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沽湖摩梭母系文化“孤岛”及其文化生态透视——兼论泸沽湖摩梭母系文化的保护

基于泸沽湖摩梭人的历史与现实,阐明其母系文化所内蕴的超越“母系”意义的“重屋尊女”本质内涵及其具体表征;并运用人文哲学视野中的“文化生态”理念和分析框架,从文化与文化、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等的多元互动态势中,对泸沽湖摩梭母系文化及其“孤岛”现象的形成、维护与强化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和剖析,认为摩梭本族人口的低速抑或负增长趋势,“计生”、外出打工、旅游经营制度及过度旅游开发等文化生态因子正在对摩梭母系文化的存续构成潜在威胁,进而从文化主体、文化客体及其生态建设等层面,针对性地提出了泸沽湖摩梭母系文化保护与调适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环境史视角的苏州湿地文化路径探索

人类文明与湿地在数千年历史中共同发展、协同演进,创造了丰富的湿地文化。目前既有的湿地文化框架,偏重于狭义的“文化”,为了更完整地展现湿地作为生态系统对文化的形塑作用,有必要在广义的“文化”范畴内讨论湿地对人类的影响。苏州湿地是国际公认的深受人类影响的湿地典型代表之一,苏州湿地文化的研究框架有待于在思维逻辑和层次感上进一步拓展。文中尝试引入环境史研究视角,通过基于环境史视角的苏州湿地文化路径探索,建立适用于广义湿地文化的新研究框架,为苏州湿地文化的深入梳理以及围绕苏州湿地文化的学术研究、写作提供新的参照坐标。     

《历史与社会》中起居文化教学的尝试

什么是起居文化？所谓起居就是“衣、食、住、行“中的“住”,它包含生存文化和生活文化。人类为了求得生存就与大自然做斗争,创造和发展了起居文化。正如杜甫说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为了丰富历史知识,增加生活情趣,适当地将教材中与起居生活有关的知识联系起来,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下文就是根据自己教学《历史与社会》教材中点滴体会,抛砖引玉与同行共勉。     

广州“十三行”地名文化的考究与利用

广州“十三行”地名文化已构成一个时空大系统,虽然当时地面上的历史建筑较少,但遗址地名可考,后续相关建筑很多。研究“十三行”地名,不仅可了解其产生、沿袭和变革情况,还可鉴识遗址环境参照物及所涵丰富的中外贸易关系史。为培育广州世界文化名城,亮出“十三行”国际名牌,构建国际性的“十三行”商埠文化旅游项目。文章梳理了有关“十三行”的主要地名系列,分析了“十三行”地名文化的构成特色,揭示了其沿江近水的分布规律和时空传播的文化功能,提出了保护运用“十三行”地名文化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措施。     

从自然“水”到文化“水”——以藏族文化中的“水”为个案

水是自然之物,万物之源。青藏高原素称“亚洲水塔”,是诸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在历史的长河中,祖祖辈辈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孕育出了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独具特色的高原藏族文化,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本文试图论述藏族文化中的“水”这一文化现象。     

龙虎山丹霞地貌特征对道教文化传承之影响

在野外考察并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了龙虎山丹霞地貌及其组合与道教文化传承的内在关系,结果显示：丹霞地貌宏观上“色渥如丹、灿若明霞”的颜色契合了道教崇尚紫色与红色的文化心理,碧水丹山“圆、柔、平、静”的组合形态符合道教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思想理念;微观上枕山面水、俯临平原、左右丹山环卫的地貌组合特征符合道教“枕山环水面屏、气聚风藏”的风水理论;造型精美、形态逼真且种类丰富的微地貌为道教传说提供了丰富的自然原型。这些独特地貌及其组合使道教在龙虎山传承逾1 900 a,创造和传承了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影响深远的道教文化。     

文学地理学视野下香港文化认同

通过文本分析和档案分析的方法,立足文学地理学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分析了香港70年代、过渡时期、后殖民时期三部文学界热门且公认具代表性的作品——《我城》《烦恼娃娃的旅程》和《后殖民食物与爱情》,解构了作品中“本土”“国家”和“全球”3个空间维度下再现的地理物象、空间想象、人物活动、地方文化,窥探其内部隐含的文化认同与身份意识问题。结果发现,由于香港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不断变迁等原因,香港的文化和身份意识处于不断重塑的状态。通过文本分析,发现香港文学作品中最早萌芽的是“本土”意识。西西的《我城》被认为是本土意识的发轫之作,其在港英政府和回不去的家这一夹缝中在“城”这一空间尺度上勾勒出浓浓的地方意识。其次,在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这一背景下,《烦恼娃娃的旅程》这一极具回归题材代表性的作品深刻地刻画了香港人在身份认同尺度升级过程中的迷惘。最后,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通过“食物”为线索讲述了回归后的香港故事,为读者认识后殖民时期多元文化混杂下的香港社会提供了细致的观察。通过对三部文学作品的分析,发现港人经历了由殖民统治时期本土身份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归属,到回归过渡阶段身份意识的尺度升级及其不适,再到回归后多元文化的交织和协商,不仅在尺度上实现了由地方到国家再到全球化的身份意识塑造,而且在结构上存在中华文化、西方文化和香港本土文化不断协商与冲突的三重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文学地理视角的讨论,发现这样的文化和身份意识不是属于某个群体的特有特征,而是根植于香港社会的每一寸肌肤,不仅反映了小说作者对香港社会的细致观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本身所面临的文化和身份困扰。     

黄河文化旅游研究进展与理论框架构建——基于国际河流文化旅游对比研究

该文在概述黄河文化旅游研究缘起与内涵的基础上,基于“空间—主题—方法”对比分析框架,系统梳理和凝练黄河文化旅游与国际河流文化旅游相关研究成果,互鉴探究黄河文化旅游研究的薄弱环节与提升路径。研究发现：黄河文化旅游研究偏重宏观战略管理与规划、旅游资源开发与评价等,而国外河流文化旅游侧重中、微观尺度的文化线路与文化节点案例研究等。黄河文化旅游应注重旅游市场供需平衡,创新旅游开发与居民福祉的协同技术路径,实现“人河关系”的文化情感、时空行为与旅游响应等管理转型研究。最后,基于当前研究不足提出黄河文化旅游系统理论框架,试图破解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与旅游“幸福河”创建等核心议题,研究结果可为黄河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及国际河流旅游合作提供理论支撑与中国智慧方案。     

对草原文化艺术活力的跨文化解读之三

从草原《安代》看宗教舞蹈的感染力艺术史告诉我们,人类最先创造的三种"术"是:生存术、艺术、巫术,这是人类早期创造的精神产品。草原文化的精品就印证了这三种"术"的结合。《后汉书●伏     

保护“非遗”，“文化自觉”的表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0年启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申报工作,此举为保护“文化多样性”,为一些处于强势文化包围下的弱势文化提供了一种继续生存的可能,而“文化自觉”则是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条件。     

重庆市彭水县“长生”地名文化

地名是人类盖在大地上的图章,它的历史同语言一样古老。它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是时代的标志,是各种地理实体、行政区域和居民点的标识,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历史、地理、宗教、语言、社会、经济等各种世相百态。它具有＂活化石＂的功能,是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陈正祥认为,地名作为代表一个地方的符号,其来源和演变除了受天然环境的影响外,也常为文化的接触所左右。现今的地名应视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能反映当地的地理环境,并赋有文化层指标作用,部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因此,研究一地地名及其文化内涵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生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信息。地名文化学的研究即通过地名的研究来阐述民族文化的内容和特性,即通过一地地名研究,获取与当地生活、民族、信仰、历史等相关的文化。本文以“长生”地名为切入点,引入“长生”文化效应,剖析“长生”作为地名命名真正地文化内涵,并认为重庆市彭水县长生镇作为“长生”文化的代表性地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研究意义。     

大理--历史长河中的文化江心洲

2004年8月，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首届中国魅力城市”评选中，大理市从200多个竞争者里脱颖而出，荣获“中国十佳魅力城市”。作为唯一入选的西部边疆城市，大理的魅力究竟何在？也许每个介绍大理的人都会谈到风花雪月，但想象大理的人，更多的会想到《五朵金花》与《天龙八部》。作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大理从来都是与历史和文化紧紧相联的。     

市场经济下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同时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能动作用。文化经济区概念提出,有助于揭示区域文化、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其朝文化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     

基于“鱼文化”的清远白庙渔村旅游区规划研究

鱼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文中分析了“鱼文化”的特点，在进行清远白庙渔村旅游规划过程中，通过对白庙旅游资源的分析，提出将“鱼文化”作为白庙旅游区规划的文化脉络，应用旅游文化分析在规划中的作用，构建基于“鱼文化”的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空间结构。     

文化城市群的时空演进及其动力机制——以粤东城市群为例

以文化城市群为角度、潮汕文化为切入点、粤东文化城市群为案例,系统梳理其城市群发展脉络并分析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1）粤东城市群的空间形态随潮汕文化发展和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而发生改变,呈现从西北逐渐向东南拓展的特征,单个城市空间形态表现为精细化、密布局的特征,城市群空间格局则经历了“带状—人字状—梳状—圈层式”的演变;2）“精细、重商、外向、融合”等潮汕文化要素分别在粤东城市群发育的4个阶段发挥着不同影响力,其中,“精细”和“重商”深刻影响着城市群个体化发展阶段的空间特征,“外向”和“融合”引领城市群集团化发展结构;3）文化城市群的演变实际是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时代复合型新文化等多种要素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实现梯度式推演的结果;4）在不同时期,文化要素作用尺度从微观建筑建设层面逐渐扩大至中观城市景观层面,最终形成基于地方文化认同的城市群层面。     

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

随着跨学科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发展,人文地理学开始从更加微观的日常生活视角关注“地方”文化保护问题,产生日常生活地理学这一研究方向。通过关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尝试探讨在国家治理与居民日常生活的互动交织中,微观尺度的精英个体通过怎样的日常实践来塑造和凸显其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主体性。研究发现：首先,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中,地方精英获得“文化身份”多体现为对接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或者下沉到地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从而获得底层民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的两种主要纵向路径,或者通过横向联系结合市场,通过商业实践建构地方文化传承的主体地位;其次,由于文化精英具有一定的群体代表性,精英个体间的差异性是形成地方文化多样性实践的重要原因;文化精英个体通过凝结各种要素,融合了地方性、文化性、空间性和主体性,在执行构建文化自信的各项策略中,应给与高度关注。     

面向新唯物主义的文化地理学研究

新唯物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客体导向哲学”和“重返物质”研究而兴起的学术思潮,该思潮主张广义对称和本体论重构,是人们理解人地关系和社会文化实践的全新视角。目前地理学界对新唯物主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对其学术进展的介绍和述评层面,在内涵、发展、演化、应用等方面还未作出较好回答。有研究认为,新唯物主义否定了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是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和否定实践的唯心主义思潮,这难免会让人们对新唯物主义理论气质产生疑虑、怀疑和迷惑;也有人担忧,呼吁文化地理学的唯物主义范式,是否会重蹈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理论覆辙？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分析了新唯物主义出场的现实背景、后结构主义“物质/话语”存在的问题以及支撑该思潮的理论基石,并对新唯物主义在文化地理学中的认知转向、研究取向以及追踪并感受物质的空间和地方运作、物质空间互动及社会文化意义生产、人与非人类共创地理环境及生态秩序等内容进行了深入剖析。同时,在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范式的实践主体和能动力差异方面,回应了学术界关于新唯物主义和传统唯物史观关联问题的质疑;在分析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发展与演化基础上,厘清了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范式不是对传统...     

文化与当代国际关系

一、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明显上升 当代，指冷战后期即20世纪80年代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期。为什么恰恰在这一时期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从被人忽视到举足轻重了呢？因为这一时期内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造成了许多新的现象、趋势和特点，其中最突出的结果之一是文化对国际关系的作用明显上升。     

文化生态：民俗风情旅游的开发

本文阐述了民俗风情旅游的开发有利于地方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展示、传承以及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民俗风情旅游在开发过程中却陷入了展示真实文化与文化保护的“两难境地”。“文化生态”的概念阐释对于民俗风情旅游的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河南地名文化特征探析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祖先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悠久的地名文化。其底蕴之深,内涵之丰富,居全国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