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发展模式 及制约因素分析 ——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通过对南疆三地州 7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进行调研，定量分析了搬迁前后影响产业发展 的主要生计资本变化情况，分析认为搬迁安置点具备了产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移民搬迁后依托 产业园区、设施农业、新开发土地、特色资源等发展优势产业，结合案例总结了 6 种产业发展模式， 每种产业模式都有特色产业及发展条件。移民就业渠道少、土地流转比例低及适应新产业难成为 制约后续产业的发展主要因素，为促进后续产业的发展，根据安置地情况，为移民提供更多就业渠 道，提高搬迁移民的就业技能。     

连片特困地区易地扶贫移民生计恢复力评估

借鉴社会—生态系统研究领域的恢复力概念，结合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基于资本的评估方法，构建易地扶贫移民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陕南安康市3个区县的657份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微观农户视角实证分析和评估易地扶贫移民的生计恢复力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易地搬迁农户物质、社会资本分布不均衡，不同搬迁类型和时间对农户生计资本分化产生作用。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积累水平以及环境、健康服务可及性等均是搬迁户提升生计恢复力的前提和基础，而搬迁类型对移民生计恢复力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建议政府充分发挥政策优势，针对不同搬迁类型和时间移民进行精准帮扶，着力解决搬迁户生计资本的薄弱环节，不断提升其生计恢复潜力。     

人口较少民族生态移民的变迁探讨——以三台山德昂族乡允欠村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西部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举措.结合云南德宏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允欠村易地扶贫搬迁的实例,分析了该地区搬迁农户在其搬迁前后的生产、生活水平、社会结构及其文化构成,探讨生态移民对移民主体的生活方式变化、族群文化建构以及宗教信仰变迁等的影响.生态移民在面临自然环境变化、生存空间转移和社会转型加速的社区重建过程中在各个领域所做出的一系列带有建构意义的调适.从移民社区重建的实践中,探查文化适应与社区重建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阐述了促使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     

基于过程和结果的甘肃古浪黄花滩生态移民工程绩效评价北大核心CSCD

生态移民是国家实现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两大战略目标的重要政策手段。西部地区生态移民规模较大,进行生态移民工程绩效评价,总结现有经验教训,优化工程后续实施对实现西部生态脆弱区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克服过去忽略移民过程获得感和公平诉求导致工程绩效与移民真实感受不符的缺点,本文以甘肃省古浪县黄花滩移民区为例,建立了基于过程和结果的生态移民工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工程绩效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测度。结果表明:(1)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工程绩效评价结果为“较差”,移民对工程全过程的实施效果评价较低,存在问题主要为移民参与程度和对政策了解程度不够、搬迁过程操之过急、总开支大幅增加、合作社发展效益不佳、本地就业困难等。(2)经济受益水平更高的生态移民具有更高的工程绩效评价,而受益水平与移民自身经济实力密切相关。(3)生态移民工程的增收效应存在不均衡性,不同组间的移民受益水平存在明显差异,未来需要关注移民间发展差距和共同富裕问题。     

河西走廊绿洲面积动态及其驱动因素

绿洲是干旱区脆弱生态体系中由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能够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物源基础和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地理单元，其动态变化能够反映区域内生态、经济以及社会的演替方向。以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数据为基础，结合同期气象与人类活动数据，应用转移矩阵与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分析了河西走廊绿洲土地利用类型的转移规律和环境因素对绿洲动态变化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河西走廊绿洲内部土地利用类型动态转移明显，相互间转化剧烈的地类包括耕地、居民工矿交通用地、有林地、灌木林地和草地；（2）河西走廊5个地级行政区绿洲面积均呈增加趋势，增加幅度最大的为嘉峪关市（51.97%），最小的为武威市（3.68%）；（3）驱动河西走廊5个地级行政区绿洲面积动态变化的主导因子与农耕产业关系密切，预示河西走廊水资源利用与农业生产效率仍需提高。     

怒江州农村特困人口现状及工程移民扶贫研究

移民扶贫开发是我国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怒江州特困人口数量多、分布广,生存条件恶劣,属于典型的生态贫困型,大多数特困人口需要实施异地搬迁扶贫。与移民扶贫开发相比工程移民补偿高,移民后期扶持力度大。结合国家水电建设,利用国家工程移民的各种政策,把工程移民和移民扶贫开发相结合,做好工程移民的规划、选址和安置,处理好移民区的土地、生产以及发展问题,可以解决怒江州部分生态贫困型特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加快怒江州的脱贫步伐。     

基于RS和GIS的河西走廊风沙灾害风险评估

河西走廊位于中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受到周边沙漠和戈壁的影响,风沙灾害问题比较严重。依据灾害系统理论,从致灾因子危险性、孕灾环境脆弱性和承灾体易损性3个方面构建区域灾害风险评估体系和评估模型,对河西走廊风沙灾害风险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高风险地区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内部的沙漠区,如酒泉市、玉门市、金塔县、高台县、临泽县以及武威市的北部地区,约占总面积的10.8%;（2）较高风险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敦煌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和河西走廊的北部,约占总面积的56.5%;（3）低风险地区位于河西走廊的东南部,该区在祁连山的天然屏障下,植被盖度高,雨水丰富;（4）作为风沙灾害的主体和对象,河西走廊的社会经济因素对风沙灾害风险的贡献率较低。而作为风沙灾害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条件,沙源和风速仍是河西走廊风沙灾害风险的主要诱因;（5）经济发达城市在风沙灾害中具有更高的易损性,应该对城市邻近沙源进行重点防治。     

河西走廊草地荒漠化动态及驱动因素

草地荒漠化是河西走廊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探究河西走廊草地荒漠化的现状与变化,是维持地区生态安全、确保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本研究以2009、2014、2019年全国荒漠化监测数据为基础,结合同时期的气象和年鉴数据,利用趋势分析、灰色关联及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分析了河西走廊草地荒漠化的动态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量化了驱动草地荒漠化的因素。结果表明：（1）河西走廊草地荒漠化威胁持续存在,2019年,荒漠化草地面积为371.93万hm²,占河西走廊草地总面积的43.7%,荒漠化程度以中度为主,占比为65.58%。（2）2009—2019年,荒漠化草地面积减少134.68万hm²,草地荒漠化得到有效遏制。根据草地荒漠化程度综合性评价指数,除金昌市外,酒泉市、嘉峪关市、张掖市和武威市草地荒漠化呈逆转趋势。（3）驱动草地荒漠化动态变化的各类因素中,年降水量增加有助于荒漠化逆转,年均气温、农作物播种面积、大牲畜存栏数、常住人口数与草地荒漠化呈正相关,其中常住人口数通过影响农作物播种面积间接导致草地荒漠化加剧。     

乡村产业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以宁夏红寺堡区为例

梳理产业选择与培育的经验,分析产业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于促进生态移民区的乡村产业振兴、农户生计恢复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中国最大单体移民迁入区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为研究区,针对4大乡村产业各选1个样本村,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半结构访谈法获取数据,在比较不同产业投入产出效益的基础上,探究不同产业发展对移民生计产出...     

帮扶措施对山区脱贫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陇南山区为例

帮扶措施不仅是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关键举措,更是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客观要求。论文构建了帮扶措施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框架,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在辨明帮扶措施及生计策略选择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 陇南山区有59.84%的脱贫户享受了多元帮扶措施,其中,享受最多的多元帮扶措施为产业扶贫+生态补偿扶贫,享受最多的单一帮扶措施为生态补偿扶贫;② 陇南山区脱贫户的生计策略以务工主导型为主,呈农业特色化、非农化和多样化的特点;③ 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整体呈中等水平,其中,川坝河谷区农户、老年农户和低生计资本禀赋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较强,且帮扶措施对其有调节作用;④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区位条件对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产业扶贫和电商扶贫对农户的特色务农型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生态补偿扶贫和就业扶贫对农户的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计策略的政策建议。     

河西走廊绿洲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能力评价

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约束性强,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实现绿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对河西走廊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现状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绿洲生态经济系统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运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5个绿洲生态经济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度及协调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各绿洲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水平均很低,尚不存在良好协调发展区域;绿洲协调发展能力呈现为嘉峪关>金昌>张掖>酒泉>武威的顺序,嘉峪关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滞后型区域;金昌、张掖、酒泉、武威同属于濒临失调衰退阶段,其中金昌、酒泉属于生态经济同步型区域,张掖、武威属于经济滞后型区域,据此提出各绿洲的发展方向与对策建议.     

非特色型产业扶贫模式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探讨了产业扶贫参与主体及其影响因素的互动关系,阐释了产业扶贫促进乡村振兴的机理,在此基础上剖析了非特色型产业扶贫案例——德青源金鸡产业扶贫模式,总结了相关扶贫经验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结果表明：（1）产业扶贫通常涉及政府、企业、被帮扶农户、金融机构/投资管理平台、科研机构等多个参与主体,其发展模式受社会、经济、地理、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产业扶贫能够有效整合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生态、人口等资源,推动实现乡村产业、文化、组织、生态和人才振兴。（2）德青源金鸡项目以蛋鸡产业为抓手,构建了金融资本和龙头企业相结合的产业扶贫模式;通过政府、龙头企业、贫困农户和贫困村“三权”分置,因地制宜地设计出资产收益扶贫模型。（3）金鸡产业扶贫的主要经验包括：完善消费扶贫机制,多举措推动产销高效对接;树立“长线”思维,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产业多维振兴有机结合;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多措并举提升人力资本;完善配套设施,实现脱贫攻坚与环境保护良性互动;发挥党建和农民合作社作用,因地制宜地推动产业扶贫扎根;构建多方共赢的联结机制,推动长效脱贫和乡村振兴。这些经验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启示。     

The Impacts of Relocation on the Livelihoods among Different Agro-pastoralist Groups in an Immigrated Village in Tibet

China has achieved a comprehensive victory in poverty eradication. Relocation has been the major measure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and 10 million poor people have successfully been relocated in the ‘Thirteenth Five-Year’ period (from 2016 to 2020). This paper established an integrate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livelihoods of relocated group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village,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United Nation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using the data from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 Bailang Village, Tibet. The indicator system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changes in the livelihoods of different agro-pastoralist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relocation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living standards, livelihood assets,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elocation l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velihoods of immigrated households. As the duration after relocation increases, the living standards rise steadily, especially in poverty eradication (SDG1), which increased nearly 100%. Relocation affects the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the relocated groups, in that the original pure farmers chose more diverse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the non-farm employment ratio (SDG8) of the village increased. The total SDG score increa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The data also showed that relocation had limited impacts on the livelihoods of the aborigines. The results implied that the relocation polic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en implemented successfully in this area. This research could support policy optimization for improv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village and the livelihoods of the immigrants.     

2004－2014年河西走廊荒漠化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

草地是干旱、半干旱区面积占优势的生态系统,在时间尺度上对其进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是判断区域生态系统处于改善或退化的主要途径。基于野外调查和遥感分类解译划分的河西走廊荒漠化草地基础数据,首次建立了河西走廊不同类型、不同程度荒漠化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和修正方案,评估了第三次（2004年）、第四次（2009年）和第五次（2014年）荒漠化监测期河西走廊荒漠化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动态变化及服务价值结构。结果表明：（1）2004—2014年间河西走廊草地荒漠化呈现轻微逆转趋势,荒漠化草地面积由519.7万 hm²减少至357.7万 hm²;（2）10年间河西走廊荒漠化草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以损失为主,损失量达209亿元;（3）河西走廊荒漠化草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在时空分布、荒漠化类型和程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4）河西走廊荒漠化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倾向于气候调节、净化环境和水文调节功能。     

近31 a河西走廊地区深层地温变化及突变分析

根据河西走廊地区深层地温观测时间最长、资料完整的酒泉、张掖及武威3个地面气象站1980年1月～2011年2月的逐月80、160、320 cm地温资料,运用线性拟合、滑动平均和Mann-Kendall方法进行趋势和突变分析。研究表明：近31 a来河西走廊地区80、160、320 cm深层地温均呈显著的波动上升趋势,其中各深层地温夏季增温速率最大,春季次之,冬季最小,各季各深层地温均发生了暖突变。各深层地温年时间序列中存在3 a波动周期,且表现为前期冷,后期暖的演变趋势,线性增温速率显著,80 cm地温增温速率0.55 ℃/10 a,暖突变出现在1994年;160 cm地温增温速率0.59 ℃/10 a,暖突变出现在1995年;320 cm地温增温速率0.60 ℃/10 a,暖突变出现在1996年。说明年深层地温随着深度的增加,暖突变出现时间存在滞后现象。气温对深层地温的影响作用明显,深层地温受气温升高的影响也呈升高趋势。但随着深度的增加气温与地温的相关性略有降低,这是由于深层地温的变化存在滞后性所致。     

宁夏生态移民安置区人地耦合系统脆弱性分析

基于2016年农户访谈和调查数据，依托脆弱度整合评价模型（VSD）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3个层次共选取了29个指标，构建了宁夏生态移民安置区人地耦合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及函数模型评价法评价和分析其脆弱程度、特征和空间分异，并借助障碍度模型对脆弱性障碍因子进行了识别。结果表明：（1）宁夏生态移民脆弱性呈现明显的“级差化”分异特征，平均脆弱性指数为0.151 1，总体处于较强脆弱状态。（2）宁夏生态移民人地耦合系统整体较为脆弱，表现为：中部干旱带>北部引黄灌区>南部山区，在空间上呈现“中部高南北低”的地域分布特征。暴露度表现为：南部山区>中部干旱带>北部引黄灌区；敏感性表现为：中部干旱带>北部引黄灌区>南部山区；适应能力表现为：南部山区>北部引黄灌区>中部干旱带。（3）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年劳动力职业技能水平、是否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能否获得贷款机会、对土地质量满意度（温棚）和家庭借贷金额等是影响宁夏生态移民安置区人地耦合系统脆弱性的主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