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以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为生产要素,非农GDP为经济产出,以中国县级市及其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定量评估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布局及其波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城市技术效率总体呈东高西低、有一定空间外溢的地域性特征。不过,近年来中国城市规模效率较高城市主要为大城市周边临近小城镇,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尤为显著。同时,近年来中国城市技术效率变化与城市经济效率变化都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经济落后地区优于经济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区域好于大中城市区域。不过,近年来中国城市规模效率变化的高值区域主要集聚于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等主要城镇化区域,而大中城市规模效率增长状况整体上也好于中小城市。另外,近年来中国城市经济效率波动受制于城镇产业模式、政府经济策略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城镇化进程,而城市规模也有非线性的影响作用,而地方政府大力依赖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并不能有效推动城市经济效率趋于提高态势。     

珠江三角洲城镇化转型研究

首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选取近30年的人口、产业、社会和经济等数据对珠三角城镇化的动力进行分析,其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探讨珠三角城镇化转型的驱动力和演变特征。分析发现珠三角二产、人口与土地仍是其城镇化主要的驱动因素,但城镇化的“要素推动”作用下降明显,“外向型城镇化”模式逐渐减弱,“知识源导向”城镇化模式正在形成,城镇化模式趋向多元化。珠三角城镇化正面临转型,存在传统“要素推动”不可持续,新型“知识推动”发展相对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制度建设滞后以及内需不足等新问题。珠三角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创新驱动”,实现“动力转型”,通过建设宜居城乡以实现“质量转型”,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促进“制度转型”。     

基于人口、产业和用地结构关系的城镇化模式类型及演进特征——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从人口城镇化、产业非农化、用地城镇化进程的相对关系角度,在三角模型中将城镇化的协调关系模式划分为六种类型。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发现六种关系模式在空间上临近、时间上趋同。从长期均衡结果看,各县市城镇化关系模式的差异主要源于自然条件、行政区设置等固有条件,城镇化模式的多样性并存未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差别。从短期时序变动来看,在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主导驱动力形式下的确存在效率差异,现阶段长三角地区用地城镇化进程的迅速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高度吻合。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对各维度进程的不匹配现象予以关注,有助于认识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和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流转模式选择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土地流转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基于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流转所暴露出的新问题、新矛盾,对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流转模式选择及其实现路径的研究显得尤为紧要。在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衡阳市相关土地流转的实践活动最具代表性,研究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不但要关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动因、现状、形式等问题,更需要对农村土地流转模式选择及其实现路径进行探讨。农村土地流转模式选择及其实现路径的探讨,对于正确引导和规范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深远影响。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投融资时空格局与发展特征

基础设施建设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镇化起着基础性支撑保障作用。通过宽窄两种口径,采用统计分析、变差系数和Moran指数等方法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时空格局进行模拟分析。研究发现：①总体上,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态势,基础设施已成为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②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中,电力、交通、水利等经济性基础设施是投资的主要领域,但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比重逐渐增加,体现了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发展特点;③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中起主导作用,地方政府财政投入、银行贷款和土地出让金等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④基础设施投资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不均衡和多中心格局,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川渝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一直高于其他省区,这种差异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差距趋于缩小;⑤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投资存在分异,但分异程度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结果为下一步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参考。     

转型视阈下珠三角地区乡村发展过程及地域模式梳理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系统梳理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演变历程及其主要地域模式,对中国乡村发展和振兴的科学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演变历经了4个阶段。① 1978年以前,传统乡村发展阶段。在国际市场需求刺激下出现“弃田筑塘,废稻树桑”,逐渐形成桑基鱼塘的有机循环农业生产模式,呈现出传统农业景观。② 1978—2000年,工业化驱动发展阶段。以乡镇企业嫁接外资形式推动了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乡村空间逐渐形成了“生活居住+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三位一体的功能结构,空间分化与混杂性特征显著。③ 2000—2008年,城市化与都市化双轨并行阶段。政府主导的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促使珠三角地区逐渐演变为“大集聚,小分散”的城乡发展转型空间格局。④ 2008年至今,都市化驱动乡村急剧转型阶段。珠三角都市圈建设进程加快,城乡体系逐步向一体化和网络化发展,乡村地区的产业发展趋向多元分化,乡村破碎化的非正规空间促使形成全球城市区域下马赛克式分布的空间格局。基于不同区位的外部性和内生性因素的差异性,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模式可归纳为城市区域型、近郊型、远郊型等不同地域类型。在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外部性的环境变化、内部要素分化与重构机制直接影响到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和模式选择。     

基于个体生命历程视角的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与市民化进程

本文通过对个体生命历程的考察,从微观视角探讨苏南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镇化路径转变以及转型中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地方政府在中国行政和经济分权、土地、住房等一系列改革中不断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从而促使苏南从早期的以乡村工业化为动力、以小城镇为载体的“自下而上”式城镇化,转向由开发区建设和土地财政所推动的快速城镇化。城镇化路径转变也影响了苏南农民的生命历程,文中个案就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家、私营企业主到失地农民的身份变迁。在苏南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中,个体经历了不同“行动地位”的转变：乡镇企业时期,农民参与乡村工业,主动进行就业的非农化;但到了征地拆迁时期,农民在政府推动下,通过户籍改革和安置上楼进行了身份的城镇化,这个阶段的市民化,更多源于政府的主动推动,农民带有“被动接受”的成分。另外,早期的就业非农化成为后期村民顺利实现身份城镇化的基础,解决了村民失去土地、安置“上楼”后的经济来源问题,这对当前新型城镇化所倡导的“人的城镇化”具有一定启示。     

基于产权视角的快速城镇化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及其效益研究——以湖北省熊口镇为例

快速城镇化地区面临建设用地扩张和耕地资源保护的矛盾,农村土地流转已成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集约化发展、解决当前快速城镇化地区用地矛盾的重要举措。但由于土地权属不清、土地功能发生转变、流转各方利益冲突与保障措施等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土地流转推进受到阻碍。本文运用产权理论,以快速城镇化地区湖北省潜江市熊口镇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研究不同土地流转模式中土地性质、运作机制、产权关系、流转收益变化等,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定量评价土地流转各方满意度及满意要素需求。研究表明:熊口镇现存的4 种土地流转模式中,“农户+政府+企业”模式由于流转规模大、推进速度快、各方收益得到保障等而成为比较容易接受的流转模式;满意度评价中,涉及农户流转满意要素重要性远远高于政府与企业的满意要素,但其满意度均比较低;在总共15 个要素中,农户对土地流转的整体评价、企业对土地流转中风险控制、土地流转对地方经济带动等因素获得满意度最高。最后对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建设提出了建议。     

广东省人口城镇化变动趋势

本文分析了８０年代以来广东省人口城镇化的变化特征，认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快速发展是广东省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指出今后庆充分发挥地区优势，以产业结构的深入高速为动力，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流劝，促进各区域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 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珠三角城市空间联系及社会网络——基于“流空间”的分析

基于A股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行为所构拟的资本流、人口迁徙大数据所构拟的交通流和搜索引擎指数所构拟的信息流构建“流空间”网络,对珠三角城市空间联系特征与演进趋势进行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并对城市群内流空间网络结构进行探讨。研究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紧紧围绕广、佛、莞、深这一南北纵深的区域发展走廊,在信息流上呈现广州、深圳双核,交通流上呈现广州、深圳与东莞三核,资本流上呈现深圳单核发展的态势;城市网络呈现显著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非均衡结构,珠江东岸成为珠三角地区功能集聚、要素流动与城镇联系的高地,在城市网络中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能力;发展要素在湾区城市间自由流动仍存阻碍,城市间呈梯度发展差异,广州、深圳不论在流要素的吸引还是输出上均大幅超出其他城市。要实现珠三角地区城市群物理层面真正的同城、协同或融合,一方面需要打通阻碍要素自由流通的壁垒,另一方面需要打造城市核心竞争力。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south China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south China has experienced drama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since the late 1970s. Foreign investment, especially the capital from Hong Kong,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underlying the process.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a region also has important bearing on the balanced/unbalanced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issue remains unexamined and critical analysis is needed to unveil the spatial impa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ctiv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o examine the spatial diffusion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e 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the provincial capital, Guangzhou and two special economic zones near Hong Kong to surrounding areas is clearly identified. The diffus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widespread implementation of open-door policy in the region an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infrastructure. Four models of foreign investment are developed to explain the spatial incide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can shed light o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apital.     

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

珠三角的跨境资本因其文化多元性、地缘特殊性而受到国际经济地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多元资本主义”等多种理论框架被提出以解释其特殊性。然而,由于数据、方法的限制,相关研究多停留于理论及定性探讨层面,基于微观企业样点的研究较为欠缺,特别是纳入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的定量模型研究更为缺乏。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样点数据,综合考虑传统一般经济因素与制度、集聚、创新、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以及空间回归分析,研究了2005—2009、2009—2013年2个时段的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new-born cross-border manufacturing firms, NCMF)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差异,并重点关注金融危机前后(2005—2009年)这一特殊的经济转型时期,珠三角NCMF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珠三角NCMF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以往有所降低,2005—2009年与2009—2013年2个时段的NCMF在结构与分布特征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热点区位在2005年后开始由珠三角东岸地区向西岸拓展,2009年后则再次呈现以东岸为主的集聚特征;②金融危机前后,珠三角的发展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吸引跨境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开发区政策优势逐步弱化,而集聚因素、创新因素以及企业异质性成为影响跨境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与区位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③处于动力转换期的珠三角,需要通过构建完善的制度环境、建立创新网络、增强要素集聚、根据企业偏好制定多元化引资政策来重新获得发展的新优势。论文旨在从企业微观层面揭示经济区域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同时也为理解转型时期中国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区域的动力转换与空间重构提供实证参考。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过程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期城镇建设用地矢量数据、自然要素、人文经济要素数据,利用空间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识别珠三角地区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中心性、动态性和差异性的演变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结论表明：①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的中心集聚性不断凸显,形成了以“广佛—深莞”为轴的城镇建设用地连绵集聚区;珠江口东岸中心集聚性和空间扩展性强于西岸,核心区域优于边缘区域,形成多核心的“A”型空间结构;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呈现出显著“点—轴”指向性地域特征;空间成长性呈现为“大集聚,大分散”的网络连接的空间特征。② 外部社会经济发展和内部地理要素及区位条件等共同驱动城乡空间转型,工业化发展和区位条件是核心影响因素。③ 在多重约束下的“控增逼存”政策框架下,人口变化对城乡转型空间扩展的影响不显著。     

珠江三角洲城镇建筑覆盖近期变化研究

基于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从1988年与1998年两个时期研究区域的TM卫星影像提取各城镇的实际建筑覆盖区面积等专题信息,并利用Arc/Info802建立珠江三角洲乡镇级空间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重点对珠江三角洲城镇建筑覆盖近期变化的空间扩展特性,并就企业、交通设施、人口、区域经济与行政体制等驱动因子进行了初步综合分析。研究表明20世纪末珠江三角洲城镇建筑覆盖总体圈层格局相对稳定,核心增长与交通指向扩展非常显著,城镇建筑覆盖区增长总量与增长速率空间分布不一致,城镇扩展强度指数空间分布也显示出核心增长与交通轴向增长显著的特征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

基于多时相卫星遥感影像和GIS技术,对珠三角城市群不同时期的工业生产空间信息进行精准提取,利用多种模型定量分析了其空间扩展格局与特征,并进一步揭示了影响其时空演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1990年以来,珠三角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总体上呈现由核心向边缘扩散的特征,且扩展热点格局不断变动,热点区的中心极化作用逐渐减弱;②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变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和异质性,2007年以前工业生产空间的破碎化程度增加而紧凑性降低,其面积的增加以外部扩展为主,而2007年以后的变化与此相反;③ 在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不同阶段,驱动机制有所不同,政策因素、经济全球化、区域城镇化以及技术的进步与创新等,推动着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演化与重构。     

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的思考

论述乡村城市化的涵义,分析了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的基本特点,制约因素及加速城市化进程的任务和对策,指出不同国情应有不同的城市化模式。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大,不同地区乡村城市化的形式也应有所区别。珠江三角洲是目前国内乡村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区域,但于工业化发展速度相比仍显得滞后,城市化属初级阶段,呈粗放化特点。为加快珠江三角洲城市化进程,必须抓好如下几个方面：①进一步形成区域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格局;②形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与重点方向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人地和谐、高效低碳、生态环保、节约创新、智慧平安的质量提升型城镇化,是高质量的城市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高质量的人居环境、高质量的城市管理和高质量的市民化的有机统一。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四阶段性规律和渐进式规律,实现新型城镇化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一步到位”向“分步到位”、由激进式向渐进式、由诱发“负效应”向释放“正能量”、由被动性向主动型、由“地为本”向“人为本”的战略转型。考虑到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地域差异显著,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因地制宜、因类指导,可将全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区域划分为城市群地区（Ⅰ）、粮食主产区（Ⅱ）、农林牧地区（Ⅲ）、连片扶贫区（Ⅳ）、民族自治区（Ⅴ）共5大高质量发展类型区和47个亚区。未来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点路径包括：增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协同性,提高城市群发展质量;推动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城市发展品质与质量;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乡村振兴;突出因地制宜,明确不同类型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功能;创新体制机制,全过程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量力而行,以特取胜,规范建设特色小镇,夯实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把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及高质量保护有机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