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尺度效应与动态演进

基于2005年、2013年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空间热点聚类等分析方法,探究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空间布局、集聚尺度及热点分布区域等空间点格局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不同尺度下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甄别,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制造业企业总体和行业分样本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性,空间集聚态势随地理距离的变化先增强后减弱,具有尺度效应。制造业企业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于由南京、苏州、无锡、常州、上海、杭州、绍兴及宁波为连接节点的 “Z”字型发展轴线上。长三角制造业郊区化现象较为普遍,绝大部分地市的制造业企业主要集聚在远郊。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影响机制存在尺度差异,产业结构和融资环境的作用在不同尺度下均具备稳健性,其中产业结构为影响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其作用强度远大于其他影响因子。区（县、市）样本中用工成本对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提升。     

苏州市区信息通讯企业空间集聚与新企业选址

高科技产业是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与区域竞争的关键,但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空间极不平衡,空间要素显著影响高科技企业区位选择及空间集聚。针对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省等大尺度单元,本文引入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探讨了1996-2006年间苏州市区不同空间尺度上信息通讯企业的时空集聚特征。研究发现:在0~6km的尺度上,信息通讯企业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并随着尺度的增加呈现出倒"U"型集聚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空间集聚的"热点地区"逐渐从老城区向外围推移,但是集聚峰区依然主要分布在老城区及其外围的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同时,新企业的选址与原有企业的分布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运用计数模型的计量结果也表明企业集聚特征对新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同时起作用的还有地方政府政策影响下的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条件、自然环境条件等因素。     

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随着服务业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途径。以北京为典型案例地,将批发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Ripley's K(d)函数以及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与集聚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批发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批发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五环以内,且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规模主要集中在0~28 km范围内;② 从空间集聚强度看,集聚峰值出现的距离不断向外扩张,二环内集聚强度有所下降,并在外围形成了3个核心集聚区;③ 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土地价格、集聚效益、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批发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土地价格和集聚效益的影响最大,新企业在区位选择中都存在明显的集聚效益;④ 从不同类型批发企业来看,外资批发企业通过检验的影响因素较少,受已有该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显著且对交通区位条件、创新环境要求更高,但商业基准地价在外资企业区位选择中影响不显著。     

杭州市房地产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区位选择

房地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行业,从微观视角解析房地产企业空间格局与区位选择因素对指导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基于杭州市房地产业工商企业登记数据,采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最近邻层次聚类等空间点模式方法以及地理探测器模型,系统分析了杭州市房地产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杭州市房地产业及其子行业企业分布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不同类型房地产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呈现出“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其他房地产业”的规律特征;② 杭州市房地产业及其子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强度均呈现出“先增后减”的空间尺度分异特征,但不同类型房地产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强度和集聚尺度却存在差异;③ 杭州市房地产企业分布的热点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沿西湖或钱塘江南部周围区域,但不同类型房地产业企业的热点集聚区分布等级和规模数量却有所差异;④ 地理探测器分析表明,集聚因素、区位因素和交通因素是影响杭州市房地产企业区位选择的有效因素。     

宁波中心城区文化设施的外部性研究——文化产业空间布局视角

识别和刻画城市设施外部性一直是人文地理学和城市规划的研究热点和难点。论文聚焦文化设施外部性内涵识别，切入文化产业集聚与业态视角探讨不同时期宁波中心城区文化设施与文化企业微区位的空间耦合，甄别文化设施的文化产业发展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 2010—2020年宁波中心城区文化设施集聚格局由“双核多点”演变为“团状三核多点”，原有集聚核心的规模不断成长，新的集聚点也不断涌现；(2) 2010—2020年，文化企业集聚格局由“团状单核多点”演变成“团状三核多点”，业态丰度自三江口老城区和东部新城向外围逐渐衰减；(3)文化设施与文化企业的聚集格局演变基本一致，均由单核或双核多点演变为“三核多点”；(4)文化设施的外部性表现为推动文化产业集聚的规模增长和业态结构完善，核心路径是文化氛围营造、文商复合、文化消费力提高等。研究成果开拓了城市设施外部性研究新视角，可为城市文化设施布局和文化产业发展激励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大连市文化企业的空间分布变化与区位影响因素

基于大连市2000年、2008年和2016年文化企业数据,以街道为空间尺度,运用全局自相关、热点区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大连市文化企业空间分布变化与区位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大连市文化企业空间布局整体呈现明显的“市中心”偏好,2000-2016年文化企业空间扩散现象明显,但核心城区的集聚程度却不断提高,最终呈现出“两心一带”的分布格局。② 大连市的南部地区一直是全市文化企业的热点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圈层特性。在研究时段内热点区域面积减少,但是热点集聚中心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③ 生产型文化企业仍高度集聚于传统中心城区,消费型文化企业则向城区边缘和新区扩散,形成多中心集聚的分布格局。④ 在街道空间尺度下,区位要素和集聚要素对文化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政策要素的影响不显著。与消费型文化企业相比,生产型文化企业对集聚效益、文化资源和商务环境等因素更敏感。     

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青岛市海洋生物产业空间布局与区位选择

运用核密度分析和标准差椭圆法刻画青岛市海洋生物产业的空间演化及产业关联特征,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海洋生物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青岛市海洋生物产业的空间演变总体呈现单核集中到连片发展再到多中心集聚的格局,扩展趋势体现为老区向新区的辐射与扩张。②海洋生物产业与传统海洋渔业的空间分布范围均不断扩大,空间分布中心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但两类产业均向黄岛区集聚;海洋生物产业与科技资源的空间集聚范围基本一致,发展特征具有区域异质性。③成本因素、交通区位因素对海洋生物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最大;生产销售型企业的影响因素更为多样,对相关产业的布局以及交通区位条件的要求更高。     

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典型案例,以2016—2019年新疆资源型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核密度估计、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和条件Logit模型等方法,刻画了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格局与演化特征,分析了其在不同距离尺度上的集聚强度与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新疆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新疆资源型企业总体表现为“一心两带”的空间分布格局,并呈现出由“乌市一心”向“南北双核”的演化趋势。（2）新疆资源型企业表现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集聚强度逐年提高,并由“单峰”结构向“双峰”结构发展。（3）资源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受到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区位经济发展程度、劳动力水平和水资源分布的影响最大。（4）对于不同类型和所有制的资源型企业,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果对于理解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厘清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探明资源型企业空间分异的微观机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

<正>企业区位是理解区域经济转型与空间重构的微观基础。本课程全面回顾了区位研究的理论视角及其发展,归纳总结了企业地理集聚的影响因素、基本假设以及相关的经济地理学议题。最后,从珠三角外资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中寻找微观证据,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与空间模型,探索企业异质性对于FDI区位的现实影响。主要观点如下:一、区位研究的理论视角及其发展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一直是经济地理学研     

基于点状数据的上海都市型工业空间格局研究

镶嵌于城市地域的都市型工业,有着其独特的区位特征和空间格局。基于2008年上海都市型工业微观企业数据,探讨工业郊区化背景下都市型工业空间分布、集聚特征以及行业间的空间邻近关系。研究表明：上海都市型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具有中心城区与近郊区双重指向性,在距离城市中心10~20 km区间都市工业分布最密集,空间分布的非均质特征明显。空间集聚以城市内各类园区（商业楼宇、都市工业园、工业园区）为主要载体,集聚格局在行业间存在一定差异。在空间邻近关系方面,各行业间呈现出基于相同要素投入、生产关联、共同市场、政策导向的邻近布局以及基于异质排他性、环境要求的弱邻近布局特征。     

基于城市功能格局的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研究

针对以往文化产业区位特征研究中缺乏与城市功能格局有机联系的问题,以中国西部重要的文化产业集聚中心西安市为案例,采用土地利用区位商、标准差椭圆、热点分析和叠加分析等方法,分析其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与城市功能格局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2016年西安市的文化产业布局具有较强的“空间+功能”依附性特征,其空间集聚以城市发展主轴为方向线,集中在以一类工业和科教功能为主、开发较为成熟的城市综合功能区。传统商贸业、物流业等要素集散枢纽对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影响较为显著。面向生活服务的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相对均衡,而面向生产服务的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则表现出较强的产业关联导向和环境氛围导向特征。     

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与浙江实证

以浙江省为例,基于区位熵方法借助从业人员数据刻画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OLS模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结果表明：① 市域尺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不仅具有“资本空间”（杭州）集聚性,还具有“地方空间”（舟山、金华和台州）分异性;② 经济科教、政府支持、市场需求、环境、交通和地方性是重要区位因素,且不同重点行业、不同地理层级所受区位因素不尽相同;③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管治双要素驱动型,8重点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软因子”驱动型;④ 研究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着力点与规划调控协同性。     

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集聚及与交通的 空间关联

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和民用汽车拥有量的增加,人们对汽车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以郑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核密度估计法、局部Getis-Ord G^*指数,采用汽车服务业电子地图兴趣点（POI）大数据对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与内外交通的空间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空间分布极不均衡,街道之间汽车服务企业数量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且呈不断拉大的趋势;（2）汽车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空间上形成了中心城区双核块状集聚、边缘城区次中心分散发展的多中心、轴带状集聚格局,两大集聚热点片区越来越突出;（3）各细分行业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集聚趋势,汽车配件和汽车销售行业的专业化集聚区域逐步收缩,而汽车维修养护和汽车租赁业的专业化区域则大幅度地向城市外围地区拓展;（4）城市内部交通和对外交通便捷性是影响汽车服务业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沿城市道路的轴线分布和沿高速公路出入口邻近分布是汽车服务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趋势。     

跨江发展下杭州市企业迁移空间模式及影响机制

基于企业微观主体视角,运用UCINET社会网络分析和ROST内容分析法,对杭州市企业迁移的空间模式和区位选择进行探讨,并揭示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杭州市企业迁移分为平缓波动期、低速增长期、大规模迁移期、迁移成熟期4个阶段,与杭州市跨江发展历程基本相契合。② 杭州市企业总体迁出呈中心-外围衰减分散布局模式,迁出地点主要集中于西湖区、下城区及拱墅区,迁出企业主要为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总体迁入呈中心、外围集聚模式,迁入地主集中于西湖区、余杭区及滨江区,迁入企业主要为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③ 企业的自身属性与外部环境对杭州市企业迁移有着重要影响,企业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迁移的方向;跨江发展战略中的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企业参与、文化根植等外部因素对企业迁移的空间选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南京市文化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异质性研究

文化产业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撑,对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具有重大影响。以南京市街道（镇）区划尺度,采用文化企业工商注册数据,运用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南京市文化企业空间分布格局演化过程及其企业区位选择机制。研究发现：①南京市文化企业在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和空间集聚特征;②南京市文化企业空间格局的演化具有较高的负向空间整合性,不同街道单元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转移惰性,中部的近郊区具有相对动态的局部空间结构,东南、西北部的远郊区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更大的波动性;③产业历史集聚基础、路网密度、高等院校等因素对文化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较为突出,表明南京市文化企业选址会考虑到区域的产业集聚程度、企业技术、人才的输入源以及交通通达性。     

转型期杭州城市写字楼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机制

随着转型期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兴起以及信息经济的发展壮大,写字楼经济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文明的象征,并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运用GIS空间密度分析、区位熵和空间自相关等技术方法,探讨了转型期杭州城市写字楼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写字楼空间容量密度分布呈由中心向外围梯度递减格局,并出现多中心融合集聚的形态;写字楼规模容量特征呈现显著的内外围差异性,内城开发密度大而强度小,外围开发强度大而密度小;而规模容量的等级结构不够合理,主要体现在第三级区块发展规模的滞后;写字楼内部企业类型中,基础性依赖行业在空间上的分布较为离散,而生产性服务业则趋于集簇式分布;写字楼内部企业存在较大的区位熵差异,即出现一定的地域专业化特征,同时,发展较为成熟的区块一般具有较高的综合服务能力,而处于发展中的区块则呈现出功能的单一性。总体上看,政治、经济和企业微观主体等各种要素,通过相互交织的综合作用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城市写字楼及其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相结合的时空演化进程,其中显著表现在城市经济形态转型、城市郊区化、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以及政策与政府行为等方面。     

北京市建筑设计产业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

超大城市的城市空间结构调整需求日益迫切,城市内细分产业的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的研究也变得更加重要。以北京市为例,从微观视角分析了超大城市内部企业空间分布规律,以期为城市优化建筑设计产业空间结构提供理论支撑。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Ripley’s K（d）函数以及负二项模型,分析了建筑设计企业的空间分布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服务型建筑设计企业集中分布在北京市五环内的中心城区;工程型建筑设计企业选址郊区化明显。② 服务型建筑设计企业的集聚尺度较工程型更大,不同细分行业的工程型建筑设计企业集聚尺度存在差异。③ 建筑设计企业在选址时受到政策、服务设施、运营成本、信息通达度和产业基础的影响,不同类型企业选址时的侧重点不同。与大规模企业相比,中小规模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影响更大。与服务型建筑设计企业相比,工程型建筑设计企业受到政策的影响大。④ 选址在中心城区的建筑设计企业对服务设施和信息通达度等要素更为敏感,城郊的企业则主要受到成本要素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