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差异性分析

2015年国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产业协同是推进这一战略的先行领域,因此产业在该地区的集聚与分散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论文利用全国3次经济普查数据,基于企业的空间位置信息,运用DO指数方法研究了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对比分析了集聚特征在区域、行业、企业间的差异性。研究表明： ① 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比例从69.0%提高到82.8%,集聚多发生在0~50 km的范围。随着集聚范围逐渐扩大,集聚强度逐渐减弱,下降幅度达到25.9%。② 在区域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北京、天津2个直辖市;在行业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且集聚范围更短;在企业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小企业。③ 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已经出现了制造业从北京、天津向河北扩散的趋势,特别是一些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力需求较大的制造业,表明在2015年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适宜的。     

乌鲁木齐市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

基于2004年、2008年和2013年三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基尼系数、热点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等对乌鲁木齐市三年制造业企业的集聚程度、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探讨了乌鲁木齐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2004年~2013年,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集聚程度逐渐加强,各产业类型的集聚程度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机械设备产业基础型产业都市型产业;(2)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区位逐渐从中心城区向距离市中心较远的东北和西北方向扩散,中心集聚程度逐渐减弱,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在中心集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城市郊区次中心,多核心制造业空间结构模式逐渐形成;(3)2004年~2013年,都市型产业以向心集聚为主,并带有向外扩散的趋势;高新技术产业多年来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区位变化并不明显;机械设备产业和基础型产业的区位变化明显,从中心城区逐渐向近郊区和远郊区扩散和迁移,是制造业空间格局形成和演变的主要行业动力;(4)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化是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     

江苏和浙江制造业地理集聚对比研究

本文利用2004年经济普查的数据,对比了江苏和浙江两位数和三位数制造业在地级市和区县尺度的空间分布模式。发现江苏和浙江两省大多数的制造业地理分布都较为集聚,并且很多地理集聚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分布都存在较高的空间自相关性。总体上,浙江省制造业地理集中程度总体上高于江苏。对典型产业的分析表明,产业集聚程度越高,往往竞争力越强。     

京津冀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驱动因素

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升级、协同发展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战略对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提出更高要求.论文基于2000-2013年京津冀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京津冀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京津冀地区全部制造业总体格局相对稳定,高值区集聚于京...     

中国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通信设备制造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近年来,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迅速,其空间格局呈现出新的特征。论文基于中国2013年规模以上通信设备制造业企业数据、2014—2019年成立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负二项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趋向在该产业基础较好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4大城市群集聚,其中以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产业集聚优势更加明显;② 在4大城市群内部,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从核心地区向外围地区扩散;③ 该产业原有产业基础较弱的南昌市、红河州、郑州市、贵阳市等中西部地区,也集聚了一些新创通信设备制造龙头企业;④ 城市的知识复杂性和原有产业基础对所有类型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进入具有正向的影响,产业关联密度有助于增加内资和大规模企业进入的机会,非相关多样化有利于外资企业和大规模企业进入,全球化和政府力量分别有助于外资企业、大规模企业进入。     

中国高技术服务业的聚集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对高技术服务业的概念、范围及文献进行梳理,从产业集聚方向、程度视角总结归纳高技术服务业的集聚特征。利用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依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强度高于传统服务业和制造业,其影响集聚的因素与制造业有所不同,市场规模、运输距离作用在弱化,而由研发投入强度与专业技术人员比重构成的区域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则是影响高技术服务业集聚的主要因素。从区域视角分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交通信息、人力资本、市场化进程上存在显著差异。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环渤海地区临港石化产业集聚水平测度

以环渤海16个城市的临港石化产业为研究对象,采用修正的EG指数和产业间协同集聚指数对其2003年和2013年的集聚程度进行测算,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测度其集聚效益,最后通过对比集聚类型、集聚程度和集聚效益对环渤海地区临港石化产业的集聚水平进行综合评定。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根据EG指数取值的正负与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将集聚分为地理空间的“区域集聚”和市场空间的“规模集聚”。2003和2013年环渤海地区临港石化产业以“区域集聚”类型为主。 2003年和2013年环渤海地区临港石化产业均为低度集聚,除了一些城市的集聚程度和产业间协同集聚程度得到提高外,大部分城市都有所降低。 经过10 a的发展,环渤海地区临港石化产业的空间相关性加强,集聚效益有所提高,但集聚对产业劳动生产率不存在稳定的正向空间影响。 环渤海地区临港石化子产业集聚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石油加工、炼焦与核燃料加工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集聚经济指向的空间效应

集聚经济指向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特征,同时企业的选址决策通常受到集聚经济的空间效应影响。因此,尝试使用空间泊松模型探讨中国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集聚经济指向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但空间效应的作用要弱于本地效应。②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空间效应是不同的,前者存在溢出效应,后者则为阴影效应。③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正向影响尺度也存在差异,前者正向影响尺度较大,而后者正向影响仅限于本地。④ 集聚经济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效应存在行业差异,其强度存在正相关。     

我国制造业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3-2007年28个制造业能源消费数据,发现制度因素、能源结构、企业规模显著影响我国制造业能源强度,产业的经济开放度和市场化水平越高、煤炭消费比重越低、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产业的能源强度。研究还发现,这几类因素对高耗能产业和低耗能产业能源强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于高耗能产业,应着重提高经济开放度,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地理集聚度;对于低耗能产业,应努力降低国有化比重,发展技术含量高的重点产业、提高企业规模。     

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空间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修正的地理集聚指数（EG），并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等空间计量方法，综合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空间变化趋势与集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京津双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扩散特征明显；② 资本要素对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显著促进作用，知识密集度的影响不显著，劳动要素密集度的影响为负；③ 金融利率高低与制造业集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度和宏观税负对制造业集聚有正向影响效应；④ 交通基础设施与市场规模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正相关性，而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呈现负相关关系。     

关联视角下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比较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关联性视角对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和模式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区位选择因素的异同。研究表明：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均呈现出以主城区为主体、外围局部地区为补充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带的主城区,制造业集聚区则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二者在空间上存在关联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分性。② 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国家级新区及卫星城镇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制造业则形成了以国家级新区和产业园区为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③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需在产业环境、要素禀赋以及政策导向方面进行权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较为关注区域整体发展氛围,制造业企业则更注重自然因素、区位历史和产业政策的影响。④ 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受到地方化经济、区位资源禀赋的影响最为显著,现代型和高端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则更容易受到政策的导引从而形成空间集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主要依附在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且交通便利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具有产业政策优势及土地成本优势的开发区和新区布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制约较小且更加注重集聚经济的外部效用。     

基于产业链空间网络的京津冀城市群功能协同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虽已取得显著成效,但缓解区域差异的挑战依然十分严峻。本文基于城市间投入产出表,构建京津冀产业链空间网络,考察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城市间功能协同存在的问题,据此探讨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设计对改善城市间功能协同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京津冀城市群存在着有分工、缺协同的问题,主要表现为：①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产业链中游部门相对薄弱;② 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辐射强度和辐射范围不足;③ 产业链空间网络不均衡,空间融合程度低。产业链空间网络分析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针对京津冀城市间功能协同的存在问题提出了解决方向与对策,但在补强产业链中游的加工制造环节、增强首都圈增长极作用和强化石家庄南部支点作用等方面,应加以完善。     

东北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空气污染环境效应——基于企业数据的实证

基于企业数据与空间计量方法,总结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东北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在分析地区空气污染同期变化的基础上,探讨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对空气污染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逐渐增高,并形成多个新兴“热点区”,31个细分行业大类均呈集聚分布,资本规模由高度集中向“T字形”铁路周边沿线城市扩散。②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清洁度与产业技术高级度均呈下降趋势,在县区尺度上体现出空间差异且有不同程度的增幅和降幅。③ 制造业空间格局对空气污染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和技术效应,二者分别表现为拥挤效应和回弹效应,但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不明显。     

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基于增量的演变分析

基于宏观统计数据的传统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多以行政区划为空间统计单位,难以体现产业的空间连续性。数据开放平台上企业数据集的出现,使得基于微观层面的产业集聚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收集了2008-2014年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工商登记数据,采用基于距离的指数体系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2008年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2008-2014年基于增量的制造业聚集演变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①珠三角区域制造业沿西北—东南向集中分布于深圳、佛山、广州、东莞、中山5市,周边各市制造业密度相对较低;②集聚程度与行业属性密切相关,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程度最高,资本密集型行业分散程度最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微弱集聚水平,而资源密集型行业无明显集聚或呈分散特征;③2008-2014年新增企业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不同城市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其中深圳市新增制造业企业逐年减少,东莞、中山等市新增制造业企业上升趋势明显,其余各市维持平稳或缓慢增长。新增制造业企业重心存在从深圳逐渐向东莞、中山等市转移的现象。新增制造业企业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占比有所降低,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有所上升,集聚指数亦表现出相同趋势,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在发生结构和空间演变。     

中国制造业的地理集聚与形成机制

基于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深入探讨了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通过计算不同地理尺度下的制造业产业分布基尼系数和Moran's I 系数,发现中国制造业高度聚集在珠三角、长三 角以及环渤海地区,在华北、东北、四川以及两湖地区有一些连片分布;空间尺度越小,产业划分越细,制造业在空间上越集中,省市县尺度的产业地理集中程度显著相关。基于比较 优势、全球化和制度分权以及集聚经济等相关理论,本文构建了考察影响产业地理集聚因素 的计量模型。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接近资源优势,农产品投入较多的产业较分散,金属矿物投入较多的产业较为集中,非金属矿物依赖性产业在四位数层次集中,在三位数层级显著分散。利用外资和参与国际贸易有利于产业地理集聚,区域分权促使制造业分散布局,在省级 层次尤为显著。集聚经济显著推动制造业地理集聚,但在县级层次更为重要。高技能劳动力比重较高和外部科研力量依赖性产业则较为分散,产业联系没能促进中国产业的地理集聚, 可能与地方保护和模仿政策等反市场力量有关。研究表明,空间尺度和经济转轨引致的制度变化对于理解中国制造业地理格局非常重要。     

北京典型行业微区位选址比较研究——以北京企业管理服务业和汽车制造业为例

以微观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核密度空间平滑和条件逻辑选择模型等方法,重点关注企业在城市内部微观尺度下的区位选择,并对北京典型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北京中小型制造企业倾向于在集聚区分布,符合马歇尔式产业集群的特征,而服务业则是大型企业更倾向于集中布局;② 尽管微观尺度下多样化和上下游产业链对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依然有重要影响,但是与宏观尺度下不同的是对于现代服务业来说过度多样化并不利于其发展,对于制造业来说区域专业化劳动力规模而非专业化程度更为重要;③ 政府对地铁等公共设施布局选址将对现代服务业的微观区位产生重要影响。     

污染型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地区，污染型制造业在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选取83个直辖市、地级市、州为研究对象，对 2005-2015年污染型制造业格局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①时序变化特点表现为污染型制造业在下游地区呈衰减趋势的同时，中游却呈现大幅增长趋势；空间格局总体呈现出由沪宁杭沿长江向安徽皖江城市带、九江、荆州、长沙等中游地区扩散的态势；②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是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力。经济发展和政府调控对污染型制造业空间集聚具有重要拉动作用。要素成本、基础设施、市场因素等传统产业区位因素呈负相关关系；③分地区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和创新能力是中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集聚的主要拉力，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政府调控和创新能力对下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的衰减具有明显推动作用，特别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

有序推进不同类型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是优化区域空间组织、提升地区竞争力的重要过程。论文基于区县层面的制造业企业汇总数据,在刻画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及其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基础上,建立统计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最低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集疏差异促使城市群“核心—边缘”结构进一步强化,核心城市更加专业化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边缘城市则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显著影响了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核心城市土地资源紧缺促使制造业总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土地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转移,环境压力促使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环境容量更大的地方扩散,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明显。另外,区位与交通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制度与政策等对不同类型产业的作用强度和方向也存在显著差异,共同推动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与制造业空间重构。     

大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长沙市为例

以长沙都市区为例,基于1978—202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法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78—2020年,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扩张规模较大,以“西北—东南”向扩张为主,由中心区扩张转变为郊区集聚重组。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扩散为主,呈“中心集聚、分散布局”的空间特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呈“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空间特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受国家级开发区吸引较大,区位指向性强。在制造业空间演变过程中,社会经济、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等因素产生显著影响。3类制造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受经济基础、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社会经济、劳动力成本、交通可达性、工业园区数和创新能力作用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人口数量、生产成本、交通可达性和工业园区数的依赖性强。所有制造业均明显受到对外开放水平的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