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景观格局动态演变及其景观生态环境效应

利用2000年、2010年、2020年3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通过景观格局指数、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定量探究长江经济带土地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生态环境响应。研究表明：①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区域的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与人造地表的分布存在空间错位,生态用地主要转为耕地和人造地表;② 景观层级上,斑块的聚合度降低、破碎化程度加剧、多样性程度有所增加,类型层级上,耕地的破碎化程度增加,人造地表在空间上的连接度加强,趋于规模发展;③ 2000—2020年,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恶化并存的特征弱化了整体生态质量的时间变异性,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低值区与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分布存在空间布局相似性;④区域土地资源供给与发展水平的空间错位、土地利用主导功能转型下的生态变化、人口虹吸效应、产业结构等影响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空间分布。     

太行山区生态环境质量时空变化与演变趋势

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对区域生态系统造成一定程度影响。客观评价生态环境质量，是有效控制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结果，相比于其他研究方法，利用遥感数据评估生态环境的遥感生态指数(RSEI)可以快速、全面、高效地监测生态环境状态。太行山脉是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受到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活动影响，植被一度大幅减少，水土流失严重。本研究以2001—2021年Landsat遥感影像为数据源，采用RSEI为计算指标，结合Mann-Kendall趋势分析与Moran’s I指数，基于GEE云平台开展太行山生态环境质量的时空格局以及变化趋势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2001—2021年RSEI均值为0.519,时间上呈现先下降后增加趋势，空间上呈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特征；(2)太行山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生态环境质量高-高聚类多集中于山区的林地、草地，而低-低聚类多集中于平原的人造地表以及耕地；(3)研究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地区多位于西部，而东部地区存在持续性退化区域。整体上，未来生态变化趋势主要以改善提升为主，但仍有21.49%的区域...     

基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中国城市化地区生态功能评估

从县域尺度对中国主要城市化地区生态功能开展后评估研究，分析城市化地区生态功能指数与第三级指标的相关性，对生态功能明显衰退地区提出政策建议。结果表明：2009?2015年，“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生态功能中高水平区县占比从78.68%降低至68.13%；优化开发区域生态功能中高水平区县占比由53.85%减少至37.28%，明显降低区域主要分布于京津冀东南部、环渤海地区；重点开发区域生态功能中高水平区县占比由73.78%降低至69.21%，明显降低区域分布在中原城市群和东北地区。生态退化的城市化地区均伴随不同程度的生境质量指数降低、生态空间减少、开发强度以及人口密度增加现象。生态功能与第三级指标的相关性由大到小依次为生态空间占比＞生境质量指数＞开发强度＞人口密度。建议强调发展控制，加强生态保护，实施分区分类管控，健全不同主体功能区差异化协同发展长效机制。     

大面积人工园林种植区生态连接度研究——以澜沧县为例

采用障碍影响指数(BEI)和生态连接度指数(ECI),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对大规模人工园林种植区澜沧县的生态连接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澜沧县整体生态环境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较小,ECI低等级的地类面积仅占5.40%,ECI中等级的地类面积占18.25%,ECI高等级以上的地类面积占76.35%,且ECI在空间分布上呈明显的过度性;(2)自然林在ECI2级上所占比例较大且与ECI1和ECI3的差值也大,说明澜沧县自然林斑块中存在一定的"孤岛"现象;(3)绝大多数人工园林分布于高ECI等级区域,但澜沧县西南区域的大片林种结构单一的人工林斑块,实际上对生态连接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澜沧县总体生态连接度水平较高,避免形成以人工园林斑块和公路网为主的包围态势,将是提高生态连接度的有效途径。     

乌鲁木齐市土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

土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其安全状况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通过选取干旱区城市乌鲁木齐市为研究对象,针对乌鲁木齐市2017年土地生态环境现状,应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评估、景观生态安全指数(LES)、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共同构建乌鲁木齐市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体系。结果表明:(1)2017年乌鲁木齐市ESV为220.70×108元,97.48%的区域为中低ESV区域,ESV最重要的贡献来源是林草地,最主要的贡献区域是乌鲁木齐县和达坂城区,不同区域ESV差异明显。(2)乌鲁木齐市具备典型的干旱区城市景观特征,景观整体分布相对协调,但具备生态优势的景观分布还较少。景观生态安全(LES)指数从空间上表现为“西低东高”,且总体水平偏低,同时各区域的LES指数还有一定的分类组团特征,高值区域集中在达坂城区、乌鲁木齐县、米东区等边缘区域,中心城区的LES指数普遍较差,受人类活动影响深刻。(3)乌鲁木齐市各区域土地生态安全主要分布在敏感级和相对安全级之间,整体处于中等水平,边缘区域普遍高于中心区域,边缘区域中乌鲁木齐县的土地生态安全水平最高,中心区域中高新区土地生态安全水平最高。随着城市扩张和人口增长,土地侵占、资源消耗等矛盾加剧,部分区域的土地生态安全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能够维持现有水平,主要凭借乌鲁木齐市各区域的自然本底(状态),人类活动的恶劣影响(压力)和积极改善作用(响应)尚不明显。     

融合空间统计特征的长三角生态空间供需平衡研究

选择长三角为研究区,构建生态空间质量评价体系,结合可达性分析、统计分析方法,通过人口、GDP、土地开发强度反映生态需求程度,分析生态空间质量的空间分布和生态空间满足人类需求程度的空间分异及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通过融合可达性分析、统计分析方法建立的生态空间供需平衡指数,能很好地识别生态空间供需“短板”。(2)长三角生态空间质量从北向南逐渐升高,1995—2015年生态空间质量较差的区域从各大城市中心部分扩大到城市周边地区。(3)长三角生态空间供需平衡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供给不足的区域主要是在经济和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城市,供大于需的区域主要是在生态高质量区域。     

中国旅游投资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分析

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1999—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旅游投资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旅游投资规模水平和投资效率水平提升很快，但区域差异显著，东部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中西部跟进速度快；旅游投资水平呈现出较强的空间负相关性，即旅游投资水平高的省区与低的省区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大杂居、小集聚的态势；同时旅游投资空间相关性在减弱，体现为各省区旅游投资水平的空间集聚度在不断下降，旅游投资逐渐趋于空间上的离散布局，即高水平与低水平省区呈现出空间分散性与异质性；各因素对旅游投资水平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其中，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旅游投资水平最关键的驱动因素，且前者贡献度高于后者。     

干旱区绿洲城市生态环境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以克拉玛依市为例

干旱区绿洲城市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准确了解生态环境时空变动情况具有重要意义。选择典型的干旱绿洲城市克拉玛依市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2001、2006、2011年和2016年4个时期的遥感影像,通过计算遥感生态指数表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从变化趋势、空间分布、等级划分、变动特征及重心转移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区遥感生态指数呈现波动性变化,整体水平不高,均维持在0.35上下波动,其中主要以低、较低等级的生态指数为主。(2)研究区生态指数等级变化主要表现为一个等级的变化,越级变化的较少,不同等级遥感生态指数区域面积在不同时间段的变化量、动态度差异显著。(3)低生态指数到高遥感生态指数的生态位表现为明显的上升趋势,生态位数值均较小,最大值仅0.3677,不同等级生态指数生态位的提升还有很大空间。(4)不同等级遥感生态指数的重心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移,其中高生态指数区域的空间移动性大,平均距离为42.60 km,低生态指数区域在空间上相对稳定。该研究探寻了人类活动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时空变动规律,对干旱区绿洲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辽宁沿海城市带空间结构

辽宁沿海城市带是中国环渤海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该区域城市群空间结构必然面临着转化与重组。本文以辽宁沿海城市带24个大、中、小城市为空间单元,分别从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交通网络通达性3方面讨论城市群集聚程度,并对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城市规模等级差异明显,首位城市垄断性强。通过构建规模指数模型,将该区域24个规模不等的城市分为4级,同级城市规模指数幅度变化不大,但是不同级别城市之间规模差异很明显。进一步运用首位度、分形理论等方法分析城市规模分布的空间特征,发现该区域城市首位分布明显,城镇规模分布较为松散,人口空间分布差异程度较大。②经济发展格局具有明显的层序性,空间集聚现象显著。经济空间结构呈现非均衡分布状态,而且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具有相似发展水平的城市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集聚及两极分化现象,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集中布局于辽东半岛,而辽宁省西部以及东南部的经济极化现象较弱。③通达性空间分异明显,交通网络仍有很大发展潜力。通达性最优区域集中分布在该区域的几何中心以及辽东半岛地区,辽西、辽东南的通达性值普遍较高。④综合以上分析,发现辽宁沿海城市带空间结构为典型的条形核心—外围—边缘结构,具有大连、锦州、营口3个强中心,其中大连的极化作用最强。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中国陆地生态风险评价

传统的生态风险评价主要依据是点源性威胁、区域景观格局变化等生态实体特征指标,忽略了与实体功能属性密切相关的人类福祉因素。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生态风险评价体系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本文运用GIS和遥感技术重构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图谱,采用生态风险分析模型给出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中国陆地生态风险格局的定量描述和空间分布,划定了不同置信水平下的生态风险管控优先区。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年均总生态系统服务指数取值在0~2.17之间,年际间呈现小幅波动趋势,年平均总指数在0.30~0.57之间变化,其中24.7%的区域显著增加,主要分布在台湾、云贵高原及新疆西北内陆区,37.1%的区域显著减少,主要分布在东北、青藏高原及中东部地区;② 不同置信水平下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存在的风险损失不尽相同。如当置信水平为90%时,总生态系统服务指数的可能损失比例为24.19%,生态风险指数为0.253。比较置信水平和生态风险指数间的关系,发现当置信水平较高时,生态系统服务蒙受风险的概率相应降低,但此时出现风险时所承受的损失也对应增加;③ 以90%置信水平为例,中国生态地理区划的风险特征表现为：平均生态系统服务风险指数居前列的六位依次为内蒙古高原生态区、华北平原生态区、黄土高原生态区、东北平原生态区、横断山生态区、青藏高原生态区,极重度风险所占区域面积比例依次为55.89%、26.63%、24.35%、20.62%、18.70%、25.12%。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创新能力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专利、论文数据测度中国城市创新能力,揭示2001~2014年中国创新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中国创新格局刻有明显的经济地带性差异的烙印,呈“东–中–西”逐渐衰减的态势,且随着时间推移,东部的压倒性地位进一步强化。② 基尼系数呈现先增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反映了整体由极化增长向优化均衡发展的空间过程。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维持相对稳定;创新能力较弱的中西部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能力差异却在不断缩小。③ 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的创新城市分布具有很强的经济依赖性,广泛分布于发达城市,而中等水平以上的城市呈集聚分布态势,表现出明显的“集群化”特征,与中国主要城市群的分布高度吻合。④ Moran’s I值均为正,并呈不断上升之势,反映了城市间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而中部和西部省会城市作为区域性的创新极,对周围城市的创新带动效应并不明显,辐射作用有限。⑤ 经济基础、人力资本、教育水平、FDI规模、制度因素、基础设施6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形成。其中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因素影响较大,教育水平和制度因素次之,而FDI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对区域的创新能力影响相对较小,但仍表现为正向影响。     

多尺度人力资本空间测度：格局分析与尺度关联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知识、技能、健康水平的总和,在“以人为本”、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中对城市和区域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人力资本的测度面临着数据收集困难、指标内涵单一、研究空间尺度较粗等问题。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基于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了一套适用于多空间尺度的人力资本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分析了2000年和2010年全国省、市、县（区）级行政单位人力资本水平的时空分异与变化。研究表明,全国人力资本水平呈“东北高,西南低,高人力资本水平地区呈点状或块状分布”的特征,且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性;人力资本水平具有尺度效应,县（区）级尺度的人力资本水平差异程度和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研究期内全国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总量均上升,但约有11%的县（区）级单位人力资本水平呈现负增长态势。研究结果为在空间尺度上测算人力资本水平提供了新方法,为从空间视角开展人力资本研究、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提供支撑。     

中国金融排斥的省际差异及影响因素

从金融服务的渗透度、使用度、效用度、承受度四个维度构建金融排斥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鉴人类发展指数的编制方法,分别测算了2004年和2012年中国金融排斥指数;运用分层聚类法将中国省际金融排斥度划分为四个大类和六个亚类,并结合ArcGIS对金融排斥的省际差异变化特征进行分析;探讨了中国金融排斥省际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可将中国金融排斥程度划分为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四大类型;② 总体特征上,中国金融排斥程度高、地区差异大,形成东部地区明显低于中西部的空间格局;③ 通过两个时间断面比较发现,中国金融排斥程度平均水平略有增加,但总体稳定;④ 金融排斥四维度的省际空间差异大,且对金融排斥总体水平影响程度不一;⑤ 中国金融排斥度省际差异受城市化水平、地区收入水平、人口密度、政府经济行为、教育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⑥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强政府管制、发展微观金融是降低金融排斥的重要途径。     

基于栅格的区域人居自然和人文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区域人居环境质量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基于人居自然要素指数（地形起伏度、气候指数、水文指数和植被指数）和人文要素指数（夜间灯光指数、空气质量指数和交通通达指数）构建了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HSCI）,分析了2010年其空间分异规律,并探讨了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质量的相关性。主要结论为：① 人居自然环境受距渤海距离和太行山脉的影响较为明显,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规律。其中,紧邻渤海的天津市和沧州市最好,太行山西侧的张家口市和承德市最差。② 人居人文环境在城市地区明显优于非城市地区,并表现出与行政级别相一致的层级结构。同时由于南部空气质量较差,其人文环境整体劣于北部。其中,北京市人文环境最优,衡水市最差。③ 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既表现出由东南向西北依次递减的规律,又表现出城市地区向非城市地区依次递减的圈层结构,以及高级别行政区优于低级别行政区的层级结构。其中,天津市和唐山市人居环境质量最优,张家口市和承德市最差。④ 京津冀地区人口并非在人居环境最好的地方分布最多,而是在人居环境中等的地方分布最多,二者呈正态分布规律。整体来看,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大于0.6的土地约占35%,却聚集了约40%的人口,说明该区充分利用了高人居环境质量的土地,人口与人居环境质量分布较为协调。     

怒江流域云南段生物多样性保护地人为干扰分析

基于乡镇单元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人为干扰社会经济指标,计算怒江流域云南段2005、2010、2015年各乡镇人为干扰指数（HDI-Human Disturbance Index）,分析了怒江流域云南段乡镇单元、已建自然保护区和相关保护优先区的人为干扰强度变化。结果表明：2005年以来,研究区乡镇HDI整体呈增长趋势,低和较低HDI乡镇数量减少但整体HDI增长,中度和较高HDI乡镇数量和整体HDI都增加,高HDI乡镇数量增加不大但整体HDI增幅最大;各级自然保护区人为干扰强度都呈增加趋势,国家自然保护区增幅最大达到较低人为干扰强度,省级自然保护区一直为较低人为干扰强度,县级自然保护区处于中度人为干扰强度,需加强永德大雪山、龙陵小黑山、临沧澜沧江、南捧河4个自然保护区所涉中度及以上HDI乡镇的人为干扰管理,避免人为干扰压力的大幅增加;研究区分布的3类保护优先区人为干扰强度缓慢增长,至2015年基本为低或较低人为干扰状态,有优化的空间和潜力;建议在怒江流域云南段上游增设碧罗雪山自然保护区,在下游考虑已建自然保护区外部空间扩展和自然保护区斑块间的生态廊道构建,在其他中度或较高HDI乡镇可根据保护需求开展迁地保护或自然保护小区建设。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的系统特征、研究趋势与框架

传统村落作为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重要载体之一,其人居环境是村落自然环境选址、空间功能表达、社会文化建构的综合体现,也是传统农耕文明的活态表现。论文通过界定传统村落概念、梳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内涵与系统构成、明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特征与表现,从系统角度构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研究范式。结果表明：①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研究可从转型内涵界定、转型系统构成与表现、转型阶段划分与空间分异、转型发展路径与模式等方面展开。②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包含主体、空间、功能3个维度,自然生态、社会文化、产业经济、地域空间、多元主体5大子系统,其各子系统转型互为依存又各有侧重,需分类施策。③ 自然生态、地域空间系统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传统研究范式,属于对“原生物质空间”的研究;社会文化、多元主体、产业经济系统为新近研究范式,属于对“建构性物质空间”的研究;基于问题、目标、需求导向,从系统角度综合研究转型发展则是未来人居环境研究的新趋势。     

区域战略视角下中国地区差异时空演化特征研究

利用泰尔指数、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等指标,在Eviews和ArcGIS等软件支持下,从时间、空间和空间关联性三方面分析中国在不同区域发展战略时期地区经济差异演化规律。结果表明:在平衡发展战略时期,中国地区经济相对差异较小,主要表现为南北间差异和东西间差异并存的格局,且全局空间分布呈随机状态;在非均衡发展战略时期,相对差异较大,呈现经济发达地区向东部集聚而欠发达地区向中西部集聚的分异状态;在协调发展战略时期,东西间相对差异开始收敛,但集聚和分异的趋势依然显著。     

人文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庆贺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成立60周年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是区域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简称东北地理所）人文地理研究一直坚持稳定的学科方向,具有紧密围绕国家战略需求的时代特征,聚焦不同历史时期东北区域发展重大问题,区域研究特色突出。东北地理所建所60 a来在农业和工业发展与布局、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区域综合发展规划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应用与基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为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向未来学科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东北地理所人文地理研究仍要围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可持续发展这条主线,重点研究现代农业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布局、国土空间规划与区域治理、跨境区域开发与经济合作、资源环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探索东北老工业基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规律,发扬人文地理研究特色,创新理论与方法,加强学科队伍建设,提升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基础与评估方案探索

美丽中国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也是落实到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中国实践。党和国家针对“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了战略部署,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进一步提出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但目前对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基础、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标准及建设成效等问题并不清晰。本文从广义和狭义视角提出了美丽中国建设的基本内涵,将人地和谐共生论、五维一体美丽论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理论基础,进一步构建了包括生态环境、绿色发展、社会和谐、体制完善、文化传承等5个维度的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运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测评方法,对2016年中国341个地级市（州）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进行了科学评估。结果显示,美丽中国建设的综合美丽指数（中科美丽指数）平均值为0.28,总体处于偏低水平,生态环境美丽指数、绿色发展美丽指数、社会和谐美丽指数、体制完善美丽指数和文化传承美丽指数分别为0.6、0.22、0.29、0.22和0.07,分项指数值均较低,且地域发展差异较大,说明美丽中国建设进程总体缓慢且不平衡。为了高质量、高标准地贯彻落实美丽中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建议构建并发布通用的美丽中国建设进程评估体系,对美丽中国建设进程开展动态监测与阶段性综合评估,编制并发布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技术标准,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综合区划,分区域因地制宜地开展美丽中国样板区建设试点,并把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纳入各级政府考核指标。     

中国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空间辐射能力

通过对中国地市级以上行政区域及部分县级行政区域金融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空间相关性的分析,将金融业的空间区位差作为衡量区域性金融中心辐射能力的指标,并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下,拓展传统的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对中国区域性金融中心辐射能力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发现：中国金融业存在着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中国区域性金融中心具有显著的空间辐射能力;中国区域性金融中心空间辐射能力不仅同本区域经济规模、金融环境和人力支撑有关,而且还受到相邻区域的经济因素和相邻区域间经济差异的影响;中国金融产业空间扩散不同于传统产业,有其本身固有的特点,其受贸易活跃程度和交通运输条件的影响并不明显。进而,本文提出了研究的理论启示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