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工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与新地理经济学,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SDM),利用我国2010-2017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对工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异质性与工业碳生产率的关系以及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碳生产率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集聚现象;命令型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工业碳生产率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会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工业碳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能促进工业碳生产率水平,并且直接效应更加显著。此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科技进步和工业规模结构能够显著地促进工业碳生产率提升,但能源消费结构会对工业碳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     

中国中部地区技术关联对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技术关联对地区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认知邻近的视角出发,借助中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数据和专利数据,运用技术关联分析方法,探究制造业四位数行业技术关联对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关联对创新能力较弱的中部地区产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对于资源型产业集中、经济发展前景不佳的山西省而言,技术关联的作用并不显著;技术关联对其他五省制造业创新具有正向作用,呈现中间强南北弱的空间格局;从产业门类看,技术关联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创新促进作用最强,劳动密集型产业次之,资源密集型产业靠后,资本密集型产业最弱。     

高铁开通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为例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并将高速铁路开通看成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评估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看,高铁开通对全部样本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越高,产业结构越优化,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越明显。(2)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异质性影响。其中,高铁开通对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有促进作用但不显著。(3)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滞后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影响。其中,在高铁开通的第4年(2012年),对东部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对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进展与展望

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是技术流动和扩散的重要形式。本文梳理了产业转移技术溢出研究的演进脉络;总结了近年学界对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的主要论争,并基于技术、供体、受体、流通网络、距离条件、外部环境等影响因素对上述论争进行了解释。认为产业转移技术溢出具有很强的时空情景性和权变性,技术、空间与行为主体的异质性决定了产业转移技术溢出并非一种必然的经济现象,而是一种深受产业特征、区域条件、外部环境影响的或有效应。目前学界对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存在论争主要是由于不同实证区域的因素条件存在差异,今后应充分考虑案例区特质并设定严格的约束条件。最后提出了5个需要重点研究的方向:一是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或有性;二是技术流通网络影响;三是距离因素影响;四是转移企业对技术溢出的控制机制;五是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机制的差异。     

1998-2009 年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空间转移特征及其机制

1998 年以来,随着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空间不足、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升等问题逐渐凸显,对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制造业空间转移成为珠三角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采用企业数据和定量研究方法系统研究珠三角内部制造业空间转移的产业及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998-2009 年珠三角制造业整体呈现先分散后集聚的“U”型发展趋势,但集聚水平普遍偏低,且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珠三角制造业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的变化趋势十分吻合;地区间结构差异缓慢提升.基于产业—区域交互模型对产业转移机制的实证结果表明：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向交通成本低、工资水平低、环境管制宽松、土地成本较低地区转移的趋势;地区制造业同构推动珠三角制造业空间转移;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显著的集聚规模经济,产业向运输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前后向联系紧密的产业向市场潜力大的城市转移的趋势;当考虑产业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时,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业转移方向不明确.     

黄河流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空间溢出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制造业发展的配套行业,逐渐发展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减少能源消耗、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研究基于2004—2019年黄河流域地级市的相关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并构建SDM模型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GTFP的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得出以下结论：(1)黄河流域GTFP区域差异显著,“两极分化”特征明显,黄河流域中部地区的GTFP显著低于其他区域;(2)黄河流域GTFP具有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下能够对GTFP产生正向影响;(3)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溢出边界较专业化集聚范围更远;(4)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显著的行业异质性特征,相比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研究从推动产业转型,分区分类实施相关产业政策,优化资源要素的流动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对于黄河流域依托生产性服务业优化产业格局、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借鉴。     

京津冀城市工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溢出效应——基于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的视角北大核心CSCD

工业生产对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但鲜有研究从城市网络的视角探讨城市工业基于产业投资联系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溢出效应。论文使用2004—2018年京津冀城市间制造业企业投资数据,分析京津冀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特征,并创建城市间制造业投资联系矩阵,结合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基于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的京津冀城市工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间制造业互投资中污染型制造业投资增长最显著,且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制造业投资,污染型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更加分散,是造成城市工业对雾霾污染影响溢出的重要渠道。从时空演变来看,京津冀城市间污染型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不断扩张,可能造成城市工业对空气质量更广泛的跨地区影响。实证结果验证了城市工业通过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带来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这种溢出的传输机制是通过城市间的产业投资联系,且和投资的产业类型有关。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制造业投资,污染型制造业投资联系造成的雾霾污染溢出效应最强。因此,城市群地区需要统筹协调好城市间的产业发展,才能更有效地应对区域环境挑战。     

自然资源与城市的区位——兼论大河发展轴的经济机理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构建模型研究了偏在性自然资源对非资源型制造业区位选择行为和城市区位特征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当资源型制造业的规模较小、自然资源的位置较为偏僻、资源型制造业产品的运输成本较小时,城市—工矿区模式将成为区域空间结构的均衡状态;当资源型制造业的规模较大、自然资源的位置靠近区域的中心、资源型制造业产品的运输成本较高时,资源型城市是均衡状态。研究还表明,自然资源对城市区位的影响受控于偶然因素和路径依赖效应。接着基于研究成果完善了陆大道先生提出的大河发展轴的区位条件和经济机理的解释。最后进行了总结并对区域开发实践提出了建议。     

中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引入制度环境差异的研究

基于Fujita和Thisse提出的理论框架,引入制度环境变量,研究地区制造业集聚和制度环境通过地区技术创新影响空间技术溢出的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2003-2012年中国内地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TSLS)对其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一方面,从全国总体样本来看,加入制度环境变量后,制造业集聚与法律制度的交互项对地区技术创新和空间技术溢出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从分地区的样本来看,东部地区与全国样本检验结果一致,而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并未产生显著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提出通过优化制造业集聚提高空间技术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     

1991-2012年大陆台资不同类型制造业的时空格局演化

台商投资可促进大陆产业升级和两岸关系稳定。基于1991—2012年台商对大陆制造业直接投资数据,将大陆台资制造业细分成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分析其时空扩散特征,并用灰色关联方法探讨台资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的影响要素。结果表明:1大陆台资制造业行业结构有明显的阶段变化,与岛内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2大陆台资制造业空间分布表现出集聚与扩散并存,在集聚主导下呈现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扩散态势,并由南部沿海地区的单集聚格局发展为南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双集聚中心,最后演化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单集聚中心;3东部沿海地区承接南部沿海地区的三类产业(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成为高度集聚区,中西部则主要吸引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4不同阶段影响台商对大陆不同类型制造业投资的主导因子不同。     

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演化特征及门槛效应

基于非期望产出视角测度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探讨2003—2017年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时空演化特征及资源禀赋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① 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呈稳步上升态势,但全域和资源型城市表现出一定梯度效应,有两极分化现象;② 各城市生态效率总体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并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不同类型城市演化存在显著的时空惯性。③ 资源禀赋存在显著门槛效应,资源型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生态效率呈“U”型关系,制造业集聚在跨过门槛值后会产生抑制作用,产业协同集聚则始终具有正向作用;非资源型城市资源禀赋会削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制造业集聚及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跨过门槛值后不显著。     

碳管控政策下制造业空间转移与碳排放：微观机理与空间效应

本文从碳管控政策下的制造业空间转移和碳排放相互作用机理分析出发,使用融入区位要素的准成本-收益分析模型,构建了基于碳管控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引力机制与离心机制,推演制造业空间转移对碳排放格局的“重塑机制”。从实证的角度,运用基于参数改进的空间临近影响模型与地理加权回归法验证了制造业空间转移、碳管控政策对碳排放格局影响的空间效应,为中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建议和实践指导。研究发现：(1)碳管控政策对企业生产行为与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离心作用,限制性碳管控政策倾向于导致制造业企业区位转移。(2)无论何种碳管控政策,企业都倾向于以碳排放上限进行生产,地区碳排放是企业生产行为和区位选择、碳管控政策选择共同作用结果。(3)从“十二五”到“十三五”时期制造业空间转移呈现明显的跳跃式扩散和就近扩散的特征,产业转出地和转入地分布集聚。(4)区域碳排放格局是政府和市场通过引力机制和离心机制作用于企业的均衡结果。低碳和高碳制造业企业在转出地和转入地之间的转移使得碳排放格局呈现相对集聚-相对分散-绝对集聚的状态。(5)“十三五”与“十二五”时期相比,碳管控呈收紧态势,政策强度和力度...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

有序推进不同类型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是优化区域空间组织、提升地区竞争力的重要过程。论文基于区县层面的制造业企业汇总数据,在刻画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及其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基础上,建立统计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最低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集疏差异促使城市群“核心—边缘”结构进一步强化,核心城市更加专业化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边缘城市则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显著影响了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核心城市土地资源紧缺促使制造业总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土地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转移,环境压力促使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环境容量更大的地方扩散,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明显。另外,区位与交通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制度与政策等对不同类型产业的作用强度和方向也存在显著差异,共同推动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与制造业空间重构。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2002—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2002—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由2002年的0.58上升至2016年的0.80;②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心整体呈“西南—东北—西北”的变化格局,移动距离和速度逐渐缩小。标准差椭圆主要位于中国中东部地区,转角呈“缩小—增大—再缩小”的趋势,由偏东北—偏西南方向向正北—正南方向不断偏移,在偏东北—偏西南方向的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在偏东南—偏西北方向的空间分布趋于极化;③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空间相关关系逐渐减弱,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江苏、上海等华东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陕西、甘肃、四川等地区;④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金融发展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对外开放、产业集聚和交通基础设施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正向影响因素,信息化水平阻碍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渔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SBM-GML指数测算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两类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下,环境规制工具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近10 a来中国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0.967～1.090波动,呈现稳中有升态势,技术进步是中国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2)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影响呈先扬后抑的倒“U”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呈先抑后扬的正“U”型。(3)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地区性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更显著的作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具有更显著的作用。     

中国产业跨区域转移的总体特征与趋势

在总结我国产业跨区域转移历史过程的基础上,从广义的产业转移内涵出发,借鉴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定量分析了我国2007—2012年省区间的产业转移。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速度正在加快,主要以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为主,西部地区虽然承接了大量的资源开采型产业,但其投资的加快也引起了中东部地区相关制造业的增长,即间接隐性产业转出。未来,具有资源指向性的产业、劳动密集型和低端加工制造环节以及部分钢铁、石化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将会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具有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或生产环节将会进一步在东部地区集中。     

产业转移、专业化分工与跨区域协同发展研究——以粤湘赣桂为例

利用地区专业化分工理论与方法,选择广东(粤)、湖南(湘)、江西(赣)、广西(桂)为研究对象,以2006—2015年制造业2位数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产业转移与地区分工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广东产业转移降低了四省份的分工水平,地区间产业同构较为突出,跨区域产业链构建处于初期阶段;第二,制造业整体呈空间扩散趋势,但资源和低技术产业扩散速度高于中高技术产业,一些高技术行业进一步向发达地区集聚,同时,大多制造业都指向广东市场,表现出产品内分工转移特征。     

资源衰退型城市接续产业选择研究——以江西萍乡市为例

资源型城市随着资源的不断衰竭以及在多年的发展中积累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其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挑战,如何选择接续替代产业的发展方向与路径是当前研究的前沿与热点。萍乡是一个以煤立市、典型的以传统资源型产业为主的工矿城市,目前产业发展主要存在产业结构单一、主体资源(煤炭)不断衰竭、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和煤炭工人就业、再就业困难等问题。利用PCDL模型对萍乡市产业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萍乡的工业化总体上处于中期阶段,但已出现向后期阶段过渡的明显特征;随着煤炭资源的不断枯竭,采掘业特别是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优势地位在下降,产业发展动力有所不足,产业发展已逐步由煤炭资源开始采转向其它资源及相关的加工制造业。因此,萍乡应着力于把中间品制造业和深加工制造业作为当前的接续产业。     

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对腹地城市人口增长及区域城市体系演化的影响

从产业异质性的角度,实证分析区域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对周边城市人口增长的作用过程和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了产业结构对于区域城市体系的极化和均衡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制造业强化了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周边城市人口的增长,而服务业则弱化了溢出效应,对周边城市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2)以制造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由于相对较小的城市规模和较强的溢出效应,更容易形成相对均衡的区域城市体系,而以服务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更倾向形成相对极化的区域城市体系;(3)产业结构与周边城市人口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即中心城市制造业或服务业占比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于周边城市的人口增长。     

航空和高铁对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交通运输是创新网络中人才流、资本流等知识与技术流动的物理空间承载,其对城市的创新能力影响已成为经济地理学的交叉前沿热点。论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城市尺度数据,以航空和高铁运输为例,构建交通运输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效应的理论框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航空和高铁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多重异质性机制,并探讨了知识传播、资本积累、产业升级在交通运输与创新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① 航空和高铁建设均对城市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高铁对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约为航空的3倍。② 航空和高铁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城市等级异质性方面,航空和高铁对中心城市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强度高于非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方面,航空对大、中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小城市有抑制作用;高铁运输则对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创新能力均有正向影响,呈现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态势。区域异质性方面,航空和高铁对东、中、西、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作用,表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东部地区优势地位凸显。③ 航空和高铁均可通过促进技术转移、风险资本配置、外商资本配置间接促使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此外,航空还能够通过促进产业升级间接促使城市创新能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