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集聚、产业网络及其相互作用

基于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综合指数的1 109家样本企业及其投资关联企业数据,以城市为基本空间单元,从表征本地化生产的空间集聚和表征流动空间特征的产业网络2个角度刻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产业网络的异质性以及产业集群规模与产业网络中心性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1）东部地区核心企业和支撑性企业相对均衡,产业集群较为完善,中部和近西部地区核心企业相对不足,而西北和东北地区企业较少,缺乏集群基础;2）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网络呈现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为顶点的菱形网络格局,并围绕这些区域的核心城市形成多个垂直联系型产业网络;3）战略性新兴产业网络以研发和信息服务网络和生产制造网络为主,并形成北京、深圳、上海三大国家级枢纽中心,其中北京为研发和信息服务网络的核心节点,而深圳和上海则是生产制造网络的核心节点;4）当产业集群规模较小时,城市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网络中的枢纽地位以大型核心企业为支撑,当发展到较大规模后,中小型企业是城市的枢纽地位的重要支撑。     

西安市文化艺术产业时空格局与布局模式演化分析

利用最邻近点指数、聚类分析和洛伦兹曲线等研究方法对西安市文化艺术产业的空间格局、集聚区以及布局模式的演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空间视角看,西安市文化艺术产业总体呈集聚分布,但其分布渐趋均衡;其次,从时间尺度看,西安市文化艺术产业2000—2012年在城墙区集聚区基础上又形成了若干弱集聚区和新型集聚区,集聚规模和强度不断扩大;第三,西安市文化艺术产业的空间布局模式演化规律表现为由增长极模式转变为点轴布局模式,而且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形成综合网络模式。     

基于邻域设施的中国大城市网络店铺的区位取向——以上海、深圳、天津、北京四城市为例

采用一套基于邻域设施的模糊区位取向方法和模糊多属性决策方法,针对中国北京、上海、深圳、天津4 城市淘宝网站6 大商品类别网络店铺的空间集聚情况,通过其所属的完全、重叠、过渡和不完全4 种区位类型,揭示区位取向的倾向性特征和信息时代区位影响因素的变化,并进一步探讨区位取向明显的数码类别商品的网络店铺的最优区位地选择。形成如下认识：①不同商品类别情况下区位取向有很大不同,分散与集聚共同存在。集聚只发生在贵重商品如数码类别商品的网络店铺上,其仍依赖于传统邻域设施;而绝大多数普通商品则相反,几乎不存在重叠区位的布局,已经表现出一种不再遵循传统区位地理论的新的区位取向规律。② 不同商业模式下区位取向不同,c2c 电子商务对其影响更趋向于不同于传统的区位选择,表明c2c 电子商务是网络店铺区位取向影响因素变化的基础。除了旧有的传输网络、货源供给、市场集聚因素外,技术劳动力因素、信任因素渐成主流。③ 利用三角模糊数能计算出基于邻域设施集聚的、区位取向明显的数码类别商品网络店铺的最优区位。选择最优区位是从重叠区位向完全区位过渡的。④ 在电子时代传统的区位理论将得到一定补充或纠正才能全面正确地解释电子服务网点的区位现象。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路径与地理特征

利用2012年和2017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单》中娱乐明星行动轨迹数据探索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模式。研究发现：①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全球化经历了“产品引进”“产品输出”“对外投资并购与跨国生产”几个阶段,具有明显的内需驱动式全球化特点;②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生产网络形成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相较于典型制造业生产网络表现出更加快速的动态演化特征;③ 娱乐传媒产业各类价值活动的地理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反映出不同价值环节的需求与各区域平台、资源或市场条件的战略耦合关系;④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国外活动呈现出向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邻近国家集聚的趋势,体现出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娱乐传媒市场结构以及“地理-文化邻近效应”的作用。     

深圳数字电视产业的地理集聚——研究高新技术创新集群的一个尝试

选择深圳的数字电视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集群进行尝试性的研究.深圳在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及其技术发展中十分值得关注.深圳数字电视产业的相关企业有76%分布在南山区和福田区,地理空间集聚态势明显.通过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揭示了相关企业之间诸多联系且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内生机制.研究发现深圳数字电视产业具有产业结构复杂化与多部门合作的集群特征,很多企业已经产生技术创新的内生需求.本研究推断,深圳数字电视产业的创新集群正在形成过程中;深圳良好的创业环境、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近距离合作等因素,尤其是深圳政府政策对产业的促进,塑造出创新集群的轮廓.但是,目前在数字电视关键芯片研发和内容制造质量等方面还存在问题,限制了深圳数字电视产业创新的速度.     

城市产业集聚动力机制与模式研究进展

产业集聚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形式,获得了广泛发展.近年来,中国各地产业集聚区的规划建设相继出现,发展势头较快,但是,指导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尚比较缺乏.基于此,选择城市产业集聚为研究对象,综述其动力机制与模式研究进展,分析产业集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并探寻其一般研究思路,以期为城市产业集聚区的规划建设、城市产业经济的合理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回顾了产业集聚动力机制与模式的研究进展,并对产业集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提出城市产业集聚动力机制与模式研究的一般思路.该研究思路强调动力机制与模式研究,以及产业集聚与城市发展关系的基础作用;应用系统论的观点,对城市产业集聚系统划分为内核系统和调控系统;强调城市产业集聚发展模式的选择要以其动力机制的分析为基础,以保证所选发展模式的科学合理.     

产业集聚对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机制——以北京大都市区为例

主要从产业区形成过程中不同集聚机制对城市空间要素的作用路径着手,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城市资本、就业与基础设施三大要素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并结合北京大都市区几个典型产业集聚区的实例,在探讨其不同形成、发展机制的基础上,分析产业集聚对城市空间结构扩展演化具有怎样的作用机制.通过分析认为产业集聚时北京大都市区城市空间要素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主导资本流动格局、重塑劳动力市场分布和推动周边房地产市场3个方面;并以此推动了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由"摊大饼"向轴向发展延伸,促进了近郊区城市副中心和远郊区新城的形成,使得北京城市空间向多极核、多功能的结构模式发展.     

区域产业集聚研究进展

区域产业集聚研究是人文地理学重要的研究领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重要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发展要响应全球化,促进区域产业集聚形成,培育区域发展优势,提高竞争力,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文章重点回顾了近10年来区域产业集聚的研究进展。区域产业集聚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集中体现在新产业区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产业簇群理论、点-轴理论、公司地理论等方面。学者们从不同侧面,对区域产业集聚机制进行了研究,注重集聚经济、贸易与市场拉动、企业联系、知识传播等方面的研究。区域产业集聚研究是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响应,区域企业集群与推进企业的培育是区域产业集聚的关键。要不断调整区域产业集聚要素,以形成产业集聚的最佳状态和效果,要加强传统工业基地的产业集聚研究。既要培育合理的产业集聚,又要注重与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基于ESS模型的河西走廊农业产业集群识别和评价

在中观视角下,构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企业集聚-社会网络-服务体系(ESS)河西走廊农业产业集群识别模型,对河西走廊农业集群发展水平进行刻画。通过获取河西走廊700家企业坐标信息、对相关企业被调研人员进行访谈与问卷调查,运用ESS模型及其相关研究方法对集群的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业产业集群集聚水平与社会网络水平较高,集群网络形成和演化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和自组织规律;从集群服务体系现实情况来看,产业集群"支持性产业"处于"客观劣势","政府体制"处于"相对劣势"。针对准集群发展存在问题,为河西走廊农业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演化提出建议。     

跨界生产网络的组织治理模式——以苏州地区信息电子业台商为例

以最近8年内在苏州地区投资设厂的信息电子业台商为例,分析其本地集聚的供应链的企业间交易关系的本质和组织网络的治理模式,以探讨全球生产网络的地域性集聚的经济地理意义,以及企业组织间的治理结构对地方发展的影响。指出这一轮信息电子业台商的跨界投资基本上强化台湾代工厂商与品牌大厂之间的策略性合作,然而台商生产网络的跨界扩展也交织着企业组织间的权力运作,导致生产网络的治理模式发生改变并形成了空间集聚的动力。研究显示,从全球生产网络的厂商间交易治理结构出发的分析视角有助于理解区域发展的机会与限制,而就发展中国家由全球生产网络之跨界转移所形成的新工业空间而言,经济地理学所强调的厂商间具有地理邻近特征的"互赖性"并不能脱离全球商品链所内含的不对称权力关系。     

外资企业的环境溢出对内资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

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本文从微观尺度探究了外资企业集聚的环境溢出效应。利用1999—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对比了外资和内资企业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的时空差异和演变过程,并建立计量模型探究外资企业的环境溢出效应及其作用途径。研究发现：① 在研究时段内,中国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该现象来源于内资企业排放总量的下降,而外资企业的排放总量未发生明显变化。② 内资企业的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迅速下降,并逐渐接近外资企业的排放强度。中国内资企业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而内陆地区的排放强度下降幅度较大。③ 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产业内还是产业间,外资企业的地理集聚均能够显著降低内资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但是产业内溢出的作用比产业间的溢出更显著。外资企业的环境溢出效应可以通过三条途径作用于内资企业,分别是劳动力流动、竞争效应和本地生产网络的嵌入。在本地生产网络的嵌入方面,后向效应能够产生环境溢出效应,而前向效应并不显著。从异质性分析来看,相对于高效率的企业,低效率的企业仅能够从劳动力流动或本地生产网络嵌入中获取环境溢出的外部性。     

基于城市功能格局的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研究

针对以往文化产业区位特征研究中缺乏与城市功能格局有机联系的问题,以中国西部重要的文化产业集聚中心西安市为案例,采用土地利用区位商、标准差椭圆、热点分析和叠加分析等方法,分析其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与城市功能格局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2016年西安市的文化产业布局具有较强的“空间+功能”依附性特征,其空间集聚以城市发展主轴为方向线,集中在以一类工业和科教功能为主、开发较为成熟的城市综合功能区。传统商贸业、物流业等要素集散枢纽对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影响较为显著。面向生活服务的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相对均衡,而面向生产服务的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则表现出较强的产业关联导向和环境氛围导向特征。     

基于不同区域层级的文化产业集聚研究

利用企业层面数据,从市域和省域两个尺度研究中国文化产业的集聚特征,并揭示集聚对文化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应用一致性方法估计了中国文化企业的生产函数,并计算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并从专业化和城市化两个角度研究集聚对于文化企业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地级市尺度下,文化产业专业化经济并不显著,但却存在城市化经济;② 在更大的省域层面,则呈现出专业化经济显著,多样化经济弱化的特征;③ 行业和区域异质性回归显示了结果的稳健性,核心文化产业的产业集聚经济更显著;④ 在知识溢出效应占主导的文化集聚中,通信基础设施良好的省份被赋予了创意交流的便利性,因而拥有更强的集聚经济。     

产业地理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强调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还可能取决于因产业地理集聚和地方化贸易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本文采用1999~2004年北京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流资料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引入产业地理集聚系数、产业联系等变量来研究影响外资产业分布的因素。统计分析表明,在空间上比较集聚、产业内联系较强的产业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前期外商投资对于跟进投资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信息溢出效应以及产业联系效应,从而直接导致外资的产业累积效应。外商也强烈偏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盈利率高的产业。外商在充分利用其垄断优势、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尽量避开实际劳动成本较高和进入壁垒较高的垄断性产业。本文的结果显示,发挥本地优势,完善产业配套,促成产业集群是提升城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     

苏州老城区文化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机理分析

文化产业发展深刻影响城市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过程。国内对文化企业微观区位及政府作用的研究仍显薄弱,基于苏州老城区1 661家文化企业分布信息,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Moran’s I指数等方法,分析文化企业空间演化过程。结果表明,在文化产业发展利好政策干预下,苏州老城区文化企业数量显著增长,行业结构由传统媒体娱乐行业独大转向均衡化发展;文化产业集聚特征明显但整体集聚程度下降,呈现由向古城集聚转为向古城外扩散的趋势;微区位上,文化企业向主要道路沿线和文化产业园区集聚,但不同行业的集聚模式存在差异。影响机理分析表明市场是影响微观文化企业区位选择的基础力量,政府干预降低企业选择特定地价圈层区位的成本并提高其隐形效益,改变了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区位选择的成本-效益权衡,从而影响企业的区位决策,引致文化产业空间格局演化。     

日本研发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统计数据考察日本国内3302家R&D企业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现象,发现日本的R&D企业高度集中在三大都市:东京都、大阪府和名古屋市;东京都的R&D企业多属于接近公司总部型,名古屋市的R&D企业则多属于接近工厂型,大阪府的R&D企业则介于总部型+工厂型之间。三大都市的研发产业结构与当地的优势行业基本一致。本文结合美、欧、日等国家关于产业集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概括总结了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时空过程、驱动力量和影响因素。经济发展周期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在日本研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策驱动和市场驱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在营建产学合作网络以及区域创新环境方面,极大地激励了日本研发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以大型企业为代表的企业研发机构成为近年来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重要力量。     

基于POI数据的郑东新区服务业空间聚类研究

探讨城市新区的服务业空间格局,对城市新区规划和服务业空间布局的优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采用POI数据对郑东新区服务业的总体、分行业空间布局进行聚类,结果显示：① 在总体上,聚类呈现“414”的空间体系,各聚类所在区域的通达性较好;服务业在功能区内部聚集和跨越功能区聚集并存;噪声点分布零散,局部出现了服务业聚集的潜力区域;空间临近效应、行政力量带动和市场导向作用导致服务业空间极化特征明显。② 从分行业来看,部分行业的重要空间节点分布存在一定差异,CBD核心区和商住物流区成为各行业空间节点的分布区域;部分行业的空间节点与功能区的产业定位存在吻合与错位特征。最后,从规划视角提出了郑东新区不同功能区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     

基于个体网交易约束的北京市产业网络结构规模绩效分析

区域产业间规模差异性是各产业间竞争与合作的表征性结果。这种竞争、合作建立在产业间的供给—需求交易关系之上。产业间的多向供给—需求联系构成了复杂的交易关系网络。本文利用2002 年北京市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了42×42 产业的（0,1）两值对称的链接交易网络,分析了该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外部绩效。研究结果发现：① 北京市不同产业的交易产业数量差异悬殊,各产业的交易链接网络规模为线性分布,网络有效规模表现为指数分布;② 北京市废品废料、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等10 个产业受到的网络约束最大,各产业约束量随产业交易网络规模的扩大而趋于减少,表现为非线性变动;③ 北京市各产业的网络竞争结构可以分为强约束—非均衡—小网络型、中约束—中均衡—中规模网络型、微约束—高均衡—大规模网络型,分别有13 个、18 个和8 个产业;④ 网络约束量、约束层级系数、制造业虚拟哑变量均对产业规模均产生了负向影响。交易约束量、制造业虚拟哑变量对产业规模的影响最大,且产业规模变动中的前者相对贡献要大于后者。网络交易约束量对制造业的绝对影响要小于非制造业。     

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7—2017年文化艺术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自相关检验分析京津冀县域尺度的文化艺术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变,并运用岭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对其影响因素效应及空间分异性进行探索,最后讨论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空间集聚范围不断扩大,河北与京津的断崖式差距正在逐步缩减,“两核一轴带”格局逐渐形成;② 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全局依赖性有所减弱但局部依赖性逐渐增强;H-H型集聚主要在京津分布蔓延,京津之间的廊坊市显现出L-H型集聚;L-L型集聚主要位于河北各地市的边缘地带,个别区县呈现H-L型孤岛集聚形态;③ 市场需求、关联产业及人才技术是影响当前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文化资源影响稳定而政策环境效应空间分异性大,未来应结合地区发展空间关联性和影响因素空间分异性针对性地实现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协同发展。     

基于地级市尺度的中国外资空间动态与本土产业演化

伴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下全球生产网络逐步形成,推动跨国公司以外资直接投资为途径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有利区位。低廉的要素成本、友好的政策制度以及广阔的潜在市场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外资活跃的重要地区。外资空间动态不仅涉及发展中国家对接全球生产网络的效果,更关系到其生产格局的演变。而演化理论下的技术邻近度也会对外资空间动态和本土产业演化产生作用,使之呈现出更多样的空间差异。本文基于1998-2008年中国337个地级市的制造业数据,研究内、外资技术邻近度作用下外资空间动态对本土产业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外资进入、退出等空间动态显著促进了中国本土产业演化,其中中西部最强,东部最弱,东北地区外资进入作用相对明显。②技术邻近度削弱了外资空间动态对本土产业演化的积极影响,但具体到不同区域也会出现差异。东部地区的技术关联反而有利于外资进入带来的知识溢出和外资退出带来的资源释放,表现为典型的“战略耦合”。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技术关联则成为阻碍外资进入、退出促进内资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