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速度曲线及其政策启示——对诺瑟姆曲线的讨论与发展

诺瑟姆提出的城市化S形曲线是城市地理学的经典理论成果,对它在中国的应用却存在曲解。根据诺瑟姆原文,不是所有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都能达到100%,城市化水平在30%到70%之间也不是一直处于加速状态;进而推导出城市化速度变化的四阶段倒"U"形曲线:孕育阶段、加速阶段、减速阶段、趋零阶段。其政策含义和启示在于:城市化速度变化有其规律,不能拔苗助长;中国已经迈过城市化速度的拐点,加速城市化不应是长期的主旋律;城市化依然是主要发展方向和趋势;中国城市化理念与重点均需转型;城市化与包容性增长、城乡统筹和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主要任务。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模式——对钱纳里模型的参数重估

以钱纳里模型为基础,基于1990-2009 年20 年间世界149 个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数据,采用双对数模型,引入城市化自身时间序列变量,回归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标准型式。研究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定量关系型式在过去50 年发生了显著变化,钱纳里模型中标准发展型式已不能直接用来比较当前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1990-2009 年间,人均GNI值位于1000~10000 美元区间时,城市化率从17.78%变化至60.36%,关系匹配值也相应变化,但是城市化率的饱和值仍然保持在75%左右;较小人口规模国家的城市化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大于大国和中等国家。     

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的原因分析及未来展望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经济发展及工业化水平相比,就更显落后,这是一个违背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独特现象。这一现状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但总体来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即"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建国后偏重重工业的产业政策、落后的农业生产水平、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建设方针、由体制转换所导致的下岗职工增加和城乡口径不一的计划生育政策。城乡实际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是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根本动力;以加入WTO为标志,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程度将与日俱增,城市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开始在我国发挥作用。目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城市化水平在十几年内必将有一次大幅度的提高。本文在详细分析我国城市化水平现状、深入剖析其形成原因的基础上,对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作了初步展望。     

1982年以来中国省级区域城市化水平趋势

城镇人口数据不一致的问题非常严重, 几乎没有系统的省级区域城市化数据。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人口普查城镇人口定义的变化,部分是由城镇设置标准的变动引起的。人口普查是全国和各省区城镇人口数据的重要来源。但是由于人口普查的城镇人口定义在不断变化,城镇人口数据很多是前后不一致的,必须进行相应调整。本文首先讨论改革时期新的城市化进程,澄清城镇人口定义的变化,然后概括地说明估计全国和区域城镇人口所用的一个基于双轨城市化概念模式的区域方法。将调整后的1982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城镇人口作为计算的基础数据,对1982~2000年中国各省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估计。在估计结果的基础上,分析1982~2000年中国城市化过程的主要空间特征。揭示了1982~2000中国省级区域城市化发展的主要趋势。本文最后为将来城镇人口的统计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及其变动

根据城市化内涵建立城市化水平测度的复合指标体系,对中国省域1996~2002年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测度,采用锡尔(Theil)指数对中国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进行了分解,并分析了其变动趋势。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总体水平不高,区域总格局变化不大,区域城市化发展不平衡突出,区域差异变动特征明显;三大地带的差异仍是中国城市化水平差异的突出问题,中西部城市化具有低水平上的一致性,其城市化任务艰巨并迫切。     

基于城市化质量的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判定分析

通过探析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内涵,建立包括城市基础实力、城市化发展协调度、城市化发展可持续水平3个维度的31个指标体系及城市化发展质量评价模型、城市化发展"质"、"量"协调性测度模型,利用联合国法修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根据1978~2008年相关统计数据及2008年各省最新统计数据,基于对城市化质量的测度,判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及2008年省际城市化发展速度的适度性。研究结果表明,1978~2008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逐渐增大,城市化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协调性渐好,城市化发展速度略显滞后;省际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差异明显,从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降低,城市化发展类型可分为质量过度滞后型、质量滞后型、协调型、速度滞后型及速度过度滞后型5种类型;人口城市化水平并不能反映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真实水平,城市规模与城市化质量亦不存在对应关系;中国城市化质量各个领域发展均衡性明显不足,城市基础实力是当前城市化发展质量提升的主要动力,省域城市化发展质量较高及"质"、"量"协调性较好的地区仍存在许多不足。     

中国城市土地城市化水平与进程的空间评价

土地城市化在中国快速而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的支撑与制约角色越来越明显,但目前对土地城市化水平的测度框架依然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基于此,提出了一种可供参考的土地城市化率的概念与测度方法,并确定其阈值。以中国656个城市的城区为研究单元,以2000年和2010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基本数据,采用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土地城市化率、城市土地扩展面积和城市土地扩展速度分别评价了中国城市的土地城市化规模、水平、绝对进程和相对进程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分析了九大类城市建设用地类型对土地城市化进程的贡献率。结果表明：① 近10年来,中国城市总体土地城市化率提高近一倍,由“金字塔式”等级分布逐渐转为“钥匙式”的分布格局;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较大,但城区面积更大,使其土地城市化率的数值较低。② 省会城市和沿海城市群的城市土地扩展面积最大,呈现出行政等级式分异和空间集聚式分异的空间格局;城市土地扩展速度呈现出沿海城市群与其他城市分异的空间格局。规模越大的城市,土地城市化进程越明显。③ 近10年来中国土地城市化进程的两大核心用地增长类型是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规模越大的城市,工业用地增长的驱动作用越显著;中西部地区和中小规模城市以居住用地增长为核心,沿海城市群和重要交通轴线城市以工业用地增长为主。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

从城市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对1981-2006年的中国城市化进行综合测度,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综合水平持续提高,以经济增长和地域景观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其次是人口城市化,最后是社会城市化中的医疗水平,其中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演变特点.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城市化动力因子呈现多元化特征,市场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后而依次是内源力、行政力和外向力.从城市化发展阶段上看,市场力、外向力和行政力对城中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呈上升趋势,而内源力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化主要是内生过程,应强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统筹城乡发展.     

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省际格局

认识中国省际尺度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世界上120个国家或地区与中国31个省区的经验数据,采用改进的象限图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空间格局。研究表明：①全国31个省级单元划分为6种类型。城市化严重超前型3个,城市化中度超前型2个,城市化轻微超前型8个,基本协调型4个,城市化中度滞后型5个,城市化轻微滞后9个。②省际尺度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③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省际格局呈明显的东西差异。东部沿海地区以城市化超前经济发展水平类型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则以城市化滞后经济发展为主。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类似马太效应。得出2个重要的启示,一是当前中国不少发达省区中的城市化超前现象值得关注和警惕;二是中西部地区部分省区的城市化进程仍然需要适度加快。     

塔吉克斯坦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

在分析塔吉克斯坦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及居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用人口城市化率指标分析和评价塔吉克斯坦城市化水平及发展趋势,重点从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生活质量城市化3个方面选择了13项指标,构建了塔吉克斯坦及中亚国家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综合评价与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0年间塔吉克斯坦城市化水平很低,发展缓慢,人口城镇化率维持在26.5%左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2009年塔吉克斯坦城市化综合水平只有9.64%,处于中亚五国最低,其原因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吸引外资能力不足、工业经济增长缓慢、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差、人口增长速度缓慢等因素影响和制约。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自回归与功率谱分析

利用1949~2000年的城市人口比重数据,开展中国城市化过程的自相关和功率谱分析,建立了ARMA (1,q )模型。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具有1阶自相关特征:上一年的一个变动直接影响下一年,间接影响则可达10年之久。ARMA (1,q)模型表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在趋势性上附加有丰富的随机性。对提取趋势之后的序列进行功率谱分析,发现趋势性和随机性的背后隐含一个长度为30年左右的周期波动。根据上述研究,将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分解为三种变动:趋势性、周期性和随机性。研究结论对发展更为完善的城市化预测方法,以及对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都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启示意义。     

中国人口城镇化质量评价及省际差异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的重要国策,对人的城镇(市)化的科学评价是正确认识城镇化和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基础.目前城--乡二元分析框架下的以城镇化率和城镇(或区域)城镇化质量为主的评价方法,难以反映城镇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乡村人口的城镇化发展也被忽略.本文提出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概念,建立了衡量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指标体系.对1995,2000,2005,2010和2012年全国及各省市的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及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尽管城镇人口的城镇化速度显著快于乡村人口,但城镇化并非城镇人口独有的社会过程.② 城乡两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在省域尺度上正逐步形成差异明显的空间格局.③ 北京,上海,浙江等少数省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已经超越部分内地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建议更新对城镇化的认识和评价标准,探索在城镇化发达的地区调整城--乡二元体制的新途径,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湖北省城乡建设用地城镇化率及其影响因素

针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建设用地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提出了表征城乡建设用地结构的土地城镇化率,并以人口城镇化率为基础结合城乡用地水平构建了其理想值,借助Logistic城镇化过程模型分析了土地与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以湖北省为例进行理论验证,根据理想值对各区县进行了城乡建设用地结构的合理性评价,并从社会经济和地理空间两方面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非农产业比重、人口城镇化率和地形条件是土地城镇化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基于空间自相关性的热点分析表明,土地城镇化热点地区周围的土地城镇化率往往偏高。因此,可依据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地形条件等因素制定差别化的城乡用地政策,并借助空间分析手段识别重点监控区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三种模型及其动力学分析

目前已知有2种函数可以用作描述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数学模型,即对数函数、幂指数函数。基于Logistic函数发展了第三种模型。这3种函数分别刻画单对数关系、双对数关系和分对数关系。3种数学模型各有不同的建模条件和适用范围,反映的动力学特征也不一样。第一种模型背后的动态演化控制变量是人均产值,第二种模型隐含的控制变量是城市化水平与人均产值的比值,第三种模型暗示的控制变量是城市化水平。第一和第二两种模型反映的变化是先快后慢,第三种模型反映的变化则是两头慢中间快。在实际应用中,可以通过一个区域表现的模型结构揭示系统演化的动力学机制,借助模型参数的变化规律判断系统的演化方向。     

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时空演变和动力机制

以黄河流域79个地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标准差和变差系数、ESDA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法（GWR）,分析了2005—2018年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时序演变特征方面,城乡融合系数均值由2005年的0.208提高到2018年的0.416,表明城乡融合水平持续提升,但下游地区均值一直高于中游、上游地区。标准差测度的城乡融合绝对差异由0.073升为0.103,不断缓慢上升;变差系数衡量的相对差异由0.350降为0.248,呈下降趋势。全局莫兰指数表明高于流域城乡融合系数均值的地市倾向于在空间上集聚。（2）空间演变特征方面,黄河流域东部、北部形成高于流域城乡融合系数均值的集中分布区。低于流域城乡融合系数均值的地市呈地域锁定分布。黄河流域地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形成3层次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3）地势起伏度、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空间扩张、交通通达性、人口城市化、居民消费水平为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时空演变主要动力因子。     

城市化水平增长曲线的类型、分段和研究方法

城市化水平增长曲线可以分为S形和J形2大类别,其变化特征、动力学背景及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城市化曲线研究可以分为唯象分析和唯理分析2大途径,唯理研究包括城一乡人口异速生长、城一乡人口替代以及城乡人口迁移和转换3种路径,目前这些方法主要用于S形曲线研究,对J形曲线的探索不够深入。S形曲线是一种奇对称曲线,其模型导数却是一...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乡统筹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城乡统筹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许多省市的城乡关系都面临复杂的困境,而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关系实践不仅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还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劲动力和扩大内需及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具有内在的共同点,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分析两者在实践过程中共同存在的生态环境、人口流动、产业布局、城市空间利用以及土地制度等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提出了 树立资源节约型的城乡统筹理念、确立健康城市化的城乡统筹方向、从区域空间角度认识城乡统筹问题、 着力解决城乡统筹的土地问题等观点,并指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统筹主要优化方向：优化重点区域发展、优化空间布局形态、优化集群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美好环境、优化市场导向机制。     

基于城乡人口变动视角的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时空演变

城镇化是城镇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城乡人口变动的视角提出了城镇化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于1990年后进入快速阶段且当前仍在加速,但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较强的时空动态性：① 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减缓和乡城迁移扩张,全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由城乡扩张型转变为城镇吸引型,乡村人口减少对城镇化的贡献持续增强;② 城镇吸引型是各地最主要的城镇化地域类型,但2010年以来大量地区因乡村人口加速外流而转变为乡村流失型,城乡扩张型地域的空间范围大幅收缩至西藏、上海等地,而城乡收缩型地域在东北地区的非省会城市大范围扩张;③ 经济性因素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带动乡村人口外迁,工业化长期有利于城乡协调共进,而公共服务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仍然有限;④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应还有待发掘,西部城市群、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及乡村地区的人口发展等问题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本文最后对中国城镇化的趋势性、动力机制和未来研究重点展开了讨论。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

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的背景下,提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有利于西北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并加快融入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鉴于此,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3—2018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量化,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大体上呈现河西地区>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南部民族地区的空间发展格局。(2)全省、河西地区、陇中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效应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发展呈现西北强东南弱的空间分异特征,河西和陇中地区耦合协调水平明显高于陇东南及南部民族地区。(3)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类型的市州较少,乡村振兴滞后型的市州明显增加,并且集中分布于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4)政府能力、工业化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中国省际教育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构建教育城镇化水平测度方法,利用变化弹性系数、变异系数、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1987~2014年中国省际教育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教育城镇化水平稳步上升,整体呈现“快-慢-快”的时序变化特征。② 教育城镇化变化弹性系数波动显著,教育城镇化提升速度整体高于人口城镇化。③ 教育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明显,省际教育城镇化差异度逐渐减小,省际均衡性明显提升。④ 人口城镇化水平、城乡发展差距、城乡教育制度二元化3个主要影响因素的时空变迁及其叠加作用的变迁共同推动了中国教育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