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变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针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问题,构建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演化综合评价指标,并利用1990—2016年长三角区域16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基于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重心模型探究两系统之间演化的互动作用关系和时空演化。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的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间存在较显著的耦合关系;长三角区域各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匹配度均稳步提升,但长三角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不够均衡,长三角南部的耦合协调的发展程度稍弱于长三角区域北部的发展;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长三角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以上海-南京为轴线的耦合协调发展区域,整个长三角区域的耦合协调则呈现“Z”字形特征。     

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空间关联特征及内在机制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但当前研究在综合反映城市化的时空特征时,往往忽略区域城市间的空间关联及其演化过程,无法有效地揭示区域城市间的相互影响和内在机制。基于空间极化及扩散理论和系统分析方法,剖析了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的空间演化过程。结果显示:① 1995—2015年间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的规模等级特征明显,作为区域增长极,上海处于第一等级,南京、杭州、苏州为第二等级;城市化空间关联指数也表明,以上海、苏州、杭州等10个城市构成区域最为密集的空间联系网络。② 研究时段内,城市化过程中空间极化和空间扩散同时存在,且空间极化的城市往往会进入新的扩散阶段,以南京、杭州等城市表现最为明显。该结果证实了各城市间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空间作用关系。本文还探讨了区域城市化的驱动机制,表明区域内产业升级和转移是形成空间极化或扩散作用的主要内生动力。本研究可为区域发展规划提供重要的科学支撑。     

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极化过程及其演变格局研究

在中国人口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下,人口非对称流动引致的城市间集聚差异不断循环累积而产生空间极化现象,研究极化形成的格局及其空间效应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以长三角地区的41个城市为研究案例,构建人口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测度2000—2019年人口集聚指数的基础上,运用极化指数和变异系数等,探究长三角人口城镇化空间极化的演变过程、空间特征及其正负效应。研究发现：① 200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的时空分异逐年上升,空间极化度提高近40%,城市发展的非均衡性不断增强;空间极化表现出随尺度放大而递增的趋势,呈现出长三角地区整体大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极化特征,形成“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的“多中心”空间极化格局,核心区已演变为空间正极化区域。② 随着人口集聚程度的变化,不同维度的空间极化时空分异不断扩大,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长三角沿江轴线上,由此向安徽、江苏北部、浙江南部等区域递减,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形成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潜力的空间极化态势。③ 研究期内绝大多数城市的极化水平发生了的跃迁,正—正型和负—负型城市的增多加剧了区域的空间极化效应,呈现出“哑铃型”分布特征。④ 在人口城镇化中,人口结构是长三角地区空间极化的主要驱动力,未来不断提升人口素质,并调控正—正型和负—负型城市分别向正—负型和负—正型城市转型将有助于推动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协调发展。     

绩效视角下区域旅游发展格局的时空动态及耦合关系——以泛长江三角洲为例

从绩效视角下对区域旅游发展格局的动态把握是认识区域旅游空间结构、配置旅游业生产要素和实现旅游业提质增效的重要依据。以泛长江三角洲为研究对象,运用ESDA、LISA时间路径和重心轨迹等研究方法,从业绩和效率二维视角对2000-2015年区域城市旅游发展格局的时空动态及其耦合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区域旅游发展业绩和效率的时空格局动态变迁路径差异明显,旅游发展业绩总体空间格局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结构和空间依赖方向上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并以协同增长为主;旅游发展效率虽然总体空间格局的相关性不断增强,但其局部空间结构和空间依赖方向上的波动性较强,协同与竞争并存。(2)这种空间格局动态的分异是由于区域旅游发展业绩的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转移惰性,存在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而区域旅游发展效率的局部空间结构极不稳定,类型切换较为活跃、频繁。(3)区域旅游发展业绩和效率的重心趋于集聚,空间耦合关系不断增强。其耦合分布上,上海、苏南、浙东北和皖南地区城市多属于高绩高效型城市,高绩低效型城市多集中在区域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苏北、苏中、皖北和皖中等地区多为低绩高效型或低绩低效型城市。     

长三角地区众创空间的地理分布及影响机制

基于国家级众创空间认定分析长三角地区众创空间的发展阶段,运用最邻近指数法、核密度估计法刻画长三角地区众创空间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其变动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该地区众创空间地理格局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该地区众创空间的地理分布格局快速呈现出凝聚型特征;形成了以上海、杭州、南京为三核,以合肥都市圈、苏锡都市圈和宁波都市圈为集聚中心的空间格局;城市金融资本、开放程度、经济规模、信息化程度和创新活力5个因子影响作用最大,其次是城市科技创新投入、交通便捷度、政府支持力度、产业结构、科研实力、人口多样性、创业主体数量以及创新载体。     

经济联系视角下泛长三角网络结构研究

基于经济联系视角,通过运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与GIS空间分析,对泛长三角区域网络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泛长三角区域空间网络整体呈现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与合肥为多中心的"一级多核"空间格局;泛长三角区域空间网络密度较低,区域内城市间联系较为松散,城市职能分工不明确;通过多重中心性分析,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市对周边城市的极化和扩散效应突出,但次级区域尚未完全融入;泛长三角区域可划分4个凝聚子群,且凝聚子群内部小团体现象明显,子群内城市间经济联系较强。与此同时,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趋势加快,网络化特征初现端倪。     

国家高新区研发人员集聚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子探究

吸引研发人员是推动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的关键举措之一。本文采用区位熵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刻画国家高新区研发人员集聚的空间特征,探究其影响因子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国家高新区研发人员数量呈现出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分布格局,而研发人员集聚程度的空间分布较均衡。（2）整体上,高新区因子的解释力比城市因子更强,这说明以往只关注城市因子的研究存在不足。但在不同地区,两个层面因子解释力有所差异。东、中部地区,国家高新区研发人员集聚由城市因子和高新区因子共同作用,而高新区因子在西部地区影响更为显著。（3）高新区经济规模和高新区容纳人才能力是所有国家高新区研发人员集聚的核心因子。此外,城市住房成本、城市科研重视度和高新区外贸水平分别是主导东、中、西部国家高新区研发人员集聚的核心因子。（4）不同因子之间交互作用均呈现出增强关系,且具有区域差异性,具体表现为：高新区先进程度、高新区经济规模、城市交通便捷度分别是东、中、西部地区与其他因子的交互强化作用较为显著的因子。     

江苏省研发产业空间差异演变研究

研发产业对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及实现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对研发产业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薄弱。本研究以专利授权数来表征研发产业,采用变异系数、标准差及 ESDA 方法对1996-2009年江苏省研发产业的时空差异演变及成因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1）江苏省研发产业的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在2004年以前变化不大,其后二者都逐渐增大,尤其是在2006年以后更为显著;（2）江苏省研发产业空间格局在1996-2009年没有太大变化,苏州和无锡一直是研发产业较为发达的区域,苏北地区较为落后,在空间上低低集聚有向苏中蔓延的趋势;（3）江苏省研发产业具有向苏州、无锡和南通集聚的趋势,上海对江苏省研发产业空间结构演变影响显著。（4）区域创新环境及开放程度对研发产业具有显著影响,在打造区域创新环境的过程中,尤其要重视政府的作用;其次是市场需求因素。最后要注意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注重信息通讯设施等与研发产业相关的配套服务的建设,加大教育和培训的投入。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

以长江经济带127个市域为研究单元,结合地统计分析及空间变差函数,以1988、2001及2012年为研究截面,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出两极分化现象、东西差异显著,高水平区于东部地带呈片状及散点状分布,而低水平区于西部地带形成环状集聚格局;(2)冷热点格局呈现明显的梯度推移性,泛长三角地区形成片状热点集聚区,中部地带形成以武汉城市圈及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的次热点区,而西部边缘地带冷点区集聚;(3)空间变差函数显示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较强的空间自组织性,并在全方位呈现出波动变化格局,高值区域具有明显的迁移现象。且文章尝试从成因层、效应层、结果层探讨区域经济格局演变机理。     

基于金融细分行业的长三角城市网络的组织模式及驱动因素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基于金融细分行业的城市网络研究逐渐成为金融地理学的研究热点。论文以1990—2017年长三角15524家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应用连锁网络模型、模块度及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关系回归模型,探究长三角城市网络的组织模式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银行业视角下,城市网络呈现以上海为核心向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辐射的扇形格局;保险业视角下,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合肥等城市为次核心的多中心网络格局较为凸显;证券业视角下,城市网络联系形态相对稳定。② 不同金融行业下,城市网络均具有明显的“小世界”与无标度网络特性,地理邻近、择优链接是影响网络“派系”划分的重要因素。③ 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核心城市具备较强的网络辐射与集聚能力,在整体网络连接中扮演“守门人角色”;但由于证券企业数量相对较少、扩张速度较慢,导致其网络辐射与集聚能力远低于银行与保险网络。④ 人均GDP差值与银行网络呈倒U型关系;同一行政区划和地理邻近的城市能减小空间摩擦,促进要素流动;产业结构与金融环境相似的城市有助于解除锁定,从而加快其融入外部网络。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入境旅游空间聚集性分析

经济发展迅速,区位优势明显,旅游资源丰富,旅游经济发达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入境旅游发展优势。系统收集2000～2009年长江三角洲经济区25城市入境旅游数据,利用市场占有率、地理集中指数和变异系数对入境旅游地域分布的空间聚集性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入境旅游具有较高的空间聚集性,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市和高级别旅游景区（点）,如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无锡、宁波、嘉兴、镇江等城市;外国游客占主导,以日本、美国、韩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英国等国家游客为主,台湾是稳定的客源市场;入境旅游的空间聚集性在逐渐下降,而空间均衡度在逐渐提高。     

城市新兴技术产业的演化路径比较分析——以长三角物联网产业为例

199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地理学出现了演化思潮,一些新的概念为分析产业的空间演化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以长三角地区的物联网产业为例,探讨了新兴产业兴起和演化过程的地方差异。重点选取无锡、上海、南京和杭州四个城市,采用多案例比较的方法,从产业发展的历史基础、集群状况、政府政策,以及主要动力机制等方面,分析了4个案例的异同点,并突出这些城市在区域经济和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对产业演化机制的讨论还发现,技术基础、政策推动和偶然性事件是新兴技术产业初始发展阶段的主要动因。     

基于要素流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布局

以长三角城市群30个地级市市区为研究单元,从要素流动的动态视角,建立要素流的数理模型,借助于ArcGIS软件,对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的经济流、交通流和信息流的强度和方向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运用赋值法对3种要素流总量进行评分,并进行空间层级划分。得出核心区（包括上海、江苏沿江八市、环杭州湾地区等地市）和辐射影响区（位于长三角两翼的地市）。基于城市间的空间联系特征和城市群的空间层级结构,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发展布局提出进一步引导和规划,即上海为核心,苏州、南京、杭州、合肥和徐州为区域性中心城市,构成以沪宁合、沪杭、沪徐和沪温为4个发展轴的反“K”字型的空间形态,依据城市区位和要素联系特征,将城市群进一步划分为6个城市组团,形成以中心城市为增长节点、以发展轴为联结线、以城市组团为发展域的“点―线―面”有序发展的空间互动格局。     

基于有向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的长三角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分析

采用腾讯人口迁徙数据构建长三角的有向城市网络,利用有向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研究人口流动视角下的区域空间结构。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已形成“区域性核心-局域性核心-人口扩散型城市”联动发展的多核心、等级化、网络化的空间结构。在该地区同时存在“同城化”“核心-边缘”空间发展模式。长三角41个城市可划分为7种发展类型,其中资源集聚型城市对人口资源存在普遍争夺的情况。研究进一步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有向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发展特征,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长三角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战略布局提供支撑。     

基于城市流空间的城市群变形结构识别——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城市群空间结构在城市流的作用下发生剧烈的变形。基于长三角城市流的测度和关系矩阵构建,通过流要素分析、多维尺度分析,从“节点-联系-格局”3个方面识别流空间下城市群变形结构。研究表明：流空间下城市中心性层级特征变化明显,中间层级的城市数量大幅增加;局域范围内城市流网络仍受地理空间距离的制约,但高等级城市流具有跨地理空间流动特征;中心城市和边缘城市呈“异化”发展趋势,表现为中心城市的集聚组团以及边缘城市的分散偏离。     

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结构演变研究

基于2004~2013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跨区布址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的主要联系流由 “Z”字形空间结构演变为“金字塔”形结构。② 高行政级别城市在网络要素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省会城市的中介能力呈现“倒U”型发展趋势。③ 沪杭宁甬苏合6城市构成了长三角城市网络的核心层,核心-边缘层联系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联系方式;城市网络凝聚子群具有明显的地理粘着性,沪宁和杭州凝聚子群分别是群内联系和群际联系的标杆。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流”层级功能结构——基于高铁客运数据的分析

高铁作为城市群内部物质与信息交流的基础设施,是城市扩展和城市间相互联系的重要通道,而城市群则是被高铁系统压缩了空间的众多城市空间。本文通过采集长三角城市群380个高速铁路客运数据建构20×20的矩阵,建立了基于高铁客流的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间联系的矩阵,并在此基础上对长三角城市群内外空间结构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上海、南京、杭州、宁波间城市网络联系密度高于其他廊道城市间联系;②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向外延伸的轴线联系加强,主要表现为上海与镇江、嘉兴,南京与丹阳、湖州,苏州与常州、昆山等城市间联系紧凑;③在城市群“空间流”分层方面：第一层级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沪—苏—锡—常”及其沿线;第二层级城市网络主要由“沪—宁”及其沿线路线构成;第三层级城市网络主要由“沪—杭—甬”及其沿线路线构成;第四层级城市网络主要由上海—金华—义乌及其沿线路线构成。     

污染型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地区，污染型制造业在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选取83个直辖市、地级市、州为研究对象，对 2005-2015年污染型制造业格局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①时序变化特点表现为污染型制造业在下游地区呈衰减趋势的同时，中游却呈现大幅增长趋势；空间格局总体呈现出由沪宁杭沿长江向安徽皖江城市带、九江、荆州、长沙等中游地区扩散的态势；②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是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力。经济发展和政府调控对污染型制造业空间集聚具有重要拉动作用。要素成本、基础设施、市场因素等传统产业区位因素呈负相关关系；③分地区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和创新能力是中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集聚的主要拉力，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政府调控和创新能力对下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的衰减具有明显推动作用，特别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     

基于从业人口数据的长江三角洲内部职能分工与空间集聚特征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年、201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10%抽样数据,以长三角139个区县为基本空间单元,提取出各区县按“行业门类”划分的行业从业人口信息,合并归纳为7 种职能类型,从结构属性和空间属性两个层面分析长江三角洲内部职能分工与空间集聚特征。首先采取洛伦茨曲线和地理集中度指数(EG),测度区域内各职能规模分异与空间集聚程度,然后以职能区位熵为基础数据进行各区县职能空间聚类分析,考察各职能集聚区的空间布局及变化情况。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长三角地区整体上以“商务商贸”和“工业”为主要职能,并且存在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农业职能则持续弱化;长三角内部职能分工结构存在不断专业化的趋势,“商务商贸”、“现代物流”和“教育科研”等专业化服务职能逐步向上海、南京、杭州三大中心城市核心区集中,而“工业”职能集聚区集中分布在沪宁轴线地区,并逐渐向沿江地区和杭州湾沿岸地区转移和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