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系统关联耦合的演化特征及地域类型划分

基于城乡系统关联耦合的概念内涵，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采用2003—2017年的城、乡发展数据，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对东北三省城乡关联的内部要素作用、城乡耦合时空特征以及城乡关联耦合地域类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东北三省历年城、乡各要素间关联度均在0.5以上，属于较高关联；城、乡子系统中对城乡关联耦合的强作用要素集中于城市系统的经济、空间领域以及乡村系统的经济领域，弱作用要素集中于城市系统的工业、社会领域与乡村系统的人口、社会领域；2003—2017年，东北三省城乡耦合度平均值由0.788下降至0.692，城乡相互作用趋于缓和、城乡协调适应性不断增强；东北三省城乡耦合度呈现“南低北高、南北差异日渐缩小、高值集中于各省经济落后区域、低值向四大中心城市极化”的空间格局；东北三省34个城市的城乡关联耦合演化可划分为高水平协调稳定型、高水平协调倒退型、较低水平协调倒退型、低水平与较低水平协调发展型、低水平与较低水平协调稳定型5种类型。     

中国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协调分析

采用熵权TOPSIS、耦合协调度和响应度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2016年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关系演化特征。发现：① 2000年以来中国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和工业转型整体上呈提高趋势，但工业系统脆弱性依然较强，创新能力也较弱。② 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协调度水平较低但有提高之势，东、中部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协调状态不断改善，而西部、东北则处于失调状态；非金属、金属、能源、综合4类城市二者耦合协调性呈增强趋势，森工城市失调性加剧；大、中型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协调水平改善明显，小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协调协调性较低且持续减弱。③ 创新能力对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近年来呈减弱之势。不同类型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对创新能力变化的响应程度各异。     

新时期我国中心城市人口城镇化特征及其空间格局

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创新经济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省域中心城市作为人口聚集地的功能日益凸显。人口流动倾向影响着不同规模和行政等级城市之间的城镇体系重构，选取各个省域典型城市作为重点分析对象，通过我国城市人口最新数据统计测算，揭示出近期全国城镇化发展态势与大都市区域格局变化特征。结果发现，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态势逐渐趋于平稳，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仍存在显著差异，各类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在人口集聚方面表现突出，传统港口城市、工业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的人口吸引力逐步趋弱。其中，一级城市人口吸纳能力超强，二级城市成为人口重要集聚地，三级城市人口增速趋缓，四级城市人口吸引力平稳；可将之划分为“高/低规模”“高/低增长”四种不同组合类型。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变化和人力资本竞争，显著影响了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省域中心城市实力日益增强，人口增长强劲，进而改变了传统东中西区域经济显著分异的格局，省会城市首位度表现出“高/低位序”“高/低集中”四种不同组合分布特征，且集中于“高位序、高集中”和“低位序、低集中”两种类型，分化格局相对明显。伴随着中国大都市的不断发育成熟，其逐步成为新时代创新经济和人口集聚的引领者。     

2000-2015年东北地区县域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变及空间差异——以辽宁省为例

国家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格外重视,尤其在“新东北现象”出现后,东北地区的未来发展趋势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选取东北三省人口与经济发展变化特征显著的辽宁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模型,探究2000—2015年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变特征及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东北振兴以来,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关系逐渐加深,呈现高水平耦合发展趋势,但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变动,中度失调县区的数量不断增多,基本协调的区域有所下降,且耦合不协调地区以省内陆边界地带为主;耦合度增强、协调度降低的县市具有共同的特征,人口与经济变化不同步,人口综合指数一直下降,而经济综合指数却有增有降,也是导致地区失调的主要原因;辽宁省人口与经济既耦合又协调的地区还存在一定的“圈层+轴线”的空间结构,其中圈层是指以沈阳、鞍山、大连的三圈层结构（由中心向周围递减）,且离中心地区越远,其耦合协调水平越低;轴线结构是处于哈大高铁线路上的沈大城市走廊,形成一条较明显的“梯度轴”。     

珠江三角洲城际间人口流动倾向空间特征——基于网络关注度数据的时空演化

通过构建城际人口流动倾向度模型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利用网络用户搜索行为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城际间人口流动倾向路径时空演变特征、流动倾向强度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珠三角区域核心城市的城际间人口流动倾向相对强度在区域内处于最高水平。中心城市与副中心城市城际间人口流动倾向路径不断巩固。人们体现在网络空间的城际间流动迁移倾向与现实空间的流动迁移行为表现出的路径依赖效应具有一致性。2011―2015年,深圳一直是广州、东莞和惠州的流动首选城市,广州一直是佛山的流动首选城市。2011和2015年珠三角各市在点度中心度位次结果保持稳定,广州一直高居第1位,深圳位居次席。     

近30a黄河流域中心城市空间扩展特征及启示

探究城市空间扩展特征,认识城镇用地开发效率,有助于科学践行城市开发边界和高质量发展政策。基于城市空间、人口和经济数据,采用扩展强度指数、差异指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1992—2020年黄河流域8个中心城市空间扩展数量和质量的时空特征及启示。结果表明：(1)中心城市平均扩展面积315 km²,下游城市扩展规模大于中上游,济南市、郑州市、西安市和银川市扩展强度较高。(2)各市空间扩展与人口、经济耦合关系呈下游向中上游、中游向上下游递减的分布特征,平均值分别由1992年0.42、0.19提升至2020年0.89、0.81,扩展质量整体向好。(3)城市空间扩展分异是自然区位、经济发展、政策条件等多方面综合驱动的结果。(4)严格落实流域高质量发展政策,科学践行城市开发边界,协调优化城市用地扩展与人口、经济之间相互关系,合理规划城市发展,是黄河流域中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城乡系统关联耦合的演化特征及地域类型划分——以东北三省为例

基于城乡系统关联耦合的概念内涵,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采用2003—2017年的城、乡发展数据,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对东北三省城乡关联的内部要素作用、城乡耦合时空特征以及城乡关联耦合地域类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东北三省历年城、乡各要素间关联度均在0.5以上,属于较高关联;城、乡子系统中对城乡关联耦合的强作用要素集中于城市系统的经济、空间领域以及乡村系统的经济领域,弱作用要素集中于城市系统的工业、社会领域与乡村系统的人口、社会领域;2003—2017年,东北三省城乡耦合度平均值由0.788下降至0.692,城乡相互作用趋于缓和、城乡协调适应性不断增强;东北三省城乡耦合度呈现"南低北高、南北差异日渐缩小、高值集中于各省经济落后区域、低值向四大中心城市极化"的空间格局;东北三省34个城市的城乡关联耦合演化可划分为高水平协调稳定型、高水平协调倒退型、较低水平协调倒退型、低水平与较低水平协调发展型、低水平与较低水平协调稳定型5种类型。     

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降低碳排放强度与高质量发展是城市发展的两个重要目标。本文基于熵权法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对长三角地区27个城市2000—2019年的碳排放强度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论如下：1）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强度评价得分保持稳定,有小幅度下降,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分不断提升;碳排放强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水平平稳上升。2）区域内各城市平均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城市间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相似,呈现出波动上升且差距不断缩小的特点,2019年全域各城市均进入协调发展阶段。3）在空间分布上,长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具有“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点,并呈现以东南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演变格局。4）技术发展基础指标、环境治理基础指标及经济发展基础指标对长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中国城市人口增长过程及差异研究

采用1984—2003年中国所有设市城市完整的人口规模数据,揭示该阶段中国城市人口增长过程的总体特征、等级差异特征及空间差异特征。分析认为:中国城市人口增长过程具有持续性和波动性的总体特征;在等级差异方面则表现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0年前以中小城市增长为主,之后则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增长为主;人口增长过程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最突出的是以东北三省为主的北方城市人口增长明显慢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新城市的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原有城市。     

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

通过构建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系统分析2005—2016年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土地开发强度增加和经济总量扩张的交互关系是造成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综合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生态环境状态增长的持久性不强,生态环境响应正逐渐成为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主要推动力。② 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综合水平呈现自南向北不断降低的特点,辽宁省明显高于吉林省与黑龙江省;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呈现典型的南北空间分异特征,且生态环境水平相似地区集聚发展现象愈发明显。③ 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持续增长趋势,开发滞后性特征明显,勉强协调-开发滞后型（Ⅲ）、中度协调-开发滞后型（Ⅵ）是主要耦合协调发展类型。④ 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调控水平是影响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重要因素,而产业结构水平与外商投资水平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中国东北三省城市收缩的识别及其类型划分

城市收缩是一个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并具有区域地方特征的世界性经济社会现象,如何构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化”城市收缩研究理论分析框架,为世界城市收缩研究提供中国经验,是新时期中国地理学者、城市规划工作者亟需重点关注和研究的新命题。本文认为城市收缩本质是城市“发展势能”的相对弱化或绝对退化而引起以人口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要素的再区位和城市功能形态空间重构的响应过程或状态,其是一个综合概念,一个基于人口变化、经济变化、投资消费变化与财政变化等的多维一体过程,据此构建基于“二步诊断法”的城市收缩识别体系及其类型划分标准,同时针对中国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东北三省开展城市收缩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存在明显的城市收缩现象、且呈现出区域化的发展演化趋势;整体可归纳为资源依赖型收缩城市、“虹吸”型收缩城市、综合型收缩城市及区位制约型收缩城市4种模式,其中资源依赖型收缩城市是主体,占据了整个收缩城市的2/3;② 空间上整体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与经济发展重心不断南移相呼应;③ 指标维度收缩整体遵循“投资消费与经济下行→人口收缩→财政收缩”的内在演化逻辑关联;④ 立足于“二步诊断法”的城市收缩识别体系及其类型划分标准反映出当前基于人口变化学的识别标准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人口变化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识别收缩城市,但是对于划分收缩城市类型、揭示收缩城市内在耦合机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⑤ 实证结果表明“二步诊断法”是合理可行的,其可为中国城市收缩的识别、东北振兴政策的制定提供工具支撑与参考依据。     

东北三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及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在阐述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系统耦合协调性内涵及其交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均方差决策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东北三省2003~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及其主成分间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化过程。研究认为：① 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表现出随时间“先升后降”的特征,区内三省间差异明显,中心和门户城市长期处于较高水平。② 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亦存在“先升后降”的时序变化特征,空间上表现为“南高北低”,低值区范围缩减明显;社会效益差异不显著,在南北方向上表现出“凸”字型分布特征;区域生态环境效益整体较高,高值区由集中趋向分散。③ 城市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间耦合协调关系在各时间节点均表现为失调,且以中度失调为主,但中心城市和门户城市的三效益耦合协调关系相对较好,向协调方向发展,哈长与辽中南城市群地区协调性优于其他区域,吉林省与辽宁省东部的部分城市协调关系趋向恶化。④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间关系失调主要受复合因素的作用,经济效益滞后是制约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关系提升的主因,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不是限制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性提升的主要因素。     

东北三省城镇收缩的特征及机制与响应

基于城镇收缩视角认识东北三省人口流失与经济衰退问题,对深化中国老工业基地转型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东北三省县级市（县）为研究对象,利用ArcGIS与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增长与收缩城镇的特征与空间关系,研究收缩城镇的职能差异和空间分布格局,探讨区域城镇收缩的形成机制与应对措施。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东北三省出现了明显的城镇增长与收缩分异现象,42.85%的县（市）发生城镇收缩问题;增长型城镇制造业与服务业日益高级化;收缩型城镇新型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竞争力不断弱化;增长与收缩城镇存在密切的空间关联,增长型城镇一方面通过集聚效应不断吸取收缩城镇的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另一方面通过传统产业的空间转移加重收缩型城镇的经济转型压力;城镇收缩程度由北至南呈高、低起伏状变化,由东至西呈先增强,后减弱的变化态势,并且加工型城镇收缩程度最高,工矿型城镇次之,旅游与口岸型城镇相对较低;城镇收缩的影响因素包括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滞后、工业发展与市场需求错位、产业结构关联度低、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区域中心地的集聚效应5个方面,且作用强度依次增强。依据经济长波理论与地方发展实际,东北三省未来将经历长期的城镇收缩过程。主动适应收缩,通过城镇精明收缩,对人口与经济要素进行优化重组,是东北三省未来发展应做出的战略选择。     

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群组结构和功能优化的初步研究

东北地区城市群组应围绕老工业基地振兴和新型工业基地建设的任务,在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目标下,调整结构、优化功能.辽中南城市群应在继续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方向的同时强化效益和效率机制;吉中城市组群应在坚持汽车工业和新兴工业部门方向的同时强化城际之间的行业联系;哈大齐以及黑龙江东北城市组群则应做好资源接续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工作.在结构调整和功能优化过程中,还要注意加强城市群组内部城市职能分工,加速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的梯度转移,逐步弱化不同等级城市间纵向联系的行政隶属关系,进一步强化同一等级城市间的横向联系,在城市群组之间亦形成良性的竞争和合作关系,为新型工业基地建设和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空间载体.     

哈长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进程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以Landsat TM/ETM+/OLI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提取哈长城市群1990、2000、2010、2015 年4 个年份的建设用地信息,采用年均扩展指数、景观扩展指数、多距离空间聚类函数、空间分维度等对城镇用地扩展进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0~2015年间,哈长城市群城镇用地增加57 321.47 hm²,增长率为21.05%,整体扩展强度呈上升趋势;空间扩展表现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扩展模式,边缘式增长在各个时期均为主导增长方式;空间扩展聚集性总体表现出“先增强、后减弱”趋势,整体空间结构相对稳定。国家宏观政策、非农业GDP增量和第三产业GDP增量是影响哈长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的重要因素。GDP增量、非农业人口增量、第二产业GDP增量对城镇用地的扩展起阶段性作用;人均GDP增量与城市用地扩展相关性不显著。     

东北三省资源型收缩城市经济效率与生计脆弱性的时空分异与协调演化特征

资源型收缩城市“精明”与“健康”发展是形成节约型空间格局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认识生计脆弱性与经济效率的有机关联是破解资源型收缩城市“空间失控”、建立“以人为本”精明城市发展的重要支点。通过对资源型城市与收缩城市的界定,筛选东北三省1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建立资源型收缩城市经济效率与生计脆弱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Super-SBM模型和函数模型法分别对东北三省资源型收缩城市的经济效率与生计脆弱性进行评价,并通过SPSS软件对2个系统间的发展规律进行相关性分析,选取2006年、2009年、2012年和2015年4个评估时点,引入协调模型对两者间的协调性进行时空分析。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资源型收缩城市经济效率低主要是由于投入大、产出小;② 城市生计整体呈现出脆弱性,其中公民教育程度是导致生计呈现脆弱性的关键因素;③ 城市经济效率与生计脆弱性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④ 研究期内城市经济效率与生计抗脆弱能力的协调性是由失调阶段到协调阶段的过渡,整体上呈现东部、北部地区集聚上升发展,西部、南部地区发展水平有待提高,空间分布相对分散,区域差异较大。     

中国区域城镇化发展态势及战略选择

沿海地区多元且互补性强的城镇化动力使其长期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城镇人口比重较高且增长速度较快,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城市规模齐全,但相对于区域人口,城市数量仍存在着一定的增长空间,部分省份城乡差距较大不利于城镇化持续发展。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放在完善现代城市体系、提升城市群发展水平和加速城乡融合等方面;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偏低但近年城镇人口相对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较快,城市空间分布较密但相对于区域人口的城市数量并不算多,人口向最大城市集中程度较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加快产业培育,增强本地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能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低,城市空间分布稀疏,但人均拥有城市数量与其他区域差距并不大,城市规模偏小,城乡发展差距大,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城镇化发展特征差异明显。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进一步促进城市集聚发展,培育重点与特色产业,强化城乡经济支撑体系;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最高但近年城镇人口相对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最慢,人均拥有城市数量非常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较小。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放在重塑城镇化发展动力,优化城市网络结构和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等方面。     

城市体系多样性的分析方法及其实证研究

在对传统的城市职能分类方法进行改进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进行城市体系多样性测度的理论框架与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城市体系的研究领域,最后对2011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职工二三产业就业结构大致相当,其中制造业所占比例最高。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市平均职能的个数明显增多,验证了中心地理论的理论假设。② 中国各省区城市体系的α多样性的空间差异较大。α多样性指数高的省区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其大小主要受区域人口密度的影响;③ 多数2个相邻样带之间的β多样性指数与其它各组相比均相对较小,说明区域城市类型结构沿人口密度的变化大致呈现均匀渐变的特征,但人口密度在0.80~0.90 千人/km²和0.30~0.40 千人/km²的样带具有较为独特的城市类型结构;④ 从计算得到的γ多样性指数看,第二产业中的资源、制造、建筑职能较突出的城市空间分布的多样性较低,第三产业各职能较突出的城市在空间上分布比较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