIS空间分析和三维模拟技术,探讨北京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和差异特征。由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评价结果得出,不同类型设施服务水平空间差异显著,文化服务中心(文化站)服务水平最高,艺术馆最低。由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分区可知,54.96%的街道处于低水平。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其空间特征如下：设施服务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服务水平整体上呈现明显的“核心—外围”空间结构,沿核心到外围递减,并且核心区较高,西北部和南部地区偏低;服务水平空间分异趋势明显,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均呈倒“U”型趋势,并且东西方向相对于南北方向变化较为平缓,由西到东微弱上升;文化设施服务水平空间分布与人口空间分布相关性较弱;文化设施等级与服务水平基本相匹配,高等级设施占比较多的城区设施服务水平也较高。     

广州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以教育、医疗和文体设施为例,采用Kernel密度分析和通径分析,研究了广州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城乡聚集水平差异显著,总体上呈核心―边缘圈层结构格局,其中老城区为核心区,新开发区为过渡区,而广大农村区则为边缘区;2）不同类型设施空间格局基本一致,但各具特色,医疗设施密集程度最高,教育设施次之,文体设施最低;3）区际空间分布不均,行政区划烙印明显,越秀、海珠和荔湾区核密度最高,与增城、从化差异显著,行政边界成为Kernel密度等值线连续向外扩展的割裂线;4）通径分析表明,人口因素决定公共服务需求,是影响公共服务空间布局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因素决定公共服务供给,防止人口过于集中分布和增加公共服务设施投入是解决广州市公共服务设施城乡分布不均最有效的方法。     

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认知乡村生活质量的地域分异规律及形成原因,既是新时代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新内容,也是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以湖南省101个县（市、区）为研究单元,构建由6个维度组成的乡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及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研究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南乡村生活质量总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并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态势;从空间关联格局来看,HH区和LL区在空间上集聚格局明显,显著HH区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地区和周边临近县域,显著LL区主要分布在大湘西地区;影响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为人均GDP、城镇化水平、离省会城市距离、海拔,次重要因素为坡度、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农村非农劳动力占比、农业机械总动力。振兴乡村,提高乡村生活质量应在充分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把乡村产业振兴和经济振兴放在优先的位置,应积极改善广大乡村地区的互联互通条件,促进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现代化。     

平原农区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机制——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

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模型,验证了平原农区是否存在空间贫困陷阱,定量探测了平原农区农村贫困化主导因子,揭示了平原农区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结果表明：①平原农区农村贫困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集聚性,张庄村、贾桥村、徐田村、刘染村、陆楼村长期处于贫困发生率的“高高集聚”区,空间上存在贫困陷阱现象;②区位条件、公共服务等第二地理要素对平原农区贫困化分异起主导作用,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等第一地理要素的影响作用较弱,到县城中心距离、到主干道距离、公共服务点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是利辛县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子;③交互探测的结果显示,主导因素交互作用的驱动力呈非线性增强。平原农区在精准扶贫的实践中,应重视第二地理要素对贫困分异的增强作用,加强交通设施投入,合理布局公共服务点,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平原农区减贫提供基础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亟待强化贫困地理学的贫困发生机制、贫困地理格局和减贫路径研究。     

自然禀赋与政区类型对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传统研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多集中于社会经济指标,对“先天赋予”的自然禀赋与“后天叠加”的行政“身份特征”研究较少。在探究自然禀赋因素的同时,引入市辖区、省会、城市群以及各个交互项的行政身份虚拟变量,使用2015年夜间灯光数据表征县域经济,利用空间自相关展现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并通过回归分析揭示自然禀赋与政区类型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中国县域经济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且县域经济统计指标表明的确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现象。② 城乡差距仍是中国区域差异的最主要特征,其中省会地区的城乡差距更为明显。③ 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高,内部差异较小,西部地区省会-非省会差异与城乡差距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地区省会区域与非省会区域的差距要大于城乡差距。④ 三种政区类型中,市辖区类型对经济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省会类型次之,城市群最弱。⑤ 通过交互项分析,城市群对中国区县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十分明显,尤其在东部地区,不仅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也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中西部地区作用较弱。⑥ 自然禀赋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坡度大于15°面积比例过大以及平均海拔过高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⑦ 通过对自然禀赋和政区类型交互项的分析,城市群战略的实施可以缩小由地形地貌所造成的县域经济差距。     

中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时空格局与形成机理

基于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测度,建立贝叶斯时空模型对2006—2017年中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演化速度和加速度的时空分异趋势、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全国整体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呈现阶段波动上升态势,东中西地区间差异显著,呈现由东至西阶梯递减格局;② 局部趋势上,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与其发展速度具有正向关联特征,同时加速度增长趋势与其发展速度则呈反向变动特征;③ 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时空格局是供给和需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资源丰度供给是内部驱动力,产业发展供给是向导力量,经济基础供给是核心驱动力,政策制度供给是外部驱动力,客源市场需求是潜在推力,城乡融合需求是双重驱动力,社会需求是非敏感因子。     

公路客流视域下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集聚、层级体系与演化模式

借助公路客流大数据,研究中国公路客运交通网络的空间分布格局与集聚机理,以系统解析区域城市网络“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层级体系与演化模式。研究显示,中国公路客运交通网络总体上呈现出区域性中心集聚分布格局,公路客运联系的距离衰减和地理邻近分布特征很好体现了地理学的空间相关性,公路客运联系的区域性空间集聚和层级叠套现象则是地理学空间异质性分布规律的表征。对中国公路客运交通网络进行省域尺度社区探测,出现类似省级行政区划的社区划分,更大区域尺度的社区探测则出现类似全国七大地理分区的空间划分,反映出公路客运交通联系的集聚特性是以各级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性空间集聚分布。随着区域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中国城市网络由西向东明显呈现出单中心到多中心、弱层级到多层级、少节点到多节点的渐进式空间演化过程。西北、东北、湖北、山西、江西、广西和云南等社区为“单中心、弱层级、少节点”的网络体系,广东、成渝和山东社区呈现“双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结构,沪苏皖社区则发育出最为成熟的“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城市网络体系。研究以空间换时间,将区域系统的城市网络演化过程划分为节点城市发育、地方中心增长、省...     

中国城市土地城镇化多层级影响因素分析

土地城镇化是地理学与土地科学交叉的核心研究领域。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土地城镇化作为城镇化在空间的具体体现,已经成为学者和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土地城镇化受到省、市多层面因素影响,单一层面的影响因素并不能完全有效解释中国特殊行政体系下的多层级关系。本文采用熵值法对中国省、市两个层面影响因素的不同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建立两层线性模型,对2005年和2016年全国102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土地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市级层面,2005年要素投入和公共服务是影响城市土地城镇化的主要因素,其中以要素投入最重要。2016年经济发展水平成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要素投入、公共服务、人口集聚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② 省级层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土地城镇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政府资源保护态度、生态和农业资源与市级因素以及城市建成区面积呈显著负相关。根据区域所处发展水平的不同,政府开发态度、地理区位与市级因素存在复杂的影响关系。③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城镇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地城镇化进程逐步由政府主导转向经济驱动。多层级土地城镇化研究,可以更好地解析不同层面影响因素对土地城镇化水平影响机制和跨级关系,为更合理精准的城镇化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