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跃迁与影响因素

采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的分析框架、马尔可夫链及空间误差模型,分析了2002—2017年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动态演变规律与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甘肃省县域经济在空间集聚范围扩大的同时出现了局部空间分异。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俱乐部趋同现象且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通过空间误差模型分析影响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因素,表明资本投入、市场化发展进程、市场规模、政府分权化程度、支柱产业发挥作用程度对空间分异影响较大。     

西部大开发中甘肃省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态势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利用甘肃省1999,2005,2013年相关经济数据,借助基尼系数、县域集中指数、区域人均GDP空间分布等研究甘肃省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甘肃省县域人均GDP基尼系数均大于0.4,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县域经济增长空间格局呈现集聚态势,主要集中在河西地区和兰州周围地区,已初步形成了以兰州—白银和酒泉—嘉峪关为城市群的双核增长极;县域经济空间格局以贫困县域为主,尤以中南部的陇南、临夏和甘南少数民族州最为突出。     

甘肃省县域城镇化地域差异及形成机理

以甘肃省各县域作为研究单元,首先利用ArcGIS软件中的自然断点分级法,对其县域差异演化过程进行分析。其次采用变异系数、威廉森系数、最大最小系数,分析甘肃省各地区县域城镇化地域差异特征。最后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县域城镇化地域分异成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甘肃省各地区县域城镇化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东西差距明显,而中部地区除兰州、白银地区城镇化进程突出外,其他地区发展缓慢。(2)各地区内部县域城镇化差异特征不尽相同,陇中地区主要表现为空间集聚和基础设施建设差异较大;河西地区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差异大,南部地区城镇化率普遍偏低,内部差异不大。(3)各地区城镇化进程差异实质机理并不相同,除陇东地区受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最为突出外,其他地区都显示为受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影响最大。     

东北地区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和公众对网络购物认识程度的提高,县域及其所管辖的农村地区迎来了电子商务发展的新机遇。基于阿里研究院提供的东北地区177个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测度数据,分析了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整体水平偏低,空间差异显著,中心与外围、县级市与一般县(旗)两种分异并存;发展较为成熟的县域较少,且多分布在边缘区域,中部县域大多单一指数较高;空间冷热点集聚特征明显,广大中部地区低值集聚、外围及沿海县域高值集聚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程度和发展环境是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东北地区要素空间集聚与不平衡发展研究

基于2000—2017年东北地区县域尺度生产要素与GDP数据，借助空间分析法，考察东北地区要素集聚与不平衡发展的时空特征和空间关系。结果表明：① 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要素集聚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且区域差异缩小，经济发展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步缩小。② 要素空间集聚与经济发展水平由以中心城市为主的高值区，逐渐演变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及其临近地域组成的城市群高值集聚区。二者空间耦合性较好，形成了中南部地区要素集聚与经济发展的空间高度一致性；但北部地区存在显著的空间错位，特别是北部地区的鹤岗、伊春等市的市辖区虽然要素集聚度高于其他地区，但经济发展水平却处于中低水平。可以看出，以哈长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为主的城市群，正日渐成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带动区。③ 区位差异、偏向城市的发展政策，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等因素共同作用，主导了东北地区要素集聚与不平衡发展的空间分异。     

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差异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ESDA等方法对2007—2015年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特征进行研究,并基于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县域经济的绝对差异逐年增大,相对差异略有缩小,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构成。(2)县域经济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且两极分化明显。高水平县域零散分布,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黑龙江东南部和辽中南地区,呈现"T"型空间分布格局,且格局相对稳定;低水平县域在黑龙江中部地区和内蒙古兴安盟地区连片分布,且集聚趋势不断增强。(3)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居民储蓄存款、财政收入及财政支出对县域经济差异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劳动力投入对县域经济差异具有负面效应。     

长三角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时空演化研究

运用基尼系数法对2007—2016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每万人医院和卫生院个数、每万人床位数、每万人医生数及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的差距进行测定；同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对医疗卫生支出的综合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进行研究，并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效率的时空演化。研究表明：长三角各市医疗卫生行业各项指标差距总体呈现缩小态势，且不同省份之间仍有一定差异；2007—2016年长三角各市医疗卫生支出综合效率均值为0.720，效率不高，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综合效率差异明显，传统的经济强市并非是效率高值的集聚区域，高?高、低?低效率的集聚仅表现在初始年份，后期集聚效应则明显减弱；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为0.842，生产率年均下降15.8%，主要是由技术进步的下降所致，不同城市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表现出不同特征，整体呈上升趋势，且空间集聚效应在减弱。     

基于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的湘鄂赣省际交界区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采用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表征经济发展水平，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湘、鄂、赣省际交界区县域经济空间格局进行可视化分析，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相关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湘鄂赣交界区县域经济存在明显的“金字塔”型等级特征，且低水平县（市）相对其他地区更靠近省界，边界效应特征表现突出；空间集聚性层次较低，具有“连片贫困”特征；热点地区大都位于湘、鄂、赣交界区外围地区，冷点地区位于广大的内部腹部地区，“内冷外热”两极分化的不平衡格局仍未能有效化解；劳动、资本、政府作用均具有积极作用，其中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回归系数高值易集中于热点地区，低值则集中于冷点地区。政府作用影响效应一方面随着地区到中心城区距离的增加而依次递减，另一方面表现为省份间影响差异。交通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呈现出正负两极分化特征。     

中国省际边界区县域经济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

通过构建省际边界区经济发展差异指数,结合空间自相关模型对省际边界区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格局进行分析,并利用全局回归（OLS）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对省际边界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省际边界区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边界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的地区集中在蒙甘边界,蒙宁边界和陕蒙边界地区。政府宏观调控因子与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呈负相关趋势,教育发展水平对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呈现出贫困与发达地区二元分异,边界的紧凑度、地形起伏度、交通优势度与产业结构因子对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指数呈现出正相关趋势。本文具体分析了在不同省际边界县域内,各影响因素对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程度差异和作用方向差异,为合理调控不同地区发展要素、缩小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制定不同省际边界县域发展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基于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视角

利用2001—2018年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旅游经济相关数据，综合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方法，研究中国31个省(区、市)旅游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中国旅游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多样化集聚程度则表现为东高西低；② 专业化集聚指数热点区集中于西部省份，冷点区以华东和华中省份为主；多样化集聚指数热点区位于中国沿海各省份，冷点区则主要包括新疆、西藏；③ 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能够促进旅游经济的提高，专业化集聚产生抑制效应，不同区域影响效应具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以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带动旅游经济，中部地区多样化集聚的正向效应尚未显现，而西部地区专业化集聚对旅游经济发挥促进作用。     

基于贫困分级的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云南是中国贫困县最多的山区省份,同时也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居高不下的典型省份。针对当前研究中未能深入探讨城乡收入差距与各地贫困程度关联性、未能深入探讨各影响因素空间相关性、忽视关键地理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等问题和不足,本文将各县按照贫困程度的差异划分为4个类别,使用云南省129个县（市）2010—2018年产业、社会、经济、人口等维度的面板数据,并引入“地形-气候综合优劣度”作为非经济指标,在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化和空间格局特征基础上,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深入探析了其影响因素。基于研究结果,认为有必要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甘肃省县域乡村功能地域分异特征

明确乡村功能与定位,可以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决策参考。通过构建乡村多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ArcGIS自然间断点法、纵向比较系数等方法,对全省乡村功能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2000—2019年乡村综合功能指数平均值不断上升,乡村综合功能增强,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农业生产功能逐步增强,粮食作物主产区范围不断扩大,并不断向陇中、陇南地区方向移动;经济发展功能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格局,外围区县发展受到中心城区辐射带动作用;居住生活功能异质性明显,大部分区县乡村居住生活水平较低;生态保育功能受政策影响,逐步改善且高值区不断扩大。（2）乡村综合功能2010年后差距扩大,但各功能变异系数整体趋于稳定,变化幅度较小。（3）乡村多功能纵向比较系数空间分布特征显著,部分地区之间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表现为增强趋势。根据甘肃省乡村功能类型区呈现的地域差异化提出了相应的调整策略。     

黄土高原地区乡村性空间特征及其与可达性格局关系

在乡村转型重构的关键时期以及城乡融合背景下,可达性作为驱动乡村地域特征改变的直接媒介,对乡村减贫及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刻画乡村性和可达性的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1990年、2000年、2010年、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243个县域乡村性与可达性指数,探索黄土高原地区县域乡村性和可达性的时空演变特征,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引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乡村性与可达性的集聚特征及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① 研究区乡村性整体呈减弱态势、差异不断增大,呈现“西高东低”分布格局;可达性整体呈增强趋势、差异不断缩小,“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基本不变。② 乡村性与可达性空间分布均呈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以“榆林-庆阳”一线为界分布,但集聚态势总体不断减弱;其次,可达性的提升对乡村性呈负向影响且波动增强,低可达性-高乡村性类型主要分布在西北的青海、甘肃、宁夏境内,高可达性-低乡村性类型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级市周边县市。③ 乡村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溢出效应,区域乡村性会受到周边地区乡村性的显著影响;可达性的提升会使得乡村人口变化率、一产产值比重降低;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人均纯收入、农业土地生产率提高,且可达性对农业土地生产率的影响最大,而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提升最大。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

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的背景下,提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有利于西北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并加快融入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鉴于此,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3—2018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量化,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大体上呈现河西地区>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南部民族地区的空间发展格局。(2)全省、河西地区、陇中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效应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发展呈现西北强东南弱的空间分异特征,河西和陇中地区耦合协调水平明显高于陇东南及南部民族地区。(3)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类型的市州较少,乡村振兴滞后型的市州明显增加,并且集中分布于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4)政府能力、工业化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中国典型农区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模式与地域差异——以河南省为例

以河南省为例,从社会剥夺视角系统检测了传统农区粮食连增背景下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模式、地域差异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强度整体较高,社会发展水平呈西高东低格局,总体上形成核心—边缘半环形空间结构。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地域差异特征显著,中原城市群社会发展水平最高,但县区间差距最大;豫东地区县域社会发展呈较低水平空间均衡,粮食主产县区的“粮财倒挂”和“粮食与民生倒挂”现象并存;农村县域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滞后于城市辖区,但其县区间差距更大,约为城市辖区的2倍。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格局受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政策、空间战略及历史发展路径依赖等因素共同影响,有着显著社会经济综合转型的结构性特征。     

中国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重点检验了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农村贫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而经济城镇化集聚现象呈现逐渐消减的态势。②人口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主要表现为先缓解后加剧的“U”型特征,而经济城镇化则刚好与之相反,呈倒“U”型特点,土地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作用尚不明显,但主要表现出加剧农村贫困发生的潜在可能。③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产生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二者对农村贫困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门槛”现象。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减贫直接效应门槛已基本突破,减贫潜力较弱,而大部分省份的人口城镇化减贫溢出效应门槛依然存在,益贫性的溢出效应仍然明显。相比之下,各省域经济城镇化减贫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门槛均已突破,整体上以益贫性为主。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合理推进人口城镇化,加快完善相关制度改革。有效、有序地扩张城镇空间,优化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壮大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和强化其质量升级,增加城镇就业空间,提升城镇整体辐射带动效应。统筹协调区域人口、空间、资源等的分配与利用,充分发挥要素集聚带来的正向“外部性”作用,合力推进农村长效、稳定减贫,促进城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产业依托型淘宝村时空发展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电子商务在农村推进中，出现了淘宝卖家集聚于某些村落的现象，这些村落被称为淘宝村。近几年淘宝村在农村地区快速发展，有些淘宝村甚至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以河北省羊绒产业集聚区为案例，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县域尺度下基于当地产业发展起来的淘宝村的时空发展特征，并尝试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河北清河、南宫等地以羊绒产业为主导，其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羊绒产业快速集聚时期和羊绒产业转型升级电子商务时期；（2）淘宝村的时空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步发展—迅速发展—平稳发展，以东高庄村为中心，淘宝村通过渐进式、跳跃式向外围呈环状展开分布，最终形成“小范围集聚，大范围分散”的空间格局，并呈现近地缘扩散及沿交通轴线发展的空间特征；电子商务扩散强度随距离增长逐渐衰减，目前淘宝村的辐射范围仅涉及清河县东北部及南宫市的东南部地区，而两县的其他地区尚未出现淘宝村；（3）能人效应、农区特有的社会网络关系、雄厚的产业基础、交通条件以及政府的扶持等多重因素共同促进了县域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认知乡村生活质量的地域分异规律及形成原因,既是新时代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新内容,也是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以湖南省101个县（市、区）为研究单元,构建由6个维度组成的乡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及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研究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南乡村生活质量总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并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态势;从空间关联格局来看,HH区和LL区在空间上集聚格局明显,显著HH区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地区和周边临近县域,显著LL区主要分布在大湘西地区;影响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为人均GDP、城镇化水平、离省会城市距离、海拔,次重要因素为坡度、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农村非农劳动力占比、农业机械总动力。振兴乡村,提高乡村生活质量应在充分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把乡村产业振兴和经济振兴放在优先的位置,应积极改善广大乡村地区的互联互通条件,促进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现代化。     

湖南省乡村贫困的影响因素及调控路径研究

贫困是当今世界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贫困问题的研究对于改善民生、保障民生和推动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湖南省51个贫困县为例,综合运用熵值法、空间回归分析等方法,从人口结构、居住条件、收入状况与家庭支出4个方面构建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对乡村贫困空间分异特征、影响因素、类型划分、调控路径等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湖南省乡村贫困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总体上以轻度贫困和一般贫困为主,比较贫困所占比例较少,比较贫困主要位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包括怀化与湘西地区。② 湖南省乡村贫困是区域自然条件和外部社会经济因素相互作用、交互影响的结果,乡村贫困与县均海拔、自然灾害发生面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乡村产业结构及城乡居民收入比呈正相关关系,与农业机械化总动力和人均耕地面积呈负相关关系。③ 基于乡村贫困的测度结果对湖南省51个贫困县进行类型划分,共分为单因素主导型、双因素驱动型、多因素综合型3个大类和P因素主导型、P-E因素驱动型、P-H-E因素综合型等14个小类,并从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职业能力培训以及特色产业发展对不同类型贫困县提出相应的脱贫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