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空间集聚及其效应的研究进展

产业的空间集聚是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 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产业集聚 一直是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特别是20 世纪90 年 代以来, 产业集聚成为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热点课题。本文重点回顾了产业区位论、新产业区理论 以及新经济地理理论等对产业集聚的理论阐述。并从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和产业集聚效应两个 方面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 突出了要素禀赋、外部性、规模经济等在产 业集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并指出了产业集聚形成后对产业区位、产业增长以及区域经济增 长产生的影响。最后对国内产业集聚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     

基于企业动态的珠三角产业空间演化特征与路径

从企业进入、退出和演替等企业动态视角,揭示区域产业演化总体效应和规律是对已有相关研究的重要补充。基于2010和2020年珠三角主要产业门类企业兴趣点POI数据,分析产业空间格局特征的变化,识别企业动态的热点区位,并通过数据挖掘揭示产业升级路径与关联规则,探讨珠三角产业空间演化的模式与规律。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区第二、三产业主要集聚在中心城市的核心区,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分布模式,企业进入、退出、演替在空间上具有显著差异,原有的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强化。产业升级与产业关联强化是珠三角产业空间演化的重要路径;一方面,产业空间演化遵循制造业向服务业演化、制造业内升级、服务业内演化这三类产业升级路径,从低附加值的服装纺印、电子仪器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值的金融保险、机械零件等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演化;另一方面,有关金融保险、机械零件、网络科技、商务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更广泛且稳定。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的核心地带吸引更多高附加值、关联稳定的企业进入,而东莞、佛山、江门等专业镇转型地带和后发地区的低附加值、关联不稳定企业发生退出,广州、佛山的中心城区作为传统制造业中心是企业演替与更新的热点地...     

新时期产业区理论视角重构及相关实证研究进展

产业区作为全球区域发展最具活力的"经济—社会"空间,具有带动发展和就业、提升竞争力的作用,备受经济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关注。经典产业区理论强调集聚经济、专业化分工、本地制度等内生因素对其成长演化作用,但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与技术变革等现实背景以及制度文化、关系、尺度、演化转向等理论背景下,经典产业区理论对产业区外部化、"锁定"效应、空间功能转变等解释的局限性日益凸显。首先,通过国外产业区研究进展综述,发现新时期研究呈现由产业区系统向企业战略、本地根植向全球网络、自发增长向多元化管治、生命周期理论向多重路径依赖等视角转变;其次,对新时期产业区成长演化路径、影响因素及效应的实证研究进行梳理;最后,在总结国内相关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未来产业区研究的不足和方向。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

有序推进不同类型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是优化区域空间组织、提升地区竞争力的重要过程。论文基于区县层面的制造业企业汇总数据,在刻画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及其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基础上,建立统计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最低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集疏差异促使城市群“核心—边缘”结构进一步强化,核心城市更加专业化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边缘城市则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显著影响了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核心城市土地资源紧缺促使制造业总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土地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转移,环境压力促使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环境容量更大的地方扩散,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明显。另外,区位与交通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制度与政策等对不同类型产业的作用强度和方向也存在显著差异,共同推动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与制造业空间重构。     

乌鲁木齐市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

基于2004年、2008年和2013年三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基尼系数、热点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等对乌鲁木齐市三年制造业企业的集聚程度、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探讨了乌鲁木齐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2004年~2013年,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集聚程度逐渐加强,各产业类型的集聚程度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机械设备产业基础型产业都市型产业;(2)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区位逐渐从中心城区向距离市中心较远的东北和西北方向扩散,中心集聚程度逐渐减弱,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在中心集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城市郊区次中心,多核心制造业空间结构模式逐渐形成;(3)2004年~2013年,都市型产业以向心集聚为主,并带有向外扩散的趋势;高新技术产业多年来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区位变化并不明显;机械设备产业和基础型产业的区位变化明显,从中心城区逐渐向近郊区和远郊区扩散和迁移,是制造业空间格局形成和演变的主要行业动力;(4)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化是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国彩电制造业空间变化的影响因素

产业区位的形成受经济、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多重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影响我国产业布局的资源、交通条件等传统因素作用逐渐下降,外商投资、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建设等新因素明显地改变着我国的产业布局。本文分析了我国彩电制造业30余年的产业空间转移,阐述了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开放度低的配给制经济向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国际化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影响彩电制造业空间分布因素的变化。     

北京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子分析

制造业的空间扩散是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多极化、多中心地域系统的主要驱动力, 对制造业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认识城市空间重构机制的微观基础。本研究基于北京市1996、2001、2010 年制造业企业数据, 以邮政编码区为空间单元, 刻画了北京市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特征。采用计量模型, 检验了导致北京制造业空间重构的主要区位因子, 对比了这些影响因子作用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在制造业行业间的差异。结果表明, 北京市的制造业在中心城区的集聚度明显减弱, 呈显著的郊区化集聚;主要集聚区位于距市中心半径为15~35 km的空间范围内, 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产业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特征。计量模型计算结果显示, 区位通达度、集聚经济、科技园区规划与政策引导是北京制造业总体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但不同区位因子的作用强度存在行业间差异。本研究揭示了北京市的制造业空间重组机制是政府规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作用机制。认识到城市经济活动空间重组中市场与政府的交互作用机理, 有助于决策者对转型期大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集聚和扩散格局进行更加有效地引导, 以优化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与功能体系。     

内陆区域中心城市金融产业集聚的演化机理——以郑东新区为例

基于演化和制度经济地理学,构建了区位机会窗口、金融机构衍生、区域产业分叉、制度厚度“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以郑州为案例,以郑东新区金融产业集聚区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研究了中国内陆区域中心城市金融产业在特定空间的集聚过程与演化机理。研究发现：在金融产业集聚起步阶段,郑东新区开发建设为金融业发展打开了区位机会窗口;在快速发展阶段,金融机构衍生是金融业集聚和集群化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在全面提升阶段,区域产业分叉是金融业态创新和高端要素集聚的主导力量;在郑东新区金融业集聚演化的全过程中,持续改进的政府支持与制度安排使制度厚度不断加厚,自增强机制使制度空间的粘性作用不断增强。与制造业的企业衍生、产业分叉过程不同,金融业集聚演化缺乏从大学实验室、科研机构、已有产业衍生和分叉出以技术为纽带的相关企业的实践,但对制度空间的粘性作用有更强的依赖。     

区域产业发展演化：路径依赖还是路径创造?

区域发展是区域产业不断演化、转型与升级的过程。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旨在通过分析企业进入、成长、衰退和退出等动态过程阐释企业、产业、集群、网络、城市和区域的空间演化,认为区域产业发展演化遵循路径依赖,并决定于产业技术关联。然而路径依赖式演化理论过于强调内生发展过程,忽视了外生因素和制度变革带来的路径创造机会。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剧烈。技术关联推动了区域产业演化,显示中国区域产业演化具有路径依赖性,同时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经济转型过程为区域产业发展创造了新路径。外部联系、制度安排、行为主体的战略性行为等促进了路径创造。     

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278个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有利于发挥集聚经济外部性,是加快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5—2018年中国27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对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通过运用GIS空间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分析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在考虑不同空间权重矩阵情况下,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且高铁开通引致的时空压缩使得两种效应的促进作用更大。②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不同,前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直接效应;而后者更多地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经营范围更大,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可通过产业关联和空间溢出带动临近城市经济质量提升。③ 东部城市更多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而中西部城市更依赖制造业,且受产业发展层次影响,其空间溢出效应较低。④ 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中等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调节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时起到的作用有限;小城市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整体较弱,而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依赖性更大。     

豫皖湘赣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豫皖湘赣四省是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利用标准差、变异系数、赫芬达尔指数、聚类分析、ESDA及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 豫皖湘赣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总量和绝对差异都在拉大,相对差异和集中程度都在降低后,有趋于稳定趋势;② 空间分布上大致形成以省会城市为核心、中间高四周低的圈层等级结构;③ 空间格局上,空间集聚态势进一步强化,逐步形成以郑州市和南昌市为核心的两大高高集聚区;④ 空间交互作用是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空间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⑤ 劳动力成本对产业转移有负向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吸引力、技术创新能力、集聚效应、成本因素、对外开放度、区位条件及产业结构对产业转移具有正向作用,市场吸引力、集聚效应及对外开放度影响最大。     

产业转移、专业化分工与跨区域协同发展研究——以粤湘赣桂为例

利用地区专业化分工理论与方法,选择广东(粤)、湖南(湘)、江西(赣)、广西(桂)为研究对象,以2006—2015年制造业2位数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产业转移与地区分工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广东产业转移降低了四省份的分工水平,地区间产业同构较为突出,跨区域产业链构建处于初期阶段;第二,制造业整体呈空间扩散趋势,但资源和低技术产业扩散速度高于中高技术产业,一些高技术行业进一步向发达地区集聚,同时,大多制造业都指向广东市场,表现出产品内分工转移特征。     

多尺度视角下的产业价值链与空间升级研究框架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在出口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驱动下,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进程并快速实现产业升级。进入21世纪后,在面临成本上升和制度环境变化等诸多危机和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这从根本上重塑了产业组织和空间结构,改变着中国制造业在地方、区域乃至全球出口市场中的角色功能和影响力。基于文献分析,论文将产业升级划分为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2种模式,并分别从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企业等多尺度视角下探讨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机制及其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现象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是产业升级的2个侧面,综合两者的分析框架能更全面地反映中国产业升级的现状;② 中国产业在升级模式上体现了复杂多样性,已有研究关注的产业升级模式较为单一,未来应更加关注中国产业升级路径和方式的非线性、复杂性和多元性特征;③ 中国产业升级是由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企业等多重尺度力量相互耦合下共同驱动的,透过多元地理尺度融合的分析框架解读产业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机制,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产业的发展和赶超之路。     

产业转移与创新能力互动机制的研究进展

在对产业转移与承接地技术创新研究的理论性追溯基础上,梳理了创新能力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国际产业转移对创新投入的作用;国际产业转移对国家、省域、行业、企业等不同层面创新产出的作用;国际产业转移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国内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的技术创新效应相关研究。认为以下几方面应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加强新一轮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从国家-省域-市域不同空间尺度分析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技术创新效应;加强新一轮产业转移技术创新效应的动态研究;从经济地理学学科特点出发建立综合性分析框架研究产业转移的技术创新机理。     

面向转型升级发展的开发区主导产业分布及其空间集聚研究

国际与国内发展环境双重变革下,开发区“二次创业”乃至“三次创业”的呼声不断高涨。为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开发区的主导产业分布、集聚及其影响因素,以促进其转型升级发展。以国家级经济产业开发区为例,在系统梳理中国219家国家级经开区主导产业基础上,采用核密度分析法与Ripley's K函数可视化其空间分布格局与空间集聚状态;并面向转型发展与产业升级,采用GWR方法探讨影响技术密集型产业分布与集聚的主要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表明：① 国家级经开区主导产业以制造业为主,产业空间集聚存在尺度分异与空间衰减特征。② 从产业组织来看,以单一/双要素密集的主导产业组织模式为主。③ 开发区自身条件对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的促进效果相对有限;城市对开发区产业集聚的支撑作用与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存在一定的反向联系;开发区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尤其是利用国际资本的能力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具有较强关联性。面向转型升级发展,开发区自身应持续改革,主动探索;同时要处理好两个“资本关系”,即开发区与所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与国际资本的关系。     

越南工业区空间格局及产业发展特征

工业区是越南经济增长的主要阵地,也是中越共建“一带一路”和深度实施产能合作的关键载体。通过收集和整理越南工业区基础数据,采用GIS、SPSS分析技术,运用核密度分析、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相关性分析等分析方法,分析了越南工业区空间分布特征以及产业集聚特征,并探究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越南工业区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极化,两翼集聚,中间凹陷的分布格局。2）越南工业区空间分布呈现区域交通导向和社会经济发展导向,历史缘由、自然地形、宏观指引、区域交通设施、社会经济条件是影响越南工业区空间分布的主要原因。3）越南工业区产业呈现南翼以轻工业为主导,北翼以加工型重工业为主导,中部以采掘型、原料加工型重工业为主导的分布特征。4）越南工业化起步晚、水平低,是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主要原因;南北分治、政府宏观引导,是造成南翼、北翼、中部产业格局差异的主要原因。     

FDI技术转化及制造业集聚创新空间响应

基于FDI技术转化的视角,结合264个城市17年连续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交叉项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热点探测法,分析FDI技术转化机制及制造业集聚创新空间响应路径,结论：① FDI技术转化是制造业集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② 基于马歇尔外部性的分析发现集聚规模效应和FDI技术外溢的双向作用是FDI技术转化的作用机制;③ 区域、行业和区位3个视角的路径研究揭示FDI嵌入制造业集聚促进跨区域生产网络链接,推动FDI技术转化在生产网络中传导,进而促进创新生产网络形成,带动邻近空间TFP增长,缓解极化发展问题,促进区域平衡发展。该研究试图为中国构建新型开放和创新体系,促进制造业集聚转型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佐证和政策启示。     

东北三省城镇收缩的特征及机制与响应

基于城镇收缩视角认识东北三省人口流失与经济衰退问题,对深化中国老工业基地转型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东北三省县级市（县）为研究对象,利用ArcGIS与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增长与收缩城镇的特征与空间关系,研究收缩城镇的职能差异和空间分布格局,探讨区域城镇收缩的形成机制与应对措施。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东北三省出现了明显的城镇增长与收缩分异现象,42.85%的县（市）发生城镇收缩问题;增长型城镇制造业与服务业日益高级化;收缩型城镇新型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竞争力不断弱化;增长与收缩城镇存在密切的空间关联,增长型城镇一方面通过集聚效应不断吸取收缩城镇的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另一方面通过传统产业的空间转移加重收缩型城镇的经济转型压力;城镇收缩程度由北至南呈高、低起伏状变化,由东至西呈先增强,后减弱的变化态势,并且加工型城镇收缩程度最高,工矿型城镇次之,旅游与口岸型城镇相对较低;城镇收缩的影响因素包括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滞后、工业发展与市场需求错位、产业结构关联度低、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区域中心地的集聚效应5个方面,且作用强度依次增强。依据经济长波理论与地方发展实际,东北三省未来将经历长期的城镇收缩过程。主动适应收缩,通过城镇精明收缩,对人口与经济要素进行优化重组,是东北三省未来发展应做出的战略选择。     

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与优化调控

科学解析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不仅有助于深化产业空间演化相应理论,也是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论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基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与全国工业企业库数据,采用经校正的产业比重变动方法对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进行了解析,并据此提出优化调控对策。主要结论有：① 产业空间重构是推动城市群发育与成熟的重要动力,其中嵌入全球价值链并持续攀升是推动城市群高级化的基础动力,而内部产业空间重构则是完善产业合作网络、推动城市群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此外,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全球化、郊区化的交互是形成双“C”字形空间格局的基础与支撑;② 在国际产业空间重构方面,目前天津市为承接核心,北京次之,其余城市发展则相对滞后;③ 在城市群内部产业空间重构方面,由北京—天津—唐山—沧州围成的内“C”字形范围是产业空间重构的核心区,不同类型产业表现出不同的驱动特征,其中纺织服装业表现为全球价值链主导下的市场驱动,化学产业表现为环境管制与水资源依赖的双重作用,钢铁产业表现为明显的政府主导,医药制造业则表现为全球价值链主导下的政府调控;④ 京津冀城市群的内“C”字形地区应侧重产业升级,外“C”字形地区则重点关注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转型,以内“C”引领外“C”,以外“C”保障内“C”,双“C”联动,以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