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外向功能空间格局及分形特征

从城市经济基础理论出发,采用Zipf法则和差异度指数,分析2003-2011年中国省域尺度和城市尺度下的生产性服务业外向功能空间格局、等级体系及分形演化特征。结论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外向功能空间差异明显,不同尺度上均呈极化趋势,外向功能差距扩大;省域尺度上,对外服务流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空间演化形成新疆、山东、河南、湖北、重庆、贵州、云南、江西和福建9个省份外向功能较弱;城市尺度上形成若干个外向功能密集区,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及东北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结构特征并且特征变化明显。省域尺度和城市尺度生产性服务业对外服务流的位序规模分布均符合Zipf定律,省域尺度呈单分形特征,城市尺度呈双分形特征;第一无标度区对外服务流等级规模均衡性略优于省域尺度的均衡性。城市尺度第二无标度区和无效标度区城市均为本地服务中心城市,内部结构体系变化显著并且城市间外向功能差距扩大。外向功能城市可以划分为五级,高等级服务中心外向功能提升较快,不同规模等级服务中心之间差距在扩大。     

基于城市产业结构特征的高铁生产性服务业集散效应——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散效应深受城市特征的影响。根据城市产业发展特征将城市分为二产主导型城市和三产主导型城市,借助双重差分模型探讨高铁对不同产业结构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空间效应差异。结果表明,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及细分行业的集散效应具有显著时滞性和异质性,城市产业结构对其效应产生了显著影响。①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的研究表明,在静态上,高铁促进二产主导型城市产业空间分散、三产主导型城市产业空间集聚;在动态上,高铁对二产主导型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散具有先促进集聚后促进分散的特性,对三产主导型城市的产业效应始终表现为促进集聚。② 对于运输服务业、租赁与商服业而言,无论是静态效应还是动态效应,城市产业结构对其影响均较小,在静态上高铁促进二产主导型城市和三产主导型城市的产业在空间分散布局;在动态上高铁效应总体表现为“不显著-促进分散”的二阶段性。③ 对于金融服务业和研发设计业而言,高铁的静态效应在作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均表现为促进产业集聚,其动态效应受到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表现出显著阶段性差异。④ 对于信息服务业而言,高铁对其空间集散的静态效应表现为对二产主导型城市的产业影响不显著,促进三产主导型城市的信息服务业在空间集聚,且其动态效应与静态效应相一致。     

中国城市服务业职能特征研究

中国城市服务业职能特征研究可为构建合理的城市服务业职能规模结构、行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及各城市服务业差异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以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单元,应用纳尔逊方法、城市服务业流量测度模型、服务业行业B/N比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定量测算各城市服务业职能规模、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分析各服务业行业的分工水平、演变趋势和空间格局。研究表明:1对外服务业输出流量高度集中于高级服务业中心,各等级服务业中心的服务业职能结构差异较大;2城市服务业输出和输入流量规模在地带性尺度上都呈"东中西"三级递减空间格局。城市服务业输出流量空间没有显著集聚区域,而城市服务业输入流量空间上有弱集聚特征,呈"大分散小集中"格局,集聚城市呈"群"状分布,与重要城市群分布较一致;3各服务业行业分工强度存在差异,服务业整体分工在深化,具体行业分工有快速深化、缓慢深化、稳定三种类型;4服务业输入流量规模集中性比较低,各城市有普遍服务业需求,应根据需求类型采取不同发展策略。     

高铁对中国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以中国16个城市群为案例，基于2007和2017年地级以上行政单元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数据和铁路Origin-Destination（O-D，起讫点）旅行时间、班列数据，结合静态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格局与高铁网络的空间关系分析和动态视角下的多元回归分析，探讨高铁对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及其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有积极影响，但影响效果在空间上不均衡；东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受积极影响较显著，而同一城市群内，期初具有集聚优势的高铁城市为主要获益者。2）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结构制约高铁影响效果，具备多中心结构的东部城市群内，普遍出现生产性服务业由核心城市向周边支撑条件良好的沿线城市相对扩散的现象。3）除时空压缩效应外，直达班列所代表的客运组织对于高铁影响力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高铁也通过城市人口集聚、市场需求扩大、信息化水平提升和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的途径间接作用于生产性服务业。     

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为深入探究高铁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散间的关系,论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基于2002—2017年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高铁运营数据和城市经济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静态视角和动态双重差分模型的动态视角考察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空间集聚效应。结果表明：① 高铁效应与城市高铁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受时空压缩和客运组织的综合影响。对生产性服务业而言,静态层面上,高铁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沿线城市集聚;动态层面上,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效应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和滞后性,且作用强度随高铁网络化逐年增强。② 高铁影响下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空间组织趋于差异化,其中研发设计业为“高显著促进型”产业,信息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中显著促进型”产业,运输服务业、节能与环保服务业、生产性租赁服务与商务服务业为“高显著抑制型”产业,高铁对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业影响不显著。③ 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动态效应具有显著行业异质性和阶段性,这一阶段性特征与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的动态效应保持相对一致;具有相同静态特征的产业在高铁影响下表现出相同的动态空间特征。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综合测度

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增强、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国际大都市主导产业和增长动力背景下,中国大城市正向服务经济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成为影响城市空间重构和功能提升的重要力量。以北京市为案例区,基于基本单位普查和经济普查的大样本企业数据,运用Theil系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代尔系数、EG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联系率进行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基于就业人数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差异更为明显且呈现扩大趋势,功能区间发展差异的贡献最大。②街区尺度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和企业集中程度均存在时间波动性和行业异质性,控制企业规模的产业集聚普遍存在,但空间集聚程度普遍较低。③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分布呈现显著的空间关联性,首都功能核心区是高密度区与高密度区邻近的集中区域。④流通、信息、商务和科技服务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流通、商务和科技服务之间以及信息与科技服务之间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与空间分布——基于面板工具模型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12年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市场潜能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基于面板工具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对其空间分布的影响。主要结论是：① 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区域中心城市,且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差距日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从动态上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差距在逐渐减小;② 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分行业看,市场潜能仅对金融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影响不显著,对商务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影响最大;③ 市场潜能有效地带动了区域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但对非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不明显,市场潜能没能有效地转化为真实需求。基于此,建议中国未来应提高非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潜能,带动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提高非中心城市的本地化专业服务水平,以满足非中心城市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受距离限制不能从中心城市获得的专业化生产服务。     

转型期杭州城市写字楼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机制

随着转型期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兴起以及信息经济的发展壮大,写字楼经济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文明的象征,并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运用GIS空间密度分析、区位熵和空间自相关等技术方法,探讨了转型期杭州城市写字楼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写字楼空间容量密度分布呈由中心向外围梯度递减格局,并出现多中心融合集聚的形态;写字楼规模容量特征呈现显著的内外围差异性,内城开发密度大而强度小,外围开发强度大而密度小;而规模容量的等级结构不够合理,主要体现在第三级区块发展规模的滞后;写字楼内部企业类型中,基础性依赖行业在空间上的分布较为离散,而生产性服务业则趋于集簇式分布;写字楼内部企业存在较大的区位熵差异,即出现一定的地域专业化特征,同时,发展较为成熟的区块一般具有较高的综合服务能力,而处于发展中的区块则呈现出功能的单一性。总体上看,政治、经济和企业微观主体等各种要素,通过相互交织的综合作用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城市写字楼及其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相结合的时空演化进程,其中显著表现在城市经济形态转型、城市郊区化、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以及政策与政府行为等方面。     

中国城市群城市生产性服务功能与地理距离：网络外部性的视角

以往研究对于距离在网络外部性影响城市功能过程中的作用所知甚少,而且多关注城市网络外部性的正面效应,对城市间竞争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网络外部性的负效应缺少分析。为了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空间的视角,以城市群内的城市生产性服务功能为例,建立一个核心-外围的空间结构来揭示城市生产性服务功能、网络外部性与地理距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城市生产性服务功能强度随着远离城市群核心城市而上升,互联网渗透率和列车网络中心度会显著地强化这一效应;② 城市生产性服务功能随距离变化的机制在于竞争效应比协同效应对地理距离更加敏感,从而衰减更快,因而靠近核心城市的城市在生产性服务功能上遭受了“集聚阴影”,而远离核心城市的城市在功能上更多的受到了协同作用的支撑。本文结论为推进城市群内的分工协作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中心城市的外向功能联系与时空格局

基于城市流的中心城市外向功能联系研究视角,依据全国287个中心城市对外服务能力及其时空的变化,探讨区域空间结构模式的形成与演化过程.研究认为,中心城市外向功能联系构成区域空间结构形成演化的主要动力.我国区域空间结构从西部到中东部、从中部及东北到东部沿海地区,总体上呈现出低水平均衡分布、单核心极化—扩散、多核心极化—扩散、高水平均衡4个演化阶段.中心城市对外服务能力区域差异明显,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地区的外向功能较强,城市群的集聚程度和对外服务能力呈现出规模递增趋势.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分异机理

以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维度构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剖析2006—2018年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分异机理。结果表明：① 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增长态势,各维度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存在差异。② 从空间格局看,总体保持“东中西”梯度递减格局,但随着中、西部部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上升,空间梯度格局呈减弱趋势。③ 从空间集聚特征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集聚态势逐渐增强,集聚类型中HH型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HL型出现在各城市群的核心省会城市;LH型主要位于长三角城市群高值集聚地区的周边城市;LL型主要位于成长早期与初级阶段城市群的交界处。④ 从探测因子作用力强度看,“十三五”规划中期各因子作用强度排序为收入水平、人口密度、教育水平、政府调控和投资强度。其中,投资强度作用力于“十二五”时期下滑趋势明显,说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依赖投资驱动的作用减弱。此外,不同发育阶段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因素在不同时期也发生变化。⑤ 针对不同发育阶段城市群应因“群”施策。成熟阶段城市群应注重收入水平、政府宏观调控及人口集聚的重要作用,成长阶段城市群需提高收入水平,重视教育水平的提升,同时加强投资具有分工潜力的产业或产业链。     

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及其效应分析——以北京为例

为探究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机理及效应,基于2006~2015年北京各区数据和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等方法分析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研究发现,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呈现从中心到外围专业化程度提升、多样化程度下降的趋势,且动态来看,专业化水平都有所提升,空间分工趋势愈加明显;高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多样化地区,交通运输业分散在专业化地区,房地产服务业是多数地区的专业化产业。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检验表明,北京各区之间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联动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产业的空间分工效应与产业特性高度相关,交通服务业呈现负向空间溢出,金融、科技、信息、房地产等服务业存在正向溢出,而商务服务业溢出效应不显著。     

中国主要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特征及城镇体系耦合分析

为探索中国典型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结构与布局状况、发展及功能分工特征,本文基于中国土地市场网2009-2013年制造业用地出让数据,通过区位熵、耦合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5个典型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分布特征以及城镇体系耦合特征差异。结果表明：①各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差异显著。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新增制造业发展较为均衡;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发展协调性仍有待提升。②新增制造业各行业用地在5个城市群中均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特征,其中原材料等传统产业倾向布局在城市群边缘区及城市低等级区;电子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多集中在核心城市及高等级区。③各城市群内部新增制造业用地市场化机制作用较为充分,地价呈现随等级提升而递增的趋势;城市群核心区市场活跃度较低而骨干区较高。相关结论可为城市群产业布局调整、优化以及制定不同等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及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的合理分工对于实现京津冀地区空间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利用2003-2012年京津冀地区1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测算了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的空间特征与行业特征,并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在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的空间外溢效应。主要结论：① 北京和天津在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分工体系中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河北省11个城市则呈现出专业化特征,大多专注于金融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② 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程度相对较低,并且从动态上两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呈现趋同的趋势;③ 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信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在京津冀地区的地方化程度较高,而科技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的地方化程度则明显偏低。④ 地方化程度较低的科技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各城市间的空间外溢效应显著,但受交易成本和对“面对面”接触需求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而衰减,在150 km范围内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强;而地方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交通运输业、金融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的空间外溢效应则不显著。信息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城市间的溢出仅体现在相邻城市之间。实证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地方化程度越低,城市之间的空间溢出越易实现。     

中国城市价值链功能分工及其影响因素

价值链的空间重组正在深刻的改变着城市体系的经济景观,建立在价值链分工基础上的城市功能结构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课题。将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网络划分为公司总部、商务服务、研究开发、传统制造、现代制造、物流仓储和批发零售七种类型功能区块,研究了中国城市价值链功能分工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沿着价值链的功能分工已经成为中国城市体系经济景观的显著特征,功能多样化城市和功能专业化城市并存于中国城市体系,东部地区和城市密集地区的城市在价值链分工中占据了更好的地位;中国城市按照价值链中的优势功能可以划分为九种类型,少数城市转变为承载公司总部、研究开发、商务服务等多样化功能的高等级中心城市,而大量中小城市则转变为传统制造专业化基地;市场潜力、关键资源、区位条件、营商环境等城市属性特征是城市功能分工的重要影响因素,城市资源、区位可达性等属性特征的增强将提高城市成为总部基地、商务中心和研究基地的概率,而降低城市成为传统制造基地的概率。     

2000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城市职能结构演变特征及战略思考

基于城市职能的专业化部门、职能规模和职能强度三要素,利用全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2000-2010年长江经济带城市职能结构与演变特征。结果显示：①工业、建筑业、商业、房地产、科研和其他服务业部门是长江经济带的基本职能部门;②长三角地区是长江经济带的工业重心,城市群和大城市的工业化进程显著,产业梯度转移已经取得显著效果,但尚缺少国家层面分区分级的调控引导机制,生态环境安全面临巨大压力;③建筑和房地产业职能正在由下游向上中游转移,并拉动包括商业、科研、金融、社会服务、其他服务业等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但城市产业同构现象严重,中心城市集聚能力不足;④交通通信业职能下降,难以支撑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针对以上特征与问题,建议以管理机制创新培育流域一体化城市(群)职能分工体系,以流域产业准入标准保障协同发展的绿色城市职能体系,以城市群战略和国家级新区链接城市职能互协互补网络体系,以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优化沿江城市资源配置格局。     

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

以“后危机时代”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既可通过增加产业结构的非相关多样化直接增强城市经济抵抗力,也可通过增强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化诱发技术创新,间接提升城市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2）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城市产业基础的不同,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城市存在差异。东部城市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较为突出。生产性服务业对中部城市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而西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作用则不显著。3）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信息服务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均最为显著,商务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相较其他行业弱。     

近年来移动办公发展的城—郊异质性特征研究——基于2019年与2021年武汉市联通用户手机App使用大数据

移动办公是信息时代新型的生产办公活动,其发展对大城市办公活动的移动化转型、郊区办公区位提升和城—郊办公区位的优化重组具有重大价值。论文基于2019与2021年武汉市城—郊联通用户的手机App使用大数据以及企业分布数据,运用数理统计、Getis-Ord G_i^*与层次空间聚类、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武汉市移动办公的城—郊异质性特征及演变趋势。研究发现：① 从移动办公人数占比和人均时长看,近郊区非常接近中心城区,且近郊区的增长率高于中心城区,反映了移动办公的扁平化发展趋势。② 从空间分异看,郊区新城的移动办公人数占比、移动办公人均时长的高值区域远多于中心城区,并且在近郊区范围内越远离中心城区,其极大值往往越高,局部集聚程度也越高,表明移动办公对郊区的办公区位具有较好的补足效应。③ 从产业类型和规模看,中心城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移动办公发展水平较高,而近郊区的信息技术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水平较高。并且中心城区企业数量越多的大规模集聚中心,其移动办公发展水平更高;而近郊区新城中企业数量较少的小规模集聚中心,其移动办公发展水平更高。研究对于明晰移动信息时代城市移动办公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征,探究不同产业类型的移动办公发展规律,进而实现郊区办公区位优化重组有一定价值,而基于手机App使用大数据的分析方法,也为日益重要的城市线上活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