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城市“三线冲突”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划定“三线”(生态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构建城市生产、生态、生活空间格局和实现“多规合一”的关键。但在实际工作中,“三线”由不同部门依据不同准则划定,在空间上往往存在冲突。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从图斑层面探讨“三线冲突”的类型与表征,并分别采用空间格局分析和相关分析法研究“三线冲突”的空间格局特征和区域条件对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武汉都市发展区内“三线冲突”以生态—耕地冲突和生态—城市冲突为主,城市—耕地冲突面积较小;②生态—耕地、生态—城市和城市—耕地冲突热点分别集中于都市发展区边缘、都市发展区内部和城乡过渡带,呈圈层分异的特点;③区域条件的6个指标对3类“三线冲突”子类型冲突强度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研究结论为：一是“三线冲突”强度可以用“三线冲突”强度指数(TLCI)表征;二是空间自相关分析、梯度分析、景观格局分析法可以很好地刻画“三线冲突”空间特征;三是对“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机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本文有助于从城市空间视角加深对“多规冲突”问题的理解,识别“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因子,为实现“多规合一”提供理论支撑。     

“一带一路”沿线跨境技术并购网络格局演化特征——以高科技企业标的为例

技术并购是企业获取先进知识和培育新兴市场的重要方式,对“一带一路”创新之路的建设具有重要影响。论文基于高科技企业标的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GIS技术以及零膨胀负二项模型等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跨境技术并购网络格局演化特征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沿线跨境技术并购网络联系有增强增密趋势,但网络化水平不高,参与国家（地区）数量、并购路径、网络密度等指标均有待提升。②以电子信息业为主导的网络行业格局趋向多元化,归属非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也逐渐广泛参与到网络建构中,特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的金融业并购方的数量大幅增多。③网络空间格局异质性显著,中国、印度、东南亚是发起/接收跨境技术并购联系的核心地与增长区,相比之下中东欧在网络中的优势地位未能保持,中亚及里海周边地区发出联系的能力仍旧较弱。④研究期内,国家（地区）间地理、宗教以及历史的邻近性是驱动网络演化的积极因素,而国家（地区）的经济市场规模与和平稳定程度在2013—2017年只对跨境技术并购联系的接收产生积极影响,科技发展水平只对联系的发出产生积极影响。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便利化发展格局研究

贸易便利化是“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环节,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论文从贸易便利化入手,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构建包含29个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分析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态势和空间格局,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① 2013—2017年,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蒙俄、中亚、中东欧、西亚增长较明显;② 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东西高、中间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空间差异呈缩小态势;③ 二级指标与贸易便利化总指标的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电子商务、市场准入、海关环境、口岸设施等增长态势较明显;④ 综合发展高水平型、综合发展低水平型是沿线国家主要模式,通关成本与国际合作滞后型、内部贸易环境领先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型分别成为东南亚、中东欧和中亚部分国家的重要发展模式。     

地表温度“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热岛是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探究城市热岛的影响因素,建立与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景观形态因子的关联,对解决中国“城市病”,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在全国尺度上基于地表温度“源—汇”景观指数识别地表温度的“源”景观/“汇”景观,在此基础上计算“源—汇”景观贡献度及其效应,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其次,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和景观形态因子对“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2005—2015年间,可缓解热岛效应的省份冬季较夏季多,冬季“强”和“较弱”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和南部;夏季“强”的“汇”与“源”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② 对于本地因子,景观形态对“源”或“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较大,缓解热岛效应将附近小“汇”斑块结合来降低地表温度“汇”景观的离散度;其次,夏季适当在“源”景观里增加相对湿度、并增加其植被覆盖率,严格控制“源”景观和“汇”景观的建筑密度及建筑高度,可达到最佳降温效果。③ 邻域因子中相对湿度和建筑密度的影响更大,景观形态中增加“源”景观的离散度及其边缘密度,或增加“汇”景观集聚度,简化其形状均有利于缓解邻域的热岛效应。     

基于“蜂鸣—管道”模型的中国城市知识合作模式及其对知识产出的影响

知识经济与网络社会时代,知识合作网络成为理解城市创新过程的重要视角。在知识合作网络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合作模式,即“本地蜂鸣”和“全球管道”。本文以“蜂鸣—管道”模型的逻辑思想和理论假设为基础,探讨区域内和跨区域两种不同城市知识合作模式的特征及其对城市知识产出的影响。首先提出了蜂鸣与管道的测度方法;然后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基础构建了中国20个城市群的知识合作网络,考察了网络中蜂鸣和管道的演化路径和组合特征,归纳出城市知识合作模式的不同类型;最后,通过计量模型揭示了蜂鸣和管道对城市知识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中国城市知识合作网络中的蜂鸣与管道表现出渐进积累和自我强化的空间演化特征;② 根据蜂鸣和管道的组合特征,可将城市划分为“网络型”“外向型”“孤岛型”“内向型”4类,不同类型的城市在知识网络中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发展演进路径存在差异;③ 根据负二项回归模型发现,蜂鸣与城市知识产出呈倒“U”型关系;管道与城市知识产出显著正相关;此外,两种合作模式在促进城市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     

基于人居环境特征的青藏高原“无人区”空间界定

青藏高原独特的高寒环境与自然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口的自然分布与有序发展,形成了中国面积大、分布广的“无人区”（UPAs）。然而,当前有关“无人区”面积、分布、特征与区域差异等研究尚无定论。客观、准确界定“无人区”的空间范围,对开展青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国家公园与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青藏高原居民点分布信息,据其地形、气候、生态、土地利用等要素特征,本文综合表征了居民点的自然—生态—土地利用耦合关系,率定了居民点分布上限的各要素阈值,通过多要素空间叠加构建了“无人区”评价综合模型,并以居民点分布的自然极限、生态（含氧量）下限、土地利用规律为关键阈值界定了青藏高原“无人区”空间范围并分析了其地理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 以居民点分布累计比例< 0.1%计,确定“无人区”的地形阈值为海拔> 5665 m、相对高差> 2402 m、地形起伏度> 8.59,气候阈值为相对湿度< 76.2%、温湿指数< 33或 > 71。② 根据居民点分布及人体对含氧量耐受情况,确定“无人区”的生态阈值为气压< 500 hpa、大气含氧量< 40%。③ 青藏高原严格“无人区”面积达1912 km²,其中新疆699 km²、四川413 km²、西藏331 km²、青海291 km²、甘肃178 km²。空间上呈零星分散状,多分布在四川贡嘎山、珠穆朗玛峰附近等极高山地区、可可西里东部—罗布泊地区;以及少部分分布在青海柴达木盆地。     

基于从业者的旅游历史街区商业空间发展特征及机理——扬州“双东”案例

旅游商业化是历史街区复兴的重要途径。基于社会空间视角,旅游历史街区商业发展是以从业群体为日常运作核心,兼及居民、游客、恩庇者（管理者）等地域主体在内的空间生产过程。旅游历史街区演化是以“空间实践”为中心环节的社会建构,其发展状态是不同主体、不同层次的空间生产相互博弈的总体涌现。依托扬州“双东”案例,运用田野调查、统计检验、对应分析、模糊数学、逻辑回归等方法,以从业者空间生产为脉络,剖析旅游商业发展机理的杂合性与矛盾性,指出商业空间状态潜伏着不对称的利益博弈和不均衡的发展效应。“双东”旅游商业开发对城市中低产阶层自主就业有较强吸附效应,使之成为商业发展的主要依托。从业群体大致分化为乐观型、寓居型、保守型,分别对应于积极评价—业务扩张、温和评价—业务维持、消极评价—业务收缩生产机理,对“双东”空间演化具有不同的响应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分析了主体、实践、环境特质对不同类型从业个体的影响特征以及对从业群体的总体影响,认为恩庇是统摄“好恶效应”、操控利益格局的多解方案。旅游历史街区商业发展利弊兼具、相因相生,统一于历史街区的自我演替过程。     

西北“水三线”地区生态经济枢纽区基本理论与建设布局

中国西北地区长期面临资源组合不匹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空间区位又决定了其具备促进区域协调、沟通国际国内、调整经济结构、筑牢生态屏障的战略地位。建设具有引领作用的生态经济枢纽区,将有助于改善西北及全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升全域生态安全水平,同时也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本文立足中国西北“水三线”空间格局,依据国家战略定位与生态经济功能,基于对研究区人地环境、城市群与城镇发展体系、人口布局与民族构成的全面解析,解读生态经济枢纽区的基本内涵,其可归纳为生态功能区、经济枢纽区、文化融生区、深陆通道区四个方面。进一步,本文综合宏观布局、资源禀赋、生态环境、陆海统筹等视角,阐明了生态经济枢纽区建设的功能定位,构建了西北“水三线”地区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的总体空间布局。并提出河西、兰西、天山北坡、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四大生态经济枢纽区的建设格局与发展途径,探索了生态经济枢纽区与国家战略布局的互动关系。以期助力中国新时期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为中国“一带一路”的“深陆”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1948—2018年国际河流跨境水冲突的时空演化规律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国际河流流域跨境水冲突不断加剧,其时空演化规律成为当前跨学科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为此,从水冲突“事件—关系”视角,对1948—2018年间全球跨境水冲突的时空演化规律进行系统分析发现：① 1948—2018年全球跨境水冲突规模总体呈非单调波动增长态势,在1987年前后发生显著突变,表现出兼具趋势性、突变性和波动性等多维特征的非单调动力过程;② 全球跨境水冲突事件以围绕水文干预和资源权属争夺的低强度事件为主,大坝等水利工程建设引发的冲突显著增加,南亚、西亚和东非地区成为主导全球跨境水冲突趋势演化的“序参量”;③ 全球跨境水冲突呈现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格局转变的空间扩散趋势,但“北多南少、东多西少、相对集中”的总体不均衡格局基本锁定,形成以30°N为中心、横跨南亚—中亚—西亚—东非高水资源压力区的水冲突密集带;④ 国家间跨境水冲突关系趋于普遍化、复杂化和网络化,发育多个流域性网络社团,但水冲突关系的“马太效应”和极化分布特征持续显著,产生“路径锁定”效应;水冲突“规模—强度”关系存在一定的空间错配。     

“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空间格局及其演化机制

农产品贸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但现有贸易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格局演化。该文构建了一个四维菱形分析框架,并将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计量分析相结合,基于1993—2016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提高,贸易关系和贸易强度不断加深,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呈波动上升态势,并出现明显的贸易俱乐部现象;② 该粮食贸易网络呈现由无核到多核再到重塑的演化历程;③ 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经历了从出口导向到进口导向的演化历程,“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④ “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演化是受资源禀赋、经济环境、文化认同和政治博弈4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粮食贸易较其他贸易而言特色鲜明,其稳定性更强。研究结果对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农业贸易的健康繁荣,建设开放包容的经济环境具有指导意义。     

“一带一路”视角下城市技术合作网络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2007—2018年的PCT专利合作数据,基于“一带一路”视角,分段刻画城市技术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空间格局及其时空演化,利用负二项回归方法分析其演化的邻近性机理,结果表明：① 拓扑结构方面,网络整体规模经历了从“规模扩大”到“联系增强”的演化过程,中国城市逐渐占据网络的核心层级。② 空间格局方面,“一带一路”城市之间的合作多为国家内部合作,来自同一国家的城市在选择外部合作伙伴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新加坡是“一带一路”内部网络和对外网络的枢纽节点。③ 影响机制方面,合作城市的质量对合作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地理邻近性和经济邻近性具有显著负向作用,社会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和语言邻近性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地理邻近性与经济邻近性、地理邻近性与语言邻近性具有相互补充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空间结构与邻近性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沿线国家之间相互贸易形成的网络有利于加速经济要素跨区域的自由流动,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区域经济资源的整合效率,对重塑欧亚大陆政经版图和优化中国地缘环境具有重大影响。采用复杂网络和地统计方法,借助GIS、Pajek、Ucinet和数据库等技术手段,对“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拓扑性质、空间结构以及节点的邻近性深入研究。主要结论有：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具有小世界和无标度性质,遵循增长性和择优选择;② 沿线国家贸易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等级性,中国对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③ 贸易网络是“混合型”结构,呈现枢纽辐射式为主、全连通式并存的联系模式,不同中心性空间分布差异显著;④ 拓展引力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贸易关系存在大国效应和地理邻近效应,科研邻近和语言邻近是重要的推动力,制度邻近的影响呈显著负相关,文化邻近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弱。因此,中国宜遵循“由近及远”的原则,重点强化对邻近国家的贸易渗透,再加强对沿线重点国家的贸易辐射,进而向重点国家的周边地区拓展,从不同空间层次制定差异化政策,发挥科研和语言邻近的推动作用,强化对沿线国家的文化渗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结构及形成机制

科技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以来取得显著进展。以"一带一路"沿线65国为研究区,运用WOS核心集合论文合作数据构建国家间科研合作矩阵,通过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以及负二项回归分析法,探究沿线各国2013年和2018年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化结构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在全球尺度,"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知识流动日趋频繁,但内部合作紧密程度不及与沿线以外地区的合作程度。沿线区域对全球的科研合作网络由欧洲、美国和中国"三足鼎立"骨架结构向欧洲、美国、中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密集区构成的"多边形"骨架结构转变。②"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合作网络的空间结构,由中国、中东欧区组成的"双核发散"向"一区多点"构成的"多极化"空间结构转变;等级结构则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等级层次结构,且由单核心向双核心转变;控制结构呈现出由"单核心"向四周高、中间低的"多超多强"盆地型控制结构转变。③沿线国家的科研实力、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等国家主体属性以及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等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形成的主要机制,其中科研实力、社会邻近性的作用最大,地理距离对科研合作的阻碍作用逐渐减弱。     

南海地缘战略逻辑演进与南海命运共同体建构

南海因其所具有的重要地缘政治与经济战略地位而成为大国竞相角逐之地。然而,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南海地缘战略并非只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单一逻辑,而是迈向政治与经济、文化交织、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合逻辑状态。南海周边国家经贸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已经形成互赖的地缘经济格局,但是南海地缘经济合作存在的制度重叠、制度竞争与制度过剩仍暴露了地缘经济中的竞争逻辑。“一带一路”作为新型区域合作平台,有助于超越传统地缘经济竞争逻辑。东亚意识的产生、南海地缘政治经济互赖以及南海制度规范的建立使得南海地缘文化在多元文化互动中迈向共同体逻辑。建构融安全、利益以及信任为一体的南海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对话协商自主制定地区规则、加强南海地区功能性合作、通过多轨外交增进地区互信,使南海成为“友好、和平、合作”之海。     

李希霍芬的中国考察及其当代人文-经济地理学价值刍议

德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关于中国的研究成果打开了近代西方国家认识和了解中国的窗口,他命名的“丝绸之路”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认同并沿用至今。国内学界对李希霍芬学术贡献的评述聚焦于他对中国地质和地球科学的贡献，但对其研究成果的人文-经济地理学价值尚缺少深入的总结。本文分析李希霍芬到中国考察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以《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为基础文献，梳理李希霍芬于1868~1872年间在中国的历次考察路线和主要考察内容，以及与中国古“丝绸之路”相关的考察计划；从当代人文-经济地理学视角总结分析了李希霍芬对中国研究的学术价值和贡献，如区位分析、“联系”与“流”的分析、农业地域差异分析、人地关系分析、制度与文化因素分析等；最后提出李希霍芬在中国的考察研究对当今“一带一路”建设研究及人文-经济地理学界的启示。     

2004—2019年全球旅游流网络中心度时空演变北大核心CSCDCSSCI

旅游流是社会网络关系的一种地域表现形式,国家(地区)之间旅游流网络中心度的差异可以被理解为国家(地区)之间一种不对称的社会活动相互作用关系。面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旅游流网络中心度刻画指标不清晰、时空规律不精确、影响因素不明朗等问题,本研究构建了5个网络中心度指标,并据此分析了全球各个国家(地区)入境旅游流总体特征与空间演化规律,识别了主要地理因素对旅游流规模的影响程度变化。结果发现:2004—2019年全球入境旅游流规模增长近一倍,亚洲地区之间旅游流规模快速提升;全球大多数国家(地区)旅游影响力、向心力和辐射力提升,中国各项旅游流网络中心度指标的提升速度均处于世界前列;多数中心度指标之间显著相关,其中约束力和辐射力与其他指标相关程度较低;地理邻近性对旅游流规模有显著且稳定的影响,人口规模不仅与亲和力等指标显著相关,并且对旅游流规模的影响程度在时间序列中显著提升。研究结果体现了中国入境旅游在全球旅游流网络结构中的持续向好态势和巨大发展潜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综合评估及防控

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评估对“五通”目标的实现和“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18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74个国家的综合风险进行评估和排序,运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分析等剖析了2001—2016年不同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提出风险防控建议。结果表明：①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风险整体呈下降趋势,政治风险变化幅度较小,经济风险经历了“下降-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演变过程,社会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综合风险波动剧烈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亚、欧洲和东南亚;②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均存在显著的集聚性和区域差异性,高危险和较危险等级国家主要分布在北非、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③ 政治、经济和社会3个风险子系统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和社会风险;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的投资存在投资量大与风险等级高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未来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共同努力,建立动态评级和预警机制,做好风险防控,逐步打造“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区域贸易合作治理研究——兼论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自由贸易区建设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全面推进与实施,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文章基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运用相关模型对2002-2015年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贸易合作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双方贸易呈现出强互补的产业间贸易特征,贸易合作潜力巨大,今后双方可以通过在技术、制度等方面的改进、完善和创新,促使双方向更高层次的产业内贸易发展。未来可以考虑在适当时机,推动双方建立自由贸易区,取消货物贸易壁垒和服务部门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双方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优势互补,进一步促进各国的更好发展。今后应依托顶层设计,实现上合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鼓励企业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加强双方能源贸易的合作,拓宽非资源合作领域,加快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加强双边、多边安全领域合作,实现双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