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古人类行为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贵州马鞍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的上、下文化层出土了大量动物碎骨.利用动物考古的量化单元对两个文化层动物骨骼组合的种属丰度和骨骼单元分布进行了量化,并观察、分析了骨骼表面痕迹的出现情况,复原了上、下文化层沉积时期马鞍山遗址远古人类的狩猎和处置猎物的行为,发现早晚两期的远古人类除了对猎物的选择有所不同,在搬运、处理和消费猎物的行为上也存在着不同,总体上讲,晚期远古人类比早期远古人类对猎物资源开发得更彻底.通过对动物群组成、年代、环境和文化遗物的综合分析,推测环境变化、人群迁移或者人口的激增可能是导致上述不同产生的原因.这一研究通过动物考古学方法复原了马鞍山遗址远古人类的猎食行为及其变化情况,为探讨中国晚更新世末人类的生存行为和演化特征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和数据.     

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古人类的广谱适应生存——动物考古学的证据

在全球气候变化频繁的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古人类在生存行为方面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对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水洞沟遗址与南方马鞍山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考古学研究表明,古人类的食物广谱化过程以及与之伴随的资源强化现象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记录中是客观存在的:相对于此前以大中型有蹄类动物为主要猎捕对象的狩猎策略而言,这一时期的古人类在其食谱范围中更多纳入了体型相对更小的动物类别(尤其是快速型的小动物);与此同时,古人类在大中型猎物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方面也出现了明显的增强趋势.然而,在古人类广谱适应事件的潜在驱动力方面,这两个遗址之间却有着较为重要的差别.     

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历史过程和可能驱动机制

青藏高原史前人类的活动历史历来是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近年来相关研究取得明显进展,提供了梳理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和定居的过程与驱动机制的可能.本文通过整理和总结在青藏高原已开展的考古工作,提出史前人类主要通过河湟谷地扩散到青藏高原东北部再进一步扩散到整个青藏高原,其扩散过程可概括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末次冰消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5~1.16万年)、全新世早中期的中石器时代(距今11600~6000年)、全新世中晚期的新石器时代(距今6000~4000年)和全新世晚期的青铜时代(距今4000~2300年),而曾报道的青藏高原末次盛冰期及其以前的旧石器遗址的年代需要重新厘定.末次冰消期的人类扩散主要与盛冰期之后的气候转暖转湿事件和细石器文化的盛行有关,全新世早中期的扩散则受到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的驱动和黄土高原粟作农业发展的压迫,这两个时段高原上的史前人类均以季节性的狩猎采集为主;黄土高原粟作农业的传播推动史前人类于距今6000~4000年进入青藏高原东北和东南部的低海拔河谷地带并定居,从事以粟作农业为主的经济活动,而麦作农业的传入推动史前人类距今3600年前开始常年定居到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     

青藏高原东北部官亭盆地新石器-青铜时代聚落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官亭盆地史前群发性自然灾害对齐家文化时期大型聚落喇家遗址毁灭的影响是近20年备受关注的科学问题之一.研究焦点多集中在自然灾害对单一遗址的影响,该盆地内新石器-青铜时代聚落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该时段人地关系演化的过程与机制尚不清晰.本文依据官亭盆地内新石器-青铜时代遗址点的位置、海拔和面积,探讨盆地内该时段聚落的时空演变特征,发现仰韶文化晚期(5500~5000cal a BP),盆地内黄河三级阶地上出现4处遗址,聚落分布范围较小;马家窑文化至齐家文化时期(5300~3600cal a BP),遗址数量、聚落规模和分布范围明显增加,聚落分布整体向靠近黄河的海拔较低的区域移动;辛店文化时期(3400~2700cal a BP),遗址数量和聚落规模呈现下降趋势,聚落范围收缩,聚落分布发生空间分异,一部分向高海拔移动,另一部分则处于低海拔位置.结合研究区周边的全新世气候记录、考古及古洪水资料,显示官亭盆地新石器-青铜时代遗址数量、规模和分布范围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演变和分布范围密切相关,而大区域文化格局的演变又受到气候变化和农业发展的影响.新石器-青铜时代官亭盆地聚落海拔高程的空间分布则主要受到生业模式变化的影响,尚无证据显示其与古洪水事件有紧密关联.     

青海官亭盆地喇家遗址全新世地层序列与史前灾难研究

黄河上游官亭盆地喇家遗址的考古发掘,揭示出史前多重灾难毁灭齐家文化聚落和人群的骇人事件,成为史前环境变化与文明演变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也引起了学术界和各类媒体的关注.但是,围绕喇家遗址史前灾难问题产生了激烈的学术争议.究其原因,关键是对于遗址区域地表过程、沉积物性质和来源、地层序列和层位关系认知不够.文章对喇家遗址所在的黄河第二级阶地和整个官亭盆地,进行地貌学、土壤学、沉积学和地层学观察分析的基础上,系统采样,进行沉积学测试分析和年代测定,建立了晚更新世晚期-全新世地层序列和年代框架.发现其基本层序与黄土高原中东部地区相同,从下向上仍然是晚更新世马兰黄土(L_(1-1))-全新世早期黄土质过渡层(Lt)-全新世中期黑垆土(S_0)-全新世晚期黄土(L_0)-现代土壤(MS).其中,在喇家遗址齐家文化聚落废墟东部,全新世中期黑垆土层(S_0)被两组红色黏土质泥流沉积层(RC_1/RC_2)穿插,分裂成为3个亚层,即古土壤层上段(S_(0上))、中段(S_(0中))和下段(S_(0下)).通过地层对比与OSL测年和~(14)C测年数据的综合分析,表明在中全新世晚期,即3850～3600a BP,受到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强对流天气影响,官亭盆地北部晚第三系红层丘陵沟壑地区,频繁发生高强度暴雨山洪和泥流灾害.它们沿着沟道流经古洪积扇前沿和黄河第二级阶地进入黄河河道.其中有两期多次大规模的山洪泥流过程,溢出沟槽扩散到黄河第二级阶地表面喇家遗址区域.其间还有两场多次大地震及其相关地质灾害与之相伴生,形成群发性巨大灾难事件,共同摧毁了喇家遗址的齐家文化聚落,造成居室内人群的死亡.文章建立了喇家遗址区域晚更新世晚期-全新世沉积物与土壤地层序列,分析论证了史前灾难的成因,对于深入探索黄河上游官亭盆地史前环境变化与灾害,以及人类活动影响问题具有科学意义.     

黄河流域关中盆地史前大洪水研究——以周原漆水河谷地为例

史前大洪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通过野外考察研究,在关中盆地西部漆水河中游沿河谷阶地上,发现典型的全新世大洪水滞流沉积层,它们覆盖着龙山文化聚落—浒西庄遗址文化层.利用地层分析、磁化率和粒度成分测定、文化遗物鉴定、OSL和14C技术断代,证明在距今4300～4000年前,关中盆地经历了一个洪水期,发生了多次大洪水事件.在大洪水发生期间,漆水河谷沿河第二级阶地面以浒西庄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早期（庙底沟二期）聚落和田地被淹没,同时,在更高阶地和黄土台原边沿地带,以赵家崖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晚期（客省庄二期）聚落得到迅速发展.结合在泾河和北洛河河谷发现的史前大洪水的沉积学证据,揭示出了龙山文化晚期关中盆地普遍发生大洪水的客观事实.同时,也发现在距今3100～3000年前,即先周在周原＂岐邑＂时期,关中盆地漆水河谷和渭河河谷也曾经发生多次大洪水.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揭示区域气候水文变化对于全球变化的响应规律,阐明大洪水事件对于我国远古文化突变和社会转折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     

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石叶技术所反映的技术扩散与人群迁移

现代人行为起源及演化研究是近年来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热点,石叶技术作为现代人行为表现的重要组成部分,曾被认为是现代人所独有的石器技术.新的研究表明石叶技术与现代人群并不能完全对应,然而,石叶技术的规范性与多样性、时间分布的不连续性和空间分布的差异性,使其在讨论古人类的生存适应方式、技术扩散和人群迁移等问题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梳理中国境内主要的石叶遗存,本文指出中国北方主要存在两种石叶技术:勒瓦娄哇石叶技术与棱柱状石叶技术.距今约4~3万年间,勒瓦娄哇石叶技术与棱柱状石叶技术相结合形成旧石器晚期初段的石器技术特征,该类遗址主要存在于中国的西北、东北和青藏高原等地,技术上与西伯利亚、蒙古等地的同类发现相似,空间上与之相连且与中国北方石片技术遗存的分布具有明确的界线,可能指示了人群的迁入;距今约2.9~2.5万年间,棱柱状石叶技术与细石叶技术相结合,分布范围深入到了中国北方的腹地,但其代表人群的迁移或仅代表适应方式的扩散还未有定论.本文进一步指出,具体研究石叶遗存时应区分不同的石叶生产系统,避免将不同的石叶技术笼统的作为同一技术体系讨论其所代表的技术及人群扩散等.     

秦岭地区更新世黄土地层中的旧石器埋藏与环境

更新世期间秦岭南北麓及其腹地的山间盆地中沉积有大面积的黄土,这里的黄土地层不仅记录了更新世以来当地古地理与古环境变迁的过程,而且赋存有丰富的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遗存.秦岭北麓及南洛河中下游地区黄土堆积厚度大,黄土-古土壤地层发育完善,有比较连续的冰期-间冰期尺度上的黄土堆积.秦岭主脊以南各山间盆地黄土堆积厚度不大,颗粒较细,在这种"迷你"型的黄土地层中,人类文化遗存的密度普遍高于秦岭以北的旧石器遗址,有利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开展.多年来的古人类和旧石器遗址地层年代学研究结果证实,距今1.15(1.63/1.62?)~0.6Ma期间,秦岭地区的旧石器文化面貌主要以砾石砍砸器、石核、石片和简单修理的石片工具为主,属旧大陆模式I石器工业的范畴.蓝田公王岭和陈家窝、洛南上白川和刘湾、卢氏乔家窑、汉中龙岗寺和窑厂湾、安康关庙(吴台村)以及郧县人等旷野旧石器遗址下部文化层是该类遗存的代表;距今0.4~0.25Ma时段的洛南花石浪龙牙洞遗址则继承了当地前期旷野模式I旧石器遗存的特点,文化面貌主要以石核、石片和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小型石片工具为主;距今250~50ka期间,秦岭地区出现了大量模式Ⅱ(阿舍利类型)石器工业遗存,两面修理的手斧、手镐和薄刃斧等工具普遍发现,说明该地区的石器工业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型过程.洛南盆地张豁口、郭塬和槐树坪、蓝田刁寨、甘峪、涝池河和泄湖、汉中何家梁等遗址是该类遗存的代表;到晚更新世晚期与全新世之交,秦岭南北麓可能还存在小石片石器工业类型的遗存.秦岭地区不同阶段的旧石器组合展示了更新世期间人类生活与石器技术行为发展演化的历程.     

江苏无锡杨家遗址植物遗存分析

考古调查和初步试掘表明,江苏无锡杨家遗址是太湖流域北部一处以马家浜文化晚期(6270~5920cal.a BP)堆积为主体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了解太湖北部史前遗址的植被景观、环境特征及稻作农业情况,本文在杨家遗址开展了较为系统的植物考古工作.炭化水稻的百分含量、出土概率和标准密度等指标在所有出土的种子类植物遗存中均为最高.除此之外,杨家遗址还出土了小二仙草科、莎草科、苔草属、酢浆草等多种湿地杂草.孢粉和植硅体分析结果表明,马家浜文化晚期杨家遗址及其附近的环境景观为:以栎属和栲属为代表的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趋于减少,以禾本科为代表的陆生草本植物发育,水域面积扩大、水体活动加强,气候总体温暖湿润,呈现适宜稻作农业发展的湿地景观.大植物遗存、孢粉和植硅体等多种记录表明,杨家遗址被利用以前其所在区域即有野生稻分布;马家浜文化晚期,稻作农业得到迅速发展.     

喇家遗址史前灾害与黄河大洪水无关

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古史传说中普遍有关于史前大洪水的记载,其对古代人类社会演化的影响是广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史前大洪水和大禹治水的传说由来已久,被认为与夏朝的建立有紧密关联,但缺乏确凿的科学依据支持.针对此问题,有学者提出公元前1 9 2 0年左右黄河上游官亭盆地的大地震导致其上游积石峡形成堰塞湖,其溃决导致黄河流域出现特大洪水,为中国古史传说提供了科学依据的新颖观点.本文通过对喇家遗址地震喷砂裹挟的骨骼测年,对地震、洪水等地质灾害遗迹和考古遗存的综合分析,以及对积石峡堰塞湖沉积测年工作的对比,认为多学科的证据并不支持上述观点,喇家遗址地震发生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1 8 0 0年,而积石峡堰塞湖在公元前3 6 0 0年已经消亡.积石峡堰塞湖的形成与溃决、喇家遗址古人类的突然死亡和古地震是不同时间独立发生的事件,不存在公元前1 9 2 0年左右黄河上游的特大洪水,将其与大禹治水和夏朝建立进行联系的基础是不成立的.     

黄河上游积石峡史前滑坡堰塞湖形成年代与发展演变研究

黄河上游史前大洪水与积石峡史前巨型滑坡堰塞湖、及其与中原地区"大禹治水"和夏王朝的关系问题,受到中外学术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其中,关于黄河积石峡古堰塞湖的形成、发展演变和消亡形式问题,成为地学家必须准确回答的前沿性的科学问题.最近七年来,我们在黄河上游循化盆地、积石峡和官亭盆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通过对古滑坡堆积体和堰塞湖厚达37m沉积物的野外宏观特征观测,沉积物磁化率、粒度、地球化学元素的测定,沉积物成因综合分析论证,以及光释光(OSL)技术断代,结果表明积石峡中段狐跳峡巨型滑坡堰塞事件发生在全新世中期(8.25±0.39)ka.巨大的滑坡堆积体堵塞黄河形成了堰塞湖,它并没有发生突然地垮坝溃决形成异常大洪水,而是持续存在了2600多年.滑坡堰塞坝体受到溢流缓慢的切割,堰塞湖逐渐变浅消亡,期间有反复地收缩和扩张变化,最终在全新世中期(5.65±0.21)ka消失,黄河逐渐贯通.也就是说,积石峡古堰塞湖消亡的年代要早于官亭盆地喇家遗址毁灭废弃的年代约1800年.在积石峡堰塞坝体下游的调查,没有发现所谓"堰塞湖溃决大洪水"的沉积物.这说明积石峡古堰塞湖的形成演变及其消亡过程与官亭盆地喇家遗址的毁灭废弃没有关系.这些研究结果,对于揭示青藏高原东北缘黄河上游史前时期自然灾害发生的规律,正确认识史前时期的人地关系发展演变,准确回答国际学术界和媒体对于黄河上游"堰塞湖溃决大洪水与大禹治水和夏王朝"关系问题的疑问,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青海湖二郎剑钻孔的粘土矿物学研究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青海湖盆地拥有巨厚的新生代沉积,较好地记录了湖盆形成以来的古气候和古环境演化历史,对认识青藏高原东北部隆升过程和东亚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但迄今为止,对青海湖沉积物长时间尺度的研究尚不多见,对沉积矿物学的研究较少涉及.利用X射线衍射分析技术,基于麦夸特算法对青海湖1108.95 m长的二郎剑钻孔岩芯开展了系统的粘土矿物学研究,获得了该钻孔沉积物中粘土矿物的组成、相对含量、化学指数和结晶学特征等方面的信息.结合钻孔的粒度指标,探讨了晚中新世以来高原构造隆升事件和青海湖地区的风化历史与古气候演化过程.研究表明,麦夸特算法在粘土矿物含量计算中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二郎剑钻孔中的粘土矿物以伊利石和绿泥石为主,高岭石和蒙脱石的含量较低;粘土矿物主要为碎屑成因,指示了化学风化作用较弱而物理风化作用强.各项粘土矿物学指标和粒度组分的变化特征揭示了自钻孔底部沉积以来青海湖地区处在总体相对寒冷干旱的气候环境下,并经历了5次大的环境演化阶段.其中在晚中新世早期气候相对温和湿润,之后具趋冷趋干的特点;在晚中新世晚期到上新世早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温暖期之后,一直到第四纪气候持续变得寒冷干旱.各项指标可能也蕴含了自晚中新世以来青藏高原东北部发生过多次构造隆升事件的信息.     

史前农业传播:从中国南方到中南半岛

农业的发展与传播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之一,史前农业向中南半岛的扩散关系到现今南亚语族的形成,是农业传播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以往大部分研究集中在稻作农业传入东南亚的时间和路线上,而粟作农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梳理了中国和中南半岛128个遗址出土的312个稻(Oryza sativa)、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遗存的直接测年数据,发现中南半岛于公元前三千纪后期出现粟作农业,至迟于公元前二千纪后期出现稻作农业.经分析,我们认为中南半岛的早期农业可能有中国西南、两广地区和福建沿海三个来源.史前农业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传播路线与文献记载的"西南丝绸之路"非常接近,这表明在新石器晚期青藏高原东缘就存在一条文化通道,为后世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基础.     

荞麦作物传统加工过程中的花粉散布及其农业考古应用

花粉作为指示古环境、研究古代人类农业活动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荞麦农业的重要指标之一.为更好地理解作物加工过程中荞麦花粉的散布过程及其对花粉雨的贡献,并为解读考古遗址中荞麦花粉的来源及意义提供帮助,我们选择在现代村落进行荞麦作物传统加工的模拟实验,收集空气花粉并统计分析.研究表明荞麦作物花粉在居民生活区的散布与人类加工行为息息相关,其中打谷和过筛的阶段花粉释放量最大.荞麦作物加工过程花粉再次散布和埋藏是文化层中农作物花粉浓度比例显著增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不仅可以指示人类种植和加工行为,也对辨识考古遗址中农作物加工场地,评估农业活动的强度和影响等提供依据.     

泥河湾早更新世早期人类遗物和环境

在河北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东北约600 m处的马圈沟发现一新的哺乳动物化石和旧石器文化层, 共采获500多件哺乳动物化石和5件旧石器. 经研究有化石21种, 其中Allophaiomys deucalion, Borsodia chinensis>和Yangia tingi等的存在为年代的确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据哺乳动物化石对比分析, 旧石器的年代早于1.8 Ma BP, 可能达2.0 Ma BP, 这是华北最早人类活动证据, 当时人类生活于温带干旱稀树草原环境.     

河西走廊史前文化年代的完善及其对重新评估人与环境关系的启示

史前文化高分辨率年代的重建是理解人类演化及其与环境变化关系的前提,对探索史前跨大陆文化交流的轨迹具有重要意义.河西走廊是史前世界最早的远距离文化交流中心之一.由于缺乏~(14)C年代的控制,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及序列仍不清楚.本文提供了一个更加精确的~(14)C年代序列以解决河西走廊地区人类定居和文化演化的时间问题.一年生的炭化农作物遗存~(14)C测年具有避免"老木效应"的优点,因此被用来检测河西走廊已有的炭屑和骨骼~(14)C年代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所得的~(14)C数据集用贝叶斯方法进行建模,模型年代显示其与河西走廊已有的考古文化年代基本一致.然而,青铜时代晚期-铁器时代早期的沙井文化和骟马文化的年代比已有的年代晚约300年.通过对比模型年代与古气候和历史文献资料,我们认为沙井和骟马文化的衰落是受地缘格局的影响而不是气候变化导致的.     

陕北神圪垯墚遗址4000a BP前后生业经济的稳定同位素记录

为深入探讨陕北地区距今4000a前后生业经济的面貌,本文以神木神圪垯墚遗址出土28例人骨与24例动物骨骼为研究对象,运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重建了该遗址居民的食物结构与家畜饲养策略.人骨胶原的碳氮同位素表明,遗址存在个别食用了大量C_3类食物的个体,但大多数居民基本以C_4类食物(粟作农业产品)为食,肉食消费程度个体间有差异.家畜中,家猪主要以粟类食物为食,部分黄牛食用了较多的粟类食物,而其余个体则与羊一样主要以采食野生C_3植物为生.结合陕北及相邻地区相关研究成果,本文认为4000a BP前后粟作农业生产是陕北生业经济的主要内容,草原畜牧经济(黄牛和羊的牧养)在本地多元化生业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程度较低.繁荣的粟作农业经济为陕北地区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食物供给,保证了财富的积累和人群的增长,加速了社会分工和人群分化的速率,这可能是本地区文明化进程在4000a BP前后骤然提速的重要原因.     

新疆罗布泊地区晚更新世末期人类活动新证据

罗布泊地区位于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的最东端,是古代中国与中亚诸国之间东西交往、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之间南北来往的重要节点和枢纽.以往该地区人类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铜时期(小河-古墓沟)和汉晋时期(楼兰),而对于罗布泊地区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却少有报道.文章针对野外考察新发现的一处埋藏石制品,通过对剖面沉积环境、年代学和石制品功能分析,获得了该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直接证据.沉积剖面粒度指标指示当时这里为水动力弱的湖心环境,表明该标本为原地埋藏、未经二次搬运,推测是当时古人在湖区活动的遗落物.根据石制品地层关系和沉积地层AMS~(14)C年代学结果以及石制品表面淀粉粒提取和微痕观测的结果,可以确认在晚更新世末期(约13cal ka BP)罗布泊地区存在古人采集小麦族(Tribe Triticeae)植物和根茎类植物等作为植物性食物并利用石制品进行简单加工的行为.晚更新世末期罗布泊西岸入湖三角洲地区环境条件适宜,可能已是一处人类活动较频繁的绿洲湿地区.     

贾湖遗址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古代人类食谱研究是生物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当前国际科技考古领域的研究前沿. 利用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 尝试揭示贾湖遗址先民的食物结构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 人骨的骨胶原含量、C含量以及N含量, 尤其是骨胶原C/N摩尔比的分析表明, 28个样品中13个已经受到埋藏环境的污染, 不能用作食谱分析. 其余样品骨胶原的δ ¹³C((-20.37±0.53)‰), 表明先民主要以C₃类作为食物来源. 根据骨胶原中δ¹³C和δ ¹⁵N的不同，先民的食谱可划分为4类. 两者相关性的缺乏, 当与该遗址以农耕经济为主有关. 骨胶原δ¹⁵N和羟磷灰石δ¹³C纵贯整个文化段的变化, 反映了先民从狩猎转向采集、捕捞直至发展稻作农业和家畜饲养的改变. 而羟磷灰石中δ ¹⁸O则无明显变化, 揭示了该遗址气候较为稳定.     

稳定同位素和植物微体化石证据所见山西忻定盆地4000a BP前后的生业经济

为了揭示4000a BP前后地理条件封闭的忻定盆地考古学文化大发展与传统粟黍农业及外来麦类种植和牛羊饲养业的关系,讨论中国北方文明事件所产生的广泛的经济基础,文章以辛章遗址出土的9例人骨和58例动物骨骼为研究对象,运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人牙结石上植物微体化石分析的研究方法,还原了先民的食物结构和生业经济.结果显示,先民、猪和狗主要以粟黍类食物为生,牛和羊的食物中也包含一定量的粟黍副产品(如秸秆)等.然而,小麦等并没有在该地区被种植.显然,粟黍农业已对外来动物(牛和羊)的饲喂产生明显影响.由此可见,忻定盆地完全采用了以粟黍农业为主兼容诸多外来农业因素的新的农业体系(粟黍农业及猪牛羊饲喂业),进而证实了新的农业体系已成为更广阔区域先民生产和生活的最优选择,这为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甚至文明的最终出现奠定了广泛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