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态位测度研究——以天山北坡城市群为例

依据生态位理论,界定了城市生态位等相关概念。以天山北坡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取1980-2010年人口、产业和投资等数据,根据城市生态位宽度模型、分异指数模型和重叠指数模型,分析了该城市群中各城市生态位空间宽度、生态位结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为实现城市群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视角。结果表明：天山北坡城市群中,乌鲁木齐和石河子的人口生态位较大,而在经济生态位及资源生态位方面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位居前两位,说明城市生态位具有不连续性特征。天山北坡城市群中经济生态位宽度最大值的城市是最小值城市的32倍,说明天山北坡城市群中城市生态位宽度的差异悬殊。同时,天山北坡城市群的人口、经济及资源生态位分异指数均呈现下降趋势,人口与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得以改善,城市之间人口、经济发展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天山北坡城市群正逐渐由“单中心”城市群向“多中心”城市群演进。在城市生态位重叠指数方面,城市之间的重叠指数呈现不断增大趋势,说明天山北坡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性增强,同质竞争日趋激烈。针对天山北坡城市群城市生态位特征,按照专业化分工协作的要求,提出了城镇组团错位发展的设想。     

生态位理论在昆明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中的应用

土地利用的效益及潜力可用土地利用的生态位来描述。借助生态位理论,通过分析昆明市（1996～2004年）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及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情况,并结合土地利用的经济生态位模型,计算了昆明市1999～2006年土地利用类型间相互作用的强度。结果表明昆明市农用地与建设用地经济生态位位差较大,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更加剧了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的速度和强度;农用地内部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位宽度,耕地和牧草地最高且逐年增加,而林地处于较低水平,反映出昆明市需要依靠内部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来提高农用地生态位,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优化配置。     

甘肃酒泉荒漠戈壁灌木群落优势物种生态位特征

了解物种利用资源和占据生态空间的能力,对维持完善和科学保育荒漠戈壁植物群落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在综合反映各生态因子作用的群落类型和海拔梯度组合而成的两条资源轴上,测度分析了甘肃酒泉荒漠戈壁灌木群落主要优势种的生态位特征。结果表明：(1)在群落类型和海拔梯度两条资源轴上,红砂（Reaumuria songarica）、泡泡刺（Nitraria sphaerocarpa）和合头草（Sympegma regelii）的重要值和生态位宽度均较大,说明这些物种适应能力强,能够较好地利用环境资源,分布范围大,作为荒漠戈壁灌木群落中的广域种具有重要的生态地位和作用。(2)荒漠戈壁优势物种间的生态位重叠值多数较小,在群落类型和海拔梯度资源轴上生态位重叠值小于0.5的分别占总种对的62.63%和77.89%。生态位宽度大的物种之间一般生态位重叠值较高,物种利用资源能力强且存在竞争关系;然而,生态位宽度较小的物种与其他物种之间的生态位重叠程度较低,不同物种在环境资源的需求上产生互补,可以和谐共存;生态位宽度小的物种之间生态位重叠值仍较高,物种分布呈斑块现象;因此,生态位重叠与生态位宽度之间无显著相关性。(3)荒漠戈壁优势物种间总体表现为不显著的正关联,表明该植被群落结构及其物种之间处于稳定共存的状态。     

土地利用生态位理论构建与应用

借鉴生态位理论在土地利用方面应用研究的基础上,明确界定了土地利用生态位的概念与内涵,系统构建了土地利用生态位的态势理论、扩充与压缩理论、适宜度理论和构建理论,并建立了相关测度模型。以兰州市为例,分析了兰州市土地利用数量生态位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997-2006年期间,兰州市土地利用数量生态位的"势"与"态"变化差异较大,说明兰州市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的同时,生态建设与环境破坏并存。同时,在1997-2006年兰州市耕地、牧草地数量生态位内总体上处于压缩状态,而林地、建设用地数量生态位总体上处于扩充状态;兰州市各县区土地利用生态元生态位扩充压缩度差异较大,反映土地利用生态位空间变化特征。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深莞惠旅游一体化策略研究

运用生态位理论对推进深莞惠三市旅游一体化进行分析,发现三地存在旅游资源生态位同质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生态位同向化的问题,因此要求三地厘清生态位,错位发展,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和旅游商品;扩充生态位,挖掘潜力,提供旅游发展的持续动力;分离生态位,在政府协调基础上进行旅游地分工;集中优势,共同打造跨区域特色旅游线路;建立深莞惠无障碍旅游区,巩固区域内旅游市场。     

基于生态位宽度模型的区域多功能评价及演变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生态位理论,构建多功能生态位宽度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选择2005年、2009年、2013年三个时间点和对北京市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6类功能进行评价,并分析其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2013年,农产品生产和生态服务功能呈现出内城区水平低、远郊区水平高、空间集聚程度高、分布集中的特点;远郊区的旅游休闲、文化教育和产业发展功能水平远低于内城区和近郊区;近郊区和远郊平原区的人居服务功能最强,内城区次之,远郊山区最弱。(2)2005年~2013年间,农产品生产和产业发展功能先增加后减少,总体水平增长;旅游休闲和人居服务功能持续增加;文化教育和生态服务功能水平持续下降。旅游休闲、人居服务、产业发展和生态服务功能的等级变化幅度不大;农产品生产功能等级两极化趋势明显;文化教育功能等级逐渐向中间等级集中。(3)功能的演变通常伴随着政策的实施,具有一定的惰性和滞后性。远郊平原区功能日趋多样,大量的农用地被占用,因此农产品生产受到一定的限制。人口老龄化加速,入学人数减少,教育设施相应整合,导致文化教育功能逐年减弱。核心区房价的提升、住房的饱和,导致远郊平原区成为吸纳人口的新城。工业企业的搬迁调整、工业发展的延后性造成产业发展功能的区域差异巨大,但产业发展外扩依旧是今后发展的趋势。生态服务功能只能在远郊区形成,且需要依靠政府调控。     

生态位理论在我国城市发展中的应用

该文将生态位理论用于城市研究，引入城市人口生态位和城市生态场势，并用二者的均衡协调程度分析了我国18个中心城市的发展现状，具体分为协调型，低人口生态位，高城市生态场势型和高人口生态位，低城市生态场势型三种类型，并针对不同的类型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     

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系统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采用土地利用经济生态位模型、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模型和生态服务价值评价方法,结合长株潭区域1996—2005年的土地利用更新调查数据,研究该区域生态系统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1）长株潭城市群非农用地对农用地的捕获力呈逐年增强的趋势,土地利用整体上朝利用强度增大、广度增加的方向发展,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则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量分别与土地利用生态位差值和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中与土地利用综合指数相关度最高;（3）在推进新型城市化过程中,控制非农用地的外延扩展,增加农地转用的生态补偿,减小土地利用的经济生态位差值能有效抑制农地的快速减少,促进区域“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生态足迹模型测度可持续发展的缺陷分析

近年来,生态足迹模型被众多研究者和一些国际机构作为测度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但在用于区域可持续发展测度时,测度结果有时是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相悖的。因此,学术界对该方法一直存在争议。目前的一些研究认为:生态足迹模型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测度方法,区域生态赤字也不能指示区域生态超载,但全球生态赤字可以指示全球生态超载;这是由于生态足迹模型存在的生态偏向性和否认贸易合理性造成的。本文将生态足迹模型具有的测度功能分别与测度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可持续性应具备的功能进行比较,得出:无论在全球还是在区域尺度上,生态足迹模型不仅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测度方法,也不能作为生态可持续性的测度方法,当然,生态赤字也不能指示生态超载;这是由于生态足迹模型不仅存在生态偏向性和否认贸易合理性的缺陷,同时还存在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这个结论进一步推进了当前生态足迹模型的研究结论,有助于生态足迹模型的正确运用。     

塔里木河中游主要植物种群的生态特征分析

根据新疆塔里木河中游植物样地的监测数据,计算了19种主要植物在土壤含水率与土壤盐分资源维上的生态位宽度及生态位重叠值,作出了反映它们相似程度的最小生成树图;探讨了19种植物的生态位特征及各物种在二维环境因子上的相似关系。结果表明:建群种对环境变化的生态适应性较强,在二维生态因子上的生态位宽度值较大,乔灌植物普遍具有较大的生态位宽度(个别物种除外),草本植物除建群种外生态位宽度相应较小,并对个别物种生态位的变化进行了分析。由于环境条件的影响和胁迫,塔里木河中游物种间的生态位重叠值普遍较低。根据最小生成树图分析了19种植物在二维环境因子上的生态相似关系     

南流江河口红树林潮沟主要鱼类时空生态位

基于2019年7月(夏)、2019年10月(秋)、2020年1月(冬)、2020年5月(春)的季节性鱼类采样数据,运用相对重要性指数(IRI)、Shannon指数和Pianka指数对南流江河口红树林潮沟主要鱼类的时空生态位宽度和重叠进行分析,结合冗余分析探讨主要鱼类间的生态位分化。结果表明：共采集到鱼类17 680尾,隶属12目23科37属45种,其中主要鱼类(IRI>100) 10种。在主要鱼类中,时间生态位宽度值变化范围为0.46～1.78,其中嵴塘鳢最大,爪哇拟虾虎鱼最小;空间生态位宽度值变化范围为0.81～2.05,其中斑尾刺虾虎鱼最大,爪哇拟虾虎鱼最小。时空生态位宽度值达到2以上(广生态位种)的种类有6种,分别是鲻、齐氏罗非鱼、中华乌塘鳢、斑尾刺虾虎鱼、嵴塘鳢和杂食豆齿鳗。鲻与爪哇拟虾虎鱼的时间生态位重叠值最高(0.928),尾纹双边鱼与食蚊鱼的空间生态位重叠值最高(0.979),齐氏罗非鱼与斑尾刺虾虎鱼的时空生态位重叠值最高(0.822)。南流江河口红树林潮沟主要鱼类时空二维生态位有6.7%的种对显著重叠(Q_ik>0.6),表明物种时空分布...     

辽东山地老秃顶子古冰缘地貌植物种群生态位特征

基于48块样地的群落调查数据,以样地代表多种资源的综合状态,以物种重要值作为生态位计测的状态指标,采用Levins指数与Schoener指数,对辽东山地老秃顶子古冰缘地貌植物群落乔木层、灌木层及草本层植物的生态位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 乔木层内臭冷杉（Abies nephrolepis）生态位宽度最大,为泛化乔木种;臭冷杉与长白鱼鳞云杉（Picea jezoensis var. komarovii）的生态位重叠值高达0.616,共优生存于暗针叶林中。② 灌木层内生态位宽度较大的狗枣猕猴桃（Actinidia kolomikta）、单花忍冬（Lonicera subhispida）、大翅卫矛（Euonymus macropterus）和关东丁香（Syringa velutina）为落叶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下的泛化种;狗枣猕猴桃与单花忍冬的生态位重叠值高达0.610。③ 草本层内生态位宽度较大的东北羊角芹（Aegopodium alpestre）、荨麻叶龙头草（Meehania urticifolia）、酢浆草（Oxalis corniculata）为研究区泛化草本植物;东北羊角芹与荨麻叶龙头草的生态位重叠值高达0.702。     

巴音布鲁克高寒草原羊茅(Festuca ovina)群落生态位特征

为了解高寒草原羊茅群落植物生态位特征,运用Levins生态宽度指数和Cowell生态位相似性比例,对巴音布鲁克羊茅群落植物生态位宽度及生态位相似性比例进行计算.结果表明:9种植物4个资源维上羊茅的生态位宽度最大,其次为黄花棘豆、委陵菜,说明羊茅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最强.生态位宽度较大的羊茅和紫花针茅与其他物种生态位相似性比例最高,说明羊茅和紫花针茅与其他物种存在着较大的资源竞争.而生态位较小的物种与其他物种生态位相似性比例较小.放牧使得羊茅群落内物种发生变化,在放牧压力持续增大的情况下,以羊茅和紫花针茅为优势种群的草原将向以黄花棘豆和委陵菜占优的退化方向演替.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城市生态位研究——以河南各省辖市为例

生态位理论作为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已被广泛引用到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之中.在相关学者对城市生态位研究的基础上廓清了城市生态位的深刻内涵,通过选择反映城市生态位的指标因子,根据城市生态位的计量模型,测算并分析了河南各省辖市城市生态位指标因子值.针对各省辖市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城市生产生态位、生活生态位区域差异显著以及城市环境生态位存在的问题,在生态位扩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扩充河南各省辖市城市生态位的策略和措施.     

Climatic niche breadth can explain variation in geographical range size of alpine and subalpine plants

Understanding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determi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species with different range sizes can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evolutionary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biology in the face of expected climate change.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what determines the variation in geographical and elevational ranges of alpine and subalpine plant species. Here, w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ical and elevational range sizes for 80 endemic rhododendron species in China using Spearman’s rank-order correlation. We ran the 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 – maximum entropy modelling (MaxEnt) – with 27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The importance of each variable to the model prediction was compared for species groups with different geographical and elevational range size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geographical and elevational range sizes of rhododendron species was not significant. Climate-related variables were foun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shaping the distributional ranges of alpine and subalpine plant species across China. Species with geographically and elevationally narrow ranges had distinct niche requirements. For geographical ranges, the narrow-ranged species showed less tolerance to niche conditions than the wide-ranged species. For elevational ranges, compared with the wide-ranged species, the narrow-ranged species showed an equivalent niche breadth, but occurred at different niche position along the environmental gradient.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over large spatial extents the elevational range size can be a complementary trait of alpine and subalpine plant species to geographical range size. Climatic niche breadth, especially the range of seasonal variability, can explain species’ geographical range sizes. Changes in climate may influence the distribution of rhododendrons, with the effects likely being felt most by species with either a narrow geographical or narrow elevational range.     

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与新格局

本文阐述了国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在区域层面上的反应,分析了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及所形成的新格局。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矿产资源、水资源、交通等传统因素的作用就逐渐下降。经济国际化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明显改变着我国的区域发展格局。信息、科技、生态环境、体制创新等都成为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近年来,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全面扩大,工业化水平的地区性和地带性差异更为明显。几十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我国产业布局特别是工业布局,近年来发生了较大尺度的空间转移。在区域发展新格局形成过程中,我国区域发展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严重倾向:大多数地区应该重视基础产业的发展及其现代化,一些地区不适宜大规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部分高速增长地区的环境状况严重恶化     

陕西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识别

文化遗产景观是地域文化的符号表征,文化遗产景观基因则是地域文化代际传承的基本“遗传”单位和文化遗产景观形成的决定性因子。目前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研究已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方向之一。通过识别与提取隐藏在文化遗产景观内的文化基因,可反映出地域文化的基本特质。传统村落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遗产景观,整体上延续和传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集中体现在传统村落内的文化遗产景观之中,对传统村落进行遗产性景观基因识别研究可揭示地域文化的人文地理性和传统村落的社会文化性。基于地域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理念,以陕西省35个代表性传统村落为例,首先从宏观和中观尺度,分析了传统村落遗产性景观的文化环境特征;其次从微观视角,建立了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景观基因识别与提取方法,对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的基因特征进行分析,识别出传统村落的地域文化特质。本文旨在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认识和保护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为实现传统村落的文化复兴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