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

以福建省长汀县农区为研究区域,依据1978-2008年社会统计资料和农户调查数据,构建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耕地撂荒影响的多项式回归分析模型,采用社会统计和比较分析方法,研究长汀县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对于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结果表明：近30年来,长汀县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农户耕地撂荒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即自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程度虽逐渐提高,而农户耕地开垦面积却呈现上升趋势;但自2000年以来,农户从耕地净开垦转向耕地净撂荒,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推动着农户耕地撂荒面积的不断增加．同时发现,与外出务工以及本地雇佣劳动相比,从事传统农业较高的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耕地撂荒的根本原因,也是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对耕地撂荒产生影响的主要中介．     

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用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以新疆玛纳斯为例

随着劳动分工的加剧,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从事非农经营,这无疑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对城市工商业的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由此也推动了中小城镇的飞速发展。以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切入点,处理好劳动力转移与农业持续发展、分散农户经营与规模经营、小农经营与现代农业的衔接,对构建政府农地流转政策体系、提高西部地区土地生产率和农业综合效率乃至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2013年1月对西部地区新疆玛纳斯县369户农户实地入户调研的基础上,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视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这一方法对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特征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劳动力转移特征赋值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就会相应增加0.621个单位。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加强对农民技能培训,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和合理转移;完善区域性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库等灌溉配套设施的投入力度;着力培育形式多样的农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等举措可以有效推进农地合理有序流转的进程。     

农业集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门槛效应分析

农业集聚的环境效应相比其他产业更为复杂,然而学术界对此探讨较少。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7—2015年中国33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核算农业集聚水平与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并采用空间分析技术、计量模型,实证探究农业集聚与农业面源污染的时空特征及农业集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① 农业集聚与COD、TN、TP三种农业面源污染在时序变化、空间布局、空间关联以及空间趋势变化上特征相异。② 农业集聚对COD、TN、TP农业面源污染皆呈现正相关的单门槛效应。低于门槛值阶段,农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显著加剧了农业污染,集聚水平跨过门槛值后,污染加剧形势有所缓和。③ 农业集聚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经历的两个阶段,取决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社会效应、累积效应分别对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的加剧与制约作用。随着农业集聚水平提高,各效应增污作用明显,导致污染水平显著提高,进入高于门槛值的阶段,各效应对污染排放的抑制能力提升,削弱了部分负环境外部效应。④ 农业经济水平、农业生产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COD、TN、TP污染;畜牧业结构、环境规制对COD、TP污染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生产者素质的提高可以影响农户生产行为并改善农业环境。⑤ 农业集聚对COD污染的降污效应较弱,农业COD污染较为严重且主要来源于畜牧业养殖,畜牧业污染防治亟待加强。     

农业面源污染背后的农户行为——基于山东省昌乐县调查数据的面板分析

基于2006—2010年山东省昌乐县调查数据,分析影响农户化肥和农药支出行为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化肥、农药的支出和其经营收入正相关,和经营土地面积、常住人口数、受教育程度负相关;随着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不断增加和家庭常住人口的不断减少,化肥和农药支出强度将继续提高,农业面源污染会进一步恶化;提高土地经营规模、提升农户教育层次有助于减轻农业面源污染。     

湘闽赣山区劳动力转移差异对梯田撂荒决策和规模的影响

丘陵山区梯田撂荒现象频发,成为政府农业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鲜有研究关注劳动力转移差异对农户梯田撂荒行为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湘闽赣三省梯田区为研究区域,结合实地调研的1438份农户数据,运用Probit和Tobit模型,从劳动力转移差异的视角,分析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数量、距离和质量差异对农户梯田撂荒决策和撂荒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数量、就业距离和就业质量均对农户的梯田撂荒决策和撂荒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随着非农转移程度的加深,丘陵山区农户梯田撂荒的规模也会扩大;(3)劳动力转移距离和转移质量能够强化劳动力转移数量对农户撂荒决策的影响。为缓解因劳动力非农转移造成的梯田撂荒现象,要重视农业服务外包和机械化在山区的劳动替代作用,积极推进梯田宜机化改造,完善耕地流转市场,鼓励农户流转梯田。     

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地利用的影响:理论解析及其政策启示（英文）

本文在采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在理论上解析了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地利用的影响。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对劳动力在两个部门的配置和不同质量土地的利用方式上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和"均衡原理"。非农收益较高、劳动力之间存在比较优势,其结果是农地经营的劳动力投入数量和质量降低。劳动力成为农户土地利用决策的主要约束条件,一方面,由于质量较好的土地仍然有较高的经营收益,所以农户不会放弃这些土地的经营,甚至采取集约化利用的方式;另一方面,质量较差的土地容易被粗放化利用,收益极低的土地容易被边际化。本文的分析为农业政策和生态建设政策提供了学术基础。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且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将导致质量差的土地退出农业生产,这需要政府决策者应给予高度重视。     

北方生态脆弱区农户兼业对耕地利用的影响(英文)

当前我国农户兼业现象十分普遍。本文基于在内蒙古太仆寺旗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生态脆弱区农户兼业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研究区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农户兼业现象十分突出,而兼业程度不同的农户,其经营土地的方式差异明显。非农就业户通过将其土地转给其他农户而脱离了农业耕作,这同时满足了其他农户扩大土地经营面积的愿望。种植结构差异不大,均体现为劳动生产率高的作物具有优势;对于有耕地利用行为的纯农业户、I兼型农户和II兼型农户,随着兼业程度的增加,物质投入增加,说明农户兼业使其资金约束减小,增加了资金投入能力,但是在劳动力约束下,兼业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减少,且务农劳动力"妇女化"、"老龄化"和"文化低"等现象突出;作物单产和土地净收益纯农业户大于兼业农户,说明劳动投入对土地产出更为重要。文章最后认为建立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与耕地利用相互协调的机制,是解决生态脆弱区生态安全与农业生产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     

北方生态脆弱区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内蒙古太仆寺旗为例

利用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的农户调查资料,在农户和地块两个微观尺度上分析了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在家庭户主年龄、非农务工劳动力比例、经营的耕地总面积、地块破碎化程度及耕地综合利用能力间存在明显差异：（1）户主年龄较大、非农就业劳动力比例较小的农户,耕地利用的劳动投入一般高于其他农户,而资本投入较低。年轻的农户,参与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比例相对较高,耕地利用的资本投入较大;（2）农户经营的地块越破碎,劳动投入越高,而资本投入越低;（3）在土地质量较好的地块上劳动集约度和资本集约度都较高。说明劳动力已成为当地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约束因素,同时劳动力的机械替代、规模化经营及资本集约度的提高均存在一定的潜力。文章最后认为建立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与耕地利用相互协调的机制,是解决生态脆弱区生态安全与农业生产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     

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对农户耕地利用决策的影响——以河南省睢县为例

农户耕地利用决策分析是研究中国农地利用变化的一个重要视角,而农户的决策必然要考虑其劳动力的务农机会成本.本文以河南省睢县为例,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首先区分不同劳动力从业类型和非农从业情况,用不同劳动力类型的非农从业机会对非农工资进行修正,以此估算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不同劳动力机会成本水平下农户的耕地利用决策行为,揭示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对区域耕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非农收入较高,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性较弱,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耕地转出行为:在种植结构决策中,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粮食作物,土地利用类型趋于单一化:在集约度上,表现为伴随机会成本上升,劳动集约度迅速下降,资本集约度中增产性投入有所减少,省工性投入增加,农户通过增大机械投入来替代劳动力的现象明显;耕地利用中增产性投入的减少在粮食生产中的表现为劳动力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粮食单产水平相对较低.     

民勤绿洲生态重建目标下土地利用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选择

水资源过度利用引起的土地退化日益威胁着绿洲地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恢复绿洲生态环境,压缩农业用水势在必行.然而压缩用水后如何保障农民收入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应用Bio-economic模型,定量模拟了压缩农业用水后农户对土地利用和农业结构调整、推广节水技术、增加非农就业机会等政策措施的行为响应.结果显示,压缩农业用水后农民收入将下降到压缩前的53%;调整农业结构、推广闸管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和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缓解压缩农业用水造成的农民收入损失.不同区域农户响应行为有所差异,应因地制宜地采取配套措施.劳动力相对紧张、人均收入较高的泉山区,可提供一次性补贴鼓励闸管灌的采用;人多地少、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坝区,应在加强推广闸管灌技术的同时,增加非农就业机会;生态脆弱的湖区,政策重点应放在劳动力转移上.上述措施最终只能使农民收入恢复到压缩用水前的75%,因此应该考虑给农民提供生态补偿,并积极探索增加农民收入的新途径.     

大都市郊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

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采用农户调查数据,设计不同资源群体农户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非系统聚类方法将农户划分为5类(①中等资源禀赋,中等非农收入;②高等资源禀赋,中等非农收入;③中等资源禀赋,低等非农收入;④纯农户;⑤非农户),进而分析了不同资源群体农户的生计多样化特点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表明:(1)在大都市郊区,农户类型1～3、纯农户和非农户分别采取了农业和非农兼顾、留在农业和脱离农业的生计策略。(2)农户类型1～3和纯农户中,70%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分布在2～3之间,且依然呈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较大,选择比例最高,其次是经济作物。(3)农户类型1～3和非农户中,以就地转移方式非农就业是农户家庭劳动力安排的主要选择,且非农就业劳动力年龄最轻和教育水平最高。(4)大都市郊区土地非农化的转型特点促使农户从类型1～4被动地向类型5转化,土地利用效益低下也持续推动了农户生计多样化,同时,农户生计多样化会引发粮食生产能力停滞不前、土地流转和产权调整大规模顺势而生、土壤养分富集等土地利用现象。     

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障碍因素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探析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障碍因素,对促进山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武陵山区三个典型区县563份农户调查数据,分别从规模流转的供给和需求,即规模转出和规模转入的角度,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对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背景下的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障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劳动力大量转移的背景下,山区农地流转现象普遍,但规模流转不发达;(2)农村劳动力转移并未促进农地的规模转出,影响山区农地规模转出的主要因素是地区的发展状况和农户对耕地处置的可能选择以及耕地资源禀赋特征;(3)山区农地的规模转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劳动力转移带来的非农收入的增加对农户的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投资效应,有利于提升农户的规模转入意愿;(4)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大于转入意愿,实际的农地流转规模取决于规模流转的需求,即规模转入。因此,规模转入需求的不足及大型经营主体的缺乏是造成山区农地规模流转不发达的直接原因。基于此,本文提出应出台有效的政策吸引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培育山区规模种植大户,促进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政策建议。     

贫困山区农户人力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人力资本是构建农户生计的关键要素,从人力资本视角探讨农户生计选择对于推动农户生计转型、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西南贫困山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案例区,采用2018年508个农户样本数据,应用回归模型,估算了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是山区农户生计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不同,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教育文化、健康状况对非农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正向影响,且高山区>二半山区>河谷区,健康状况对河谷区农户生计选择影响不显著;非农技能培训对非农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高山区>二半山区>河谷区;农业技能培训对非农生计策略选择具有负向影响,且高山区<二半山区<河谷区,但其对高山区农户生计选择并不显著;青壮年劳动力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务农人口老龄化问题严峻,高山区表现最为突出,二半山区次之,河谷区较不明显。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探讨了人力资本、劳动力转移与乡村发展之间辩证关系及相关政策建议。     

生计多样化背景下种植业非点源污染负荷演变

依托三峡库区典型村农户访谈数据,基于收益最大目标决策框架,设定农村转型发展中3种农户生计类型情景：农业主导生计、兼业转向生计和非农主导生计,解析种植业产污负荷随主导生计非农转向的演变特征,探讨主导生计类型转向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 样区耕地经营现状呈自耕、流转与撂荒并存的多元化发展格局,且表现出“入”小于“出”的特征,不同农户家庭类型间实际人均耕种规模为“半劳动力家庭”>“无劳动力家庭”>“劳动力家庭”;② 种植业单位面积产污负荷中,“半劳动力家庭”最高,“劳动力家庭”次之,“无劳动力家庭”最低,“劳动力家庭”内部又随劳动力人数增加呈先增再减趋势;③ 样区农户生计类型由农业主导向非农主导转型过程中,种植业产污负荷最大减幅达72.01%,兼业转向生计情景下削减幅度为19.61%~29.85%,非农主导生计情景下减幅为35.20%~72.01%,但TN、TP的减量特征并不一致;④ 劳动力配置与生计来源“非农化”促使农户主导生计类型向非农转化,生计非农演变的潜在农户收入/福祉权衡亦驱使生计决策转向非农化,不同农户家庭类型对生计转向的敏感程度表现为“劳动力家庭”>“半劳动力家庭”>“无劳动力家庭”;⑤ 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创新新型工业体系构建过程中,山区农户生计类型进一步向非农转变,而这一过程又将促使种植业产生的污染负荷量进一步减少,要大幅削减种植业产污负荷,就必须制定有助于山区农户生计非农化的调控对策。     

农业市场化对农户种植效益的影响——基于沪苏皖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通过沪苏皖3省16个村的分层抽样农户调查发现,农业市场化的发育程度决定着农户种植经济收益的高低,不同农产品基本遵循高投入、高产出的规律,地区差异明显。根据定量分析和CD扩展模型检验表明,生产要素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共同影响农户土地种植效益。为提高土地产出,农户更重视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的增产性投入,劳工和机械投入随家庭非农活动情况而变化。农产品市场销售行为对农户种植效益的提高呈较明显的正向刺激作用,市场价格是关键要素,销售率和销售成本对商品型农产品影响更显著。另外农户素质及收入结构对种植效益也产生显著影响,人力资本水平与种植效益成正相关关系。     

中国蔬菜生产的农业物质投入及其潜在风险评价（英文）

由于蔬菜需求量的增加,中国的蔬菜产量不断增加;然而蔬菜地的化学污染会威胁到中国的食品安全。基于蔬菜和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和产量、农业生产投入价格指数、单位面积的农业物质投入、蔬菜和粮食作物生产者价格指数和净利润等数据,本文计算分析了蔬菜地污染造成的中国潜在食品安全风险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对蔬菜饮食的公共需求的不断增加和蔬菜高的市场价格,蔬菜的播种面积和产量显著增加;然而由于研究时段内蔬菜种植比例的增加,农业物质投入增加所带来的潜在污染风险也在不断增加。通过控制蔬菜地污染,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得到较大改善。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三峡库区典型村的实证研究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地块调查等方法,研究了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3 个典型村样本农户的土地利用和土地投入的差异。共调查了227 户,2250 个地块。结果发现：① 除了6.17%的非农户土地撂荒、退耕或出租外,纯农户、一兼户、二兼户的土地利用类型均以集约为主。纯农户因年龄结构老龄化,劳动力供应不足,相对粗放的耕地面积为48.95%。一兼户相对集约利用的面积比例为71.08%。二兼户相对集约利用的面积比例为67.20%。② 土地投入有明显差异。纯农户每公顷农业劳动力投入少,劳动力老龄化;由于缺乏资金,农业机械及省工性投入少,多选择农家肥及磷肥、碳铵等价格较低的传统肥料。一兼户劳动力投入的数量与质量都最高,有长期投资农业的意愿与动力,农业机械投资量最大,保持了较高的农家肥施用量,且各种化肥配合施用,用量适中;二兼户每公顷农业劳动力投入大,以老人与妇女为主;由于收入高,农业机械及省工性投入比纯农户多,首选价格高、省劳力的化肥。非农户无土地投入。`     

中国县域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变化的格局及其耦合关系

本文构建了中国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的耦合关系模式,初步探讨了县域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比重变化的耦合过程。利用全国1991年、2000年和2010年3期分县截面数据,分别建立了粮劳弹性系数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效应系数用以分析中国县域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变化的耦合关系。研究表明：① 中国农业转型发展过程中,县域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的耦合关系呈现多样化并存的格局,1991-2010年中国县域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而粮食产量增加、农业劳动力数量增加而粮食产量也增加和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同时粮食产量也减少的县域数量占县域总数的比重分别为48.85%、29.11%和19.74%;3种耦合类型分别集中于传统农区、西部欠发达牧区和农牧交错区、东南沿海农业快速转型区。② 中国县域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比重的耦合曲线呈现阶梯式波动变化,且二者耦合关系的离散趋势不断加强。③ 粮劳弹性系数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效应系数的变化表明农业劳动力变化在促进粮食增产中的作用在不断下降。④ “胡焕庸线”是中国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变化耦合特征的重要分界线,塑造了二者耦合格局的主体结构。     

中国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表现及其机理

耕地利用边际化是当前中国山区土地利用主要变化趋势。利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资料,本文首先分析2003年以来农业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的背景下,中国农业生产成本的结构变化以及农户的响应,并对比平原和山区农户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响应方式及程度的差异,发现平原地区能够通过大规模的农业机械替代减少劳动投入,进而有效减少劳动力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影响,而山区因地形条件限制,劳动生产率提升相对缓慢,并与平原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农业劳动力成本占比不断上涨。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中国山区耕地边际化特征明显,以玉米为代表的种植业净利润在2013年普遍降至零以下。2000年以来,中国山区土地利用和植被变化表现为耕地面积减少、森林面积增加、NDVI指数增强,而且在省级层次上,山区县范围NDVI变化率与耕地和森林面积变化率分别具有很强的负相关（r = -0.70）和正相关（r = 0.91）,证实了中国山区耕地当前边际化的发展态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最后对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农业劳动力快速析出背景下的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机理进行了总结。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山区耕地撂荒和森林转型的发展过程。     

山东省沂水县农村非农化程度差异及驱动力

非农化是中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演变的重要趋势,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以山东省沂水县为例,选取16个典型样点村,根据农户就业地域空间差异,将农户就业划分为县域外非农就业、县域非农就业、县域非农兼业和农业生产4类,在此基础上,选取非农就业劳动力、收入和时间比例3个指标研究县域农村非农化程度差异及驱动力。结果表明,沂水县农村非农化程度介于37.54%~90.65%,非农化现象普遍。县域农村非农化程度的总体分布特征为:近郊村最高;随着与城镇的临近,粮食作物主导村提高、经济作物主导村降低;同一地形区内,粮食作物主导村高于经济作物主导村。农村非农分化趋势明显。驱动力研究表明,受县域城镇经济实力、农村到城镇的可达性,农业收益及劳动需求量等的综合影响,不同类型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县域农村非农化程度的差异。研究认为,当前农村非农化普遍,且非农分化明显。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农村非农化程度差异的内容及驱动因素,实施差别化的农村发展管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