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人地系统韧性时空演化及协调发展

基于人地系统和韧性概念内涵,构建包含经济、社会与生态等子系统的人地系统韧性评价指标体系,使用GIS空间分析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0—2020年黄河流域人地系统韧性时空演化格局和子系统间韧性的耦合协调状态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黄河流域人地系统韧性整体呈现增强趋势,在空间上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特点。（2）黄河流域人地系统韧性空间分布存在内部集群结构,整体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分布现象。（3）2000—2020年黄河流域人地系统及子系统韧性空间重心整体西移,流域内部系统韧性差异程度整体变弱。（4）2000—2020年黄河流域人地系统子系统韧性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增长态势,生态系统韧性对子系统韧性耦合协调度提升的带动作用强于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韧性发展,子系统韧性发展速度不均衡问题较为明显。     

超越“演化”:老工业区重构研究进展与范式反思

老工业区重构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在全球化步伐放缓和全球制造业下行的宏观背景下,老工业区已愈来愈成为各国发展战略制定的核心对象。对近十年有关老工业区重构的中外文献进行细致梳理,指出了当下研究存在范式应用多元化的趋势,但这些范式在概念使用、尺度聚焦、时空侧重和机制解释上存在显著差异,缺乏相互融合和优势互补,面临现实应用瓶颈。特别是,长期用于解释老工业区重构的演化经济地理学,因其忽视多尺度-多主体-多分析单元的能动性作用而难以有效解释重构过程、机制、结果及其背后的地理性。本文将转型研究中的多层次视角同演化范式相结合,提供了一种具备上下因果辩证解释力的多尺度分析框架,能有效解释老工业区重构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未来研究方向。     

江南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化及重构——以赣南地区为例

以江南丘陵区的赣南地区为研究区,以DEM数据和1995年、2013年赣南地区的遥感图像为数据源,基于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赣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与演化规律,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基本模式及过程机制,提出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基本思路。研究表明赣南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化呈现出以下特点：数量、规模及密度均较小,但有扩大的演化趋势,集中分布在海拔为200~600 m之间、坡度<15°的低山盆地、河谷阶地等地区及道路和河流沿线;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聚落空间演化有六种模式,低地指向、经济指向、中心地指向、交通/河流指向、文化指向及功能指向是聚落演化的动力;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指聚落空间结构的重新布局与调整,其基本思路是初期进行景观要素的重建,中期进行聚落结构上的重组,后期最终实现聚落功能上的重塑。     

北方农牧交错区人地系统演化特征与影响机理——以内蒙古达茂旗为例

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理论为理解人地系统结构与功能演变提供了新思路与分析框架。本文采用风险—适应能力指数评估乡村人地系统适应性,构建气候变化与政策实施双重驱动的农牧复合型乡村人地系统适应性评价体系,对1952—2017年达茂旗建旗以来乡村人地系统适应性循环演化的阶段、特征、主控因子及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 乡村人地系统经历了重组—快速发展阶段（1952—2002年）,人口数量增长260%,耕地面积增长13%,牲畜数量增长134%,草场面积退化增加了16.33%;快速发展—稳定守恒阶段（2003—2010年）,人口数量增长2.8%,耕地面积减少2.3%,牲畜数量减少13.6%,草场退化面积减少10.7%;稳定守恒—释放阶段（2011—2017年）,人口数量减少2.6%,耕地数量减少0.2%,牲畜数量减少10.6%,草场退化面积减少3.8%。② 乡村人地系统适应性指数时间上呈现出缓慢上升（-0.016~0.031）、缓慢下降（0.031~0.003）、快速上升（0.003~0.088）的变化过程,空间上呈现“中部高度适应、北部中度适应、南部低度适应”格局。③ 1990—2000年系统适应性演化主控因子是人均有效灌溉面积（22.31%）、人均牲畜头数（23.47%）,2005年是土地沙化程度（25.06%）、土地利用强度（21.27%）,2010—2017年是农牧民人均收入（20.08%）、人均牲畜数量（18.52%）。④ 在气候暖干化与政策实施驱动下,农牧户与乡村社区两个尺度主体相互联系构成了乡村人地系统适应性循环演化层级结构,尺度间的关联作用影响着不同尺度主体适应行为,从而影响系统适应性循环演化趋势,使系统结构与功能呈现“协调—不协调”的循环往复波动发展态势。同时,小尺度的农牧户生计适应行也深刻影响着乡村人地系统未来的演化方向。     

创意再生视域宁波老工业区绅士化动力机制

绅士化成为全球各类城市更新的核心现象,受地理、城市和规划等学科关注。以宁波和丰创意广场形成为例,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数据,借助扎根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分别构建和验证涵盖空间生产、推拉模式和创意集群孕育在内的老工业区绅士化动力机制。研究发现：① 生成和丰创意广场的创意修复过程呈现典型绅士化现象,且该现象具有高端写字楼主导的开放性和多元景观特征,入园企业私营化、生产要素创意化和生产关系外向化的业态特征以及年轻化、情怀化、创意化和服务化的群体特征;② 和丰绅士化现象是老工业区以推拉方式形成的社会空间置换,权力、资本和创意联结而成的再生产关系主导空间实践;建筑规划师和创意阶层主导的物质性空间营造和创意实践形成空间表征;空间表征推动创意集群内生发展和演化,催化了基于文化、理想和情感体验的文化共识和身份认同,升华为表征性空间,形成了“地方元素的感性认可→资本要素和关系力量的理性约束→地方元素、资本要素和关系力量协同→关系力量的反馈”逻辑路径,激活了老工业区空间演化。③ 和丰创意集群育成取决于文化氛围、办公环境、经济区位、政府政策和社会关系网络等要素相互作用。     

中国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化机制探索——以西安市南郊大学城康杜村为例

半城市化地区因其在社会、经济、景观等方面的过渡性、多样性和动态性,从而得到地理学、城乡规划学、生态学及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学者的关注。本文重点研究城市化近域推进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城乡聚落的消长规律,探讨保留村落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在综述半城市化地区和乡村聚落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以西安市南郊大学城康杜村为例,综合运用遥感影像解译、野外调查和统计分析等方法,对其近15年来的聚落空间格局及其演化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康杜村在2001-2015年间共经历了4次建房高峰和2次显著的就业变迁,绝大多数原住民的房屋租赁始于2006年;原住民的就业变迁时间与主要的城市化时间节点高度一致;就业变迁与建房高峰之间呈现出“刺激—反馈”的系统演化特征。城市化近域推进的外部驱动和村庄原居民的自我调适是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动力。     

城市内部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例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北京和上海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区位选择模式差异。研究发现,北京企业集中分布特征明显,热点区主要位于核心城区及近郊的少数地区,并形成以中关村-上地为中心的集聚格局;上海企业表现为集中与扩散并存,热点区在郊环线以里区域零散布局,并形成以漕河泾和张江为双核的联动共生集聚格局;北京和上海企业均存在开发区和交通指向性以及路径依赖,与此同时,上海企业还具有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指向性以及郊区化现象,北京企业则出现逆郊区化。研发密集型制造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以开发区为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和以开发区、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不同行业企业基本符合总体特征,但又呈现一定的特殊性。     

2000 年来中国人口地理演变的Agent 模拟分析

以基于自主体模拟为建模工具。建立了包含气候、农业、社会影响因素的中国2000年来人口地理演变模型。基于该模型对南北人口格局的转变、东西人口格局（即胡焕庸线）的形成以及2000年来全局人口分布演化的动力机制做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气候变化、农业生产潜力波动以及社会因素影响的情景下,中国各省人口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关系数达到0．9733,省区间初始农业生产潜力差异决定了人口的基本分布状态,是人口分布特征的内在因素．对人口地理演化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人口分布南重北轻的人口分布格局发生在910年代左右．以安史之乱导致的战祸和动荡的社会条件为主要演化动力：胡焕庸线中国人口东西部分布格局形成于1235-1255年代左右,以1230-1260A．D．的气候突变为该人口分布特征线形成的主要动力：气候变化对2000来历史人口分布的全局演化过程中起了主导驱动作用,在单影响要素的情景中,气候变化对全局人口分布形成的贡献率最大,为0．9869,进一步,气候变化对人口地理演化的影响以1230-1260A．D．的气候突变为转折点表现为阶段性差异。     

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机理与效应的研究进展

全球跨境与本土并购活动日益频繁,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各类要素跨区域、跨部门流动,是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乃至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动力。企业并购逐渐成为经济地理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利用经典区位分析、企业组织及空间扩张、产业地理集聚、全球生产网络(GPNs)等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从企业自身组织与空间结构演化、企业间及地方多维临近性等角度,广泛探讨了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的时空特征、形成机制及其空间效应等议题。主要研究结论为：①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均呈现“核心—边缘”结构,而企业所在区域和行业属性,企业间地理、组织、认知临近性,地方间经济社会联系等是其重要影响因素。②企业并购投资的空间效应主要体现在企业增长及其空间扩张、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区域经济发展、劳动力就业、地方商业与制度环境、区域差异与区域一体化等方面。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中国经济地理学领域企业并购研究的不足和方向,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广西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与形成机理

国土空间格局演化与形成机理是人地系统交互关系研究的科学问题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关键前提。采用地学图谱、标准差椭圆和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2000—2018年广西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揭示其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 广西城镇空间加速挤占农业、生态空间形成了“一增双减”的面积变化特征,国土空间动态变化速度加快;② 广西国土空间相互转化频繁,转移轨迹多样性特征明显,农业空间与生态空间加速互换以及生态空间内部结构加快重组;③ 城镇空间与农业空间互竞主导了广西国土空间的迁移路径,城镇、农业空间存在“南高北低”和生态空间存在“北高南低”的集聚特征;④ 广西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受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作用减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驱动力增强,政策调控力度驱动作用深远。下一步可通过国土空间规划、调整产业布局和引导生产生活方式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甘肃省荒漠化宏观监测研究

"甘肃省荒漠化宏观监测研究"是全国荒漠化监测的组成部分。文章依据联合国《荒漠化防治公约》中有关规定,结合《全国荒漠化监测技术方案》,首次划定了荒漠化气候类型区,确定了甘肃省荒漠化潜在发生范围;应用先进的"3S"技术与抽样理论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对荒漠化本底现状与演变动态进行了全面评价;首次查清了全省荒漠化(风蚀、水蚀、盐渍化)的有关翔实数据并进行了程度分级。结果表明:①甘肃省荒漠化潜在发生范围为2300万hm²,占省实际管辖面积的50.57%,荒漠化土地面积17784918.25 hm²,占荒漠化潜在发生范围的77.33%,占甘肃省实际管辖面积的43.73%。@荒漠化土地按程度划分:轻度荒漠化面积1777482.86 hm²;中度荒漠化面积5464505.98 hm²;重度荒漠化面积5862203.28 hm²;极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4680726.13 hm²。③荒漠化土地面积按气候区分:干旱区9919533.90 hm²;半干旱区6320399.25 hm²;亚湿润干旱区1544985. 10hm²。④荒漠化土地按类型划分:风蚀荒漠化14290986.25 hm²;水蚀荒漠化2806446.45 hm²;盐渍荒漠化687485.15 hm²。⑤甘肃省沙化土地总体呈蔓延趋势。本监测期沙化上地总面积为1113.4万hm²,占监测总面积200554.0 km²的 55.52%,较1994年增加了18491.32hm²,每年增加37898.26hm²,年递增率为0.34%。     

基于GIS和元胞自动机的玛纳斯河流域典型绿洲景观格局优化

近几十年来,玛纳斯河流域以耕地面积过度扩张、山区林地与草地退化为代表的一系列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已对区域生态安全和土地可持续利用构成了威胁。通过利用遥感影像与GIS方法,以沙湾县和农八师垦区为研究区,定量评价了区域土地利用的空间适宜性,并将其与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作为主要约束条件,建立元胞自动机模型对研究区景观格局进行了空间优化。结果表明：（1）1976-2012年,研究区耕地面积显著扩张,增加的耕地主要由未利用地、草地和林地转换而来;林地面积净减少幅度达65.90%,转出林地中有58.33%转换为耕地;草地净面积在研究时段内虽略有增加,但仍有6.352×10⁴ hm²的草地转换为耕地,占草地转出总面积的66.03%;（2）耕地、林地和草地适宜性等级处于I级（很适宜）和Ⅱ级（适宜）的面积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79.74%、70.23%和59.82%;（3）优化后,区域内耕地、林地和草地三者的比例由原来的6.04∶0.39∶3.57调整为4.03∶0.99∶4.98。优化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耕地的扩张,提高了林地、草地所占比例,有利于该区域绿洲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太行山淇河流域2000-2015年土壤侵蚀和水源供给变化研究

山地生态系统的土壤侵蚀和水源供给变化对评估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5年四期土地利用数据,借助InVEST模型对淇河流域近16年间山地生态系统的土壤侵蚀和水源供给变化进行评估。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草地和林地,共占流域总面积的90%以上。近16年间淇河流域的耕地面积显著减少,草地和水域面积大幅增加,建设用地扩张明显。② 平均土壤侵蚀模数显著降低,2000年土壤侵蚀模数为154.27 t/（hm²·a）,2015年减少到32.09 t/（hm²·a）;强度侵蚀、极强侵蚀和剧烈侵蚀由9.03%、12.19%和25.96%分别减少到7.17%、6.36%和4.21%,微度侵蚀、轻度侵蚀和中度侵蚀由24.31%、16.96%和11.57%增加到41.89%、27.71%和12.68%;退耕还林、还草措施优化了土地利用格局,促进植被恢复,对治理土壤侵蚀起到了显著效果。③ 水源供给量整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2005年达到峰值（1.79亿m³）。相邻两期水源供给量增减变化不一,2000-2005年水源供给量增加的面积大于减少的面积,其水源供给的量值也呈增加趋势,水源供给能力整体增强;而2005-2010年、2010-2015年的水源供给能力随之减弱,其中,2010-2015年水源供给减少的较小;林地和草地面积的增加造成水源供给量降低,土壤水源涵养能力增强。土壤侵蚀和水源供给是山地生态脆弱性响应的重要指标,制定合理的水土保持措施对增强山区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政策驱动下的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土地利用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

基于1989、2001、2013年的遥感影像解译数据,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对生态政策实施前(1989—2001年)及实施后(2001—2013年)的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土地利用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生态政策实施后杭锦旗林地面积变化量为12.84×10⁴ hm²,高于实施前的0.24×10⁴ hm²;沙地面积变化量为-7.20×10⁴ hm²,高于实施前的-0.27×10⁴ hm²。生态政策实施后土壤形成与保护功能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4.22亿元,高于实施前的0.20亿元;水源涵养功能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3.43亿元,高于实施前的2.19亿元;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23.82亿元,高于实施前的5.61亿元。通过实施生态政策,杭锦旗土地利用结构得以优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得以提高,水土保持能力得以增强。但水域退化、耕地转换合理度较低等问题仍有待解决,论文对此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基于InVEST模型的陕北黄土高原水源涵养功能时空变化

以陕北黄土高原为研究区,基于InVEST水源涵养功能评价模块,定量评价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背景下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对研究区水源涵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开展水源涵养空间分区。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陕北黄土高原草地、灌丛和林地的面积分别增加了3204 km²、285.3 km²和122.7 km²,城镇面积增加了450.4 km²;农田、荒漠、湿地的面积分别面积减少了3984.5 km²、72.7 km²和5.2 km²。② 2000-2010年,陕北黄土高原水源涵养量整体以减少为主,中部减少最为显著,减少量在25 m³/hm²~40 m³/hm²,局部区域在40 m³/hm²以上;其他大部分区域均有0~25 m³/hm²不等的减少。③ 陕北黄土高原水源涵养功能高度重要区和极重要区的总面积为32255.1 km²,所占比例为40.5%。④ 通过陕北黄土高原水源涵养功能评价和重要性分区为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提供参考。     

2000-2015年城市和工矿用地扩张对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

中国近15 a来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对陆地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的影响是关系到碳循环和全球变化效应的重要问题。首先,本文基于VPM（Vegetation Photosynthesis Model）模型得到NPP数据,基于中国土地利用数据集（National Land Use Datasets of China（NLUD-China））获取2000-2015年城市和工矿用地数据,然后通过邻域替代法模拟2000-2015年间因中国城市和工矿用地扩张损失的陆地NPP。结果表明：2015年城市和工矿用地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1.2%,在2000-2015年间面积增加了70×10³ km²。城市和工矿用地扩张导致陆地NPP损失1.24 TgC·a^-1到3.14 TgC·a^-1,在2005-2010年损失NPP最多（3.14 TgC·a^-1）。耕地被建设用地占用是造成中国陆地NPP损失的重要原因,在2010-2015年共有13×10³ km²的耕地被城市和工矿用地占用,因此损失的NPP达1.51 TgC·a^-1,占中国城市和工矿用地扩张损失NPP总量的82%。从时空分布特征来看,21世纪初剧烈的城市扩张造成沿海和中部地区NPP损失严重（2000-2005年沿海地区主要因城市扩张损失NPP高达0.82 TgC·a^-1）,而2010-2015年主要因工矿用地扩张使西部地区NPP损失升高（在2010-2015年因工矿用地扩张损失NPP 0.46 TgC·a^-1,占中国NPP损失总量的30.81%）,NPP损失量呈现出从东高西低逐渐过渡到东西平衡的时空格局。从影响上分析,城市和工矿用地不透水地表比例（0.59±0.19）高于自然植被的不透水地表比例（0.29±0.14）,并且城市内部透水地表的平均标准化NPP（0.9）低于自然植被的平均标准化NPP（1.1）,是造成城市和工矿用地损失NPP的主要原因。     

大青沟国家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与覆盖变化研究

通过对"科尔沁草原大青沟自然保护区沙漠化程度图"的数字化处理以及相关社会、经济活动资料的收集整理,建立了大青沟及其附近地区土地利用与覆盖变化的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同时,对1958年到1981年20多年间该地区土地利用与覆盖的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大青沟自然保护区内天然植被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面积由1958年的446hm²增加到了1981年的6094hm²。人工林面积也有所增加。与此同时,大青沟保护区周边地区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引起了以沙漠化发生发展为显著特征的土地退化过程。流动沙丘面积和斑块数由1958年的916hm²和70块增加到了1981年的9221hm²和300块,半流动、半固定和固定沙丘的面积逐渐减少。在可识别的16种土地类型中,其余土地类型的变化相对较小。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区水体数量由1958年的50个减少到了1981年的25个左右,面积减少了71hm²。在科尔沁沙地这样一个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建立自然保护区,而保护区附近地区的土地则发生严重退化,无论这种现象与保护区的建立有无关系,都是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情景的生态系统碳储量评估——以太行山淇河流域为例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是导致生态系统碳储量变化的主要原因,影响其碳源、碳汇效应,但以往结合时空尺度探讨流域未来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碳储量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以太行山淇河流域为例,分析2005-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采用Markov-CLUE-S复合模型预测2025年自然增长、耕地保护及生态保护情景下的土地利用格局,并基于土地利用数据,运用InVEST模型的碳储量模块评估2005-2015年及未来不同情景下的生态系统碳储量。结果表明：① 2015年淇河流域生态系统碳储量和平均碳密度分别为3.16×10⁷ t和141.9 t/hm²,自2005年以来分别下降0.07×10⁷ t和2.89 t/hm²。② 2005-2015年碳密度在低海拔区域以减少为主,在高海拔区域增加区与减少区比例相当,淇河中下游地区建设用地的大肆扩张以及上游林地的退化是导致碳密度下降的主要原因。③ 2015-2025年自然增长情景下碳储量和碳密度下降仍较明显,主要是低海拔区域固碳能力的减弱;耕地保护情景减缓了碳储量和碳密度的下降幅度,主要是由于低海拔区固碳能力的增强;生态保护情景下,碳储量和碳密度显著增加,分别达到3.19×10⁷ t和143.26 t/hm²,主要发生在海拔高于1100 m的区域。生态保护情景能够增强固碳能力,但不能有效控制耕地面积的减小。因此,研究区土地利用规划可统筹考虑生态保护和耕地保护情景,既能增加碳汇,又能保障耕地质量和粮食安全。     

新疆荒漠化现状、成因及对策

新疆远离海洋、深居内陆、地形封闭、干旱缺水,沙漠戈壁包围绿洲,绿洲呈分散分割状。森林覆盖率1.68%,盆地中心分布着两大沙漠,生态环境脆弱。40多年来,新疆在改造沙质荒漠化、土壤盐渍化、水域治理、中低产田等荒漠化治理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人口也增长了2.9倍,人类活动使生态平衡失调。荒漠化土地总面积79.59×10⁴km²,其中沙质荒漠化面积52.05×10⁴km²;盐碱土总面积847.6×10⁴hm²,现有耕地中31.1%的面积受到盐碱危害;山区云杉林已减少2.3×10⁴hm²,落叶松减少2.4×10⁴hm²,平原林退化更为严重;80%的草场均有不同程度的退化,产草量下降35.4%~75.8%;湖泊较70年代减少一半,耕地土壤肥力下降。根据新疆荒漠化发生发展的特点与原因,总结防治经验,形成有效的防治方法、措施与体系,新疆的荒漠化是可以防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