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化和家庭化流动背景下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变化

基于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回归模型分析了在流动人口长期化、家庭化流动水平显著提高的背景下,2012年及2016年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四年间流动人口总体定居意愿水平较为稳定,福厦泉三市定居意愿差异明显。流动人口长期化、家庭化流动程度对定居意愿影响显著,表现为在流入城市居住时间较长、携带家庭成员一起进行流动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更强。流动人口的个人经济条件、住房情况、本次流动范围也与定居意愿显著相关。不同地区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拓展针对流动人口的经济保障政策、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对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梯次关系与决定机制

基于长居、定居以及落户意愿内涵差异及相关指标的甄别分类，以中国25个城市流动人口调查问卷为基础，分析了流动人口长居、定居和落户意愿在居留过程中的发生次序及城市差异，通过多水平Logit回归，比较了不同意愿决定机制的异同及形成条件。研究发现：(1)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次序性，总体上定居意愿在长居意愿的基础上产生，落户意愿在定居意愿的基础上产生，层层递进。但一线城市定居意愿和落户意愿的递进关系不确定。(2)除受人力资本影响之外，流动人口的长居意愿的产生主要受社会关系和社会融合的影响，定居意愿受到经济收入和家属随迁的显著影响；落户意愿则主要是受身份认同和城市因素的影响，流入地身份认同度越高，落户意愿越高。(3)城市等级和区位有重要影响，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长居意愿和落户意愿随着城市等级的提升而提升，定居意愿呈倒“U”型趋势，省会城市最高，北京等一线城市最低。东北地区长居和落户意愿显著降低，定居意愿差异较小。在市民化过程中，定居意愿的形成是关键一环，要因城施策，助力提高流动人口经济实力、推进家庭化迁移，弱化落户的指标性意义。     

珠三角流动人口的代际就业结构分异及影响因素——基于六城市的调查分析

基于珠三角六城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划分流动人口就业类型，从职业布局和多样化指数的角度比较了新生代、中生代和老一代三代流动人口职业结构差异，利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珠三角流动人口整体就业水平不高，就业结构在代际间分异明显。新生代在技术型就业和公司文员型就业上表现出优势，中生代在各行业就业相对均衡，老一代多被束缚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基础型部门；就业多样化水平随代际的升高而下降。2）代际就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方式存在共性和差异，共性因子为受教育程度、月薪水平和性别；外出务工时间正向影响新生代服务型和管理型就业，工作环境稳定的职业对已婚新生代更具吸引力，中生代对户籍和工作保障因子更为敏感。政府可从代际就业特征出发，为流动人口制定有针对性的就业政策；针对就业市场中女性和农村户籍人口的弱势地位，为其提供就业引导，创造健康的就业环境，提高流动人口整体就业水平。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国家卫计委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运用相关GIS空间统计工具探讨了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空间分异问题,进而考察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相比居留意愿及户籍迁移意愿,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偏低（6.17%）,其中,绝大多数流动人口（74.05%）的回流去向地是返回原居住地。城市规模、城市等级与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呈非对称“U型”格局。② 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总体上呈现出集聚分布模式,并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等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较高,成渝和哈长城市群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低;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最高,东北地区的回流意愿最低;华南、中南和部分华东地区为回流意愿热点区,东北和华北地区为回流意愿的冷点区。③ 回流意愿受流动人口内部因素与流入地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同时作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教育水平及经济发展变量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方向不同。④ 流动人口的家庭联系、社会网络、住房及经济因素是塑造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流入地家庭规模及住房拥有率等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产生抑制作用,非流入地家庭规模、流动次数、家庭收入支出比等对回流意愿产生促进作用。     

邻近性对人口再流动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中国人口流动进入总量稳定下的空间调整新阶段,存量流动人口的再流动成为塑造人口和城镇化格局的主体因素。本文从户籍地和前期流入地两个基点出发,综合考虑地理、制度、信息、社会、认知等维度,构建了双重多维邻近性影响人口再流动目的地选择的理论框架,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嵌套Logit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双重多维邻近性对人口再流动的空间选择具有显著而稳健的影响。人口再流动时,会选择与自身知识水平更匹配、与户籍地和前期流入地都更近、信息联系都更强的城市,但社会联系仍主要依靠老家。流动人口具有回到户籍所在省（区、市）的主观意愿,但省内城市普遍机会不多、环境欠佳,缺乏吸引力。相对而言,女性对同乡网络的依赖高于男性;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很多方面继承了老一代的特点,甚至比后者更依赖老家的信息和社会联系;高学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深度社会融入使其能够利用本地化社会资本,再流动的空间选择也与流入地居民更为类似。     

家庭视角的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基于中国8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采用了8个具有代表性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基于家庭视角对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从长期居住打算、社会保障、社会认同、家庭迁移、户口迁移等方面构建家庭城市定居意愿指数（FSI），研究发现：武汉、无锡、苏州、西安的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较高，上海处于中间水平，而泉州、长沙和咸阳的流动人口的家庭城市定居意愿较低。采用回归分析发现：不同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但家庭因素的影响具有一致性，呈现所在城市越有利于对其家庭成员的照顾和发展，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则越强烈的特征。最后，提出创建“家庭友好型”的城乡发展新秩序，实现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和发展，提升人口城市化质量。     

基于户籍类型比较的流动人口城市落户意愿影响机制研究

流动人口城市落户意愿是提高户籍城镇化水平,推进市民化进程的关键影响因素。从个体初始因素、中介因素和流入地城市因素3个维度,应用多水平回归模型,研究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并着重比较了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和非农户籍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影响机制的差异。研究发现非农户籍流动人口比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有更强的在流入地城市落户的意愿。初始能动性越高落户意愿越高、城市吸引力越大流动人口落户意愿越高,随时间变化的中介因素是落户意愿变化的关键变量。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由于城市生活经历较少,个人能动性较弱,对各种因素更加敏感,影响其落户意愿的因素多且复杂;非农户籍流动人口个人能动性强,城市经历丰富,影响落户意愿的因素少,且对流入地城市的品质和区位有着更强的选择偏好。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差异背后折射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深远影响。     

中国地级市间流动人口永久定居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

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成为当前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而永久定居意愿是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内在驱动力。论文从地级市间流动人口的永久定居意愿出发,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发现：① 地级市间流动人口的永久定居意愿有着整体水平偏低、空间不均衡的特点;永久定居意愿流形成以上海市、深圳市和北京市为主,内陆部分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为辅的多极格局;随着永久定居意愿的增强,对城市的选择愈发聚焦在少数几个一线城市。② 模型结果显示,流入地级市与流出地级市间的工资与失业率的差距显著影响地级市间流动人口的永久定居意愿;女性、年长、受教育程度高、短距离迁移、停驻时间长以及举家迁移等的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永久定居意愿;流入城市的住房开始取代就业成为定居决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经济因素变量。     

生命历程事件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

流动人口生命历程事件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实践,其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关乎流动人口切身利益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利用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测算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在流入地有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占85.10%,其中78.39%的人口有长期居留意愿,各城市差异较大。(2)毕业使流动人口倾向在流入地短期居留,在流入地生育子女和子女升学会提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和长期居留意愿,身体状况变差会使得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提升但对长期居留意愿无显著影响,结婚、失去工作和退休事件通过家庭和个体作用力提升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3)流动人口的人口、家庭、流动和城市特征对居留意愿和长期居留意愿的作用力具有差异性。最后,从安居、生育、健康、教育等方面提出流动人口高质量城镇化的建议。     

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采用多层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比例为38.09%,其中安徽的城市流动人口以省内流入为主,长期居留意愿比例普遍较高;而沪、苏、浙的城市大多以省际迁移人口为主,高和较高居留意愿城市主要为上海、南京、无锡和苏州等。2）房租收入比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呈显著负效应;高学历因素、保障性住房、社会心理认同度和超大、特大城市对其居留意愿有强激励性作用,成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而在劳动密集部门就业是其居留意愿的强阻碍性因素。3）长三角地区住房支出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正相关,且流入地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对其居留意愿未呈现促进作用。4）不同规模城市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具有差异,年龄和跨省流动对居留意愿的负效应仅在一般城市显著,对特大/超大城市影响不显著;而特大、超大城市的居留意愿受高学历和就业身份等影响更大。     

城市住房负担对上海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

居留意愿被认为是影响流动人口居留决策的重要因素,而大城市不断增加的住房负担,日益成为制约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和行为的关键因素。鉴于既有研究中关于住房负担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及其群体差异性考虑的不足,论文以上海为例,基于2012年和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并探讨住房负担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与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房租收入比增加对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明显抑制作用,特别是低教育程度和低技术职业群体更加敏感;② 房价/房租的快速增长加重流动人口的住房负担,增加其实际居留难度,流动人口“想留不能留”将可能迫使其产生居留意愿的改变;③ 城市住房负担持续增加率先对较低劳动技能群体产生“驱离”效应,而压力进一步加剧则将导致更多流动人口迁出或被迫降低生活质量。建议城市政府为流动人口尽量提供更具包容性、可支付和多元化的住房。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往往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然而既有研究对此关注较少。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半参数地理加权回归（SGWR）模型,结合k均值聚类法,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展开研究。结论如下：①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主要受流动人口群体自身特征的影响,受流入地的影响相对较弱;② 社会经济因素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系紧密,人口、家庭及流动特征因素同样产生影响,收入、婚姻、跨省流动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生抑制作用,而住房支出、参保率、子女个数等因素则产生促进作用;③ 各影响因素总体上呈现带状的空间分异模式,可概括为“E-W”“N-S”“NE-SW”“SE-NW”4种。民族、家庭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自北向南递减,参保率、未婚率、二产就业等因素的影响自西北向东南递减,子女个数及人均GDP的影响自东北向西南递减。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相对更弱,华南地区住房支出较高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相对更强。④ 全国可划分为四大影响区,其中,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受多因素共同影响;西北地区及部分西南地区主要受人口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主要受经济及家庭因素的影响;华南地区及部分中、东、西南部地区,除住房支出外,受大部分因素的影响相对最小。最后,本文对中国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提出相应建议。     

居住选择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一项对福建省流动人口的调查

采用2015年福建省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使用序次回归模型,系统分析由住房产权类型、居住区位、居住家庭化程度和住房支付能力衡量的居住选择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结果发现：当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移意愿和永久定居意愿3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时,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远低于预期,真正愿意将长期居住、户籍迁移、永久定居三者统一起来的流动人口不足二成。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居住选择的确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在控制流动人口的个人、家庭特征和流动状况等变量后,拥有住房所有权、居住在中心城区、与家人一起居住和更高的住房支付能力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城市永久定居。     

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趋势面分析等技术,结合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特征展开研究。主要发现：① 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现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南北方向上的分异比东西方向大;②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在空间上属于随机分布,齐齐哈尔市和黑河市位于高-高集聚区,哈尔滨市位于低-高集聚区。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③ 个体因素方面,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在婚流动人口、高学历流动人口、“80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强;④ 经济特征方面,收入与住房支出分别对居留意愿产生正向和负向影响;⑤ 社会因素方面,流入时间越长、职业类别为“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与“商业服务人员”、就业身份为雇主、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强。     

青藏高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是青藏高原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其城镇居留意愿关乎青藏高原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测算青藏高原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根据来源地是否在青藏高原地域范围内,划分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解析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的分异特征,建立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及其近远程分异的影响因素。主要发现如下：① 青藏高原流动人口总体城镇居留意愿不高,仅有约32%的流动人口打算在城镇地区长期居留;除拉萨、西宁和海西等少数地区外,多数地区该比例仅约为10%。② 近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明显高于远程流动人口,但近程流动人口在多数地区的居留意愿仍低于20%。③ 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城镇医疗保险、社会融合程度以及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④ 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分异与流动原因、社会融合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密切相关。最后,针对青藏高原的特殊性,提出差异化的流动人口高质量城镇化政策建议。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urban-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driving factors

China has entered the middle-to-late stage of urbanization. The scale of urban- to-urban migrants, which more refers to the urban-to-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UUFP) across China,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UUFP settlement intention is a crucial issue for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the UUFP in China based on data obtained through its dynamic monitoring in 2017 and the binary logistic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members of the UUFP were married, older, better educated, and had a higher income than the average person with extensive migration experience. We correlated a high settlement intention with developed economies, coastal areas, goo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more amenities in cities such as Beijing, Tianjin, Shanghai, and Zhuhai. Amenities were more impactful on settlement intention than economic factors, from individu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The UUFP more often sought equality of education for childre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 its choices of destinations. However, the distance was not a hindrance to intention to settle but played a substantial role in influencing it. We suggest optimizing the stock of the UUFP in large cities, improving public education services, and promoting remote urbanization. Likewise,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enhanced public resources may ease the pressure of large UUFP flows into large c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