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评价——以西北五省会城市为例

 通过模糊分级评价方法对西北五省会城市的城市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进行评价。首先,对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其次,建立城市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改进和使用模糊分级评价方法, 引入协调度、协调发展度和协调发展趋势指数的模型;再次,对中国西北五省会城市自2003-2009年的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分析;最后得出,西北五个城市经济、环境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并且城市经济系统、环境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存在着差异,影响了城市协调发展的总体水平。五城市中协调发展状况最好的是银川,其次为乌鲁木齐、西安、兰州,最差是西宁。应引起注意的是,西安、西宁和乌鲁木齐的社会系统处于衰退趋势。     

福建省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对比分析

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度是一个定量表示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指标,强调的是系统之间各要素的共同发展．以福建省域城市为例,介绍了福建省环境与经济发展现状,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并采用熵值法为指标体系确定权重,对福建省域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做出评价和分析,用确定好的协调发展度等级对其进行分类．...     

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以深圳市为例

以深圳为例,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利用其1996~2007年的统计数据对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深圳城市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不断增强;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由轻度失调经济滞后型向良好协调城市人居环境滞后型转变,经济发展与城市人居环境之间的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两系统之间的动态协调度呈持续稳步上升的态势,处于趋于协调发展的轨迹上;最后,提出了四大政策建议及不足之处。     

区域社会经济与农业技术扩散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北地区为例

从扩散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协调度的定义出发,利用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设计了一套定量化评价区域社会经济与扩散环境协调发展的方法,并对西北地区352个县域的农业技术扩散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化评价.结果表明:根据扩散环境相似性、发展水平相近性、协调发展一致性等原则,利用聚类分析法,可将西北地区各县域分为高度协调发展型、中等协调发展型、初级协调发展型和整体发展滞后型4种类型区域:把空间分布类型转化为时间发展阶段,以发展阶段作为区域社会经济与农业技术扩散环境协调发展状态的背景时,西北地区各县域协调度呈明显的空间"S"型变化特征,根据协调度随社会经济发展的"S"型曲线变化特征,可划分为初级不协调、低级协调、中级协调、高级失调和高度协调5个阶段.     

安徽省县域“人口—经济—空间—环境”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分析

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县域"人口-经济-空间-环境"城镇化内涵,通过构建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利用熵值法、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安徽省61个县域单元2000-2013年4个时间断面县域城镇化人口、经济、空间、环境4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安徽省县域城镇化耦合度处于低水平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由中度失调向轻度失调过渡阶段;空间格局上,省域东部县域耦合协调度高于中部县域,中部县域耦合协调度高于南部和北部县域;在安徽规划五大片区中,皖北片区县域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其他片区县域表现为空间和环境城镇化滞后。该研究成果可为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福建省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对比分析

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度是一个定量表示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指标,强调的是系统之间各要素的共同发展．以福建省域城市为例,介绍了福建省环境与经济发展现状,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并采用熵值法为指标体系确定权重,对福建省域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做出评价和分析,用确定好的协调发展度等级对其进行分类．结果显示,福建省9个设区市中厦门市处于优质协调发展类型,福州市和泉州市处于良好协调发展类型。莆田市、三明市、漳州市、南平市、龙岩市和宁德市均处于中等协调发展类型．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市如何提高协调发展度提出相应的建议及措施．     

生态脆弱能源区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演化机制——以晋陕蒙接壤区为例

以晋陕蒙接壤区为例,运用综合指数法、协调发展度模型和PCA模型方法,构建协调发展变化模型,借助GIS和SPSS技术,研究2000-2015年生态脆弱能源区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特征,揭示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时空协调演进机制。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晋陕蒙接壤区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长期处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型;县域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由“北高南低”演化为“中部高周边低”的空间分异特征;榆阳区、府谷县、横山县、神木县、东胜区、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的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显著提升,河曲县、保德县、偏关县、兴县、达拉特旗和托克托县的协调发展度出现下降态势;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时空协调演进是居住环境因子、产业结构因子、基础设施因子、公共服务设施因子和政府宏观政策调控因子等多重动力因子综合驱动的结果。据此提出推进区域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向优质协调发展类型演进的对策建议。     

中国西部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时空变化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中国西部社会、经济与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社会、经济与生态指数,对西部各地区社会、经济与生态进行综合分析评价。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定量分析了社会、经济与生态两两之间的发展模式。结果表明：（1）1990-2010年,西部各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其中甘肃以东地区经济发展显著,社会水平与经济发展保持平行提高,生态水平基本保持静止,而西南地区生态水平明显高于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生态水平波动大。（2）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发展模式互动趋势明显,社会进步相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短暂滞后性;而生态系统反映较迟钝,生态与社会、生态与经济模式的发展趋势不明显,但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发展模式一致。（3）中国西部各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均呈增长趋势,说明随时间的推移,各个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度趋于协调发展。但2005年和2010年的协调度增长不明显,个别地区经济生态协调度出现下降趋势,生态水平的下降造成协调度增长停滞。     

大连市旅游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评价

将旅游环境概括为经济环境、交通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基本囊括了旅游经济的发展环境。以大连市2001年至2012年面板数据为例,构建旅游环境系统和旅游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对旅游环境与旅游经济进行系统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旅游环境与旅游经济之间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1年至2012年,大连市旅游环境系统和旅游经济系统的供需水平均呈现增长趋势,且两者间发展关联密切;大连市旅游环境系统与旅游经济系统的呈现较高的耦合状态,表明大连市旅游环境系统与旅游经济系统之间存在较强的协同作用;大连市旅游环境与旅游经济综合评价指数T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反映了不同年份总的供需水平的差异;在12年间,大连市旅游环境与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状况实现了由轻度失调到初级协调再到高级协调的发展,旅游环境的发展逐渐滞后于旅游经济的发展。     

江苏省能源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

建立能源系统、经济系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能源与经济系统协调度模型,利用1995-2009年江苏省能源与经济相关统计数据,定量分析江苏省能源系统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两者的协调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变化:1995-1997年协调度虽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但两系统各自的发展均处在较低水平;1998年江苏经济系统发展快于能源系统,出现短暂地协调度下降现象;1999-2004年两系统发展速度同步加快,呈现出短暂的"和谐"状态;2005年协调度略微回落,能源资源过度消耗等问题日益突出;为此,政府采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等积极措施,2006-2009年两系统协调度出现回升态势。"十二五"期间,江苏应进一步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全民节能降耗意识等四方面实现优化升级,并将解决环境问题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努力把江苏建设成为经济健康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哈大齐工业走廊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脆弱性视角的研究

采用聚类分析与方差分析相结合并借助碎石图的方法,并结合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的特点,建立了包括经济和环境两大系统的一整套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脆弱性评价模型及分级标准,并对哈大齐三个城市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系统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1)该指标体系构建方法较好的解决了指标在选取时的信息重叠和筛选后的指标存在片面性的问题;(2)哈大齐三个城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系统综合脆弱性总体上随着城市的发展由重度脆弱逐渐过渡到轻度脆弱状态,且经济系统脆弱性基本好于环境系统脆弱性;(3)2007年,制约哈尔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系统脆弱性主要是环境治理指数,制约大庆和齐齐哈尔的主要是环境污染指数。     

中国经济与环境污染耦合度格局及工业结构解析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由于从自然界提取资源并进行加工, 最后并排放废弃物质到自然界, 区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通过各自元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形成经济环境耦合关系。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 通过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 对中国350 个地级单元的经济环境耦合度和协调度计算后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研究发现, 中国经济环境系统整体上处于低耦合低协调状态, 东部沿海地区的都市经济区和中部重要人口产业集聚区耦合度和协调度相对较高, 远西部和东中部偏远地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相对较低。根据各地级单元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耦合度和协调度可以将现有国土划分为经济环境和谐区、经济环境磨合区、经济环境拮抗区及经济环境低耦合区4个类型区。通过对4 种类型区的工业结构分析后发现, 不同类型区工业结构存在很大差异。经济环境和谐区工业以电子机械、设备制造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为主;经济环境磨合区工业主要以机械装备制造和部分污染性的冶金、化工、电力产业为主;经济环境拮抗区工业则以钢铁、石化、煤炭、建材、发电等污染性行业为主, 是中国污染性行业最集中的地区, 也是未来环境质量面临最大风险的地区;经济环境低耦合区工业则以初级产品加工和生产为主。     

Spatial coupling analysi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Given the great number of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temporal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subsystems, it is useful to perform a quantitative spatial assessment of these subsystems. In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indicators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ubsystems are constructed. Then,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y-environment system is calculated for 350 prefectural units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most prefectural units is still at a low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values, the Chinese terri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of area: economy-environment harmonious area, economy-environment gearing area, economy-environment rivaling area and low coupling degree of economy-environment area. Based on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the four types of areas, there is a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sector structure and the coupling-coordination level. In the economy-environment harmonious area, the sectors of manufacturing of high-technology and high value-added products, such as communications, computer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transport equipment and electrical machinery, account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value of local industrial output. The industrial value of the economy-environment gearing area is concentrated on the manufacturing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and contains a few polluting sectors such as ferrous and non-ferrous metallurgy, chemical manufacturing an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The economy-environment rivaling area is the type of area where polluting sectors concentrate, such as iron and steel, petrifaction, coal mining, building materials an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In the low coupling degree of economy-environment area, its industry is concentrated on the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primary products.     

90年代中国省级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分析

在阐述经济环境协调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度模型。并通过对90年代我国省级区域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空间区域经济环境协调度基本符合“U”型曲线,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大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问题比较严重。     

中国环境经济地理的研究主题展望

全球环境变化与技术经济范式变革对“经济-环境”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但资源环境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淡出全球经济地理研究的视野。2000年以来,环境经济地理逐渐兴起并对此进行反思,但其发展仍处于混沌状态。中国经济地理学科自身的人地关系传统和国家发展的探索与实践,为环境经济地理理论与实践创造了理想条件。环境经济地理并非全新的领域,其可从经济地理理论出发拓展对“经济-环境”关系的认识,据此提出3组研究主题：① 重新认识经济活动的区位,理解变化中的资源环境如何作用于传统与新兴经济活动;② 建立对不同地理尺度下要素流动和主体互动的认知,理解资源环境风险如何在各类关系网络中传递,又将如何重塑各类关系网络;③ 考察多主体在多区域之间、多层级制度背景下的相互作用,理解绿色创新与转型的过程,实现对“经济-环境”关系在不同发展场景下协同演化的认识。     

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时空演变

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是衡量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定量指标。本文构建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研究区域2000～2009年的协调发展度进行计算及时空演变分析。研究发现:在时间演变方面,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区域综合协调度呈“V”型发展趋势,区域综合协调发展度呈稳步上升趋势,且各城市协调发展度所属类型层次较高,整体上达到中级协调发展类水平;在空间演变方面,辽宁沿海经济带六大城市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且东部、南部城市较西部、北部城市发展更为协调,但各城市空间差异逐步缩小。本研究还分别从宏观政策调控、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布局优化及环保门槛提高等方面,分析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时空演变机理,指出辽宁沿海经济带在上述因素的驱动下,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和环境综合承载能力均有所提高,但由于产业同构、海岸带生态脆弱等现象的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仍然是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     

基于投影寻踪模型的河南县域交通与经济协调性评价

通过建构县域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模型对2003 年和2008 年河南省各县域单元的交通优势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与比较。进而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河南县域交通优势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性进行评价、比较与分类。研究表明,2003-2008 年期间河南省各县市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均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区域分异现象还较为突出。县域交通优势度由2003 年的沿主要交通干线带状分布向团块状连片分布态势演进,中原城市群地区县市交通优势度高于外围地区,平原地区县市交通优势度高于山区县市;而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西部普遍高于东部,山区资源县市高于平原农业县市。交通优势度与县域经济耦合作用强度普遍较高,并呈明显的增强态势,但多数地区交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度还有待提升,大多数县市交通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如何在既有的交通优势条件下推进河南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实现河南交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问题。     

农业发展效益评价方法与案例研究

塔里木河流域是典型的绿洲农业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也影响着流域的生态环境,两者相互作用。文中首先构建耦合度函数、耦合协调度模型,制定判别标准,并对耦合协调度D值进行分类,然后以塔里木河流域为研究区,建立指标体系,对塔里木河流域农业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分析,并计算了1980-2008年间农业发展效益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流域内农业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效益呈现出波动上升过程;而农业发展效益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平稳上升趋势,但整体协调度较低,且各地州间差异较大,形成南-北分异格局。     

基于改进TOPSIS模型的安徽省城市创新能力演化及耦合协调研究

“双循环”发展背景下,城市创新能力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选取2010年、2014年和2018年作为时间节点,运用改进TOPSIS和耦合协调模型对安徽省城市创新能力及其子系统间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规律进行实证评价与分析。研究表明（：1）安徽省内城市综合创新能力差异逐渐扩大,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安徽省城市创新投入能力整体逐渐上升,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创新产出能力差距逐渐缩小,空间分布差异不显著;城市环境支持能力差距逐渐拉大,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3）安徽省城市“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环境支持”能力的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较低,在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中心-外围”分布特征,以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两种类型为主。（4）安徽省城市创新能力耦合协调性无法进一步提升的原因主要受2个或3个复合限制因素的影响,其中城市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环境支持能力同时滞后的城市数量最多。     

辽宁省14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定量研究

协调度理论已成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耦合程度的重要理论。本文在阐述其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环境协调度的指标体系、模型和计算方法。通过对辽宁省14市10年各项指标数据的技术处理和分析:辽宁省1996-2005年经济环境协调度整体处于调和阶段,在空间分布上,协调度值高的城市大都分布在南部沿海地区,协调度值低的大部分在辽宁省东部和西部;1996年以来辽宁省经济环境协调度的发展趋势呈"V"型变化,"九五"向"十五"过渡阶段协调度最低;经济环境协调度与经济发展阶段符合"U"型曲线,工业化初中期即第二经济发展阶段的协调度最低;1996-2005年期间14个市的经济环境协调度呈现出不均衡发展,其中大连市的协调度值较高。最后,本文认为应以大连市为龙头,与其他协调度值较低的城市实施区域合作战略,从而达到全省各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