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与行为意向研究

提高居民居住满意度是促进宜居城市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传统研究多关注客观物质设施建设,而忽略居民居住需求的实际感知,对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机制与行为意向研究还相对薄弱。选取北京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年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了“居住满意度-居住流动性意向”概念模型,重点探讨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因素及其与居住流动性意向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主要由居住环境、住房条件、配套设施和交通出行四个维度构成,且各维度的影响效应呈现出住房条件>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交通出行的递减趋势。居住满意度对居住流动性意向具有显著地负面感知效应。另外,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也对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和居住流动性意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为深入了解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与偏好提供较好的实证案例,同时对指导居住区开发和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与行为意向研究简

提高居民居住满意度是促进宜居城市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传统研究多关注客观物质设施建设,而忽略居民居住需求的实际感知,对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机制与行为意向研究还相对薄弱。选取北京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年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了“居住满意度—居住流动性意向”概念模型,重点探讨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因素及其与居住流动性意向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主要由居住环境、住房条件、配套设施和交通出行四个维度构成,且各维度的影响效应呈现出住房条件>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交通出行的递减趋势。居住满意度对居住流动性意向具有显著地负面感知效应。另外,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也对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和居住流动性意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为深入了解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与偏好提供较好的实证案例,同时对指导居住区开发和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宜居性居民满意度评价——以大连市为例

从理论上阐述了宜居城市的构成和内涵,并指出宜居城市环境建设的发展趋势和目标。根据信息金字塔原理和统计学原理设计了一个由5组指标构成的能反映各项人居环境要素的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对大连市城市宜居性进行初步研究。基于ACSI模型建立宜居环境满意度模型,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大连市居住小区进行调查,从而进行居民对人居环境的满意度测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居民对宜居满意度的最主要因子是环境感知;居民对居住环境满意度最高的是生态环境,满意度最低的为人文环境。对大连建设宜居城市提出了加强与居民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重视社区建设等建议。     

基于个体视角的南通市宜居度差异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借助SPSS和MapInfo软件,从生活便捷度、自然环境舒适度、人文环境舒适度、健康度、安全度和出行便利度6个方面出发,分析了南通市居民对居住环境的感知和态度的差异。结果表明:南通市总体居住环境的宜居度为一般,尤其是健康度没有达到合格的标准,体现新形势下居民对健康环境的渴望和关注;城市从中心到外围,宜居度先增大后减小,呈"Ⅰ地区>核心区>Ⅱ地区"的圈层波动变化趋势,但各方向上并不均衡。这种差异与居民的属性、居住小区属性和城市发展政策有较大关系。     

大型垃圾处理设施周边居民污染感知影响因素及空间特征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内部的大型垃圾处理设施与居住空间相交叠,影响居民生活品质。论文以北京市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阿苏卫为研究对象,基于2019年8—10月获取的问卷数据,构建表征居民污染感知与污染源的空间距离、居民属性和居民主观认知3类因素关系的多层线性模型,以探索大城市邻避设施周边居民污染感知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街道的人口特征分析居民的污染感知空间特征。研究发现：① 个体属性方面,学历、家庭收入等因素对居民污染感知具有正向作用;“老北京人”对垃圾处理中心污染最敏感,而“新北京人”对污染最不敏感;30~40岁的居民污染感知最强烈。② 在主观认知方面,了解周边污染源,认为污染危害较大的居民对污染感知更敏感。③ 距离会直接影响居民的污染感知,也会影响其他因素对居民污染感知的作用程度,距离越远,学历、家庭收入及对污染源的了解程度对污染感知的影响越大。④ 距阿苏卫9 km以内的街道集聚着较多的低收入、低学历人口,这类居民缺乏必要的防护意识,需重点关注;距离在9~12 km的“回天地区”分布着较多高学历的“新北京人”,居民污染感知的差异较大;距阿苏卫12 km以外区域的居民污染感知微弱,其邻避情绪可以通过正向的引导基本消除。     

相对弱势群体的城市包容性感知与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化过程中包容性价值观的缺失导致城市社会走向分化,高质量的城市化是要建设人人共享的包容城市。通过明确城市包容性感知内涵的7个维度及26个评价要素,使用2020年城市体检问卷调查数据,评价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低学历群体和外地人4类相对弱势群体的城市包容性感知,并检验个体属性、客观城市特征以及主观感知等因素对居民包容性感知的影响。结果发现：年龄、收入、户籍差别导致的居民包容性感知差距较大,不同学历群体的包容性感知差距较小。4类相对弱势群体的包容性感知在城市之间均存在明显差别。包容性感知因个体属性特征和城市客观特征而异,中小城市居民包容性感知显著更低,常住人口占比、住房可支付能力、人均住房面积、人口密度对于包容性感知有正向促进作用。多项要素的主观感知与包容性感知显著相关,社会治安、对弱势群体友好性、邻里关系以及综合医院的满意度是影响4类相对弱势群体包容性感知的共性因素。     

北京低收入社区居民社会公平感知的 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公平视角

随着北京市“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低收入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满意度越来越受到重视,居民的居住环境空间公平将受到更多的关注。本研究结合地理学和社会学对居住环境空间公平相关理论,基于2017年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居住环境主客观条件对低收入社区居民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社区的居民社会公平感知水平差异明显;服务设施、就业可达性和建成环境对个体社会公平满意度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居住环境满意度对低收入社区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同时居民社会公平满意度因居民社会经济属性而异。     

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

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加强其定居意愿特征分析对制定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中国40个主要城市的宜居城市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特征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评价分异明显,呈现出“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自然环境舒适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城市安全性”的递减特征;②中国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和城市安全性等4个维度城市宜居性感知对其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强度依次递减,但二者关系并不完全呈简单的线性特征。③相对他人收入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住房价格感知和地理区位等参照变量,以及年龄、性别和职业等个体与家庭属性也是影响中国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     

北京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多层级定序因变量模型分析

传统经济学视角出发的个体生活满意度研究往往忽略了数据的嵌套性,多层级模型更适用于地理学中分析不同层级地理单元特征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采用多层级定序因变量模型,以北京为例,研究居民生活满意度在城市内部街道和居住小区尺度内的异质性,并研究了高层级地理空间单元的属性特征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在居住小区层级的异质性远高于街道层级,个体自身的社会经济属性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总的来说,高收入、老年人、北京户口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更高。除个体属性特征以外,居住小区的类型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商品房小区居民的满意度显著高于保障房和单位房小区居民。     

女性主义地理学视角下的广州女性居民日常出行目的及影响因素

日常生活的权利和平等是女性主义地理学关注的问题。在个体出行的视角上,已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两性出行特征差异的描述统计上,对反映两性家庭生活分工不平等的"出行目的"研究较为缺乏。工作型、家务型和休闲型三种类型的出行目的结构对审视女性出行活动权利和生活质量有着直接的作用,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此外,对女性的出行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人和家庭属性因素上,缺乏对女性居民出行空间的建成环境分析。鉴于此,以广州市为例,选取18个社区的1604个样本为研究数据,以男女性居民的出行基本特征差异为基础,重点研究表征出行活动权利和生活质量的"出行目的",以此解释家庭生活中存在的隐性不平等现象,并通过建立多项logistic模型,探讨造成女性居民出行目的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广州男女性居民在出行率、出行时耗、出行时间分布等基本出行特征方面差异不大,但出行目的结构却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揭示了隐性的性别休闲活动机会与权利的不平等现象;同时,这种性别不平等现象在不同女性群体内部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个人属性及家庭结构上;而在建成环境因素中,用地混合度、建筑密度、POI密度和公交站点密度低的社区,工作日女性居民的出行目的更多受限于责任性的家务活动;在休息日,用地混合度、POI密度和商业可达性低的社区,女性居民的出行目的也更显著地指向家务活动,建成环境因素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日常出行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研究结论为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为女性群体创造平等的出行空间和公共服务提供政策参考。     

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类型区的识别与评价

基于北京数字城市要素平台的空间集成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将居住环境的客观指标和居民主观评价相结合,以北京为典型案例,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等方法识别出居住环境类型区,然后采用以居民个体感受作为依据的价值化评价方法,明确不同居住环境类型区的问题,最后总结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类型的空间格局。研究发现,北京城区可分为内城异质性居住区、内城同质性居住区、近郊职住混合区、近郊高密度居住区、远郊职住混合区和远郊低可达性居住区等六类居住环境类型区,其空间结构同时体现了同心圆、扇形和多核心等特征。居民对不同居住环境类型区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从内城到郊区满意度逐级降低。最后提出改善北京居住环境的建议。     

城市文化氛围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城市文化氛围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宜居性的重要要素。本文基于对全国40个重点城市近万份常住居民的城市文化氛围满意度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定量识别影响城市文化氛围满意度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在城市层级纳入考察的指标中,文化消费层次、文化设施及历史文化积淀对城市文化氛围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个体属性层级中,居民家庭月收入、年龄和职业对城市文化氛围满意度的影响显著,高收入、中等年龄段群体对城市文化氛围的满意度较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的满意度较低。城市层级和个体层级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在人均GDP越高和剧场、影剧院数越多的城市,文化消费层次的多样性越高,高收入阶层对城市文化氛围越满意;与此相反,低收入阶层在人均GDP相对较低的城市满意度更高。     

基于BDI决策的居住空间宜居性分析——以大连沙河口区为例

以土地利用、社会经济、高程数据为基础,应用BDI决策多智能体模型研究大连市沙河口区居住空间宜居性。结果表明：① 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湾街道居住空间适宜性评价数值为32.186,居住空间以星海湾街道适宜性为最佳,其次是南沙街道25.288,黑石礁街道22.098。② 绿地影响着居住空间的适宜性,居民的生活离不开优美的生态环境。③ 适宜居住空间有绿化较好,公共设施完善,居住空间所在区地面平缓,交通发达且及居民点聚集不十分密集的特点。总体而言,沙河口区居住空间宜居性差异性大,东南方向居住空间适宜性较强,全区整体呈现?型分布。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城市公园居民游憩满意度

城市公园是承载居民日常游憩的主要空间,度量居民在城市公园的游憩满意度对于改善公园的游憩品质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城市公园的游憩特征和影响因素,文章构建了用于测度居民游憩满意度(RRSI)的结构方程模型;并以北京城市公园为例,在量表设计和问卷调查基础上,对居民游憩满意度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影响居民游憩满意度的三大潜变量中,可达程度对居民游憩满意度影响最大,其次分别是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深入分析发现,可达程度中的“公共交通”、“与居住区距离”,感知质量中的“景观品质”、“休憩设施”、“公园治安”、“文娱活动”、“标识系统”,感知价值中的“门票及消费”等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作用更明显,是影响居民游憩满意度的主要因子。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改善城市公园游憩品质可资借鉴的政策建议。     

杭州城市人口密度对人居环境感知的影响

研究人口密度与人居环境感知的非线性关系对于合理控制大城市规模、制定适宜的人口密度控制标准以及寻求城镇化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杭州为案例城市,基于2020年住建部“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和杭州城市建成环境空间数据,利用三阶段逐步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重点分析了人口密度与居民生态宜居感知、健康舒适感知和交通便捷感知的非线性关系,并分析了人口密度对不同维度人居环境感知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人口密度与居民生态宜居感知、健康舒适感知和交通便捷感知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联,当人口密度在（1.5~2.0）万人/km²时,居民对这3个维度的感知情况最好;在影响路径方面,人口密度对居民生态宜居感知的影响路径为部分中介,对居民健康舒适感知以及交通便捷感知的影响路径为完全中介。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于紧凑城市理论的理解,还可以为城市体检工作中指标参照值的设置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有序地发展。     

长沙市居住区空间宜居程度研究

以长沙市为例，建立由20 367个建筑体块以及水体、地形、道路等要素构成的城市三维模型，通过建设、环境、交通、服务、景观5个方面的20个指标的计算，对全市1 860个居住区的空间宜居程度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长沙市居住区的空间宜居程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呈现出“西高东低”“一走廊三高地三低地”的空间特征。湘江沿岸“走廊”以及梅溪湖、松雅湖、洋湖周边区域“三高地”的空间宜居程度较高，中心城区则存在空间宜居程度最低的“三低地”。城市综合宜居程度与景观类指标、环境类指标呈空间正相关，建设类指标呈现“中心低、边缘高”现象，而交通类、服务类指标呈现“中心高、边缘低”现象。产生上述特征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扩张与居住区建设速度过快，居住区对景观资源依赖性强，老旧小区搬迁改造推进缓慢，新建城区配套服务不足。应该从控制城市周边居住区的新建、推动旧城改造、加强景观营造、完善配套服务等方面进一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