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型农区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模式与地域差异——以河南省为例

以河南省为例,从社会剥夺视角系统检测了传统农区粮食连增背景下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模式、地域差异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强度整体较高,社会发展水平呈西高东低格局,总体上形成核心—边缘半环形空间结构。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地域差异特征显著,中原城市群社会发展水平最高,但县区间差距最大;豫东地区县域社会发展呈较低水平空间均衡,粮食主产县区的“粮财倒挂”和“粮食与民生倒挂”现象并存;农村县域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滞后于城市辖区,但其县区间差距更大,约为城市辖区的2倍。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格局受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政策、空间战略及历史发展路径依赖等因素共同影响,有着显著社会经济综合转型的结构性特征。     

中国地域多功能性评价及其决策机制

地域功能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时间变异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地域空间的分异性与人地系统的多样性不断增强,地域功能及其发展定位呈现多元化趋势。本文通过构建地域多功能性评价指标体系与指数分析模型,开展了中国县域尺度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社会稳定、生态保育功能及其综合功能的分级评判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都市圈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大城市周边地区;粮食生产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四川盆地、湖北中部及湖南东部等平原集中分布区;社会保障功能则大致由沿海到内地、由北到南逐渐减弱; 生态保育功能一级区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和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地区;将各单项功能进行县域尺度耦合,评价了各县域的综合功能强度,划分出综合功能强势区和弱势区,探讨了强化县域主导功能与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政绩考核等创新机制和政策,为统筹区域发展和提升县域竞争力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县域综合实力评价与区域分异特征

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SPSS软件包与GIS技术,对中国各县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揭示了其空间分异特征。认为,形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经济结构、经济水平和人口素质,而不单单是经济因素;以综合指数方法测度的区域差距明显低于经济差距;北方沿边地区较高的经济水平与低下的社会经济结构水平呈现明显的错位;社会综合发展水平自沿海向内陆表现出高-低-次高-低的4元结构;从全国尺度看,社会经济发展空间结构呈轴线开发模式,而在区域尺度上则表现为由核心区向周边地区逐步下降的"凸"字型空间格局;全国县域综合发展可分为高度协调发展型、中等协调发展型、社会经济结构滞后型、初级协调发展型、整体发展滞后型。     

成渝城市群县域经济差异及其成因分析

利用传统统计方法和ESDA方法,在Arc GIS和Geo Da等软件的支持下,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从时间、空间及影响因子三个方面对2000年以来成渝城市群区域经济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成渝城市群区域经济绝对差异在波动中不断扩大,相对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区内经济高值集聚区相对稳定,辐射带动作用明显;(2)成渝城市群县域经济空间总体呈东-西向格局、经济重心逐步趋于区域几何重心,经济发展在主要及次要方向上均呈现出持续扩张状态;区域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升、高水平县域形成"双核组团"结构、低水平范围逐步缩小且主要分布在边缘山地县域;区内经济发展热点区相对稳定并呈现出一定的扩散效应,而冷点区呈"品"字状分布但其范围持续缩小;(3)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发展策略、市场发育状况和人口增长状况是导致成渝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而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增长对区域差异的影响相对深刻。     

辽中城市群县域综合发展水平差异的时空特征分析

经济发展规模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水平是影响辽中城市群发展差异的主要因子,2000~2005年经济发展规模水平因子由第二主因子上升为第一主因子;以指数方法测度,县域综合发展水平差距要小于经济发展规模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的差距;城市群县域综合发展水平呈双核结构,具有南北分异、东西分异、高值西南集聚、低值东北集中的空间正相关性特点,呈现南北分异的空间变动特征,使各县域空间正相关性增强;在市域范围内,基本上距离市域核心越远,县域综合发展水平下降越多;大多数县域协调度下降,城市群整体协调状况不理想。     

基于改进生态足迹模型的泉州市县域生态承载力评价

运用改进的生产性生态足迹模型,引入生态承载力供需平衡指数,定量评价2014年泉州市各县域生态承载力供需平衡状况。研究结果表明:泉州市各县域生态承载力供需呈不平衡空间分布格局;沿海经济较发达的泉州市区、石狮、晋江和惠安为生态赤字区,南安为生态平衡区,而经济欠发达的安溪、永春和德化为生态盈余区;化石能源用地和建筑用地(电力)消耗是造成生态赤字的主要原因。这与泉州沿海市县是全省生态承载力强的经济重点开发区,而西部山区属于生态承载力弱的生态脆弱区的实际不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因土地"空间互斥性"而忽略区域巨大的CO_2吸收能力;因贸易资料获取困难性而未对沿海经济发达市县的大量贸易进行调整;未考虑污染吸纳地;忽视沿海市县海洋的CO_2吸收能力等。因此,要系统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应综合考虑经济、生态、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     

县域尺度下能源产区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空间分异——以陕西省榆林市为例

以能源产区陕西省榆林市的12个区县为研究单元,在Geo Da和Arc GIS等软件的支持下,结合趋势分析和空间统计方法,分析2005—2010年榆林县域尺度下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格局特征与空间分异机制。榆林各区县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水平差异明显,总体差异呈扩大趋势,两极分化加剧。县域碳排放强度南北走向上表现出逐渐减小趋势,东西走向上具有微弱的"U"型变化态势。总体上,东北部区县碳排放强度高于西南部。各区县碳排放强度具有正的空间关联分布特征,且处于低水平非均衡空间分布状态,空间依赖性明显。结合相关性分析,榆林区县碳排放强度具有极化区、扩散区、塌陷区和传染区4个特征。"热点"主要分布在东北部三县,"冷点"主要分布于南部六县。能源资源分布不均、经济总量以及产业结构差异是造成榆林碳排放强度空间分布不均的主要原因。     

基于县域单元的河南农民收入区域分异时空格局

依据河南1995—2009年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统计数据,采用数理统计和地统计分析法对农民收入水平区域差异时空格局演变态势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表明,1995—2009年间河南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绝对差异持续增大,而相对差异呈阶段性波动增大态势;县域农民收入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态势,整体上呈以豫中和豫西北县市为中心,以豫北、豫东、豫东南和豫西南地区县市为外缘的核心-边缘型空间格局,西北和东南部县市间差距在拉大,两极分化趋势增强。由此认为,加快提高豫东和豫东南农业县域的农民收入水平是推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     

福建省县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格局与动态变化研究

通过构建福建省县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收集相关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方差分析与加权移动平均等方法对2003-2008年福建省县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格局与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福建省县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整体两极分化明显,且两级差距扩大;高发展水平的县域间差异显著,而低发展水平的县域间差异不明显。2)福建省可持续发展空间格局由"沿海一级长轴"、"西部二级短轴"及广大低水平区域构成。"沿海一级长轴"范围稳定,等级结构优化;"西部二级短轴"范围变小,等级稳定,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不平衡有所减弱。3)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过程中,应基于福建省可持续发展水平和空间特征,促进闽台多层次和全方位的分工与合作。     

基于社会需求与交通可达性的新疆通勤机场布局研究

从经济、人口、资源、交通以及社会公益性综合层面评价县域民航需求与交通可达性水平空间差异,采用断裂点模型对现有干、支线机场布局进行评价,确定新疆通勤机场布局与功能。结论：（1）影响新疆县域民航发展需求的各类因素中,经济因子客观权重高于社会与环境因子。（2）民航发展需求水平与交通可达性综合水平县域间差距较大,整体偏低。（3）民航发展需求指数与交通可达性综合指数组合为6类区域,且大部分为"低需求低可达性"。（4）机场吸引力有效断裂点为70个,集中分布在民航发展需求与综合交通可达性中低水平区域。（5）新疆民航机场布局可发展干-支-通勤三层轴-辐与南北疆环线布局模式。     

河南省城镇密集区的空间地域结构

以河南省997个城镇数据、近900条交通线数据、127个县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为基础,分别从节点(各级城镇)发育程度、交通网络联系强度、基质发展水平三方面讨论城镇集聚程度,并在空间分布上进行不同级别的划分。利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对中原城镇密集区的不同地域结构进行了空间界定:(1)核心区,包括郑州市区、巩义市、新郑市等13个县域;(2)次核心区,包括登封市、中牟县、新乡县等12个县域;(3)潜在核心区,包括开封县、杞县、通许县等18个县域;(4)外围区,包括洛阳市南部、平顶山市南部、新乡市北部等所辖14个县域。其中,核心区人均GDP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04倍,人口仅占全省总额的12.22%,GDP总量占全省总量的25.93%。中原城镇密集区今后除进一步完善城镇体系、加强城镇联系强度、提高区域经济实力外,还要进一步关注城镇密集区发展的薄弱区域。     

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空间收敛性

基于2010—2018年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县域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技术和空间收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空间收敛性。结果表明：① 环境规制效率呈现“中心高边缘低”的空间特征,环境规制效率由“大差距低强度”向“小差距高强度”转变;② 环境规制效率具有空间相关性,环境规制效率的热点区-冷点区与经济发展的高水平区-低水平区具有空间趋同性;③ 环境规制效率存在空间收敛性,在考虑社会经济因素和空间因素的情况下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收敛性增强;④ 经济水平、政府干预、能耗强度、工业化率和人口密度等因素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收敛性产生影响。     

西部大开发中甘肃省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态势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利用甘肃省1999,2005,2013年相关经济数据,借助基尼系数、县域集中指数、区域人均GDP空间分布等研究甘肃省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甘肃省县域人均GDP基尼系数均大于0.4,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县域经济增长空间格局呈现集聚态势,主要集中在河西地区和兰州周围地区,已初步形成了以兰州—白银和酒泉—嘉峪关为城市群的双核增长极;县域经济空间格局以贫困县域为主,尤以中南部的陇南、临夏和甘南少数民族州最为突出。     

乡村发展与重构格局特征及振兴路径——以广西为例

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系统开展典型地区乡村发展与重构的格局特征及问题识别研究,是新阶段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科学施策的基础。以广西为案例地,基于熵值法支持下的TOPSIS模型,分时段综合评价全区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重构强度的格局特征,识别乡村发展与重构的问题区域,探讨实现乡村振兴的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广西乡村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乡村地域正在由相对均质走向异质发展态势;各研究时段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强度均值逐渐增大,经济重构愈发加快,空间重构后来居上但仍相对滞后;经济—社会—空间重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值逐渐提升,但当前协调水平仍然不高。基于上述研究,识别出乡村发展与重构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37个县域,问题区域的形成折射着地理环境影响的痕迹,是社会经济要素变化背景下地形地貌、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行为主体、区域政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乡村地域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经济—社会—空间的协调耦合,乡村振兴的实现既需要从宏观层面统筹谋划乡村重构的区域路径,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关键领域研制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优化的调控措施。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域单元1995―2015年21年经济数据为基础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借助标准差、变异系数与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式快速增长,经济指数港澳总体上一直是湾区内最高值,广深增加速度较快;2)区域经济绝对差异总体上在扩大,相对差异在缩小;3)经济空间格局由港澳两极中心变化为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多极中心,呈现出沿内湾倒"U"型分布趋势;4)外部环境、区位特征、区域发展政策等是区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格局及影响因素识别

论文以中国大陆县域为研究单元,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半变异函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模型,对2000—2015年中国乡村多功能指数进行综合测评,揭示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定量识别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乡村地域多功能在空间上呈现出平原、东部沿海等地区高值集聚,高原、山地等地区低值集聚,各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整体呈现出逐渐提升态势;② 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增大,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减小;③ 2000—2015年,中国大陆范围内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自相关范围和强度总体呈现减小的趋势,随机性因子成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④ 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是影响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两两交互作用会增强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社会环境因素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逐渐上升,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逐渐下降。     

规模经济、对外贸易与区域双核结构模式探讨——以山东半岛济南—青岛双核结构为例

区域双核结构模式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地理现象。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论文构建模型,分析了规模经济和对外贸易推动区域双核结构模式的生成过程和经济机理。模型研究表明,规模经济和对外贸易是塑造区域双核结构模式的基本力量:规模经济的增强放大了本地市场效应,导致了区域核心城市的出现;对外贸易影响着沿海地区的经济地理优势,决定着港口区位核心城市和内陆地区核心城市的并存。山东半岛济南—青岛双核结构模式生成过程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双核结构模式是制造业活动完成由以手工业为主导向现代化大生产为主导转变、区域发展环境完成由相对封闭向相对开放转变之后才产生的经济地理现象。     

上海市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时空协同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与综合性功能区域是促进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经。相关研究侧重于开发区的集聚、创新等经济领域,综合性研究较少且对于微观主体及影响因素关注不足。故基于多元数据,建构企业发展、生活服务、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土地利用综合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Tobit回归等方法研究上海市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系统协同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上海市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系统协同发展水平总体较高、呈上升趋势但差距增大;(2)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系统协同发展呈现空间分异,主城区高协同发展、主城区边缘协同但发展不足、外围区低协同发展;(3)主城区开发区面临土地资源不足及系统耦合下降问题,主城区边缘面临生活服务供给、科研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外围区面临土地利用率低、发展动力单一问题;(4)政策导向及开发区过度竞争形成的资源集聚是可持续系统协同发展水平空间分异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5)推进产城融合、完善开发区社会服务功能有利于提升系统协同发展水平,土地资源、税收优惠则促进作用不明显。因此,转变开发区重经济、轻社会的发展思路,注重开发区经济、社会等要素的协同建设,有助于实现开发区可持续发展。     

县域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测算与空间格局变动--以成渝地区为例

基于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指数,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空间误差模型,测度成渝地区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水平并探索其空间格局变动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年、2010年成渝地区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04倍、2.14倍,整体处于较大压力状态,并呈上升趋势,县域人口年龄结构升级态势明显,区域内部由隆升结构向隆升—塌缩并存转变。2)成渝地区县域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呈“一带两圈”分布格局,成都、重庆都市圈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较小,中间地带压力较大,并呈连片分布、逐渐扩散态势。3)县域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具有较强空间集聚性,形成“3+2”压力集聚区,渝东北、川东北、川南地区为三大压力高值集聚区,成都、重庆两大都市圈为压力低值集聚区;压力增长呈“西快东慢、北快南慢”格局,成—德—绵经济带的边缘县域压力增长较快。4)决定县域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集聚格局的主要因素是工业化、服务化、老龄化,工业化、服务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程度,净迁入率对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集聚的影响不显著。     

典型山区居民生活水平评价及空间差异——以四川省凉山州为例

通过建立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西南山区的四川省凉山州彝族自治州为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出各县(市)城乡居民综合生活水平指数、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指数和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指数,并将其划分成较高、中等和较低三级。通过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发现,县域居民生活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聚集性,空间差异明显;相对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而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空间聚集特征更加明显。造成凉山州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空间差异的原因有:1.少数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县域城乡居民综合生活水平、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与其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呈高度负相关。2.地理资源的空间分布。凉山州地理资源条件较好的安宁河流域的"五县一市"城乡居民综合生活水平指数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指数均高于其他县域。3.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空间差异更加明显。凉山州城乡居民综合生活水平的空间差异主要体现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空间差异。随后,对提高山区居民生活水平特别是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促进其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进行了简单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