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土地利用十年动态特征分析

以遥感与GIS为技术支撑,分析华北地区十年的土地利用动态特征。华北地区耕地增加,以旱地为主,主要分布于河北、河南;林草地减少,尤其是草地的减少集中于内蒙古,表现为耕地大量占用草地;城镇增加迅速,主要表现在城镇用地占用耕地,以农村居民点发展快;华北土地利用转换以耕地变城镇、农村居民点与工矿用地为主。按土地利用变化分区,华北处于两个区:黄淮海耕地-城镇转换区,主要表现在河北旱地变为农村居民点,河南、北京、天津旱地变城镇。华北、黄土高原农牧交错带草地-耕地转换区,集中在内蒙古草地变耕地。从两个时间段看,华北土地利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耕地增加速度明显大于华北土地利用9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华北土地利用9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城乡、居民工矿用地面积的增加幅度比华北土地利用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快。     

低山丘陵区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以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为例

城乡结合部是城乡争夺土地资源的核心区域,深入开展郊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以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为例,运用转移矩阵法剖析低山丘陵地区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从地形条件、生态环境、居民点规模、区位条件4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古路镇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进行评价,结合规划政策导向归纳出5种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类型,并根据居民点空间扩展限制分区,制定差异化布局优化策略。主要结论为:(1)2009—2013年5年间古路镇城镇建设用地处于高速扩展之中,导致耕地面积缩减明显,表现出人类活动在城乡发展过程的不均衡性。(2)古路镇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与居民点平均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在空间分布上,适宜性等级沿主要交通线两侧逐渐降低。(3)基于规划政策导向、农村居民点空间扩展限制分区,制定差异化的优化策略,城镇转化型居民点逐步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村庄重点扩展类型居民点建设成为中心社区,承担对周围村落的服务职责;村庄挖潜型居民点集约利用土地,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产业;村庄合并型居民点整合零散用地,共享公共服务资源;迁移型居民点迁出新建,优化农村"三生"空间,以实现低山丘陵地区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的城镇化和集约化。     

经济发达区内大都市用地空间的理性扩展

城市化是当今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与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之一。在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水平高、城镇密集、交通发达、土地利用空间高度集约化,也是沿海地区城市化的重要特点。然而,每个城市的用地空间在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着非理性的扩展现象,甚至有些大城市地区用地失控的现象;使之城市边缘地区过度郊区化,无限制的蔓延扩展,开发区泛滥,造成生态环境恶化,非理性化的城市建设成本不断增加,社会与环境治理成本也不断加大。提出在经济发达地区内,大都市用地空间理性扩展的5个原则与5种解决的办法,在中国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国情条件下,大都市建设做到用地空间理性扩展以及城市化健康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与学术价值。     

县域城乡居民点用地整治布局优化研究——以山东省济阳县为例

以济阳县域居民点用地为研究对象,根据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将济阳县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镇转化型、发展型、限制发展型和迁弃型4种整理类型.从土地规划需要和济阳县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影响居民点空间扩展因素的限制等级,划分城乡居民点空间扩展优先等级区,结合2020年济阳县城乡居民点用地规模预测,对济阳县城乡居民点用地空间布局进行优化.结果表明:济阳县2010-2020年农村居民点用地可减少2878.47hm2,建制镇用地增加1094.15 hm2,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可以满足建制镇用地增加的需求.研究可为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农村居民点规划提供依据.     

大城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布局优化研究——对上海南汇地区的考察

大城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存在用地粗放、布局散乱、难于规范管理等问题。以大城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为契机,优化空间布局不仅有利于形成农村经济新增长点,还可促进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在分析当地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及其分布状况的基础上,以典型地区——上海南汇地区为例,对其空间分布的随机性进行了检验,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按标准偏差分类,并进一步按欧氏空间距离对大于2.25标准偏差的地块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南汇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空间分布并不是随机分布,可分为远离中心类和集聚中心类两种类型。依据结果,提出了"远离中心方案"和"集聚中心方案"两种不同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方案。     

清代中期江苏省土地利用格局网格化重建

针对当前历史土地利用空间重建研究多基于单一地类且空间分辨率较低的特征,提出较高分辨率全地类土地利用空间重建方法。以1820年为时间断面,以现代江苏省域为研究区,以历史文献记载、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现代统计数据、自然环境数据等为支撑,将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耕地、聚落用地（含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水域和其他用地（含林草地及未利用地）,考虑区域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特征,提出理论假设,对府级耕地、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进行修正;沿用以现代土地利用格局为基础反演历史土地利用格局的基本思路,从人地关系角度出发,采用治所邻近度分析、综合评价等方法重建了1820年100 m×100 m空间格网下的江苏省土地利用格局,同时,通过不同地理分区统计及降尺度对比间接验证等分析了重建结果。结果表明：① 1820年江苏省耕地、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水域用地及其他用地面积分别占区域总面积的48.49%、4.46%、0.16%、15.03%和31.86%;② 1820年研究区内土地垦殖率较高,但建设用地比率较低,受人口分布、地形及河网密度等影响,不同地理分区土地利用差异较为显著;③ 农村居民点用地及耕地的降尺度分析结果均呈显著线性正相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研究结果具有合理性。     

基于生计转型的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适宜区域

理论解析以非农就业程度表征的农户生计转型和以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度量的农村土地利用特征的相互关系,应用GIS技术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县域尺度农户生计转型的存在性、拐点值及其主导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适宜区域,为规范推进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与重构乡村地域的可持续性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农户非农就业程度与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存在倒U型规律;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地形等外部因子影响农户生计与农村土地利用的相互关系;控制资源禀赋、地形等外部因子作用的农户非农就业程度拐点为38.36%,结合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可将中国县域划分为适宜程度依次递减的优先整治区、优化调整区、适度挖潜区与限制整治区等4 种类型区;最后,提出了切实反映农户生计特征的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政策建议。     

新疆地区近10年来土地利用变化时空特征与动因分析

通过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方法,获取了新疆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土地利用变化时空数据,并对其变化过程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近10年来新疆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征。结果显示：新疆地区近10年来耕地总面积增加明显;草地总面积减少明显;城乡工矿居民用地扩张显著;林地、水域面积有所增加：未利用土地各种类型面积有增有减,其中沙地面积平均每年扩大84．5km^2,其扩展速率比20世纪50至70年代下降了一半,新疆局部荒漠地区生态环境有所改善。新疆地区耕地面积的普遍开垦扩大与撂荒弃耕现象并存,使得新疆绝大部分地区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土地利用变化区划中“西北农田开垦与撂荒交错区的重要部分,农田的开垦与撂荒成为新疆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显著时空特征。政策、经济及气候变化是导致新疆地区十地利用动态变化的主要原因。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及驱动力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案例,利用土地利用详查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资料等多种数据源,运用相对变化率、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长株潭城市群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轨迹、空间地域分异特征及驱动力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量及人均量呈递减趋势,但仍然呈粗放利用状态;②长株潭城市群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率呈高位态势且地域分异明显,交通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发达的地区相对变化率较大;③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影响长株潭城市群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因子归纳为区域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及政策制度3类,应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可知各影响因子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作用大小不同,农林牧渔总产值、粮食总产量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作用较大。     

农村居民点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宁波市象山县为例

分析农村居民点时空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了解农村居民点变化的内在机理,加快新农村建设、改造和乡村振兴的步伐。本文基于象山县1990—2015年6期土地利用数据,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景观格局指数、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模型方法,探析象山县农村居民点的时空变化特征和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点面积不断增长,其速度先下降后增加,农村居民点扩展以块状扩展为主,其次为分散扩展、条带状扩展。(2)农村居民点向耕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转移,耕地作为主要补充来源。农村居民点形态趋于规则,其平均斑块形状指数和分维数值呈波动下降趋势,聚集度值增加了2.62%。(3)农村居民点集聚趋势明显,其核密度最高值上升,高值区域靠近城镇。核密度空间分布随时间变化较小,都呈现中部高南北低的特征,且南部地区核密度略高于北部地区。(4)农村居民点趋向于布局在高程和坡度较小、靠近城镇中心,并有相应道路联系的区域,其他影响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因素还包括农村人口和农村政策等。     

中国“三生空间”分类评价与时空格局分析

本文在探究“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利用功能与土地利用类型的辩证关系,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建立了三生空间分类与评价体系,揭示了1990-2010年间中国三生空间的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生产空间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主要城市群及粮食主产区,其扩张区域主要分布于东北平原、新疆西北、宁夏、兰州—西宁、四川盆地、环渤海、长三角、厦漳泉、珠三角等地区,缩小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呼伦贝尔大草原、江汉平原、闽南丘陵等地区;② 生活空间主要集中在全国主要城市及城市群,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其扩张过程表现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大规模、区域式扩张和各主要省会城市的小规模、点状式扩张。③ 生态空间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侧,整体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④ 工业化、城镇化是中国三生空间变化的基本动力,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农田开垦、华北平原和三大城市群的城镇化建设、黄土高原的退耕还林等是导致三生空间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本文可以为三生空间的分类规划和优化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过程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期城镇建设用地矢量数据、自然要素、人文经济要素数据,利用空间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识别珠三角地区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中心性、动态性和差异性的演变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结论表明：①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的中心集聚性不断凸显,形成了以“广佛—深莞”为轴的城镇建设用地连绵集聚区;珠江口东岸中心集聚性和空间扩展性强于西岸,核心区域优于边缘区域,形成多核心的“A”型空间结构;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呈现出显著“点—轴”指向性地域特征;空间成长性呈现为“大集聚,大分散”的网络连接的空间特征。② 外部社会经济发展和内部地理要素及区位条件等共同驱动城乡空间转型,工业化发展和区位条件是核心影响因素。③ 在多重约束下的“控增逼存”政策框架下,人口变化对城乡转型空间扩展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格网的淘宝村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3~2018年淘宝村数据,从全国层面分析淘宝村发展状况、集聚特征,对淘宝村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 淘宝村在东部地区扩张迅速,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规模小且发展速度慢。淘宝村在扩张的同时,也开始产生局部淘汰现象。研究期内淘宝村分布的重心和方向发生较大偏移,2015年后淘宝村重心和方向均趋于稳定。② 2015年以前淘宝村分布存在随机性,之后呈现集聚特征,并先后形成了长三角和珠三角2个H-H（高–高）集聚区,淘宝村的高速增长区出现区域固定的倾向。③ 淘宝村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集聚效应、政府政策、信息通信和人口等是主要的影响因素,GDP与淘宝村发展为负向关系,道路与淘宝村关系不稳健。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区域滨海湿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

应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以研究区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研究了1990～2000年和2000～2005年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区域围海造地行为下滨海湿地利用的时空演变特征。围海造地在不同城市化发展时期分别为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扩张所需。以海岸线为基准,通过分别向陆地和向海洋方向进行滨海湿地分区,每个方向设立7个缓冲带,靠近海岸线的前6个缓冲带宽1km,第7个缓冲带宽10km。结果表明,1990～2000年期间,围海造地以农业用地扩张为主,其平均年扩张速率为48.9km2/a,明显大于建设用地的平均年扩张速率(28.2km2/a);而2000～2005年期间,建设用地成为围海造地的主要目的,建设用地平均年扩张速率大幅增大至91.8km2/a,而农业用地平均年扩张率仅为4.2km2/a。在空间分布上,1990～2000年期间,农业用地平均年扩张百分率最大值出现在距海岸线5km的陆地缓冲区;但在2000～2005年期间,各陆地缓冲区农业用地面积在减少,其平均年扩张百分率为-1.3%/a;而建设用地在各缓冲区的平均年扩张百分率由1990～2000年期间的0.62%/a增大为2000～2005年期间的2.66%/a。对长江三角洲滨海湿地土地流转驱动力的分析表明,城市化是建设用地扩张的重要驱动力;一些天然滨海湿地直接转变为建设用地,两个时期建设用地净扩张区域相同,即距海岸线1～3km和>6km陆地缓冲带;还有一些天然滨海湿地,如滩涂,被用于水产养殖,而转变为人工湿地,在1990～2000年期间,农业用地的扩张区域是距海岸线4～6km的陆地缓冲带,在2000～2005年期间,农业用地的扩张区域是1～3km的近海缓冲带。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用地增长的时空特征分析

以Landsat MSS、TM、ETM 卫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利用遥感和GIS 手段,提取了长江三角洲地区5 个时相(1979 年、1990 年、1995 年、2000 年、2005 年) 城市用地信息,分析了城市用地扩展速度、扩展强度、空间结构的变化特征,进而探讨了长江三角洲1979 年以来的城市空间生长过程。结果表明：① 1979 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城市用地增长呈明显的加快趋势,城市用地总体扩展强度也表现为不断提高。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用地的扩展强度表现为直 辖市> 地级市> 副省级市> 县(县级市)。② 长江三角洲城市用地空间结构的分维和稳定性特征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城市用地的空间结构特征与城市用地增长过程和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联系。③ 长江三角洲城市生长表现出“一核二带”、“二核三带”、“四核四带”和“五核五带”的空间轨迹。     

海平面上升风险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人口与经济暴露度

基于全球潮汐和浪涌再分析数据集,利用数字高程模型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支持下,提取了中国大陆沿海11个省市海平面上升可能淹没范围,结合人口、经济、土地利用数据构建海平面上升风险暴露度评估模型,评估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海平面上升风险的人口和经济暴露度。结果表明：① 海平面上升风险可能淹没范围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及苏北沿海、珠三角和环渤海等滨海平原地区,其中可能淹没范围最大的是江苏、上海等长三角地区;土地利用类型中受影响最严重的为耕地,约占受影响总面积的65%,其次为建设用地;② 基于2015年人口、经济统计数据,随着海平面上升水位值重现期的变化（10 a一遇至1000 a一遇）,海平面上升风险影响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逐渐增加;对海平面上升风险暴露度而言,广州是暴露度等级最高的城市,高暴露度等级的区域仍集中于长三角及苏北沿海、珠三角、环渤海地区;③ 基于5种共享社会经济路径预估的人口和经济统计数据,随着海平面上升水位值重现期的变化,2025年和2100年受影响的人口、经济总量在不同路径下均呈增长趋势,常规发展路径下受影响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最大,局部或不一致发展路径和不均衡发展路径下受影响的人口、经济低于其他3种路径;从重现期角度看,10 a一遇至1000 a一遇海平面上升风险的人口、经济暴露度向高暴露度等级转移;对比2025和2100年两时段的人口、经济暴露度,2100年的暴露度等级整体低于2025年。     

中国主要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特征及城镇体系耦合分析

为探索中国典型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结构与布局状况、发展及功能分工特征,本文基于中国土地市场网2009-2013年制造业用地出让数据,通过区位熵、耦合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5个典型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分布特征以及城镇体系耦合特征差异。结果表明：①各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差异显著。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新增制造业发展较为均衡;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发展协调性仍有待提升。②新增制造业各行业用地在5个城市群中均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特征,其中原材料等传统产业倾向布局在城市群边缘区及城市低等级区;电子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多集中在核心城市及高等级区。③各城市群内部新增制造业用地市场化机制作用较为充分,地价呈现随等级提升而递增的趋势;城市群核心区市场活跃度较低而骨干区较高。相关结论可为城市群产业布局调整、优化以及制定不同等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基于“三生空间”的土地利用转型与生态环境效应——以长江三角洲核心区为例

以长江三角洲核心区为例,利用1990、2000、2010年3期遥感影像解译获取土地利用变化数据,按照“生产-生态-生活”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贡献率等方法,定量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地利用转型、时空格局特征与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 1990~2010年,长三角地区基于“三生用地”的土地利用转型表现为生产用地减少,生态用地稳定,及生活用地快速增加。② 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从1990年的0.470持续降至2010年的0.444,整体质量有所恶化,较高质量区和高质量区面积与比重保持稳定。③ 1990~2010年,长三角地区同时存在生态改善和恶化的两种趋势,生态环境改善小于环境恶化的趋势。城镇和农村生活用地、工矿生产用地对农业生产用地的挤占则是导致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的重要原因。     

发达地区城乡聚落形态的信息提取与分形研究--以无锡市为例

利用１９７０年地形图、１９８４、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的遥感影像,通过对无锡市地区遥感影你的光谱特征分析,采用仿归一化植被指数法提取无锡市城乡聚落空间信息。在此基础上,根据分形理论计算无锡地区城乡聚落空间形态的分数维,从分数维的变化,分析无锡城乡聚落空间形态的特征。结果表明,无锡地区城乡聚落空间形态具有分形现象,并且城区和集镇的分数维变化不一致,反映了城乡聚落空间形态在不同的阶段,其复杂程度、稳定性     

转型视阈下珠三角地区乡村发展过程及地域模式梳理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系统梳理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演变历程及其主要地域模式,对中国乡村发展和振兴的科学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演变历经了4个阶段。① 1978年以前,传统乡村发展阶段。在国际市场需求刺激下出现“弃田筑塘,废稻树桑”,逐渐形成桑基鱼塘的有机循环农业生产模式,呈现出传统农业景观。② 1978—2000年,工业化驱动发展阶段。以乡镇企业嫁接外资形式推动了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乡村空间逐渐形成了“生活居住+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三位一体的功能结构,空间分化与混杂性特征显著。③ 2000—2008年,城市化与都市化双轨并行阶段。政府主导的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促使珠三角地区逐渐演变为“大集聚,小分散”的城乡发展转型空间格局。④ 2008年至今,都市化驱动乡村急剧转型阶段。珠三角都市圈建设进程加快,城乡体系逐步向一体化和网络化发展,乡村地区的产业发展趋向多元分化,乡村破碎化的非正规空间促使形成全球城市区域下马赛克式分布的空间格局。基于不同区位的外部性和内生性因素的差异性,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模式可归纳为城市区域型、近郊型、远郊型等不同地域类型。在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外部性的环境变化、内部要素分化与重构机制直接影响到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和模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