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近性对人口再流动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中国人口流动进入总量稳定下的空间调整新阶段,存量流动人口的再流动成为塑造人口和城镇化格局的主体因素。本文从户籍地和前期流入地两个基点出发,综合考虑地理、制度、信息、社会、认知等维度,构建了双重多维邻近性影响人口再流动目的地选择的理论框架,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嵌套Logit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双重多维邻近性对人口再流动的空间选择具有显著而稳健的影响。人口再流动时,会选择与自身知识水平更匹配、与户籍地和前期流入地都更近、信息联系都更强的城市,但社会联系仍主要依靠老家。流动人口具有回到户籍所在省（区、市）的主观意愿,但省内城市普遍机会不多、环境欠佳,缺乏吸引力。相对而言,女性对同乡网络的依赖高于男性;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很多方面继承了老一代的特点,甚至比后者更依赖老家的信息和社会联系;高学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深度社会融入使其能够利用本地化社会资本,再流动的空间选择也与流入地居民更为类似。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国家卫计委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运用相关GIS空间统计工具探讨了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空间分异问题,进而考察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相比居留意愿及户籍迁移意愿,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偏低（6.17%）,其中,绝大多数流动人口（74.05%）的回流去向地是返回原居住地。城市规模、城市等级与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呈非对称“U型”格局。② 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总体上呈现出集聚分布模式,并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等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较高,成渝和哈长城市群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低;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最高,东北地区的回流意愿最低;华南、中南和部分华东地区为回流意愿热点区,东北和华北地区为回流意愿的冷点区。③ 回流意愿受流动人口内部因素与流入地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同时作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教育水平及经济发展变量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方向不同。④ 流动人口的家庭联系、社会网络、住房及经济因素是塑造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流入地家庭规模及住房拥有率等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产生抑制作用,非流入地家庭规模、流动次数、家庭收入支出比等对回流意愿产生促进作用。     

流动人口购房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基于MGWR模型的研究

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流动人口流入地购房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中国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购房意愿整体偏低,尤其在流动人口聚集的东南沿海地区,流动人口购房意愿最低。②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模型能识别出不同因素对购房意愿的影响具有空间尺度差异,其中户口类型、流动范围、流动次数等显著变量对不同区域流动人口购房意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③ 各影响因素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格局,其中婚姻状况、户口类型、职业类型、房价、公共服务等因素对东南地区购房意愿的影响较大,收入、流动次数、已购住房、随迁子女等因素对东北地区购房意愿的影响更大,西北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拥有住房公积金对流动人口购房意愿的正向促进作用显著,而跨省流动的负向影响由西北向中部地区梯度递减。     

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安徽省为例

流动人口市民化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客观要求，系统探索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既是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前提，又能为城市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已成为当前地理学、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安徽省为案例地，在探讨安徽省人口流动的总体特征上，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解析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探究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1）安徽省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明显，流向省外人口主要向长三角城市集聚，但流动人口规模已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距离是影响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2）安徽省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较高，有随着流入地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趋势；从新生代与初代流动人口来看，初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定居，而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中等和较弱的城市定居，但整体差异不大。（3）从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来看，同住人数、流动原因、流动时长、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户口所在地的影响最大；从代际之间来看，性别、就业收入、净收入、就业身份等因素显著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而家属随迁、流动地经济水平、年龄对初代流动人口的影响较为显著。     

中部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武汉市为例

人口回流是新世纪中国人口流动的最新趋势之一,亟待对其特征与机制开展深入研究。本文以武汉为例,采用描述性统计和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揭示中部地区大城市省内与省际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总体偏低,省内流动人口低于省际流动人口。② 性别、教育、家庭结构、家庭年收入及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等内源因素驱动流动人口回流,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信任、身份认同等外源因素则对回流有抑制作用。③ 省内流动人口回流受个体、地区因素影响较大,省际流动人口回流更易受家庭、社会因素影响。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要重视不同流动人口回流机制的差异性。建议通过精准施策,一方面增强省际流动人口定居意愿,一方面促进省内流动人口就近城镇化。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随机森林回归方法,分析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 表明:①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整体水平较低,空间分布地带性特征不明显;特大、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分别以较低、中等水平为主,省会城市、直辖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分别以较低、中等水平为主,其余城市多数为中等水平;城市社会融合空间分布格局表现为以峰值为中心向外圈层递减和以低值为中心向外圈层递增的特征.②随机森林模型的拟合度和回归精度比多元线性回归更高,能够更好地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非线性影响机制.③个人教育水平、家属是否随同、流入城市经济结构、流动人口的户口类型、流入城市公共设施以及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时间依次为六大重要影响因子,它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作用呈现复杂性和非线性.④需要根据影响因子在不同阈值内的作用方式,有针对性地对流动人口及流入城市进行管理和调控.     

西部民族地区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及影响因素——以新疆为例

西部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不仅关系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和城镇化质量,还关系到民族团结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基于2012年新疆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异同。研究发现,新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整体水平较高,愿意将户籍迁入现流入地的比例达到半数以上,且北疆地区略高于南疆,少数民族高于汉族。模型显示,总体而言新疆对人力资本和经济禀赋较高的流动人口落户吸引力不强,而民族类型、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和社会融合程度是影响新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的关键因素。同时,新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流动人口在户籍迁移时考虑的因素存在异同,但社会融合特征因素不存在区域和民族差异,均表现为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显著增强其户籍迁移意愿。     

青藏高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是青藏高原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其城镇居留意愿关乎青藏高原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测算青藏高原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根据来源地是否在青藏高原地域范围内,划分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解析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的分异特征,建立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及其近远程分异的影响因素。主要发现如下：① 青藏高原流动人口总体城镇居留意愿不高,仅有约32%的流动人口打算在城镇地区长期居留;除拉萨、西宁和海西等少数地区外,多数地区该比例仅约为10%。② 近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明显高于远程流动人口,但近程流动人口在多数地区的居留意愿仍低于20%。③ 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城镇医疗保险、社会融合程度以及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④ 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分异与流动原因、社会融合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密切相关。最后,针对青藏高原的特殊性,提出差异化的流动人口高质量城镇化政策建议。     

中国五大城市群人口流入的空间模式及变动趋势

城市群在中国城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快速城市化时期的主要人口流入地。本文关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五大城市群,利用人口普查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入人口分布格局、流动范围和来源地等多维度剖析城市群人口流入的空间模式,并从居留和落户意愿空间差异的视角探讨空间模式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城市群流入人口向中心城市持续集中,等级和空间分布格局总体稳定;流动范围有所扩大,省内流动增速普遍高于省际;沿海城市群人口吸引范围大但仍服从距离衰减律,不同来源地流入人口的城市群偏好存在差异。在流入地,沿海城市群中心城市面临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持续挑战,内陆城市群中心城市和一般城市吸引力并存;在流出地,平等开放的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是吸引人口回流的重要途径,少数地区的人口流失可能成为较长期的现象。     

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采用多层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比例为38.09%,其中安徽的城市流动人口以省内流入为主,长期居留意愿比例普遍较高;而沪、苏、浙的城市大多以省际迁移人口为主,高和较高居留意愿城市主要为上海、南京、无锡和苏州等。2）房租收入比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呈显著负效应;高学历因素、保障性住房、社会心理认同度和超大、特大城市对其居留意愿有强激励性作用,成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而在劳动密集部门就业是其居留意愿的强阻碍性因素。3）长三角地区住房支出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正相关,且流入地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对其居留意愿未呈现促进作用。4）不同规模城市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具有差异,年龄和跨省流动对居留意愿的负效应仅在一般城市显著,对特大/超大城市影响不显著;而特大、超大城市的居留意愿受高学历和就业身份等影响更大。     

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趋势面分析等技术,结合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特征展开研究。主要发现：① 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现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南北方向上的分异比东西方向大;②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在空间上属于随机分布,齐齐哈尔市和黑河市位于高-高集聚区,哈尔滨市位于低-高集聚区。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③ 个体因素方面,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在婚流动人口、高学历流动人口、“80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强;④ 经济特征方面,收入与住房支出分别对居留意愿产生正向和负向影响;⑤ 社会因素方面,流入时间越长、职业类别为“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与“商业服务人员”、就业身份为雇主、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强。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特征与格局

新型城镇化突出强调实现“人的城镇化”,摸清流动人口的特征与格局是促进人的城镇化的重要前提,也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议题之一。基于2015年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讨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就业、收支情况等流动特征,以及流动人口的“源”(来源地)、“汇”(流入地)的分布格局。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年龄结构以青壮年劳动适龄人口为主,呈现出受教育水平偏低,户口类型以农业为主,并以跨省流动为主等特征;流动原因以务工经商为主,收入水平以低、中收入为主,恩格尔系数高于常住人口平均水平,行业分布多样化,但以中低端商业服务业为绝对主体,其中从事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以及住宿餐饮业所占比合计达70.7%。从流动人口的“源”、“汇”格局来看,流动人口主要来源于与其地理位置邻近省份和劳动力输出大省,如河北、山东、河南、黑龙江、安徽等省份,占总流动人口的70.75%;京津两市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分别占京津冀城市群的37.76%和29.11%。建议加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完善和职业培训教育,提升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能力,提高城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增强流动人口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心理融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心理融入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处于较高水平;②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区域差异显著。东南沿海及少数西部城市心理融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山东和川渝等地区心理融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③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存在空间集聚效应。除川渝地区外,热点区集中于北方地区,冷点区集中于东南地区。④ 拥有房产、雇主身份和较高受教育水平加快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工资收入的增加不利于心理融入,这与相对剥夺感有关;参与“新农合”对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具有约束效应;暂住证/居住证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心理融入的重要途径。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利于流动人口心理融入。跨省流动存在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家庭规模和本地居留时间的作用不显著。     

两栖生计下中国流动人口城镇购房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的城镇购房意愿和空间偏好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路径选择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对比研究了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流动人口城镇购房意愿具有层次性和两栖性特征,还有小部分流动人口拥有多地城镇购房意愿.②流入地和流出地...     

“家庭式迁移”对中小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以温州为例

进入“新时代”,伴随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人的城镇化”的意义愈加重要,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实证不断增多,但对新趋势“家庭式迁移”的现状与影响尚缺乏系统研究,尤其对于中小城市的实证较少。本文通过对温州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深入调查,探讨“家庭式迁移”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总体定居意愿不强。户籍制度没有显著影响,个人职业、工作稳定性和“家庭式迁移”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因此,一方面需要强调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在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机制上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强调在城市中拥有完整的家庭结构能够有效提升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背景下,中小城市应抓住“抢人”先机,考虑以家庭为整体的政策设计,激发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提升其定居能力,以此推动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提高城镇化质量,已成为新型城镇化关注的焦点。在考察中国城镇化过程和行为主体的基础上,揭示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形成原因,进而提出促进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策略。研究发现：政府、企业和个人不仅是推进城镇化的三个行为主体,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也导致外来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产生。中央政府主要通过政策引导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地方政府在推进地方城镇化中扮演重要的作用,但更多关注自身行政区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通过户籍制度排斥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中国企业主要承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而大多采取低工资、低社会保障的政策。个人的人力资本等特征对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也具有重要影响。但在三个行为主体中,外来人口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制度性的障碍使他们难以嵌入城市社会。为了更好促进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认为：需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设包容性城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行为主体共同承担市民化的成本。     

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利用东部和中部地区9个城市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采用多水平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市差异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过程存在南北差异,并呈相同地域较接近的特征。城市区位、经济发展水平、以房租为代表的物价水平、以方言为主的地域文化、流动人口占比,社会保障的落实程度等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产生显著影响,但城市人口规模影响不显著。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效应是复杂的、多向的,即使同一因素既有积极的方面,也存在消极的方面。推动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必须正视城市差异,因地制宜地提出包容性的社会政策。方言重的城市,尤其是这些城市的公共场所和公共办事窗口要推动普通话的普及,鼓励使用普通话;降低城市社会保障的准入门槛;房租高的城市,保障房建设要以公租房建设为主,把流动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要本着先易后难,同步推进的原则,优先推进省域内流动人口市民化,城镇化转移支付应向流动人口比例高的城市倾斜。     

城市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与区位选择——基于北京、深圳、成都和中山4个城市的实证

基于北京、深圳、成都和中山4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抽样调查监测数据,采用计量模型探讨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与区位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新生代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回流意愿,且不同类型（智力型、投资型和劳力型）在回流意愿和区位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2）其回流意愿受个体“客观属性”（人口学因素、经济因素）与“主观感知”（经济地位感知、社会心理感知）双重影响,特别是人口学因素和社会心理感知。3）就回流区位选择而言,人力资本是影响其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省会城市最显著的因素;主观感知中的城市社会适应、家庭“心理成本”和家乡生活方式认同与其选择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的地级市显著相关;客观属性中的人口学因素（性别和年龄）、在外务工时间主要影响其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的县（市、区）或乡镇;经济因素中的个人收入对各类回流地的选择均有显著的影响。不同回流区位的选择是综合“生存”与“发展”两方面需求的结果。建议未来精准施策,尤其要注意地级市的人口回流;在重视吸引人才的同时,要进一步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问题,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医疗、养老、子女入学等,推进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