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资源空间数据,集成相关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数据,采用最邻近分析、核密度估计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新疆非遗的空间分布规律和集聚特征,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探究影响新疆非遗空间分布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结果表明：新疆非遗空间分布呈现北多南少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喀什、伊犁、塔城、巴州和乌鲁木齐等地（市、州）;新疆非遗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不同类型非遗的集聚程度也有差异,在空间上形成了乌鲁木齐-吐鲁番-库尔勒为核心的一级组团、伊宁和喀什为核心的二级组团以及以塔城、哈密和阿克苏为中心的若干三级组团。新疆非遗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社会文化因素（0.5494）>经济因素（0.4597）>自然因素（0.2285）。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协同效应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更明显。     

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文物保护单位是历史时期区域科技、文化、生产、生活等信息的反映载体。运用核密度估算、最近邻指数、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对黄河流域2 078处国家重点文保单位的空间密度、集散与方向特征给予分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索得出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与交互作用。结果表明：（1）空间密度上,文保单位在黄河流域整体上呈现东密西疏、连片分布的空间特征,核心区数量由史前时期到近代以来呈现波动变化的发展趋势。（2）集散类型上,文保单位的最近临指数为0.38,属于集聚型分布类型。（3）方向特征上,文保单位在黄河流域多呈现东北—西南方向分布,但魏晋南北朝时期旋转角为89.85°,东西横向特征最明显。标准差椭圆重心整体上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境内,但从史前时期到近代以来重心轨迹呈现西南—东北往复移动以及山西—陕西交替变化的特征。（4）文化事业经费、河网密度、年末人口数、非遗项目数量和A级景区数量均是黄河流域文保单位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此外,影响因素两两交互作用后多表现出非线性增强或双因子增强型关系,与独立作用时相比更具有空间分布的解释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时空分布特征及景区响应机制——基于网络文本信息挖掘与定量测度分析

以我国国家级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分析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以“非遗进景区”为关键词采集和挖掘网络文本信息,运用文本分析法提取非遗景区响应理论要素,研究非遗景区响应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国家级及省级非遗资源总体上已形成七大密集核心区,不同类型的非遗资源虽形成多核心和组团分布态势,但区域差异显著。(2)文本信息挖掘发现,“相关机构”“非遗资源及传承人”“景区环境与服务”“活动形式及意义”“节日与季节”“参与者”“相关地区”是非遗景区响应的7个要素。(3)非遗景区响应强度逐年增强且季节性特征显著,响应空间分布较广,以较低值与低值区域为主。(4)单因子探测发现,不同年份主导非遗景区响应空间分异的因素略有差异,但旅游总收入是共同的主要影响因子;交互因子探测发现政府行政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科学技术水平是主导型交互因子,反映出非遗景区响应的驱动因素具有复杂性特征。     

中国非遗旅游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的分析

以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统计方法分析中国非遗旅游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在空间分布上呈集聚型,省域尺度空间分布差异较大。(2)非遗旅游项目的空间集聚性与异质性显著,存在2个极高密度区、3个次高密度区和4个小聚集区,整体呈现出西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聚集的空间格局。(3)非遗旅游项目的空间格局受旅游业发展水平影响最大,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能力的影响虽然较小,但从交互作用来看,在二者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共同作用下会对非遗旅游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中国非遗旅游发展尚处于以资源为基础、政府推动为主的阶段。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深圳市生活性服务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生活性服务业POI、手机信令和管理人口数据等大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熵指数及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深圳市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深圳市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总体呈现“两核-三带”的空间集聚特征;空间上呈带状发展形态,主要集聚在交通主干道及轨道线周边区域。2）大多数服务业类别的空间特征与总体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基本一致,少数区域因产业发展导致空间分布集聚的差异化。3）生活性服务业混合度在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类别相对均衡,在宝安区、龙华区等其他区类别相对单一,混合度高的区域大多集中在“两核”外的边缘区域,而不是POI密度最高的“两核”核心处。4）人口因素是影响生活性服务业空间格局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交通因素,经济因素和空间因素的影响程度较低。5）各探测因子对各类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不同年龄段因需求不同影响到各类别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     

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

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125处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名录数据,综合采用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测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空间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在区域上“北多南少”,建设时序上“先北后南”。（2）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最邻近指数为0.537,呈显著集聚分布特征,但集聚尺度和集聚规模差异显著。（3）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上呈现“南疏北密、双核一带”的格局,空间分异特征显著。（4）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的自然地理因素比人文因素的解释力更强,自然地理与人文交互作用效果显著强于各自内部交互作用。（5）6个最佳作用因子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的作用强度自东南向西北呈现正效应不断提高、负效应持续下降的变化趋势,西北地区受自然地理和人文的作用力最强。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特征及旅游活化机制研究

以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研究对象,基于实地调研与文献史料,系统分析了新疆非遗旅游活化发展现状、模式及存在的问题,并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探索新疆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借助SPSS软件探析了非遗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而归纳了非遗旅游活化发展的机制与模式。结果表明：（1） 新疆非遗资源类型结构、数量分布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新疆非遗旅游活化发展态势良好,且活化模式逐渐多元化。（2） 国家级非遗与自治区级非遗在省域空间层面以极核区、高度密集区、次级密集区和面状区域为主要分布特征,呈现出不均衡的集聚特征格局。（3） 不同地区的非遗资源丰裕度对旅游业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遗资源密集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水平相对较好,而非遗资源稀缺地区的旅游发展相对缓慢。依据上述分析结果,提出新疆非遗旅游活化发展机制,以旅游为载体对文化遗产进行活化,推动非遗与旅游的良性互动发展。     

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研究

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旅游开发对提高区域非遗保护意识和管理水平、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ArcGIS分析京津冀区域非遗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国家5 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关联性.结果表明:1)京津冀区域非遗整体呈集聚性分布,但区域差异明显,并呈现以中心城市为核心逐渐向外围区县扩散减少的分布格局;2)各类型非遗在结构及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大差异,结构上以传统技艺类非遗为主体,以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舞蹈类等为支撑,空间分布上传统戏剧、传统音乐、民俗类非遗资源差异最大;3)距所属城市中心越近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缓冲区内的非遗数量越多,反之则越少.最后从明确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的重点类型、建设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打造非遗文化特质和旅游差异性、借势国家级旅游品牌四方面对京津冀区域非遗保护及旅游开发提出了相关建议.     

县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和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以甘肃省为例

县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和产业承接载体,对其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理解区域经济格局及其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以NICH指数和人均实际GDP为县域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状态和时空演变进行动态分析,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地理探测。结果表明：2001—2015年,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基本吻合;就经济发展活力而言,其县域与城区发展不平衡,且经济发展活力整体上呈现下降态势,县域经济逆势提升具有很大挑战;经济发展活力冷热点区保持相对稳定,重心向西北倾斜的“哑铃状”空间格局不断强化,热点区呈现明显的“点-轴”发展格局;甘肃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主导因子包括工业化水平、经济基础、市场规模,各影响因素之间具有明显的交互作用,增强了单一因子的贡献量;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对不同分区主导因子驱动机制的分析,可以为科学制定四大分区县域经济发展定位及地区协调统筹发展提供参考。     

黄河流域生境质量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区域,探究该流域生物多样性时空变化特征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具有重要意义。运用InVEST模型评估黄河流域2000—2018年生境质量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模型探究其时空变化及分布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单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方法分析生境质量空间分异特征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2000—2018年,黄河流域平均生境质量指数为0.631,整体呈现小幅下降趋势,下降幅度为0.16%,在空间上表现出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黄河流域生境质量在空间上表现高度正相关特征,表现为生境质量相似值在空间上集聚,生境质量低值区域集中在黄河流域下游、关中平原以及汾河谷地区,生境质量高值区域集中在黄河上游青藏高原地区;土地利用/覆被是生境质量空间分异最重要的驱动因子,q值为0.5560,而且任何两种驱动因子对生境质量空间分异的交互作用都要大于单个驱动因子的作用,土地利用/覆被与气温、海拔、降雨量、坡度以及NDVI的交互因子均大于0.5。     

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化与生态环境绿色化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

以黄河流域35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产业绿色化与生态环境绿色化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测度两系统综合指数,并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法对2009—2018年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空间集聚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化与生态环境绿色化综合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具有趋同性,上游地区生态环境绿色化水平高于产业绿色化水平,中下游地区相反;（2）时空维度上,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化与生态环境绿色化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上中下游地区呈现“凹”字型发展特征且稳定程度不同;（3）空间集聚上,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化与生态环境绿色化耦合协调度呈显著正相关性,存在明显聚集性,高-高聚集主要集中于上游地区,低-低聚集由中游地区向中下游地区扩展。     

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以江苏为例,运用地理学相关方法将非遗的时空分布可视化,并探讨其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江苏非遗在时间上呈“迂回向南”发展轨迹,其数量和类型在不同阶段具有明显差异;在空间上呈聚集性分布,分别在苏州、扬州、南京、常州、镇江和南通形成6个高密度核心;通过地理探测器分析,得知河流水系、政策导向、历史文化和经济等因素对非遗的时空分布有较大影响。由此得出重视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将非遗纳入文化生态系统内整体性保护、正视非遗与经济合理互动等启示。     

黄河流域“五位一体”综合评价体系建构与空间差异研究

以黄河流域116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建构了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维度构成的“五位一体”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组合权重法、加权TOPSIS法对各细分维度和综合发展进行空间差异分析,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法对耦合协调性和空间集聚性给予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五位一体”综合发展在黄河流域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高等、中高等地市多分布于流域东部的山东、河南大部及四川东南部,而流域西北众多地市则因自然环境恶劣、人口分布稀疏、经济基础较差等,综合发展为中等或较低水平。（2）细分维度上,黄河流域各地市间经济维度差距较大,生态维度差距较小。此外,五大细分维度呈现出较大的空间形态差异。（3）协调发展上,黄河流域多数地市“五位一体”耦合程度较低,维度间协调发展潜力较大。（4）空间集聚上,黄河流域各地市在五大细分维度上均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集聚程度为政治维度>文化维度>社会维度>生态维度>经济维度。     

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时空演变和动力机制

以黄河流域79个地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标准差和变差系数、ESDA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法（GWR）,分析了2005—2018年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时序演变特征方面,城乡融合系数均值由2005年的0.208提高到2018年的0.416,表明城乡融合水平持续提升,但下游地区均值一直高于中游、上游地区。标准差测度的城乡融合绝对差异由0.073升为0.103,不断缓慢上升;变差系数衡量的相对差异由0.350降为0.248,呈下降趋势。全局莫兰指数表明高于流域城乡融合系数均值的地市倾向于在空间上集聚。（2）空间演变特征方面,黄河流域东部、北部形成高于流域城乡融合系数均值的集中分布区。低于流域城乡融合系数均值的地市呈地域锁定分布。黄河流域地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形成3层次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3）地势起伏度、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空间扩张、交通通达性、人口城市化、居民消费水平为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时空演变主要动力因子。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压力的时空特征及动态解耦过程

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压力与响应关系。以黄河流域9个省区为研究对象,以2004—2018年为考察时段,运用旅游经济发展指数、生态环境压力指数和动态变动指数对旅游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压力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借助解耦分析模型对两大系统的解耦过程给予动态研究。结果表明：（1）在空间上,旅游经济发展在黄河流域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生态环境压力则具有显著的河段差异性特征,上游省区生态环境压力较小,而中下游省区环境压力较大且生态治理形势严峻。（2）在时间上,青海、甘肃和宁夏旅游经济呈起点较低但发展较快的特征,而河南与山东起点较高但变化不大。生态环境压力变化并未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布规律,山西为生态环境压力变动低等级省区。（3）多数省区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压力两大系统2004—2018年呈由扩张性耦合到弱解耦、由弱负解耦到强解耦状态转变,解耦关系趋向良性方向发展。最后,从发展生态旅游经济、注重生态环境治理、建立系统解耦机制等方面提出黄河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系统解耦与响应策略。     

黄河流域A级旅游景区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多尺度分析北大核心CSCD

旅游景区合理布局是实现黄河流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根本保障,识别景区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如何随尺度发生变化,对黄河流域的景区多层级统筹管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地理因素的空间尺度效应,从县域、市域、集聚区3个尺度构建了分析框架,利用统计与GIS技术揭示黄河流域A级景区多尺度空间格局,运用地理探测器、空间叠加分析等揭示各尺度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特征。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A级景区整体呈东部和南部密集、西部和北部稀疏的空间格局,流域南部形成一个中高密度弧形带。随着研究尺度增大,景区集聚范围逐渐扩大,集聚程度逐渐降低;(2)县域尺度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密度对景区格局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植被覆盖度、年降水量、到最近河流距离、国家湿地公园密度。人口密度是市域尺度影响程度最大的主导因素,非主导因素在与各主导因素交互后形成强烈的增强效应。集聚区尺度景区格局主要受年降水量、植被覆盖度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刚性约束;(3)3个尺度的影响因素明显不同,不同尺度景区格局并不是主导因子简单组合或累积的结果,而是自然环境、旅游资源、社会经济及区位复杂交互后的产物。     

河东地区早期文化遗址时空分布研究

位于黄河中游的河东地区作为早期国家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地区,其文化遗址的分布特征可以印证我国早期文明的演进趋势。以河东地区2070处早期文化遗址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分析其时空分布规律及其地理环境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山地中,且无明显聚集特征。(2)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向中部平坦、水源充足的运汾盆地转移。(3)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址的分布在运汾盆地内进一步发展,且出现由政治因素导向的显著性集聚特征。这一演变规律反映了早期人类从自然散聚到有组织集聚的文明演变过程。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空间特征与影响机制分析

黄河流域作为中国重要经济地带和生态屏障,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探索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对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3—2018年的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采用经济重心、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和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对黄河流域市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13—2018年黄河流域市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倒金字塔形结构特征以及下游>中游>上游板块递减特征;（2）经济发展重心位于陕西延安市,演变轨迹总体上朝着东南方向移动。标准差椭圆长轴有所增加,短轴则有所减少,椭圆方向与黄河流向大致相同;（3）黄河流域市域经济发展整体上不具有空间依赖性与溢出效应,高高（HH）集聚区集中于银川、咸阳、东营等地,黄河上游大部分地区以及一些省际交界区长期处于低低（LL）集聚区,低高（LH）集聚区大都位于省会城市或省域次中心城市附近,相应省会城市除银川外均处于HL聚集区;（4）从内外部影响机制来看,城镇化、产业结构、科技水平、交通条件均对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而自然地理条件则产生了明显的地理环境约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