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用地与人口复合视角下山东省城镇体系规模结构合理性诊断

科学识别区域城镇体系规模结构合理性,准确判定区域城镇规模结构演化态势与存在问题,对于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用地与人口复合视角,该文综合构建了城镇体系规模结构的合理性判别模型以及城市规模效率判定模型,并对2008—2017年山东省城镇体系的合理性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①山东省城镇规模结构较为合理,且其空间呈现出"√"型分布特征,与其区域内人口规模、用地面积具有重要的相关关系;②山东省城镇Zipf指数呈现出稳定发展—迅速降低—较为稳定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山东省大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较低,未来需要积极培育区域中心城市,增强大城市辐射带动作用;③山东省城镇体系具有相对稳定固化特征,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城镇体系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由不合理向合理的演化趋势;空间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城镇位序与城镇规模的关系明显受到区域因素的相互作用。④山东省城市规模效率呈现散团镶嵌分布的空间格局,并且初步形成了三大高度合理的城市规模效率空间格局。     

基于同城化背景下的太原和榆次城区建设用地时空变化

同城化背景下城市建设用地的时空变化,对于城市制定科学规划、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提取3个时期太原市城区和榆次城区建设用地信息,分析了研究区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以及时空动态变化特征;利用相关的统计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度模型,探究研究区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的建设用地面积不断扩张。研究区太原部分的建设用地重心先向西北再向东南迁移,研究区榆次部分的建设用地重心整体向西北方向迁移。研究区建设用地扩张主要受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策因素和交通因素等5个因素影响,但各个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的推动力大小不同。     

青藏高原城镇化格局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研究青藏高原城镇化格局的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推动青藏高原现代人类活动时空过程的认知,对青藏高原就地就近城镇化及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本研究构建青藏高原县市尺度城镇化空间数据集,参考城镇化发展阶段,采用LISA空间类型划分法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系统分析1990-2010年青藏高原内部城镇化格局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包括：① 青藏高原整体城镇化水平偏低,2017年底,青藏高原主体部分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的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分别为53.07%和30.8%,低于全国同期水平的58.52%,但青藏高原内不乏高水平城镇化地区,而且各地区间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差异缩小;② 青海西部柴达木盆地是高水平城镇化集聚区,羌塘地区是低水平城镇化集聚区,地级行政中心所在县市多呈现自身高、周边低的城镇化格局;③ 与内地相似,第二、三产业从业机会是推动青藏高原城镇化发展重要因素,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对城镇化拉动作用开始凸显。研究结果可以为青藏高原人类活动研究和青藏高原就地就近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宾阳县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潜力测算及建议

为掌握广西南宁都市圈范围内县域的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潜力,为科学制定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规划提供依据,文章以广西宾阳县为例,通过构建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潜力测算体系,测算评价了宾阳县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规模潜力、经济潜力,并划分了规模潜力分区和经济潜力分区。结果表明,宾阳县城镇低效用地具有较大的规模潜力和经济潜力空间。     

东莞市城镇用地扩张的时空特征分析

以不同时段的Landsat TM/ETM卫星遥感图像为数据源,利用G IS技对东莞市城镇用地的时空特征:扩张面积、扩张速度、扩张强度指数和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进行了分析另外,结合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对东莞市城镇用地扩张驱动力作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近15年来,东莞市城镇用地面积扩张了近7倍,尤其是1988-1995年,扩张趋势最为明显在不同象限和时段上扩张强度和规模差异较大,且空间分异明显,扩张以东北和西南方向为主。东莞市城镇用地扩张主要侵占的是耕地和开发用地,1995年后侵占主体由耕地转变为开发用地,表明扩张方式发生了改变。经济发展是东莞市城镇用地扩张的决定因素,同时,相关政策指引着经济发展的方向,贯穿于东莞市城镇用地扩张的全过程。     

近20年东莞市城市扩张的时空特征分析

深入分析建设用地演变过程,掌握城市扩张不同阶段的时空特征,对科学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多时相卫星遥感影像来解译东莞市建设用地,使用重心空间轨迹模型及空间扩张象限分析法,实现对东莞市近20年来城市扩张的时空特征分析.结果表明:2000—2020年,东莞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显著,城市扩张明显,部分区域的建设用地经历了点集聚—线集聚—面集聚的分布格局变化,最终形成城乡无差别的建设用地连片区.东莞市建设用地虽然依旧在不断地扩张,但是幅度持续减缓,同时建设用地的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能够更好地了解东莞市的城市结构,为城市规划和管理决策提供支撑参考.     

城镇化进程中空间扩张和土地利用开发的控制

一、城镇化进程中间空间与土地资源用途的转化 城镇化进程是指在社会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城镇数量与规模的增加和扩大,人口逐渐集中到城镇中,城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镇物质文化生活不断丰富,逐渐实现由农村向城市过度,农用地转化为城镇用地的过程。     

城镇低效用地摸底调查方法及再开发对策研究 ——以贵阳市花溪区为例

系统分析花溪区城镇低效用地摸底调查及再开发工作,总结实践经验,提出工作开展建议。通过文献研究与调查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花溪区城镇低效用地调查方法、认定标准、分布特征及再开发对策。结论表明:花溪区运用多种技术方法,合理构建评价体系,严控低效用地认定范围;城镇低效用地成果以低效住宅和工业用地为主,且分布具有集聚性特征;政策制定及共享模式加快再开发项目实施。     

德清县耕地空间格局变化研究

随着"十二五",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快速推进,国土资源管理面临着严峻形势和巨大挑战。有限的土地资源与城镇发展、人口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随着2015年国土资源部对东部地区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的进一步控制,土地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因此,研究耕地的时空动态变化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利用Arc GIS强大的空间分析能力,采用重心模型和级     

青海省清真寺和藏传佛教寺院时空演变比较研究

宗教场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时空分布格局对历史时期宗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比较研究青海省清真寺和藏传佛教寺院时空演变特征的结果表明:民国时期是寺院数量发展的分水岭,民国以前藏传佛教寺院数量大于清真寺,之后反之;清真寺集中在青海东部呈西北-东南分布逐渐向西扩散,藏传佛教寺院跨青海东部和南部呈东北-西南分布逐渐向西北扩展,河湟谷地是二者共同的集聚区;清真寺热点地区分布于青海东部,藏传佛教寺院热点地区分布于南部和东部;清真寺分布的海拔明显低于藏传佛教寺院,两者坡度、坡向分布相似;朝代政策、自然环境、宗教文化等因素对寺院分布产生重要影响,以和谐共存为主的民族宗教关系有利于共同发展.     

青藏高原城乡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转移时空格局

青藏高原作为中国重要的生态环境保护地,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基于1990-2015年土地利用数据,进行生态用地和城乡建设用地之间的转移分析,通过核密度以及标准差椭圆分析进行空间转移强度的定性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0-2015年青藏高原生态用地显著地向城乡建设用地转移,是城乡建设用地向生态用地转移量的54.6倍,其中2000-2005年和2010-2015年是用地转移的热点时期;② 城乡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之间的转换在空间上呈现逆向状态,生态用地向城乡建设用地的转移分布逐渐从青藏高原的周边区域向腹地蔓延;城乡建设用地向生态用地的转移最初出现在青藏高原的腹地,逐渐向外围扩张;③ 生态服务功能越大的生态用地,越容易被人类占用,随之发生用地类型的转移,侵占后的土地很难反向转移为具有高生态服务功能的生态用地。     

Evolv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avity centers in tarim river basin,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of xinjiang, China

Using the data at the county levcl and the regional gravity center model, we calculated six key socio-economic gravity centers, namely population, GDP, output values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and arable land area in the Tarim River Basin for each year from 1980 to 2009. We inspected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these centers and found that the gravity center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evolved simultaneously. The disproportional growth between the population and the economy is also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gravity centers of the GDR the output values of the main three industries and arable land area show migration trending from southwest to northeast, while the population gravity center shows an excessive growth in the southwest during the same time period. The migration amplitude of the GDP and output values of primary industry, secondary industry, tertiary industry are measurab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opulation. 2） The population gravity center h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gravity centers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output values in both longitudinal and latitudinal directions,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at of primary industry output value in the longitudinal dire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offset distance,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population and the economy has increased since the 1980s, with regional economic differences now excee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rdon.     

Evolution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spheres of urban influence in China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findings of a study of the spheres of urban influence with regard to all cities in China（not including Hong Kong,Macau and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in the years 1990,2000 and 2009.An optimized gravity model with comprehensive time distance was used to carry out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Chinese spheres of urban influence an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Such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high density population and a developed economy,which are also considered as the national competition unit.This paper initially identifies four spatial patter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based on the spatial layout of city groups during their evolution.Som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outlined,including the number of cities,the size of cities and the functions of urban centers.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examined by using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The main findings from this research are that the development stages and structure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vary significantly.It is also clear that the stages and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s are strongly affected and dominated by both policy and location factors.     

基于DMSP-OLS与NPP-VIIRS整合数据的中国三大城市群城市空间扩展时空格局

通过拟合最优幂函数模型,将NPP-VIIRS影像模拟为DMSP-OLS影像,构建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和珠江三角洲（简称珠三角）三大城市群1992—2017年长时间序列夜间灯光影像集。参考城市建成区统计数据确定夜间灯光最佳阈值提取城市范围,有效剥离统计数据中包含的经济活力不足的城市空间,识别出不属于统计范围的低等级、高活力城镇区,创新了数据应用视角。研究表明：① 县级城镇和市级以上城市对三大城市群城市范围的贡献度不同。京津冀腹地广阔,县级城镇是区域经济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上贡献度最大;1990s初期长三角部分县级城镇经济活力较强,大量撤县设市后县级城镇数量减少,逐渐在2005年后低于京津冀;珠三角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行政单元划分的影响,县级城镇对城市范围的贡献在3个城市群中始终最小。② 三大城市群城市扩展非均衡性特征存在差异。京津冀城市扩展为京、津主导下的“双核”模式,非均衡性显著,尚未形成完善的城市规模体系;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集聚特征明显,均衡性更强。重心迁移的路径、方向和距离反映各城市群不同的扩展强度和作用模式。③ 城市空间扩展格局整体均呈现热点区不断扩大、冷点区不断缩小的特征。其中京津冀热点和冷点区相对稳定,热点区向心集聚作用较强;长三角和珠三角空间格局变化较大,区域核心城市带动作用较强。     

近32年来南京城市扩展与土地利用演变研究

基于1980-2012年6个时相的遥感影像分类成果,运用扩展强度的等扇分析和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对南京市城市扩展区由城市扩展引起的土地利用布局、结构演化进行了长周期、多时段的研究。结果表明：32年间5个阶段城市扩展的方向极不均匀,城市经历了东北-东南-西南的扩展演化过程,2000年之后的扩展强度显著扩大;在总变化量的构成中,耕地净变化量和交换变化量所占的比重较为接近,在面积净减少的同时,空间位置的转移也较为突出;城市建设用地、城市绿地、采矿用地与裸地以净变化为主,水面、村镇建设用地以交换变化为主;2000年后,各时段耕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年均总变化量远高于2000年之前,以2004-2008年的值最高,2008-2012年有所回落;32年间各单项类型动态度均较高,城市绿地、村镇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均达90%以上;综合动态度的结果揭示32年来南京城市的扩展历经了加速演变-变化趋缓-剧烈演变-整合重构4个主要阶段。     

城市功能区视角下基于POI数据的公共厕所空间布局合理性研究

公共厕所作为最典型的公共设施,反映出城市的文明程度和管理服务水平,是打造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厕所的可达性和覆盖范围,把公共厕所当做空间上的点无差别对待,忽略了不同功能区公共厕所空间分布所异质性的问题。如何建立全面精准的公共厕所空间评价体系,分析不同区域公共厕所的综合服务能力在当前研究中明显不足,不利于公共厕所的配置规划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多源数据的涌现为城市公共设施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此本文提出一个城市功能区视角下基于POI大数据的公共厕所空间布局合理性评价方法。利用词频-逆文本频率（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TF-IDF）信息加权技术,结合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频率密度识别城市功能区,融合OpenStreetMap（OSM）路网密度数据和WorldPop人口数据设立人口出行活力指数,对城市功能区内的公共厕所服务进行评价;最后计算人口和空间覆盖率以及空间不平衡指数,判别街镇间的差别与街镇内公共厕所布局的合理性。该方法以多源数据为基础,定量分析不同功能区内公共厕所配置的合理性,并探讨公共厕所空间配置的差异化因素。以国内城市化程度最高之一的上海市为例进行计算,研究发现:① 不同的城市功能区内厕所的配置数量不同,商服功能区的规划数量最多,商服功能区中公共厕所配置的合格度也最高,此外,“工业-商服”、“绿地-商服”等商服相关的联合功能区的合格度也处于较高水平,这是由于大量商业服务机构均对外提供公共厕所服务,提升了该地区的公共厕所的服务能力;② 公共功能区内的合格度最低,仅有10.27%,与该类型附属公共厕所设施的开放程度相关;③ 上海市各街镇公共厕所的合格度整体较好,平均空间覆盖率达到67.31%,平均人口覆盖率达到70.72%;街镇内公共厕所服务和出行活力分布之间的不平衡指数从0~0.76不等,其中不平衡指数小于0.4的共有147个,占比69.34%,表明这些街镇内公共厕所空间配置比较合理。公共厕所配置合理性从上海市区向西南、东南、崇明岛有明显的递减,而向西北地区则没有明显的衰减,呈现出连片的较好的服务能力。结果表明,这种方法充分考虑了公共厕所所属功能区和人口出行活力异质性的问题,空间分析上更加精准,可以为城市公共设施规划提供参考建议。     

青藏高原上中尺度对流系统东移传播成因

运用1998年夏季日本静止气象卫星探测反演出的红外辐射亮温资料,对青藏高原上的中尺度对流系统(MCSs)进行了自动追踪,进而对移出高原的MCSs进行了分类,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数据挖掘中的决策树方法得到了东移出高原的MCSs与其环境物理量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400hPa上,当MCSs的中心位置位于100°E附近时,移出高原且向东南方向移动的MCSs仅与该等压面上的高度和温度有关;而向东北方向移动的MCSs仅与高度和假相当位温有关;此外,移出高原且方向向东的MCSs主要决定于等压面高度、散度、涡度和假相当位温这4个物理量值。在500hPa上,位于东经104°E以西且最终移出高原的MCSs,决定其是否移向东北方向的环境物理量因素为K指数和水汽通量散度,而影响其向东南及东方向移动的因素则较多。     

1980-2015年黄河流域降雨侵蚀力时空变化分析

本文利用1980-2015年黄河流域及周边166个气象站点36 a的降雨资料,采用日降雨侵蚀力计算模型,对克里金插值后的栅格数据,通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isodata聚类和最大似然法实现区域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应用重心模型研究了黄河流域降雨侵蚀力的时空变化。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内不同区域的年降雨侵蚀力差异较大,最小的区域在200 MJ·mm·hm^-2·h^-1左右变化,最大的区域可达3000 MJ·mm·hm^-2·h^-1,年降雨侵蚀力具有由西北向东南递增的趋势。年降雨侵蚀力大的区域其侵蚀力值在不同年份中波动范围也大。西宁、呼和浩特等所在的一区、二区和三区的年降雨侵蚀力的重心总体上呈现向东北方迁移趋势。太原、西安所在的四区、五区其重心总体上呈现向西南方迁移趋势,其年降雨侵蚀力重心迁移范围小,重心点分布更紧密。各区域年降雨侵蚀力重心的迁移范围在空间和时间尺度上总体呈现由西北向东南方向逐渐缩小趋势。     

青藏高原冬季降水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青藏高原冬季降水的气候特征认识对高原冬季雪灾的防御有着重要意义。基于青藏高原54个气象站1971~2010年冬季(12~2月)逐月降水量资料,利用现代统计方法分析了青藏高原冬季降水的时空分布特征及突变现象,利用经验正交函数(EOF)和旋转经验正交函数(REOF)概括出高原冬季降水的6种主要空间分布型以及区域性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冬季降水分布不均匀,偏东偏南部降水量相对较多,冬季降水在12月最少,2月最多;EOF对青藏高原地区冬季降水分解为6种模态,全区一致型、南北部型、东西部型、川西型、高原腹地型和西部型模态;EOF第1模态时间系数表明高原大部分地区冬季降水在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增加、且存在14年左右的周期变化特征。REOF分析表明,高原地区冬季降水的局地特征显著,而高原腹地与中东部地区变化特征显示了高原冬季降水的主要变化特征,与EOF分析第1模态的变化特征较为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