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化地区生态建设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分析

将交易成本分析引入沙漠化地区生态建设政策分析过程,构建生态建设政策交易成本分析框架,确定交易成本计算方法,估算乌审旗退耕还林政策执行期间的交易成本为每年4 931.92元/hm²,中央政府直接提供的退耕还林补偿每年2 493.75元/hm²,农户支付的费用高达2 310.87元/hm²,占额外支付费用的94.74%。农户为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做出了重大贡献。生态政策的交易成本分析,将为生态建设政策的绩效评价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具有重要意义。     

羌塘草原野生动物保护的生态补偿成本研究(英文)

生态保护的成本是生态补偿标准的核心组成部分,一般由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构成。本文以羌塘自然保护区涉及的那曲地区为例,采用恢复成本法和机会成本法对牧民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进行了核算。研究过程中,借用中国草地承载力评估中的标准羊单位,把草地生态系统、草食性野生动物和价值评估有机地联系起来,为草原地区野生动物保护的生态补偿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评估工具。评估结果表明,那曲地区牧民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成本是每年5.69亿元,其中直接成本是1.19亿元,机会成本是4.5亿元,机会成本占总成本的79%。机会成本是由于草食性野生动物的啃食与踩踏导致草场必须禁牧致使牧民放弃的经济收入。显然,羌塘自然保护区草食性野生动物对草场的损害构成了生态补偿的主体。如果按照那曲地区中度以上退化草地的面积计算,则牧民保护野生动物的单位面积成本是每年57元,按照那曲地区人口计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人均成本是每年1482元。这一结果并不等于生态补偿标准,但可以作为补偿标准的低限。     

甘肃民勤绿洲近年来生态治理政策在农户中的响应

采用访谈式的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于2003年秋季对民勤县农户的生态治理行为进行了典型抽样调查,对目前正在实施的"退耕还林、围栏封育、禁牧休牧、舍饲圈养、结构调整、移民搬迁"等政策在农户中的响应以及农户的生态环境治理意愿,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数据收集,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目前正在实施的生态政策对农户的响应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在农户经营行为方面与生态保护之间存在着矛盾。通过分析得出进一步推动生态治理的结论一是退耕还林用水的费用应该由国家全部承担;二是建立阶梯式的生态补偿机制;三是加强流域水资源管理,实行用水权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     

以成本结构分析为基础的生态治理政策绩效评价

构建了生态治理政策的成本结构指数和过程绩效指数,将生态治理结果纳入绩效体系,形成“过程+结果”的综合绩效评价模型体系。对翁牛特旗的生态治理政策绩效进行了计算：中德合作造林的综合绩效指数为0.877 2,退耕还林的综合绩效指数为0.822 9,小流域治理的综合绩效指数为0.716 9,草原禁牧的综合绩效指数为0.411 2。这四种生态治理政策的过程绩效和终端绩效存在差别：中德合作造林、退耕还林工程、小流域治理项目、草原禁牧政策的过程绩效分别是终端绩效的99.86%、91.76%、84.57%和49.75%。该绩效评价模型是不同生态政策绩效分析的新视角,具有重要意义。     

三峡生态脆弱区耕地非市场价值评估

经济补偿是破解耕地保护外部效应外溢的有效途径。耕地非市场价值是耕地保护外部效应的核心,合理评估这部分价值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运用条件价值法对三峡生态脆弱区耕地非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对712 份有效问卷统计分析表明：① 生态脆弱与贫困耦合地区居民对耕地保护及耕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存在一定差异,经济、文化、社会、政府、心理等因素影响到民众的认知水平。② 农户对耕地非市场价值支付意愿率达到76.77%,城镇居民支付意愿率仅占到64.87%。受访者往往将耕地价值与自身的切身利益结合,更多地表现为理性经济人而非理性社会人。③ Probit 回归与Logit 回归分析表明,经济社会特征对受访者的决策产生一定影响。收入限制成为影响农户决策的主导因素,而捐赠历史与耕地保护认知成为影响城镇居民决策的主导因素。④ 农户与城镇居民的最大支付意愿分别为157.92元/(户·a) 和206.28 元/(户·a)。受访者单位耕地支付意愿为607.65 元/(hm²·a),最终评估出三峡生态脆弱区耕地非市场价值约为104.26×10⁸元。     

基于PRA方法的农户对干旱区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的认知分析

自2000年以来,中国草原牧区实施的一系列草原建设和保护工程引起了草地利用方式和农牧民传统生产模式的改变。农牧户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和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主体,其认知态度与行为选择将直接影响政策实施效果,对草原生态环境有着直接影响。以黑河上游肃南县干旱区草原为例,选取了自由放牧区、半农半牧区和舍饲养殖区三个不同类型牧区,采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PRA）,分析了农牧民对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的认知情况和实施效果及其在当前政策背景下倾向性的草原放牧措施。结果表明：（1）相对宽松的草地资源约束使自由放牧区内农牧民的草原保护政策认知水平较高,58.1%的农牧户对季节性休牧和补贴数额有较高的认同度,但存在超载放牧现象。（2）半农半牧区和舍饲养殖区农牧民对草原保护政策的认知水平偏低,同时,舍饲养殖导致的生产成本上升使该趋势进一步加剧,71.7%的农牧户响应禁牧政策的积极性不高且认为禁牧补贴数额不合理。建议从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细化草原补奖标准和调整草地资源约束的角度因地制宜采取配套措施,实现保护生态和农牧民增收双目标。     

阿拉善左旗沙区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是赋予荒漠化治理的新任务,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荒漠化治理重要手段。基于阿拉善左旗224户居民调查数据,采用支付卡式条件价值评估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沙区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86.61%居民具有生态补偿支付意愿,13.39%居民不具有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沙区居民生态补偿户均年支付意愿值为649.3元,占居民户均收入的0.76%。沙区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受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对生态补偿认知特征影响。因此,从加强生态补偿的政策宣传,鼓励多样化的就业方式,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支付方式以及构建差异化生态补偿征收标准方面来提高沙区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以期为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以及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提供参考。     

基于农户的生态治理政策绩效评价研究

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实行了大规模的生态治理政策,其实施后的绩效评价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由于生态治理的行为主体是政府和农户,主体的不同决定了它们目标和行为的显著区别.通过对农户的经济行为分析,构建了基于农户生态治理政策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并采用AHP方法,计算出各个指标因子的权重,利用典型区域的农户调查数据,验证了该评价方法的可行性.基于农户的生态治理政策绩效评价,将为生态治理政策绩效评价,提供新的视角和有益补充.     

退耕还林背景下寒地山区土地生态安全演变研究

退耕还林工程(Sloping land conversion program,SLCP)可快速改变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区域生态安全水平,是迄今为止我国涉及面最广、投资力度最大的生态建设工程。选择我国典型的寒地山区—牡丹江地区为例,以GIS和数据统计分析技术为平台,定量分析了SLCP对牡丹江地区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确定指标标准值及生态安全评价模型的建立,对牡丹江地区退耕还林期间生态安全状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整个研究时段内,不合理耕地面积显著减少,林地面积大幅度增加,至2013年末,林地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72.91%,退耕还林效果显著。(2)自2000年牡丹江地区实施SLCP以来,生态状况呈现"先改善、后恶化"的趋势,但整体生态安全水平较工程实施前有了大幅度提高。(3)政府相应政策的实施及监督力度的强弱将直接左右SLCP的效果。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加深对SLCP的理解,并为东北地区尤其是长白山脉、老爷岭山脉其他寒地山区城市SLCP的实施提供科学指导和借鉴参考。     

基于多主体模型的典型区域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空间模拟

土地利用变化是全球变化的重要驱动力,模拟是研究土地变化重要的方法。退耕还林是中国山区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原因。当前退耕还林模拟在综合社会与空间途径方面的不足限制了退耕还林模拟的空间精度及后续社会效益研究。结合社会和空间途径精确模拟退耕还林的空间过程可为该工程实施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以云南省东川区铜都镇为研究区,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地理环境数据、实地调研数据,综合考虑农民、农户和政府3类主体,基于多主体模型构建了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的空间模型,模拟了2010—2015年铜都镇具有空间特征的农户年收入、农户/政府退耕意愿和退耕还林工程空间实施过程。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主要与坡度、交通和农户收入有关,与土壤肥力相关性较小,坡度25°~30°的耕地占了81.47%,离道路0~2 km交通条件较好的地段占56.37%,农户年收入较低的区域退耕还林比例较高,且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显著提高了铜都镇收入,2010—2015年户均收入提高了1475元。本文模拟结果空间精度为91.12%。本文构建的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空间模拟方法可为其它区域提供方法借鉴,以期为中国生态保护和精准扶贫等工程实施提供科学支撑。     

退耕还林和荒山禁牧的相对生态价值的估算——以甘肃省靖远县永新乡为例

从20世纪80年代后,生态系统功能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生态价值的估算成了生态学深入发展的一个新的新的热点领域。退耕还林和封山禁牧是我国的一项林业生态工程,退耕还林和禁牧的生态效果如何,在经济上是否合理都有待于探讨。本文以靖远县永新乡的退耕还林和荒山禁牧为例,对相对生态功能和相对生态价值进行了探讨和估算。结果表明：（1）当地退耕还林的林地生态价值远远大于农作物生态价值加农业产值的总价值,也远远大于国家的补助标准。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不仅有利于当地生态环境建设,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合理的;（2）荒山禁牧的生态价值小于禁牧的机会成本,亦小于国家的相关补助标准,禁牧的相对生态价值与国家补贴之和大于禁牧的机会成本。但荒山禁牧新增植被的生态价值大于中国草地的平均生态价值。用相对生态价值完全可以解决不同生态指标之间以及生态指标与经济指标的等价换算问题。     

Eco-compensation effects of the wetland recovery in Dongting Lake area

Eco-compensation is an environmental economic instrument for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 cost. Returning farmland to lak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of restoring wetland ecosystem func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of China. Whether the project of lake recovery can be successful depends on the compensation to the farmers who have lost their original benefit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wetland ecosystem recovery by returning farmland to lake. Aiming at the wetland recovery of the Dongting Lake, th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programs of the lake recovery and flood control in this area has been challenged by the heavy task of population resettlement, so it is an ideal area for case studies to reach the academic objectives proposed as the above. Based on field survey and experimentation, this research evaluated the benefit losses of the resettled farmers and the increased values of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s caused by wetland recovery, and furthermore, the value of eco-compensation for relocated farmers was calculated by consideri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armers’ compensation appeal. The value of eco-compensation for relocated farmers in the Dongting Lake area was 6084.5 yuan per household by synthetic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n wetland ecosystem restoration. Moreover, this article took Dongting Lake area as a case to study and explore the basic issues of the eco-compensation by returning farmland to lake, that was who should pay, who should be paid, how much the payment was and what the payment means was, which sought the mechanisms of wetland restoration eco-compensation and prompted the people’s enthusiasms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分析——以河北省邢台市为例

实行耕地休耕是我国近年对耕地保护和耕地利用转型的重大国家战略，而农户对休耕地进行管护是保证耕地休耕生态效应的重要前提。研究选取河北省邢台市2个乡镇12个村为分析样本，建立农户特征、家庭特征、认知意识、耕地利用状况等影响因素集合，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参与休耕地管护的意愿及行为选择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 有无经济补偿对农户休耕管护意愿影响较大。（2） 影响农户对休耕地管护的意愿和行为的潜在变量不尽相同，但认知意识对两者均起较大作用。（3） 党员身份、村干部身份、家庭总人数、农户心中的耕地保护责任人、对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对休耕地管护技术的了解程度、耕地面积、粮食种植比例等指标变量对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农户年龄、非农就业劳动力数量、家庭收入、耕地破碎度等指标变量对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产生负向影响。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扩大和推进耕地休耕制度落地实施提供参考：建议拓宽政策宣传渠道，完善休耕地管护的补偿方式；加强管护技术培训，激发农民对休耕地管护的热情；提高其管护的能力，保障耕地休耕的效果。     

退田还湖政策的博弈分析

运用博弈论(Game theory)方法,探索退田还湖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之间尤其是移民安置中的的博弈关系。研究表明:退田还湖的实施以及移民安置工作必须兼顾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农民的利益,必须从经济理性人的角度寻找博弈各方的行动动机,并以此为依据制订政策。单凭地方政府的力量不能完成退田还湖工程,中央政府的介入是必要的,并且要起主导作用;但单独依靠中央投入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中央或上级政府应当综合考虑自身的生态防洪效益与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切身经济利益,重点放在改变地方经济状况上,通过各种长期稳定的优惠政策提高基层政府主动接纳移民的积极性,这样才能顺利完成该工程。     

中国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表现及其机理

耕地利用边际化是当前中国山区土地利用主要变化趋势。利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资料,本文首先分析2003年以来农业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的背景下,中国农业生产成本的结构变化以及农户的响应,并对比平原和山区农户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响应方式及程度的差异,发现平原地区能够通过大规模的农业机械替代减少劳动投入,进而有效减少劳动力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影响,而山区因地形条件限制,劳动生产率提升相对缓慢,并与平原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农业劳动力成本占比不断上涨。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中国山区耕地边际化特征明显,以玉米为代表的种植业净利润在2013年普遍降至零以下。2000年以来,中国山区土地利用和植被变化表现为耕地面积减少、森林面积增加、NDVI指数增强,而且在省级层次上,山区县范围NDVI变化率与耕地和森林面积变化率分别具有很强的负相关（r = -0.70）和正相关（r = 0.91）,证实了中国山区耕地当前边际化的发展态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最后对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农业劳动力快速析出背景下的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机理进行了总结。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山区耕地撂荒和森林转型的发展过程。     

洞庭湖区湿地恢复的生态补偿效应(英文)

Eco-compensation is an environmental economic instrument for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 cost.Returning farmland to lak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of restoring wetland ecosystem func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of China.Whether the project of lake recovery can be successful depends on the compensation to the farmers who have lost their original benefit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wetland ecosystem recovery by returning farmland to lake.Aiming at the wetland recovery of the Dongting Lake,the practical im...     

大理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利用大理市1995年和2000年两期TM影像解译土地利用数据,在GIS分析工具支持下,对土地利用变化和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1995年到2000年这5年期间,土地利用变化总体呈现出林地和草地减少、耕地和建筑用地增加的趋势,水域面积变化不明显;（2）土地利用年变化率为0．5％,其中以建设用地面积的年变化率最大为5．84％,耕地和林地的年变化率分别为1．85％和-1．41％,而草地和水域年变化率较小,分别为-0．7％和0．01％;（3）土地利用类型转化主要呈现出林地和草地转化为耕地,耕地和草地转化为建筑用地,林地和草地相互转化的特点;（4）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不明显,总体上表现出林地占优势,耕地、草地、水域相当的结构特征;（5）自然条件对土地利用结构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而人口增长,政府行为决策和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土地利用的变化。     

中国退耕还林还草发展历程、建设现状与前景展望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最具标志性的世界重点生态工程,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号召动员阶段、20世纪末开始实施的第一轮退耕还林还草、2014年启动实施的第二轮退耕还林还草,截至2020年,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5353亿元,在25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435个县实施退耕还林还草3483万ha,其中退耕地还林还草1423万ha、荒山荒地造林1753万ha、封山育林307万ha,占同期全国重点工程造林总面积的40%,有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直接受益,工程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效,每年产生的生态效益总价值量达1.42万亿元,经济效益0.26万亿元,社会效益0.73万亿元,合计2.41万亿元,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展望未来,退耕还林还草将走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就是要努力实现建设高质量、成果高效益、管理高水平,我国在2021-2035年间将继续推动第三轮退耕还林还草,预计可以退耕还林还草667万ha。     

中国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3-2013年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土地流转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理解土地流转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13年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的169511个住户样本,本文揭示了中国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并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识别土地流转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旨在为促进土地流转提供科学参考。结果发现：① 2003-2013年间,土地流转率从17.09%上升到24.1%,年均增幅近0.7个百分点;南方土地流转较为活跃,比如福建等地流转率超过30%,而北方土地流转率较低;② 转入土地支付租金平均为283.74元/亩,55.05%的转入户并未支付租金;相反,转出土地获得租金为243.23元/亩,52.63%的农户转出土地未获得租金;目前中国土地的“零租金”流转率超过50%;③ 土地质量、地理区位、交易费用、家庭及村庄特征等对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具有显著影响;土地质量和地理区位在平原地区的边际效应较大,但在丘陵和山区,交易成本已成为影响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土地“零租金”流转的实质是土地资源错配的一种表现,丘陵和山区边际化及交易费用偏高降低了土地资源的潜在价值。政府应努力降低土地流转中面临的各类交易费用,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的补偿机制,同时关注丘陵和山区的土地资产贬值和撂荒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