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文本在地方性形成中的作用——对近年文化地理学核心刊物中相关文章的梳理

新文化地理学是英国一批文化地理学者在1980年代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它与传统文化地理学有所不同,区别之一在于是否关注电影、文学作品、绘画等文本所再现的地方性。近年在英美文化地理学的核心刊物中,许多文章研究了由文本再现出来的地方性。地方性是文化地理学最主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它是文化地理学与其他人文地理学分支结合的关键概念。梳理这些文章,旨在归纳出文本在地方性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分析结论如下:① 文本可以通过再现3种内容来建构地方性:当地的景观、日常生活实践和业已消失的文化;② 文本再现地方性的机制多来自人们的意识形态需要,"我"与"他者"的精神诉求不同,再现的地方性也不同;③ 文本的再现对地方性既会有强化作用,也会有削弱作用。归纳出这种三种结论后,尚需要进一步讨论如下问题:在地方性的形成中,文本的作用是否是或缺的。如果不是或缺的,而是必须的,那么文化地理学者则必须研究文本中再现的地方性。     

务川龙潭仡佬族民族身份的地方性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与恢复是中国民族认同研究的宏观背景,以往研究多强调国家建构的外部视角,较少从民族身份赋予的合理性和正统性背后,结合外部与内部的双重视角深入挖掘各相关主体如何参与到民族身份建构的过程。文章采用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文献法等对务川龙潭仡佬族进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民族学家梳理的“濮―僚―仡佬”的族源承袭为理论依据,又以文字文本为依据发掘了濮、僚、仡佬与朱砂的关系,切合当下龙潭原住民与朱砂的生产生活,并以之建构其“仡佬族”身份。研究结果显示：“朱砂”的地方性参与了民族身份建构,且在旅游背景下地方再造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对“朱砂”的文本、祭祀、景观恢复与再造进行了对“仡佬族”身份的二次建构与强化,反映了地方政府主体对朱砂的地方性视角;但如何更好地进行地方再现,对地方文化的发展将有何影响,如何唤起族群真实的情感,官员、宗族精英、普通民众等不同的地方主体何以凝聚,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游记对旅游地地方性的影响研究——以曲阜为例

以42篇曲阜游记作为分析材料,梳理了游记再现的曲阜地方性要素以及游记对曲阜地方性塑造的作用。游记是游客地方感的文本再现过程,由此可以了解游客所认同的旅游地地方性要素。游记中再现偏少的地方要素是今后旅游地旅游开发与文化建设的重点。游记中再现的具有负面感知的地方要素,可为旅游地管理提出改进的建议。知名游记是旅游地营销的重要手段,旅游地相关部门应该认识到游记在旅游地营销中的重要作用,用游记来激发游客的旅游动机。     

基于集体记忆的红色旅游地地方性建构

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嵌入动态的地方建构和空间生产过程,成为地方性重构的有力素材。文章以云南省宾川县新庄红军村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从地方性景观与话语的再建构,以及地方性情境创设的空间实践,探讨新庄村的地方性建构机制。研究发现：具体的地方要素在地方-记忆的互动关系中起中介承启作用。地方要素既促进红色旅游情境下记忆的唤起、存储与再创造,又对集体记忆重新建构的地方特质、意义与场所精神进行地方性元素表达。旅游情境创设与地方性展演使集体记忆不断得到投影、表达与重构,推动差异化的地方叙述与体验。     

丽江古城慢活地方性的呈现与形成

慢活的空间体验与追寻是人们对当代社会“束缚与压抑”的抵抗和逃避,其为特定区域的地方性理论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实证案例。本文以丽江古城为研究案例地,基于对原住民、外来经营者、旅游者和政府管理人员的访谈资料,同时以网络日志为分析文本,在构建地方性呈现与形成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外部认同的角度对丽江慢活地方性特质呈现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丽江古城慢活地方性的具体维度可由区位、场所、地方感加以呈现,其中,区位包括比较区位与现实区位,场所包括外部环境、内部空间与社交活动,地方感则包括情感与延续行为。丽江古城慢活的地方性形成来源于多元主体的共同建构,其中,原住民经由历史及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慢活理念是丽江古城慢活的精神本底,这种地方性特质被外来经营者加以营造和推广,使慢活特质得以强化并成为地方性表征,这同时满足了旅游者的需求,在旅游者的认同助推下更为显化,三个主体的共同作用使慢活特质成为丽江古城不可或缺的地方性构成。此外,本文还对旅游场域下地方性的特殊性与不同范式下的地方性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     

现代性语境下地方性与身份认同的建构——以拉萨“藏漂”群体为例

现代性体验是后改革时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重要维度。现代性以工具理性与社会进步作为终极价值取向,强调以理性的方式规划和管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期实现持续的增长、稳定的发展以及财富积累。然而,现代化过程在赋予人类更大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束缚与压抑。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逃离现代性的束缚,在那些似乎存在于现代性过程之外的、"落后"的地方重新寻找原真性的生存体验。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本文以长期留居在西藏拉萨的汉族"藏漂"群体为对象,探讨在中国后改革时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成员如何实现对现代性的"逃离"。"藏漂"群体的身份认同,其本质是对西藏的地方性的建构。这一过程包含两个维度,即对西藏的地方性的想象与表征,以及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对想象的地方性的践行与体验。一方面,"藏漂"通过一系列的表征与话语,将西藏想象为一个与内地在社会文化秩序上截然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与空间实践,体现了"藏漂"群体对想象的地方性的践行与展演,对文化身份同样起到重要的正反馈作用。研究认为:"藏漂"对现代性的体验,反映了现代社会内在的矛盾,而"藏漂"对地方性的建构与体验,对理解"他者"与"我者"之间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拉萨八廓街地方性的游客认同建构

地方性作为地方群体的主观创作,其结构随认同群体的差异而发生变化。为了初步探索地方性认同的组成结构,选择拉萨八廓街为案例地,从游客视角出发,通过理论建构和实证检验的研究思路,对拉萨八廓街的地方性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性游客认同探索性理论模型包括识觉空间、生活空间和主体空间3个主范畴以及自然独特性、人文独特性、自我效能、环境可管理性、一致性、依恋和自我尊重等7个副范畴;研究所开发的地方性游客认同量表包含7个维度共计23个问项,量表整体结构良好,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鉴别度;游客对拉萨八廓街地方性认同整体持积极态度,其中,识觉空间平均分最高,生活空间次之,而以主体空间得分最低;依据5种不同的理论结构设计成的5种竞争模型,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模型选择,并通过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对所选模型加以验证,认为模型5是地方性游客认同的最佳模型,同时证明了探索性模型建构的正确性。此外,文章还对拉萨八廓街地方性的游客认同这一概念使用的理论渊源及其与重点相关概念的关系,以及概念模型建构的深化进行了讨论。     

流动性视角下三亚俄语区移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建构

三亚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国际流动人口塑造了俄语语言景观，吸引了俄语区国家移民流动至三亚。论文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在流动性框架下分析三亚俄语区移民与城市空间的联结。在新型流动性范式下，借助流动/停泊辩证观分析移民空间实践与身份建构，以理解俄语区移民的流动性特征，从日常流动实践中揭示移民空间集聚形成的停泊点结构与意义。研究发现，群体身份可通过社会网络和组织来营造与认同。俄语区移民居所与社会身份具有流动性及不稳定特征，但空间性建构的基础设施作为其日常流动的停泊点赋予特殊地方性意义。停泊点以空间地方性建构引导群体的日常生活流动，开启社会网络的重建。在此过程中，群体对地方性的塑造与体验，通过语言文化产生了群体身份的营造与认同，以及他者对群体的社会建构，形成俄语国家的社交网络。移民在停泊空间的日常流动空间实践与社会交往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移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认同构成人地互动下新的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丰富了移民流动性的研究案例，拓展了在华跨国移民群体研究对象与其在旅游城市日常生活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宁波老外滩酒吧街的不得其所与地方建构

酒吧作为城市休闲空间的代表,近年来迅速地在中国城市中扩散。欧美世界的酒吧与地方秩序、社会问题联系紧密,第三世界的酒吧经常被西方学者作为西方的文化飞地,地方权力集中的代表。运用克里斯威尔的“不得其所”为概念框架,以中国沿海城市宁波的一条酒吧街老外滩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观察中外消费者的不同消费行为及空间选择,探讨中国酒吧街的权力结构,试图找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语境的地方权力建构路径。所得结论如下：① 宁波老外滩酒吧街的“不得其所”现象表现为：中外消费者在选择酒吧上是空间分离的,而且在中国消费者存在的酒吧并不欢迎外国消费者,这一现象建构了酒吧街的地方性;② 参与老外滩地方性建构的主要力量是中外消费者,其中中国消费者在建构地方性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不仅不再将酒吧街作为外国人消费的场所,也排斥不属于自己群体的其他人;③ 与西方研究多认为第三世界酒吧是西方的“文化飞地”,消费者通常是西方人或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本地精英,其他本地人被隔绝在外不同,宁波老外滩的酒吧呈现出一种中国消费者“反隔离”西方消费者的现象。     

文化多元与邂逅：电影作品中的华裔社区地方营造

经过艺术加工的影视作品反映现实的同时也高于现实,不断重构、书写现实空间。本研究援引邂逅地理及地方感等理论,以5部华裔社区空间题材的电影作品为主要分析对象,以文本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探讨五部影片中关于华裔社区的选择再现及其背后蕴涵的社会文化意义。研究发现：①影视文本首先从民俗仪式与风水文化两个空间文化符号出发,构建地方性;在此基础上,电影文本以景观符号为切入口再现华裔社区的物质空间,实现新的地方营造。②文化多元的背景下,华裔社区成为“我者”文化与“他者”文化邂逅的重要场所。③非表征理论通过强调人的“身体”与族裔社区的相互关系从而在地方协商和情感融入框架下探索新的邂逅。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电影文本中族裔社区的文化多元性与地方治理的关系,为族裔社区在未来实现更好的地方治理提供参考与建议。     

南海《更路簿》“遗产化”的路径和机制

“遗产化”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社会过程。基于在海南省琼海、文昌两市的田野调查,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融合的研究路径,分析手抄南海航行路线指南《更路簿》“遗产化”路径和影响机制,以及交织在其中的复杂社会关系和地方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他者”和海南渔民在《更路簿》“遗产化”过程中会产生相互作用,其作用力量强于“我者”;《更路簿》由渔民家庭内部相传的用于出海作业的“秘本”转为公共领域的具有主权物证价值的“文化遗产”,渔民被赋予了南海“发现者” “经营者”的身份标签;文物收集和文化活动推进了“遗产化”并使不同群体产生互动,“我者”可在“他者”开展的遗产工作中干预“他者”的遗产认知和行为方式;《更路簿》可转化为旅游资源,但尚未形成强有力的“卖点”带动旅游业,居民在利用其带来的经济机会方面处于弱势;“遗产化”有助于《更路簿》记忆的复现和保存,但渔民的“个体记忆”被削弱,也使地方文化结构被重构;《更路簿》在琼海的植根性和“遗产化”效果强于文昌。     

旅游对古镇地方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周庄的多案例考察

综合运用倾听、照相、参与式观察、访谈、笔记等多种调研方法,选择能代表周庄旅游发展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游憩场所,收集田野调查数据,游客、居民、旅游从业者、旅游管理者的访谈数据,分析周庄古镇地方性多样化建构的过程。研究发现资本权力是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是地方性形成的物质基础;文化知识影响社会空间的氛围,通过对社会秩序和关系的再生产影响地方性,文化中的艺术扮演了营造氛围的重要角色,间接培育地方性;民俗生活属于社会文化层面的软实力,发自内心的民俗活动促进了睦邻友好和相互交流,当地居民日常生活对权力和资本规训进行诗意的抵制,增加了地方的日常生活性。     

社区营造进程中的乡村地方性建构特征与机制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例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案例,采用访谈法与介入式观察法,通过社会建构与人文主义两种视角,关注宏观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者两种力量对地方性形成的影响,探讨了社区营造的地方性特征及其建构机制。研究表明：中和社区营造的地方性表现在都市近郊的区位、社区营造实践地点及活动、参与者与观光者的地方感3个方面;中和地方性建构过程则经历3个阶段：首先,弱地方性引起了社区营造参与者与广大社会的反身性;其次,在社区营造政策的推动下,社区营造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推动社区营造,促进地方性的生产与再生产;最后,地方性的营造结果吸引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再投入,强化了地方性的持续生产,并创造了进步的地方性,也间接强化了乡村自治能力。     

权力的空间意象——《癌症楼》的新文化地理解读

近年来,新文化地理学逐渐被中国人文地理学者所关注,空间与权力的关系受到关注,并产生跨学科效应。国内对此的研究多集中于现实空间层面,尚未重视文本的空间意象。从地理学的空间尺度入手,运用文本解构法,从宏观和微观拆解经典文本《癌症楼》中的空间-权力互动机制。宏观尺度的不同空间有其权力象征,集中反映出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并形成时空交错的社会关系;微观尺度空间既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彰显强大的权力对社会空间的控制,也存在对应的反抗空间以及微渺的自由与希望空间。《癌症楼》透射出对以所谓崇高目的为外表的强权的批判,空间既是这种权力生发的工具,同时也驱动了规训与反抗的过程。     

边疆生态旅游地游客空间感知与地方想象研究——以内蒙古额济纳绿洲为例

旅游地感知是旅游地理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游客空间感知与地方想象研究对推动边疆生态旅游地品牌化建设,促进边疆“去边缘化”和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额济纳绿洲为例,综合集成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文本分析法与社会访谈法,探讨了边疆生态旅游地游客空间感知意象特征与地方想象建构过程。结果表明：（1） 绿洲景观生态与自然风貌是生态旅游地空间感知中最主要的部分,其中,胡杨林在游客空间感知意象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胡杨符号成为游客审美和消费偏好。（2） K-核分析发现,胡杨要素贯穿所有凝聚子群层次变化过程,胡杨景观及其延伸的社会文化意义是游客重点关注的内容。随着K-核级数增加,游客由着重关注绿洲胡杨森林景观向绿洲森林、地貌、水体等综合自然景观过渡,绿洲人文景观除黑城遗址和策克口岸外,其他较少受到游客青睐。（3） 基于边疆独特的景观符号、典型的地域符号和层累的文化符号,借助真实空间的具身体验和想象空间的文化建构,游客对额济纳绿洲展开丰富的生命想象、边塞想象与秘境想象,塑造出绿洲鲜明的地方意象。     

乡村建筑营造:认同的建构

乡村建筑典型的地域性和多样性,与乡村的身份和地方认同有着紧密的关系。在建筑营造的过程中,往往交织着以精英为代表的权力意志、先锋理念与以草根为代表的自发、匿名行为。深受地域主义、现代-后现代主义、批判地域主义影响的建筑领域,对乡村认同的建构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梳理和实证这一脉络,对乡村文化地理有着积极的研究意义。研究认为,地域主义盛行时期,乡村建筑深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但政治与主流文化的建构仍存在,建筑营造回应为民族性的认同;现代-后现代主义混杂影响时期,村民与城市进入乡村的居民,以追求现代性和个性拼贴的方式建构碎片化的认同;批判地域主义时期,建筑师与村民则以精英设计、公众参与的方式,在建筑营造和协商中重构彼此认可的乡村新认同。     

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发展与反思：基于2015—2020年中英文文献分析

作为一个在中国发轫较晚的人文地理学分支,社会文化地理学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随着研究话题的日新月异以及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推陈出新,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在近年（2015—2020年）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同时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学科现象和值得反思的问题,如话题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交叉性、研究科学性的反思和质疑等。因此,从延续学科自省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坚持从中、西对比的角度,不断度量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定位学科的特点,以期为国内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一定的方向和启示。借助文献分析工具对2015—2020年中、英文领域主要学术期刊的社会文化地理学文献进行采集和分析,辅以德尔菲法对学科专家进行咨询,尝试结合客观和主观数据,综合辨析当前中外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特色,以及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和潜力所在。从分析结果上看,国外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话题涵盖：1）从移民研究到流动性研究;2）从文化景观研究到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研究;3）弱势人群研究与关怀地理学等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话题包括：1）理论引介与反思;2）城镇化、流动性与多元移民;3）旅游与地方;4）乡村转型与乡愁等方面。综合国内外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成果可知,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作为社会文化地理学的重要发源地,在学科知识“生产—消费”循环中保持优势地位;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重点关注国际大政治和日常政治话题,而中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与旅游和乡村话题结合紧密,与西方形成明显区别,反映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国际化趋势明显,但中、西方知识交换程度不高,知识边界依然明显。另外,专家咨询意见也凸显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者的学科归属感有待加强、研究范式系统化不足与共识不充分等问题。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需要不断推进学科交叉和方法创新,探索其地理学本质,在国际化进程中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发展中国理论,服务国家,对话世界。     

渔民南海生产空间“家”的营建与情感体验——以潭门渔民为例

流动背景下,传统固定的家不断受到挑战,家的定义和内涵也因流动而更加丰富。现有研究多从陆地视角关注流动对家的多维影响,较少探讨海洋语境下流动与家的潜在联系。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空间“家”的营建也成为可能。文章借鉴家的地理学相关理论,基于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本分析等方法,探讨海南潭门渔民在南海耕海实践中生产空间家的营建和情感体验。研究发现,潭门渔民在流动渔船中利用类“家”的功能进行日常生活实践,从而模糊渔船生产空间与家的边界,产生“在家”的体验;在长期的耕海过程中,渔民之间通过彼此之间的关心、照顾、互助等行为增进感情,从而产生家的团结、温暖等情感体验;渔船在长期的海上流动过程中,渔民逐渐对南海的岛礁、物产、边界等自然、人文环境产生熟悉感、安全感和归属感等情感体验,实现了对南海“祖宗海”的家园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