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绿色专利申请量为评价指标对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多维度挖掘,并揭示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时序发展上,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绿色建筑技术始终主导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演化发展;② 空间演化上,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格局整体表现为由东部地区主导,并呈现出由东向西的阶梯推进的发展特征,且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性;③ 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水平、城市规模、第三产业比重和环境质量皆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环境规制强度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技术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分异及区域问题识别

运用非期望产出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ESDA方法探讨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时空格局,以GIS空间叠加方法对城市绿色TFP变动主要类型进行划分,识别不同类型城市存在的发展问题。研究结果显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TFP提升更明显,污染物减排效应反映出的技术进步对绿色TFP改善贡献突出;区域差异表现为上、中、下游城市绿色TFP增长率依次递减;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TFP变化具有显著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热点区域表现为上、中、下游“哑铃”型分布,并开始由下游地区逐步向上游地区转移。最后将长江经济带城市划分为绿色TFP增长严重滞后型、技术进步引发绿色TFP增长滞后型、综合效率引发TFP增长滞后型、技术进步滞后型、综合效率滞后型、绿色TFP增长稳定型等6种类型区域,并从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水平、明确主体功能、强化城市群辐射功能、加快绿色发展动力转换等方面提出长江经济带实现保护与开发协调发展的主要途径。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差异的比较研究

城市群作为当前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在区域发展竞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论文结合互联网大数据抓取等手段,以长江经济带5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城市群间要素集聚能力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间要素集聚能力差异与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相吻合,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呈现出由东向西梯度衰减的分布特征;② 城际层面要素集聚能力差异的两极分化现象显著,以城市群首位城市为中心的要素集聚“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较为鲜明;③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内科技创新、对外开放、金融等要素的集聚格局具有明显的差异分化和集聚分布指向特征;④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等级规模结构分布总体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可分为“均衡型”和“离散型”2种类型,首位城市要素集聚首位度随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高低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特征。     

长江经济带城际绿色技术流动的时空特征及减排效应研究

加快绿色技术城际流动,使更多城市能够共享绿色技术,不仅是践行绿色发展战略、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举措,也是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抓手。论文通过城际绿色专利转让刻画城际绿色技术流动,分析了2001—2020年长江经济带城际绿色技术流动的时空发展动态,并构建回归模型从技术集聚的视角研究了绿色技术流动的减排效应。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域内绿色技术流动主要由长三角地区主导,绿色技术跨区域流动不畅,跨区域绿色技术扩散经历了“随机流动→向长三角集聚→混流型”的发展路径;(2)长江经济带—全国绿色技术扩散活动高度集聚在长三角地区,成渝地区逐渐崛起,京津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则是长江经济带绿色技术流动的主要合作伙伴,因而形成了以京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为枢纽的菱形网络;(3)回归结果表明,城市从外部获取绿色技术带来的本地减排效应存在规模门槛效应,即城市从外部获取的绿色技术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实现本地碳减排。文章揭示了长江经济带绿色技术流动与碳排放间的关系,对“双碳”背景下优化长江经济带区域绿色协同发展战略具有一定启示。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基于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机理出发,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和绿色经济效率在空间上均存在正相关关联性。(2)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环境规制能提升邻近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区域上,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研发投入和经济发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正相关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具有显著负相关影响,固定资产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与分级梯度发展重点

长江经济带是推动中国区域发展由“T”字型战略格局转变为新常态下“H”型战略格局的重要支撑带。长江沿江的六大城市群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但在发育过程中存在着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脱离发育标准、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整体发育程度弱于沿海城市群,越往上游城市群发育程度减弱,资源与生态环境保障形势严峻,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竞争大于合作,缺乏一体化统筹协调机制等问题。为此,应以流域一体化和交通一体化为主线,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建设的一体化和市场化进程,构建“1+2+3”分级梯度发展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新格局;以差异化驱动力为支撑,因地制宜地突出各级各类城市群的发展优势与建设重点。未来,为确保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应采取以下战略措施：成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委员会,建立流域一体化的统筹协调机制;遵循城市群发育的科学规律,避免脱离实际催生扩大城市群;构建以城市群为战略桥墩的上下联动、以轴串群的流域生态经济带束簇状城镇体系;建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和公共财政储备机制;加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建成生态型城市群;加快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创新驱动步伐,建设创新型城市群;重点建设一批支撑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重大工程和国家级新区。     

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和黄河经济带的比较

以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和黄河经济带19个省份为研究对象,运用SBM模型和熵权法分别测度经济带制造业绿色转型和数字技术创新水平,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分析数字技术创新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转型有促进作用,对黄河经济带表现为抑制作用。其中,优化绿色创新投入和提高绿色创新产出是数字技术创新影响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渠道,但该作用机制在黄河经济带不显著。此外,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还受到环境规制水平和制造业规模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     

新时期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三大新思路北大核心CSCDCSSCI

国家重视长江经济带的规划建设非始今日,而是基本上十年就有一次,这充分说明了长江经济带在全国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由此也使得研究长江经济带的成果特别丰富。通过对国内外宏观发展态势和长江经济带现状特征、存在问题、发展态势的总体把握,植根以往区域发展领域既有的创新性理论与方法研究积累,以及长江经济带相关研究基础,长江经济带未来发展的新思路应立足于三大视角:基于流域视角的长江经济带要素耦合研究,基于双核视角的长江经济带空间布局研究,以及基于宜居视角的长江经济带人居环境研究。具体而言,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应立足流域经济本质,以三级流域为基本单元,通过社会经济类要素与资源环境类要素的综合集成分析和空间匹配耦合分析,提炼长江经济带的空间开发类型与特色,谋划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与此同时,应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理清长江经济带在全国发展的宏观战略地位;通过对外通道、对外门户及其与中心城市内在关系的分析,以双核结构模式为理论工具理清长江经济带的基础设施格局和城镇演化机理,细化三大城市群的演化过程与内在机理。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从环境宜居角度,理清长江经济带的人居环境类型并进行环境宜居性评价,为成为全国环境宜居的先导区和示范区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     

技术创新对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创新是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利用2006—2018年黄河流域79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构建指标体系对各城市技术创新及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其次通过面板计量模型深入探究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① 2006—2018年,黄河流域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水平均得到明显提升,但空间差异显著,总体呈“下游>中游>上游”阶梯式递减特征。② 黄河流域城市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总体上没有显著影响,但在加入技术创新的二次项后,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非线性关系,即技术创新先抑制后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这也验证了技术的“回弹效应”假说;③ 技术创新对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可以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共同体现,但这两种效应正好相反,即一个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对该城市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U”型（先抑制后促进）关系,但对邻近城市的作用呈现倒“U”型相反的关系。根据研究结论,从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2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时期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三大新思路

国家重视长江经济带的规划建设非始今日,而是基本上十年就有一次,这充分说明了长江经济带在全国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由此也使得研究长江经济带的成果特别丰富。通过对国内外宏观发展态势和长江经济带现状特征、存在问题、发展态势的总体把握,植根以往区域发展领域既有的创新性理论与方法研究积累,以及长江经济带相关研究基础,长江经济带未来发展的新思路应立足于三大视角:基于流域视角的长江经济带要素耦合研究,基于双核视角的长江经济带空间布局研究,以及基于宜居视角的长江经济带人居环境研究。具体而言,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应立足流域经济本质,以三级流域为基本单元,通过社会经济类要素与资源环境类要素的综合集成分析和空间匹配耦合分析,提炼长江经济带的空间开发类型与特色,谋划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与此同时,应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理清长江经济带在全国发展的宏观战略地位;通过对外通道、对外门户及其与中心城市内在关系的分析,以双核结构模式为理论工具理清长江经济带的基础设施格局和城镇演化机理,细化三大城市群的演化过程与内在机理。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从环境宜居角度,理清长江经济带的人居环境类型并进行环境宜居性评价,为成为全国环境宜居的先导区和示范区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     

网络视角下中国十大城市群区域创新模式研究

从地理开放、区域协同和创新能力3个维度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网络视角刻画2015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区域创新特点,并据此划分城市群的区域创新模式。研究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区域创新模式存在显著差异。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已具有较好基础,海西城市群缺乏高水平的内部协同,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过度依赖外部联系,北部湾城市群拥有较明显的核心-边缘内部网络结构,哈长、中原和关中城市群各维度评价均不高,区域创新模式最差。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效率空间格局演变及俱乐部趋同研究

在对2010—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效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综合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空间马尔科夫链和变系数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探索其时空演化趋势及机理。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旅游效率整体水平较高,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和南部城市旅游效率明显高于西部和北部城市。(2)各项旅游效率水平转移在空间因素作用下往往受到周边城市旅游效率的影响。考虑空间作用后,各项旅游效率维持原有稳定格局概率均明显增加,“俱乐部趋同”现象更为显著。(3)旅游效率时空演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俱乐部趋同效应,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发展效率表现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现象。(4)对外开放水平、交通水平、产业结构、政府宏观调控是各市旅游效率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城市应制定不同的旅游发展措施,推动旅游产业进步和技术革新,促进旅游效率的高效发展。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结构对比分析

“流空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城际客运交通流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城市联系强度模型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刻画,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以上海市为主核心,苏州、南京、杭州为次核心,通过核心城市向外延伸的交通轴线组成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的城市网络,西部与南部地区的联系相对较弱;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以武汉、长沙、南昌三个省会城市为核心节点,周边次中心城市与其省会交通联系紧密,但城市间跨省联系较弱,本省城市仅与另外两个省会城市存在突出的向心性联系;成渝城市群高等级联系网络大多指向成都、重庆主城区,次级区域中心城市发育不足,成渝城市主轴线在强交通联系推动下发育成型,但川渝接壤地区的城际客运联系存在“断层”。②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在网络化演化进程中,具有城市群“等级-网络”的基本演化特征,其中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仍处于“核心-边缘”的双核或三核结构,长三角城市群已出现多核网络化发展趋势。③高速铁路作为新兴要素流,对公路、普通铁路等传统要素流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增强了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向外延伸的轴线联系,是驱动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结构演变的新动力。     

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群2h出行交通圈格局特征

城市群作为城镇化高级阶段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空间载体,良好的交通通达性是其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以《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城市群2h通达目标为研究视角,以长江经济带3个国家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取加权平均出行时间作为测度指标并引入场强和引力模型,对比分析3个城市群所有城市与中心城市两个层级2h出行交通圈格局特征。研究发现：① 3个城市群出行交通圈均表现为从中心向外围地区呈现出由低到高连续扩大的“圈层式”空间格局特征,且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分别形成了“>”字型和“十”字型2h出行廊道,但长江中游城市群尚未形成2h出行廊道。② 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的空间分布受区位条件影响较大,越接近区域几何中心则2h出行交通圈覆盖范围越大,而影响腹地受中心城市综合规模的作用明显,3个城市群各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和影响腹地的空间分异显著。③ 不同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衔接联系水平差异显著,表现出多元的圈层叠加的经济联系格局。④ 高密度高速公路路网在提高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衔接联系水平中发挥重要作用,按衔接联系模式特征可将各城市群总结为多中心网络型、多中心组团型与双中心轴辐型。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分异机理

以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维度构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剖析2006—2018年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分异机理。结果表明：① 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增长态势,各维度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存在差异。② 从空间格局看,总体保持“东中西”梯度递减格局,但随着中、西部部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上升,空间梯度格局呈减弱趋势。③ 从空间集聚特征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集聚态势逐渐增强,集聚类型中HH型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HL型出现在各城市群的核心省会城市;LH型主要位于长三角城市群高值集聚地区的周边城市;LL型主要位于成长早期与初级阶段城市群的交界处。④ 从探测因子作用力强度看,“十三五”规划中期各因子作用强度排序为收入水平、人口密度、教育水平、政府调控和投资强度。其中,投资强度作用力于“十二五”时期下滑趋势明显,说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依赖投资驱动的作用减弱。此外,不同发育阶段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因素在不同时期也发生变化。⑤ 针对不同发育阶段城市群应因“群”施策。成熟阶段城市群应注重收入水平、政府宏观调控及人口集聚的重要作用,成长阶段城市群需提高收入水平,重视教育水平的提升,同时加强投资具有分工潜力的产业或产业链。     

中国城市群技术知识单中心与多中心探究

城市空间组织的多中心、网络化特征受到区域经济研究关注。但由于发展阶段、空间尺度、研究视角的差异,城市区域多中心格局有待商榷,知识经济时代解读知识流作用下的城市空间组织应成为经济地理学重点破解的命题。基于中国知识产权局2014年申请和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基尼系数,从知识生产和知识网络层面,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五大城市群技术知识形态多中心和多尺度功能多中心进行测度。研究发现：① 城市群技术知识创新呈现网络化模式,但在形态和功能上多呈现单中心格局,与已有研究基于城市间基础设施联系、企业联系、科学知识联系广泛认同城市群呈现多中心格局的观点不同;② 城市群技术知识网络结构具有空间异质性,国家尺度技术知识流强度的空间不均衡性更加显著,强联系由少数核心城市控制;③ 形态和功能多中心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同城市群创新基础、经济实力、协同发展水平有关;④ 功能多中心程度具有尺度敏感性,区域尺度功能多中心程度高于国家尺度。研究结论有助于引发对城市空间组织理论的再思考。     

基于财富中国500强企业的中国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分析

现有城市网络研究多集中于城市联系及各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关联,多以企业总分机构关系型数据研究中国城市网络结构,尚较少涉及中国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的整体认知。本文基于财富中国500强中的311家金融与专业性服务企业数据,分析中国19个城市群及41个主要城市间城市网络联系,借助企业在属地城市群层面的跨尺度空间表达,依据关系地理将城市群视为互相联系的空间集合,运用网络分析与互锁网络模型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分析城市群金融与专业服务业城市网络联系。结论如下：一方面,中国城市群整体形成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山东半岛与长江中游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组织体系,并与国家中心城市分布特征一致。关中平原、辽中南、滇中等13个城市群为非核心层级空间组织,是中国城市群空间拓展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依赖于金融及专业性服务要素高效优化配置,城市群对外联系范围决定了该城市群对各类服务要素流的控制与配置能力,进而影响其发展地位。其中,京津冀城市群主导商业银行、多元金融投资、保险、会计和律师事务形成的城市网络联系,长三角城市群以绝对优势主导证券企业城市网络联系,长三角、成渝、珠三角城市群共同主导着广告代理、管理咨询企业间的城市网络联系。本文尝试以城市群关系邻近性认知企业行动与城市群间的跨尺度空间联系互馈机理,认为城市群间水平联系对中国城市群城市网络具有重要作用,为国家制定城市群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扩容的城市创新发展效应研究

城市合作推动的行政区经济转向一体化经济背景下,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扩容在强化多城市合作、优化要素集散的同时,对城市创新发展产生何种效应?本文利用1990—2017年长三角城市面板数据,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扩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一体化区域扩容的创新发展效应。在此基础上,采用中介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讨一体化区域扩容影响创新发展的机制。结果表明：加入协调会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发展,经多重稳健性检验的验证依然成立;空间扩容的创新发展效应存在多重异质性,呈现为城市规模上的“马太效应”,动态效应上的“U型”演变态势,不同批次上的“倒U型”差异,不同区域上的安徽最大、江苏其次、浙江不显著的差异。驱动机制分析发现,加入协调会带来的市场一体化深化、要素集聚水平提升、创新联系强化等,是推动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机制,而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联系的区域差异,是城市创新发展效应异质性的重要因素。未来,积极融入城市群是城市创新发展重要路径之一,但重点在于深化城市间创新合作,同时政府也要加强对一体化发展可能负面效应的关注。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评价与时空跃迁特征分析

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突变级数法和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6市生态安全状况进行定量测度和定性评价,分析了各城市生态安全空间格局和时空跃迁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5—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市生态安全状况有所好转,但大部分城市处于较不安全和较安全水平区间,总体生态安全水平不高。② 长三角城市群中部和东南部城市生态安全水平的空间结构稳定性更好;南通市具有最大的空间依赖性,而上海市表现出最小的空间依赖性;LISA（Local Indications of Spatial Association）时间路径移动方向的分析则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在生态安全演变上体现出较强的空间整合性。③ Moran’s Ι 的空间凝聚度 $ {K}_{t} $=0.698,即不发生类型跃迁的概率为69.8%,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生态安全水平存在一定的格局变动但自身相对位置不易发生改变。探讨区域生态安全的协同增长机制,可为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问题的诊断与调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可为其他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