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时空格局演化与机制研究

运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及哈格特空间结构模式理论,尝试性提出旅游产业生成空间的概念和内涵,剖析其周期性特征。并以张家界为实证研究对象,采用最邻近点距离、重心模型、时间同步性等分析方法,从结构、时间和空间3个维度定量解析了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的演变过程,推演出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时空格局演化的模式与规律,揭示其格局演化的动力机制。结果显示：①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结构总体呈凝聚型分布,内部为“两均两凝”型,重心位置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移动表征,且空间内部同步性较好,但差异性特征较强;②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时空格局演化经历了出现期点状→生成期核心-边缘→发展期双核两翼东西联动的周期性模式。③ 旅游地地理尺度上 “集聚力”、“路径依赖”和“旅游价值链”是推动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演化的综合作用结果。     

动态外部性视角的企业再地方化效应及地区影响 ——以皖江产业承接示范区为例

基于动态外部性视角,提出再地方化效应的测度及对地区转型发展的作用机理,以皖江产业承接示范区为研究对象,从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3方面分析企业再地方化效应的时空演化特征,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其对皖江示范区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时间演化特征与各城市的产业承接政策和转入的产业类型不同有关;② 空间上MAR外部性呈现出“总体均衡-向西增强-向南增强”的演化特征,Jacobs外部性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增强,Porter外部性整体呈增强态势;③ MAR外部性对区域经济绩效和创新水平的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Jacobs外部性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对区域创新的效应为“U”型;Porter外部性能够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但不利于区域创新。     

基于恐袭数据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态势及时空演变分析

依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选取恐怖袭击事件总起数、恐怖袭击死亡人数、恐怖袭击受伤人数、恐怖袭击财产损失程度4项指标构建国家安全态势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标准差椭圆和核密度估计法对1970~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态势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在时间上,从1970~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态势日益严峻,阶段性特征显著,共经历了“兴起-活跃-回落”3个阶段;② 在空间上,国家安全态势标准差椭圆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重心转移路径为西亚北非地区-南亚地区-西亚北非地区;“9·11”事件发生前后空间特征呈现由三大“恐怖主义活跃区域”和1个“U型恐怖主义潜伏圈”向两大“动荡核心圈”和3个“动荡次中心”的转化。     

低碳约束下中国物流业效率的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

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表征物流业,引入SBM-Undesirable模型,考虑低碳约束下的物流效率,对中国（除港澳台和西藏）的30个省（市、自治区）2003~2014年物流业效率进行测度,基于格局-过程-机理框架系统揭示了低碳约束下物流业效率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① 低碳约束下物流业效率总体偏低,空间分异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带性分异态势。② 空间分布具有一定地方依赖性,效率高值区集中于东部沿海,呈现由“大集中、小分散”向“条带状集聚”变化的特征,而低值区高度锁定于西北和西南半壁。③ 空间集聚性较弱,不断趋于收敛,高效率集聚区表现出“北扩西移”的演化趋势。④ 物流业高效率区与高产值区呈现显著的空间同配性。⑤ 物流业效率的空间演化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经济发展、市场环境、产业集聚、信息化水平、政府调控对物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源强度则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对物流业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明显,研究结果可为区域物流协调发展、提高物流业效率提供参考。     

集聚经济、政策激励与中国计算机制造业空间格局——基于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海关贸易库数据,对计算机上游和下游出口源地的空间格局演变进行对比分析,以面板数据方法揭示产业集聚和政策激励的作用。研究发现：① 计算机上游出口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下游出口集中于长三角和成渝,上游出口格局更分散;② 从动态看,上游出口从珠三角逐步向内陆扩散呈现集聚-分散-集聚的过程,内陆地区承载大部分出口增长;下游出口增长态势更为明显,最初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和珠三角,2010年以后内陆地区增长迅速,成渝成为继长三角后最为重要的集聚区;③ 研究时段集聚经济对计算机上下游制造业的推动作用降低,政策激励的影响显著增加;④ 沿海和内陆计算机制造业发展模式不同,前者的兴起主要是市场化条件下的集聚经济,后者则受到集聚经济和政策激励的共同影响;⑤ 由于产业特征的差异,集聚经济对计算机上游的影响高于下游。在计算机制造业的发展中,要素成本增加造成的集聚不经济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激励使得集聚效应逐步让位于政策支持。不同区域不同阶段产业对政策的敏感程度并不相同,政策制定应顺应产业演变规律。     

东北地区城际高铁网络格局特征与演变趋势

构建城际高铁联系强度模型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探讨东北地区高铁网络格局特征与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高铁网络整体关联性相对紧密,小世界效应显著,但仍处于弱连接状态,涵盖长春-四平-沈阳-铁岭-抚顺、大连-辽阳-鞍山-营口-盘锦、松原-白城-乌兰浩特子群,吉林-延吉、齐齐哈尔-大庆、丹东-本溪、锦州-葫芦岛关系对,7片区组织格局成型;② 以哈尔滨为分界线的东南部比西北部的高铁通达联系密切,高铁要素集散呈“一核心、三边缘”格局特征,长春为东北高铁中介运输轴点;③ 辽、吉省内高铁联系紧密,黑、蒙东松散,辽宁省呈沈阳-大连一轴、沈阳-锦州与沈阳-丹东两翼格局,吉林省呈长春-吉林-四平与长春-吉林-延吉三角交叉状格局,黑龙江省呈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轴线状格局,蒙东区呈乌兰浩特孤立化格局;④ 东北地区高铁的运营加快了哈大齐、哈长与长吉图一体化进程,有助于构建辽中南内部哈大、沈丹与丹大高铁三角骨架,同时应依托7片区与4大中俄朝韩主通道搭建东北内外、海陆统筹的铁路网络架构。     

北京城区流动人口扩散格局及驱动机制

基于街道/乡镇尺度人口普查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从规模、占比、密度和集聚度等4个层面分析北京城区流动人口扩散特征,并揭示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 2000~2010年北京城区流动人口规模和密度增加,但流动人口占常住总人口比重和流动人口空间集聚度下降,流动人口呈现明显的空间扩散态势。 北京城区流动人口呈“核-边扩散”格局,城市核心区流动人口规模、密度、占比和空间集聚度不断下降,城市边缘区流动人口规模、密度、占比和空间集聚度逐步上升。 北京城区流动人口的“核-边扩散”格局是经济因素的直接推动、城建因素的间接推动、交通因素的硬性诱导、制度因素的软性诱导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环境污染的时空差异与集聚特征

通过地市单元和主体功能区单元的定量分析,研究2005~2012年中国环境污染物排放的时空变化和空间集聚格局,提出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 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呈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依次递减态势,各类主体功能区水环境面临的污染物胁迫程度持续加剧,且以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最为突出,尽管优化开发区域和重点开发区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呈现小幅下降,但仍然是大气污染物胁迫程度最高的地区。② 地市单元水环境受污染物胁迫态势“总体在加剧、局部有缓解”,东北、东部、中部板块的大部分区域以及西部板块的成渝、新疆中部、呼包鄂等地区呈高排放区连片分布格局;大气环境受污染物胁迫态势“总体较稳定、局部有缓解”,高排放区主要位于山西、内蒙古中西部、陕甘宁豫沿黄地带、环渤海、长三角等地区。③ 中国环境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且呈现增强趋势,其中,华北地区已经成为高污染物排放的主要集聚区,并表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与空间锁定。     

中国人才流动的地域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依据教育部直属高校2015届本科毕业生生源与就业数据,采用指标评价与冷热点分析方法,分析升读大学与本科就业两个流动阶段的人才流动地域模式及省域空间分布格局。研究表明：① 人才流动具有明显的本地空间粘滞性特征,地域模式包括“本地-跃迁”型、“本地-半依附”型和“本地-依附”型。② 省际层面形成沿东南沿海与长江沿岸分布的“弓形”格局,显示了优势区域的整体粘滞性对人才高地形成的意义。研究指出,把握关键节点、依托城市群来发挥粘滞作用有助于城市推进引智工作。     

深圳市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空间特征与演化研究

基于住房普查和建筑普查资料,对深圳市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空间特征与演化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 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并形成若干集聚区,且表现出明显的圈层分化,非正规住房规模比重从城市中心到边缘呈先增长后降低的发展态势。② 影响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空间结构的主因子包括规模因子、住房构成因子、增长因子、建筑特征因子和使用状态因子,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可以划分为边缘增长型、空间集聚型、相对稳定型和中心转化型等4种类型。③ 深圳市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发展演化过程包括形成阶段、快速发展阶段、高潮阶段和缓慢增长阶段,不同阶段的非正规住房具有差异化的演化背景与空间结构特征。     

大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长沙市为例

以长沙都市区为例,基于1978—202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法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78—2020年,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扩张规模较大,以“西北—东南”向扩张为主,由中心区扩张转变为郊区集聚重组。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扩散为主,呈“中心集聚、分散布局”的空间特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呈“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空间特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受国家级开发区吸引较大,区位指向性强。在制造业空间演变过程中,社会经济、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等因素产生显著影响。3类制造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受经济基础、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社会经济、劳动力成本、交通可达性、工业园区数和创新能力作用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人口数量、生产成本、交通可达性和工业园区数的依赖性强。所有制造业均明显受到对外开放水平的负向影响。     

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差异性分析

2015年国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产业协同是推进这一战略的先行领域,因此产业在该地区的集聚与分散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论文利用全国3次经济普查数据,基于企业的空间位置信息,运用DO指数方法研究了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对比分析了集聚特征在区域、行业、企业间的差异性。研究表明： ① 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比例从69.0%提高到82.8%,集聚多发生在0~50 km的范围。随着集聚范围逐渐扩大,集聚强度逐渐减弱,下降幅度达到25.9%。② 在区域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北京、天津2个直辖市;在行业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且集聚范围更短;在企业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小企业。③ 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已经出现了制造业从北京、天津向河北扩散的趋势,特别是一些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力需求较大的制造业,表明在2015年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适宜的。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

有序推进不同类型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是优化区域空间组织、提升地区竞争力的重要过程。论文基于区县层面的制造业企业汇总数据,在刻画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及其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基础上,建立统计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最低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集疏差异促使城市群“核心—边缘”结构进一步强化,核心城市更加专业化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边缘城市则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显著影响了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核心城市土地资源紧缺促使制造业总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土地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转移,环境压力促使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环境容量更大的地方扩散,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明显。另外,区位与交通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制度与政策等对不同类型产业的作用强度和方向也存在显著差异,共同推动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与制造业空间重构。     

中国西部地区开发区及产业时空变化特征

通过收集中国西部12省份的714个开发区基础数据,采用最邻近距离、核密度分析法以及地理空间分析法,对1993—2015年间中国西部地区（简称西部地区）开发区的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及产业分布特征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西部地区开发区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呈现出以重点城市和城市圈为依托的“多级集聚”的演变规律。（2） 西部地区开发区空间聚集程度和规模均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集聚规模增长幅度大于集聚强度。（3） 西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各类型产业的集聚程度强于省级开发区,集聚规模弱于省级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主要发展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各类型产业分布格局呈现出单核心集聚特征;省级开发区以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为主;各类型产业布局特征差距显著,技术密集型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布格局、劳动密集型向中心城市集聚、资金密集型连片规模化发展。研究结果对于西部地区合理利用开发区来加强城市群联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集聚格局与效应分析

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对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产业集聚测度指标、改进引力模型及投入产出分析,对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空间经济效应进行评价,并与全国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辽宁省制造业以资源及资本密集型行业专业化优势最明显,但1995—2016年间在全国内的比较优势整体上有所减弱;制造业的关联行业个数小于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平均值,辽宁省制造业关联行业拓展空间较大;沈阳、大连与鞍山是全省制造业空间分布以及制造业产业链空间联系的中心城市,但多数制造业行业与其关联行业的共同集聚特征并不明显;经济效应方面,2002—2012年间辽宁省的制造业对全国国民经济的推动效应有所减弱,制造业产业链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有较大提升空间。     

西北五省区经济开发区空间格局演变与主导产业变迁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经济开发区的空间布局优化和主导产业转型升级事关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创新驱动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本文选取西北五省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官方发布的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和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等方法探讨该区域经济开发区2006年和2017年空间格局演变及主导产业变迁过程，得到以下结论：（1） 2006年和2017年西北五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均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集聚强度增大，并呈现差异化的集聚扩散模式。（2） 五省区开发区在特定范围内的空间分析尺度上显著集聚，2006—2017年间集聚程度和强度有不同程度的提高。（3） 五省区开发区整体产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主导产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济开发区数量和所占比例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不同类型主导产业的开发区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变迁差异：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倾向于在“西安—兰州—银川”集聚片区集聚；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方面在“乌昌石—奎屯—喀什”沿边集聚带强化集聚，另一方面，在“西安—兰州—银川”集聚片区的集聚中心逐步从兰州转移到了西安地区；资金密集型产业在新疆“乌昌石—奎屯—喀什”沿边集聚带和西安市与兰州市之间的“通道状”集聚区强化集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开发区在西安市和乌鲁木齐市集聚。     

基于企业点数据的在京日企空间集聚模式

基于驻京日企微观空间数据,根据企业母公司所属行业类型,对比探析不同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分散态势及其演化趋势,利用DO指数法,科学测定在京日企空间集聚范围。研究发现：（1）在“纯距离”条件下,原材料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尺度为35-60km,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尺度为20-28km,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尺度为10-18km,而生活服务业空间分布则较为随机;在考虑企业规模条件下,各个行业集聚尺度则大相径庭,集聚（分散）指数显著升高;（2）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斥现象,对于制造业而言互斥状态并不显著,但对于服务业而言在空间上与制造业存在明显的互斥现象,且互斥尺度发生在22-28km上;（3）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材料密集型制造业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式基本趋于稳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新-老企业在空间上愈发集聚,共聚尺度发生在18—30km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服务业的新-老企业分布模式基本相似,新入驻企业依托于前期入驻企业,接触扩散、就近分布,在空间上趋于共栖。     

面向转型升级发展的开发区主导产业分布及其空间集聚研究

国际与国内发展环境双重变革下,开发区“二次创业”乃至“三次创业”的呼声不断高涨。为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开发区的主导产业分布、集聚及其影响因素,以促进其转型升级发展。以国家级经济产业开发区为例,在系统梳理中国219家国家级经开区主导产业基础上,采用核密度分析法与Ripley's K函数可视化其空间分布格局与空间集聚状态;并面向转型发展与产业升级,采用GWR方法探讨影响技术密集型产业分布与集聚的主要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表明：① 国家级经开区主导产业以制造业为主,产业空间集聚存在尺度分异与空间衰减特征。② 从产业组织来看,以单一/双要素密集的主导产业组织模式为主。③ 开发区自身条件对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的促进效果相对有限;城市对开发区产业集聚的支撑作用与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存在一定的反向联系;开发区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尤其是利用国际资本的能力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具有较强关联性。面向转型升级发展,开发区自身应持续改革,主动探索;同时要处理好两个“资本关系”,即开发区与所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与国际资本的关系。     

污染型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地区，污染型制造业在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选取83个直辖市、地级市、州为研究对象，对 2005-2015年污染型制造业格局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①时序变化特点表现为污染型制造业在下游地区呈衰减趋势的同时，中游却呈现大幅增长趋势；空间格局总体呈现出由沪宁杭沿长江向安徽皖江城市带、九江、荆州、长沙等中游地区扩散的态势；②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是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力。经济发展和政府调控对污染型制造业空间集聚具有重要拉动作用。要素成本、基础设施、市场因素等传统产业区位因素呈负相关关系；③分地区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和创新能力是中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集聚的主要拉力，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政府调控和创新能力对下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的衰减具有明显推动作用，特别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     

东北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空气污染环境效应——基于企业数据的实证

基于企业数据与空间计量方法,总结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东北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在分析地区空气污染同期变化的基础上,探讨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对空气污染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逐渐增高,并形成多个新兴“热点区”,31个细分行业大类均呈集聚分布,资本规模由高度集中向“T字形”铁路周边沿线城市扩散。②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清洁度与产业技术高级度均呈下降趋势,在县区尺度上体现出空间差异且有不同程度的增幅和降幅。③ 制造业空间格局对空气污染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和技术效应,二者分别表现为拥挤效应和回弹效应,但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