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碉楼与村落地方意义的游客阐释

开平碉楼是中国农民主动接受西方文化建设而成的“家”。对当地居民而言它是赖以生活的地方，对政府而言它是进行红色教育的遗产，而游客怎样理解它却是未知的。本文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和观察法收集数据，并借助归纳法理解游客对开平碉楼地方意义的认知。研究表明，游客认为开平碉楼既是“奢华与危机共存”的“家”又是极具“建筑特色和拼搏精神”的遗产，碉楼因生活印记的存在成为了“家”，又因被权力赋予遗产的称号而变成了遗产。“家”和遗产通过经济、时间和情感等维度得到融合，在“家”和遗产的关系背后是一种家国情怀的体现。     

行动者网络视域下世界遗产地的空间生产——以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通过把人与非人的、物质的和社会的要素并置在行动者网络内,为地理学家审视“空间”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理论工具,在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应用日益增多。文章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遗产地为研究对象,使用ANT研究了开平碉楼与村落从偏僻乡野向世界遗产地的空间生产过程。研究发现,开平碉楼与村落的行动者主要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国家各级政府、开平碉楼与村落专项基金会、旅游企业、旅游者、碉楼华侨业主、碉楼当地业主、其他非业主居民和开平碉楼与村落环境。开平碉楼与村落所处区域的经济衰落呈现出的行动者集体的问题是行动者转译原因,也是开平碉楼空间再生产的起点;申遗与旅游开发成为行动者利益赋予、征召与动员的过程,也同时阐述了空间再生产过程的机理,由部分业主对网络提出的异议则指涉了新的空间再生产。     

武陵山区民族村寨家园遗产演化与地方重构

作为地方家园的物质载体,建筑遗产不仅在历史上呈现出生产、生活与生态的价值溢出,也因其现代性实践而凝聚了当地人心态秩序的变迁,重现了物的象征性沟通的性征,并随着实践场域的嬗变,呈现出物质价值与身份的重塑。传统吊脚楼形制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实践的场所主要分布在武陵山区,承载着物质、制度与精神多层次的地方意义。本文从物的视角出发,构建了“时间—空间—地方”三元辩证的研究框架,动态地考察武陵山民族地区的家园遗产与文化主体的互动过程及社会秩序嬗变：(1)“物”的在场是其民间保留和时代传承的历史回应,承载着家屋文化与地方记忆;(2)“物”的式微与脱域是在现代性渗透下宏观力量与个体行为的博弈与融合,也是地方主体性的消解、协商与重构;(3)“物”的出场则意味着家园被置于更深层次的地域文化价值体系,让民族建筑的空间价值外溢,从而以文化资本的形式参与到旅游语境的交互中。更进一步,本文试图从地方性的视角探讨家园遗产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人文生态空间的秩序重塑逻辑：(1)空间赋能：景观基因焕发空间价值的生产面向;(2)秩序重塑：社会动力激活空间价值的生活面向;(3)地方知识：多元主体共育空间价值的生态面向...     

分散型村落遗产的保护利用——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

以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从空间结构入手探讨了"分散型村落"这一特殊遗产类型的概念及其空间布局分散、村落格局完整、主题载体连接、片区特色鲜明和整体价值突出的五大特点,并阐述了这些特点对遗产地带来的不利于统一管理与统筹利用等方面的影响。在分析开平碉楼与村落遗产地保护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比和借鉴其他类似"分散型村落"遗产地保护利用经验,针对分散型村落遗产的独立性、差异性和不可分割性,提出了该类遗产整体保护、统筹规划、区域联动、统一形象、各显特色、纽带连接等保护和发展的对策,达到在保护村落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同时使遗产地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对我国众多村落遗产及历史村镇如何在快速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既要严格保护珍贵的遗产资源,又要有效发展当地社会经济有较好的启示作用。     

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以泉州市晋江梧林侨乡为例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泉州市晋江梧林侨乡为例,从地方意义叠写中的实体维度、社会关系、地方价值观3个层面考察侨乡地方意义叠写的建构特征,揭示了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叠写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包括海外华侨在内不同主体的地方认同问题。研究发现：1）人地错位下的意义叠写主要通过想象和旅游系统等传导机制完成,使侨乡呈现出海外华侨“形式上不在场”,但“内容上处处在场”的特征,并且推动梧林向传统与现代杂糅的地方格局转变。2）地方意义的叠写具有关系属性,多元互动是其形成过程中的显著特征。地方意义本质上是人地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当人地关系不再由传统的地缘关系或亲缘关系决定时,人与地方这一对弱纽带关系也并不能够通过地方意义加以巩固,表现为“侨—眷—乡”关系的异化。3）在地方价值观上,侨乡地方意义经历了从家尺度到国家与民族尺度的意义叠写,凸显了旅游背景下权力对地方意义的选择性表征,动态展演了不同主体的空间价值观取向之争和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对地方的引领。4）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叠写引发了海外华侨兼具工具性和选择性的“购物车”式认同以及本地居民的差异化认同,不同主体的认同结构充满张力、分异乃至冲突。     

“文化转向”视角下移民地理学研究进展与趋势

论文梳理了地理学视角下的移民研究以及在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探讨在“文化转向”范式下移民地理学的研究进展和趋势。指出：① 地理学对移民的研究包括宏观上的迁移模式和动力机制的研究,中观尺度上移民的社会文化互动与地方协商问题,以及微观尺度上移民的日常生活、认同与情感;其中,“移民—地方”的核心人地关系,特别是移民的空间实践与地方协商成为了移民地理学关注的重点。② 受“文化转向”的影响,移民地理学研究正从宏观尺度的规律总结和普适性理论转移到研究移民日常生活、情感和认同背后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以揭示移民多样化的诉求。③ 移民地理学对中国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二元制度框架下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关注,需要拓展全球化背景下多样化的移民群体的考察。研究试图拓展中国移民地理学的研究议题,思考基于发展中国家话语下的移民研究新知。     

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案例

近年来,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成为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和乡村振兴中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新问题的出现对乡村空间实践中多元主体如何进行理性协商提出了新的诉求。以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村“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搬迁新寨子”为分析对象,对旅游背景下翁丁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进行了剖析。认为：① 在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双向塑造的地理空间实践中,翁丁正经历着从“地方性空间”向“流动性空间”的转向,以旅游为媒介的流动性力量以及不同主体的空间诉求,正在重塑着翁丁社会文化和关系的空间生产。② 翁丁原生公共空间塑造的秩序具有集体意识,但目前空间意义的叠写带来了地方的差异化认同,地方正在从“自然式认同”转向“分裂式认同”,作为民族团结和认同结构优化的切入点,需要逐步过渡到以主体间性和民族间性为特征的“理解式认同”。③ 空间意义的叠写和地方认同的分裂容易引发多元主体间的价值取向之争和地方意义的虚无主义,为此需要积极形成空间道德实践的价值指引,以避免发生激进的乡村旅游空间实践现象。未来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应避免以一类主体掩饰另一类主体的情形出现,公共空间的人地关系、空间主体的构成方式、地方的可见性以及不同主体道德规范的协商、妥协与让渡,是新时代乡村旅游空间实践不能忽略的维度。     

旅游开发影响下民族社区文化记忆的代际传承——以西安回民街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目的地社区文化记忆的代际延续与传承对居民的地方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助文化记忆媒介的理论框架,依托23位本地居民的深度访谈,探究旅游影响下代际间记忆传承的时空媒介信息与延续性要素。研究发现：① 在旅游开发影响下,虽然新一代与老一代居民在文化记忆空间的认知与表述上存在差异性,但记忆媒介在旅游发展中的保留与存在,依然对构建居民地方认同的连续性发挥着积极作用。② 记忆媒介力量的发挥需要人-地-叙事的互动与共在。清真寺、家、以及背街小巷中的老餐馆等空间作为代际之地,既是父辈与子辈共享共同回忆的交往空间,也是居民在不断发展的旅游情境中寻找连接当下与过去的重要情感媒介。③ 由记忆媒介建构的记忆的延续性可以强化认同在时间上持续性与空间上的一致性,并对社区群体建立文化的凝聚力与自信力具有触发性。     

工业用地转型下地理想象与地方意义构建 ——广州广钢新城案例

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用地转型背景下，选择广钢新城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从地理想象的视角，探讨周边村民、旧广钢职工以及新进入者等主体对广钢新城地方意义和文化内涵进行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并进一步解析地方建构与身份认同的联系。研究发现：1）由于主观性和空间实践体验的差异，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广钢的地方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2）周边村民、广钢旧厂职工集体记忆的嬗变，反映了空间形态、社会结构变化与在地群体的想象构建以及身份认同的耦合关系；3）新进入者的地方身份认同建立在排除在地群体的地方文化想象之上，二者对于广钢新城的地方意义和身份认同是断裂的，2个社会群体对于地方意义的感知与认同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交流与融合；4）在社会话语构建的文化冲击以及权力和资本的支配下，外界群体逐渐产生对广钢新城地方文化意义的多元想象。广钢片区的大规模空间重塑以及由此衍生的地方意义重构说明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地方建构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企业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变化及作用机理——以西北第一印染厂社区为例

地方认同是衡量人地情感、理解人与地方认知关系的重要概念,能够反映人地互动的复杂动态关系。企业社区作为重要的城市居住空间,理解居民地方认同对于科学开展城市社区更新、街区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西安市西北第一印染厂社区为例,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社会环境变迁和社区重构影响下,居民个人身份与地方认同的变化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企业社区居民个人身份认同是从单位人向社会人,以及未来作为留守老年群体的转变。2）延续传承的集体记忆维系居民积极式认同,社会交往生疏化和社区管理社会化加剧地方认同弱化,破败的建筑环境和落后的配套设施带来消极式认同。3）居民在生活、成长的企业社区环境和社会互动中构建了自身及对地方的认同,随着外部社会环境与内部居民个体特征而变化。外部社会环境的国企改革、住房改革使企业转轨、社区社会空间转变,加以居住时间差异、个体特征、心理因素与个人经历变化等内部因素,共同塑造居民的地方认同及其变化过程。     

日常生活视野中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研究——基于列斐伏尔与德塞图的理论视角

在空间与旅游地空间的相关研究中,社区居民及其日常生活所扮演的角色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而本文试图转向微观层面,关注空间演化中居民与日常生活的力量.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核心区马降龙村为例,运用观察法与访谈法,探索由旅游发展所推动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的现象与特征.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与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讨论在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居民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对抗政府与景区管理主体构想的空间表征,体现具有反抗性的表征空间.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反抗性的表征空间表现出嵌入、抵制、进攻性抵制、反噬、再生等形式.现阶段,低度开发水平下居民与政府及景区管理主体的对抗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长期看来景区组织与居民角色的特性,以及对土地的掌控保障了反抗潜力的延续.而旅游社区的空间秩序最终将在所有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协商中形成.旅游发展中居民扮演的角色影响其协商能力,造成不同的行动机制与意义.旅游社区空间活力最终在多主体、多目标的空间生产过程中激发,这一过程始终展现出日常生活的创造力.     

中国南部长城--苗疆长城的旅游开发与保护

中国“南部长城———苗疆长城”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已成为湖南省西线旅游开发的一个热点。文中分析了“长城”沿线旅游资源赋存和旅游开发优势 ,认为要实现“苗疆长城”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和谐一致 ,必须强化遗产保护意识 ,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加强遗产管理 ,依靠科技进步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旅游与竹地摩梭人“家”空间的多维生产及身份认同建构

采用田野调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对旅游背景下竹地摩梭人“家”空间的多维生产与身份认同建构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① 竹地摩梭人的宗教信仰及其在不同时代的流转,规约着摩梭村民日常空间实践中的自然观、世界观和道德观,具有心物自洽和身心统一性;竹地摩梭人“家”空间具有系统性,体现在村外层、村寨层、家址层、祖母房和身体层不同尺度空间圈层中,其空间秩序和意义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生态意识和人地关系;② 以旅游为媒介的资本、权力和消费等结构性力量相互交织和渗透,对竹地摩梭人“家”空间带来了微观地理空间的社会关系、文化意义和人地关系的重塑,且具有多维空间的交互辩证生产性;③ 随着竹地“家”空间的多维生产和微观地理重塑,出现了以人本主义为特征的前因式认同建构、以结构主义为特征的后果式认同建构,以及以“价值认同,情感不认同”和“价值不认同,情感认同”为特征的“中间型”认同建构。竹地摩梭人对“家”空间旅游化实践的身份认同建构,暗含和折射了村民对“家园”和“家国”的认同状况。④ 竹地“家”空间的旅游化,本质上是传统民族空间资本化的实践过程,归根结底是新时代“地方”对发展路径和方式的选择,但未来需要调适“家”空间资本化和发展异化之间的矛盾。此外,竹地“家”微观地理空间的案例剖析,在理论上补充和延伸了学术界既有“家”的理论研究成果。     

旅游发展对古村落村民公民性建构的影响——以开平古碉楼群为例

中国古村落是一个相对稳定和封闭的微社会,但当古村落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得到旅游开发后,新的经济方式的介入以及大量游客的进入,对古村落村民的思想、生活等产生了重大冲击。研究发现,世界文化遗产地开平碉楼群随着旅游开发程度的不同,所在地村民呈现出公民性的差异。研究借助所建构的“公民性”指标,在证明旅游作为3个已开发古村落的主要经济驱动力的情况下,指出旅游开发越充分的古村落,村民的公民性越强。从而揭示出旅游作为一种改变古村落经济模式的主要驱动力,在中国3个地理位置毗邻、治理模式一致、风土民情相似的古村落中,因其发展带来了“公民性”普世伦理的出现。该研究回答了“公民性”这一普世的人类文明标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产生的过程和机制,研究价值层面或对中国尚显薄弱的道德地理学的发展具有一定裨益。     

第二居所旅居者与当地居民社会互动过程及机制——以三亚市为例

第二居所旅居在流动谱系中介于短时性旅游与永久性旅游移民之间,是一种新的人口流动现象。地理学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从宏大的结构叙事向后现代的多元与微观化转向。在此背景下,本文借鉴符号互动理论,探析第二居所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之间差异的建构及其对社会互动的作用过程与机制。结果发现：旅居者与当地居民所处人文地理环境产生的内在差异,使得三亚市存在着明显的“三亚人”与“东北人”之间“我者”与“他者”的对视;这些内在差异经过“人”的定义与解释被赋予特殊意义,并基于“外地人”与“本地人”身份符号意义建构出新的内涵,影响两者的互动实践;其具体作用过程包括：不了解对方、污名化对方、不愿与对方交往3个阶段。本文从微观层面研究社会互动的内在运作机制,有利于宏观政策制定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促进旅居地的可持续发展。     

线性文化遗产居民的感知价值与期望价值——以滇越铁路为例

通过提取问卷数据,建立数据库,利用描述统计频率、因子分析、数据比较等方法,对滇越铁路沿线碧色寨、芷村、人字桥等6个重要站点的居民进行了文化遗产感知价值与期望价值的调查。结果发现,沿线居民对滇越铁路的地方认同感主要体现在功能转向、价值再现和旅游发展方面,沿线居民的感知价值与期望价值具有同一性,但也存在明显的分异性。滇越铁路承载着当地居民强烈的地方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铁路沿线居民对滇越铁路文化遗产价值给予了一致性肯定,并对其未来功能转向、价值再现和旅游发展抱有乐观和支持的态度。受访者普遍认为,滇越铁路的整体利用不等于全线开发,应当重点打造资源条件和旅游基础较好的区段,主题要统一于整条铁路的文化和样貌,可联合越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适时开通国际旅游观光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