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交错带村镇生活垃圾逆向物流模式的分异机制及空间优化

生活垃圾逆向物流是村镇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纽带。揭示生活垃圾逆向物流模式的空间分异机制、构筑经济高效的生活垃圾逆向物流体系,对农牧交错带生态安全格局稳定、村镇人居环境品质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以青海省海东市为实证对象,构建1499个村镇居民点的多源异构数据集,多尺度刻画垃圾治理效能地域非均衡性,应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定量解析垃圾逆向物流模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并基于改进潜能模型的设施空间可达性评价,提出逆向物流模式空间优化方案。结果显示：海东市生活垃圾呈“局部集聚、总体分散”分布,垃圾治理效能滞后于原住居民生活需求,由湟水谷地中心向周边农区村镇、牧民定居点呈水平递减;农牧交错带地理环境高寒性与村镇聚落分散性,是阻碍集中式物流模式配置的根本原因;常住人口规模小、社会经济发展状态较差的村镇居民点是集中式物流模式配置的薄弱区域;充足的基层管理人员数量和年轻化干部群体,有利于落实村分散物流模式管理要求;海东市村镇居民点垃圾处理设施空间可达性偏低,应以城镇集中式、乡镇传导式、农牧分散式3类路径为遵循,采用集中式与分散式物流并举的调适策略进行逆向物流模式全局优化。建议以物流成本最小化、垃圾治理零胁迫为...     

大城市居民自评健康与环境危害感知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郑州市区的实证研究

环境污染与健康的研究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基于2016年郑州市区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微观尺度下居民健康与环境危害感知的空间分布,并探讨影响居民健康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①郑州市居民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感知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多数居民认为空气污染最严重,其次是噪声污染,垃圾污染与水污染相对较轻,但这4种环境污染均对居民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②居民健康感知的空间差异显著,呈现出明显的“中间低—外围高”的分布特征,即市中心的居民健康水平较低,而处于外围地区的居民健康水平较高。③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感知差异明显,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健康状况的感知越来越差,尤其是60岁以上的人群感知最差;高学历与高收入者认为自己健康状况很好或者非常好的比例远大于低学历与低收入者;性别与婚姻状况对健康感知的影响并不明显。④居住地到工作单位的距离越远,健康状况感知很好或者非常好的人数比例越低,街道区位也是影响居民感知自身健康状况的显著因素。研究结果可为郑州市制定更加公平、有效的环境健康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蒙东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乡村发展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呈现更加复杂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乡村聚落的用地类型与空间布局是推进乡村振兴急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蒙东农牧交错区自然地理格局复杂、经济地理区位特殊,但该区域乡村聚落的空间演变规律及其驱动机理研究不足。本文基于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4期蒙东地区土地利用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分析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蒙东地区乡村聚落规模差异显著,微、小型聚落居多。(2)乡村聚落核密度的空间分布非常相似,具有“南密北疏”的分布特征。(3)乡村聚落的规模和密度分布具有负相关的局部特征,聚落具有高密度-小规模集聚和低密度-大规模集聚的特征;(4)乡村聚落空间分异受自然和人文综合影响,空间差异显著。其中,人口密度和人均耕地面积呈正相关;距河流距离和乡村人口比重呈负相关;人均大家畜数量正负作用均存在,区域差异显著。研究结果可为内蒙古农牧交错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的优化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聚落演变的岩溶山区小尺度人口数推算方法——以普定后寨河地区为例

运用高分辨率遥感数据源,从聚落入手,采用聚落调查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在小尺度上建立基于研究区普定后寨河地区的总体情况、地形地貌差异、聚落等级的岩溶山区乡村聚落空间规模与人口数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其4个时期独立聚落人口动态数量进行回归模拟。步骤为:1)建立研究区已获取人口数的聚落空间分布规模(面积)与人口数的一元线性相关关系,对研究区聚落与人口进行回归分析,推算出研究区各时期无法获取准确数据的独立聚落人口数;2)建立各地貌区聚落空间规模与人口的线性关系,推算基于地貌类型无法获取准确数据的聚落人口数;3)考虑聚落空间规模的等级效应,将研究区各时期聚落按空间分布规模划分为高、中、低3个规模等级,计算不同等级内已获取人口数聚落的人均聚落面积,然后推算未知人口数聚落的人口数;4)在上述三种推算方式的基础上,使用平均法计算各时期每个独立聚落人口数。通过对比县志、人口资料和实地调查,证明通过聚落与人口数之间的相关关系推算聚落人口数是基本有效的、准确的。     

休息日与工作日居民购物时空间决策因素及差异比较

居民购物时空间决策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往往将时间与空间分裂开来单独进行考虑,忽略时间与空间自身的内在联系。利用2007年北京市居民活动日志调查获取的第一手数据,通过构建影响居民购物时空间决策的9个选项,利用多项Logit模型,探讨北京市居民购物行为的时空间决策因素,并对休息日与工作日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休息日居民购物时空间决策属于单因素主导影响模式,购物持续时间的影响最为显著;工作日居民购物时空间决策属于多因素综合影响模式,是否多目的购物和巡回次数的影响显著提升。说明工作日由于受到工作等生存性活动的影响,购物等非生存性活动的时空间选择受到较大制约。     

中国村镇居民跨区域出行与乡村地域系统调查研究

村镇居民出行特征是反映乡村生活质量的关键指标,是乡村地域系统的主要组成要素,也是乡村交通规划的重要依据。采用2016年住建部全国小城镇调查的村镇居民调查数据,分析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含港澳台地区数据）119个建制镇的村镇居民的跨区域出行规律,揭示村、镇、县、市之间相互联系特征,并应用多水平有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Meologit）,分析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小城镇服务设施供给、区位和对外交通便利性对村镇居民跨区域出行频率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乡村地区传统地域系统正在发生变化,虽然“村-镇-县”等级结构模式依然是主体,但“村-县”和“镇-市”的联系在增强;对村庄居民来说,县城一级服务地的服务和商品的重要性凸显;乡村居民跨区域出行特征存在地区差异,东部沿海和西部大城市周边的村镇居民的出行频率高于中部地区,平原和丘陵地区居民出行频率高于山地、高原地区,地区间差异随出行目的地等级提高而更加明显;随着“村村通公路”的基本全覆盖,地理区位和交通设施条件不再是影响居民城乡联系的主要因素,居民的高品质生活出行需求、收入增加和小汽车拥有率提升等因素对居民跨区域出行的影响在增强,通过“大修大建”乡村公路来促进城乡联系的传统做法需要进一步深思。     

20世纪30年代广东古村镇墟市空间分布与驱动因素分析

通过对历史地图数据及相关史料的梳理和印证,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地理权重回归模型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 20世纪30年代广东古村镇墟市的空间分布结构及驱动因素的空间溢出作用.结果表明:广东古村镇墟市的空间结构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核心呈圈层结构并具树线状分布特征.古村镇墟市平均贸易半径的空间差异、分布的层级结构和职能等级...     

文化旅游地空间生产背景下居民社会空间感知模型与实证研究——基于对周庄古镇的调查

在田野调查基础上,采用SPSS 18.0和AMOS 17.0数据统计软件对周庄文化旅游地空间生产背景下的居民社会空间感知进行了统计和处理,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居民社会空间感知模型以及不同职业和类型居民感知差异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显示:①周庄居民社会空间感知总体上存在由利益关联、价值效能和情感眷恋组成的三维结构.②在感知次序上,呈现“利益关联→价值效能→情感眷恋”递减分异规律,本质上反映了深层结构是一种经济表层→社会感知→心理感知从外而内的感知规律.居民并未因具有参与旅游开发的机会权能而表现出对旅游开发的全面认同,在社会认同感知和心理认同感知层面还未得到深入,反映的居民社会空间感知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感知结构.③不同职业和类型居民因参与旅游内容或程度不同对三维结构同样存在依次递减的分异规律,且每类群体间存在差异状态.研究认为,高质量的社会空间感知具有认知结构的全面性,居民社会空间感知结构的不平衡性对增进旅游空间生产的社会凝聚力提出新的诉求,提高居民空间参与程度和感知需要从有限参与→发展参与→充分参与的路径逐步改善.研究对周庄古镇旅游理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启发.     

大型垃圾处理设施周边居民污染感知影响因素及空间特征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内部的大型垃圾处理设施与居住空间相交叠,影响居民生活品质。论文以北京市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阿苏卫为研究对象,基于2019年8—10月获取的问卷数据,构建表征居民污染感知与污染源的空间距离、居民属性和居民主观认知3类因素关系的多层线性模型,以探索大城市邻避设施周边居民污染感知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街道的人口特征分析居民的污染感知空间特征。研究发现：① 个体属性方面,学历、家庭收入等因素对居民污染感知具有正向作用;“老北京人”对垃圾处理中心污染最敏感,而“新北京人”对污染最不敏感;30~40岁的居民污染感知最强烈。② 在主观认知方面,了解周边污染源,认为污染危害较大的居民对污染感知更敏感。③ 距离会直接影响居民的污染感知,也会影响其他因素对居民污染感知的作用程度,距离越远,学历、家庭收入及对污染源的了解程度对污染感知的影响越大。④ 距阿苏卫9 km以内的街道集聚着较多的低收入、低学历人口,这类居民缺乏必要的防护意识,需重点关注;距离在9~12 km的“回天地区”分布着较多高学历的“新北京人”,居民污染感知的差异较大;距阿苏卫12 km以外区域的居民污染感知微弱,其邻避情绪可以通过正向的引导基本消除。     

江汉平原乡村聚落形态类型及空间体系特征

依据国土空间用地GIS数据及村镇统计数据,采用聚类分析及分形学方法,探索江汉平原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类型及空间体系特征。研究表明,江汉平原因其内部自然环境基质的差异,形成了“二类四型”聚落空间形态:低丘岗地地域,主要是均衡镶嵌型聚落空间形态,可分为高密度（斑块）低丘点状形态及中密度（斑块）岗地团块形态2种亚型,此类聚落形态的村镇呈现出“星点”式空间结构;河渠水网地域,主要是轴带依附型聚落空间形态,可分为低密度（斑块）滨湖弧带形态和中低密度（斑块）河渠直线形态2种亚型,此类聚落形态的村镇呈现“点轴”式空间结构。江汉平原“二类四型”乡村聚落形态及空间体系结构在长江中游平原水网农区有一定的典型性,可以为此类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乡村居民点体系优化提供理论基础及实践指导。     

基于自然主控因子和道路可达性的广东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遥感图像分类解译数据为基础,利用核密度、道路交通可达性阻力值、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识别了1990-2013年的广东省全域范围内的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现状、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主导影响因素,并讨论归纳了乡村聚落演变及其机制研究的内容框架。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具有低海拔、低坡度、邻河流、邻乡镇的空间指向性。呈现出“平原稠密,山区稀疏”的空间分布格局,形成了粤东潮汕平原和粤西湛江平原台地两大高密度核心区域,珠江三角洲外围山区的乡村聚落呈现出邻近于河流谷地和沿交通线串珠式布局特征。② 乡村聚落除具有邻近开放型道路空间指向性外,更为重要体现为到乡镇的道路交通可达性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影响最大,镇—村连接的交通网络完善度对乡村转型发展的意义重大,全面提升乡镇的综合生产和服务能力将是优化农村地区村镇体系的核心。③ 高程和坡度是影响乡村聚落的分布、规模、形态的两个重要的基础性影响因素。自然地理本底属性是村庄优化布局与空间重构规划建设考虑的第一要素。④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重构农村地区市场网络体系对接于全球市场网络体系,建构以乡镇为核心的乡村生活服务圈,有待进一步探寻“三生空间”的重构和社会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同时深化乡村聚落形态演化、乡村空间生产、乡村社会网络、群体行为、社会自治、社会文化领域等的研究将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乡村空间重构研究的核心领域。     

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演化特征及其机制

以锡林郭勒牧区（9旗市）145个规模以上聚落为研究客体,采用全国5次（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及2015年调查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空间统计技术等方法,对研究区聚落体系的结构形态、规模等级、时空演变特征及机制进行分析。结构形态的动态特征表明,一定程度的外在作用力对地理环境基底均衡性产生影响,进而将对Christaller景观产生重大影响;规模等级的动态特征在不同时期遵循严格的规模-位序法则;50 a间,聚落规模总体变化速率基本与历史上的“大事件”一一对应。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的演化特征及其机制表明,经典的中心地体系在典型牧区依然受传统因素的影响,而当前对中心地体系影响深刻的信息化、网络化等因素在牧区未产生显著影响。另外,促使聚落体系演变的驱动因素以外因为主,内生动力不足为其主要特征。总体认为,锡林郭勒牧区聚落体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对蒙古高原人地关系系统的调控与优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新疆绿洲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乡村聚落研究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探讨地域乡村聚落空间特征与影响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利用遥感解译数据,借助空间分析方法揭示新疆绿洲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结合地理探测器技术探讨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选择阿勒泰样区、天山北坡样区、吐鲁番样区和喀什样区进一步明晰不同自然和社会经济背景下绿洲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的主控因素。结果表明:新疆绿洲乡村聚落密度小、规模小,以集聚模式为主,邻近乡镇中心、道路、河流分布特征明显;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受到乡镇道路可达性、到县城道路可达性、坡度、到河流邻近距离、气温和高程等因素影响,而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不显著。四大样区乡村聚落分布的主控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应依据各样区村落发展基础与主控因素,探索不同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模式与发展振兴方向。     

居住空间对家庭购物出行决策的影响

利用2007年北京市民活动日志调查的第一手数据,建立了强调家庭和决策过程的嵌套Logit模型,探讨居住空间对购物出行行为的影响,并在居住空间尺度上模拟评估土地利用政策对居民购物出行优化的作用。结果表明,居住区位的差异往往导致居民通过调整其生活方式(如购物出行模式)来适应,而非直接显著影响其购物出行需求(反映在家庭购物出行频率)。居住地商业密度对购物出行频率和出行模式决策的影响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且需求弹性均随着商业密度的变化而变化。这说明需要针对不同区位、不同居住空间、不同出行需求弹性情况来实施不同的土地利用政策和规划,以便优化购物出行需求。同时,城市居民购物出行模式的调整优化既需要居住空间的土地利用调整也需要交通设施和交通状况本身的改善。     

大数据与小数据结合：信息时代城市研究方法探讨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城市研究领域的“大数据”热潮,并带来了传统城市研究方法的变革。但是,其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使得学者不得不重新考虑传统小数据的应用角色。但是,传统小数据并没有失去其应用价值,相反,以城市与居民行为活动关系研究为主体的信息时代的城市研究必要充分结合大数据与小数据,并探讨适宜的方法论与方法框架,从而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和居民需求。提出“物质空间与活动空间结合”、“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挖掘结合”的3个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大样本空间发展评价+空间差异与联系发现+小样本影响因素探究”、“小样本模型构建+影响因素发现+大样本验证及挖掘”、“微观活动分析+活动空间界定+影响因素探究”3种方法框架,且分析了这些框架的具体应用,以期为未来的城市研究提供思路和方法借鉴。     

县域尺度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基于最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0、2010和2020年3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区县作为空间单元,采用时序比较法、标准差椭圆、Moran’s I指数、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以及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 200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人口老龄化整体呈加速加深的趋势,但不同区域及2010年前后呈现相对不同的变化;2）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人口老龄化主要表现出相似类型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且考察期内低-低型集聚的区县逐渐向成渝两大城市集中,而2010年之后,高-高型集聚的区县快速向成渝两大城市中轴线的两翼集中;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人口老龄化的整体差异在考察期内加速扩大,且不同时期区域内差异增减变化不一,区域间差异的扩大更多发生在2010年之后,人口老龄化的整体差异主要源于超变密度的较大影响;4）与2010年相比,不仅老龄化惯性、生育惯性、人口流入以及教育水平等因素在2020年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的影响更大,且2010年后有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向人口更密集的区县集聚。     

武汉市商业和公共服务设施对居民迁居的空间异质性影响

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采用手机信令时序数据挖掘与解析居民迁居行为,结合服务设施POI（兴趣点）数据,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分析商业服务设施（餐饮、生活性服务、购物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医疗和教育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服务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程度不同,且服务设施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的影响作用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2)商业服务设施中,餐饮对居民迁居影响最大,其次为生活性服务和购物设施;近郊区商业服务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力大于中心城区,且各郊区新城之间的影响也存在差异。(3)公共服务设施中,医疗设施相较于教育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更大;且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力高于近郊区。     

北京城市住宅土地市场空间异质性模拟与预测

土地制度转型和空间重构背景下,价格信号在土地区位配置及空间结构塑造方面发挥出有效性。基于北京市2004-2009 年居住用地出让地块微观数据,利用空间扩展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特征价格模型对居住用地价格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进行了有效检验和预测。模型结果表明：① 居住用地价格影响因素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异质性,重点小学、轨道交通和公园等设施便利性因素在不同区域对地价的作用强度存在明显差异。② 相比于特征价格模型和空间扩展模型,GWR模型能够有效刻画土地市场空间异质性的离散性、突变性和跳跃性,因而其对居住用地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刻画和居住用地价格的预测最为准确。③ 居住用地价格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表明居住用地子市场存在的可能性,利用GWR模型对地价影响因素的估计可以为土地子市场的划分提供方法借鉴。     

西南喀斯特石漠化深度贫困县的贫困影响 因素分析

中国西南喀斯特石漠化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矛盾十分突出,严重制约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基于该地区的深度贫困县——广西德保县的2014—2019年各乡镇社会、经济、人口等维度的面板数据,以空间贫困为理论导向,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和GWR模型探索了石漠化地区县域贫困影响因素及溢出效应。空间动态自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各乡镇当年的贫困发生率表现出较大的惯性;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农村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就业水平的提升、少数民族占比的下降、人口密度的降低均可明显地促进地区减贫。空间动态杜宾模型估计结果不仅支持了空间动态自回归模型结果,而且表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医疗卫生水平、人口密度分别表现出显著的有益、不利和有益的外溢效应,长期影响更深远。GWR模型结果表明其影响效果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广东省村镇聚落体系演化及其优化重组

面向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村镇聚落体系重组是优化城乡地域空间结构重要基础。本文聚焦村镇聚落体系的等级规模和空间组织特征两方面,全面揭示1990—2020年广东省111个行政单元村镇聚落体系的演化过程和地域类型特征,并探讨其演化机制和空间优化重组的地域模式。结果表明：(1)广东省村镇聚落体系等级规模分布特征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村镇聚落斑块呈现以各行政单元几何中心为核向心聚集分布特征。村镇聚落体系位序累积规模系数呈现西南高、东北低和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位序累积规模系数下降区域集中于珠江口东岸和粤东沿海地区,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珠江口西岸。(2)自然本底、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交通区位、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协同驱动村镇聚落体系的发展演变。处于城镇化成熟阶段的城区型村镇聚落体系规模小斑块数量少,逐渐消亡并融入城市;在城镇化、工业化和政策制度共同驱动下,近郊型村镇聚落经历了优胜劣汰并保持着稳定的数量与规模,城乡用地混杂发展使村镇空间组织日渐松散;远郊型村镇聚落在生产要素持续外流驱动下普遍呈现“空心化”,村民回乡建房和宅基地退出机制缺位等使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空间分布愈加离心外围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