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河道公共休闲的适宜性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兼论北京河道公共空间休闲价值

城市河道是集城市生态保育、娱乐游憩、居住生活、景观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开放空间。对城市河道公共休闲空间的利用目前存在价值利用与控制难以协调的矛盾,构建城市河道公共休闲价值评价指标对城市河道休闲空间的规划与开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目前公众对城市河道休闲的识别要素,综合国内外学者对休闲空间评价、城市河道生态健康评价等研究,将城市河道公共休闲空间适宜性指标归纳为资源特性、形态特性、功能特性、文化特质、公共特性等5个维度共42项指标;综合考虑指标的代表性和易操作性等特征,在指标权重确定上,使用最常用的关联矩阵法,反映各指标的重要性差异;利用确定的指标体系和权重测度了北京城区已治理的14条河道的公共休闲适宜度。结果表明,北京市城市河道普遍存在生态景观特征较好,但实用性有待加强的现实问题。     

城市河道公共休闲的适宜性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简

城市河道是集城市生态保育、娱乐游憩、居住生活、景观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开放空间。对城市河道公共休闲空间的利用目前存在价值利用与控制难以协调的矛盾,构建城市河道公共休闲价值评价指标对城市河道休闲空间的规划与开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目前公众对城市河道休闲的识别要素,综合国内外学者对休闲空间评价、城市河道生态健康评价等研究,将城市河道公共休闲空间适宜性指标归纳为资源特性、形态特性、功能特性、文化特质、公共特性等5个维度共42项指标;综合考虑指标的代表性和易操作性等特征,在指标权重确定上,使用最常用的关联矩阵法,反映各指标的重要性差异;利用确定的指标体系和权重测度了北京城区已治理的14条河道的公共休闲适宜度。结果表明,北京市城市河道普遍存在生态景观特征较好,但实用性有待加强的现实问题。     

城市情感地理与空间治理：广州市区宣传类户外广告案例

受人文地理“情感转向”思潮的影响,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开始关注情感对空间的构建作用,情感空间的营造与城市空间的治理存在一定的耦合关联。本文以广州市区的宣传类户外广告为例,援引情感地理与空间治理的相关理论,采用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探讨宣传类户外广告在营造情感氛围过程中与城市空间的内在关联,进而讨论情感氛围与城市空间治理的联系。研究发现,户外广告尤其是宣传类户外广告通过视觉表征生产情感空间,由身体-街区-城市三个尺度构成情感化的公共空间,置身城市公共空间的个体在宣传类户外广告的话语作用下重构对城市空间的想象,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和“安全感”等情感,并通过视觉、情感等非表征形式使居民在自我审视中加深群体文化认同,使空间治理内化。研究将情感地理的研究放置在城市这一中观尺度,通过广州市区宣传类户外广告的讨论丰富了情感地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对拓展情感地理研究的尺度与视角进行了有益探索。     

转型期北京社区公共空间对邻里交往的影响机理：本地居民与移民的对比分析

利用2017年北京市36个小区的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并基于POI数据测量小区尺度上步行道、公园、交通站点、商业设施、学校5类公共空间与设施的可达性,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社区公共空间对本地居民、外来移民邻里交往的不同影响作用和机理。研究发现,在城市转型与居住分异的背景下：典型公共空间（步行道、公园）在促进邻里交往的作用上不如交通站点、商业设施等准公共空间设施;相较于外来移民,本地居民的邻里交往水平更容易受到社区公共空间的影响。     

城市新陈代谢视角下的城市公共健康风险

城市公共健康风险是当代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界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国内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健康城市建设和城市风险治理,然而这些研究受到城市/自然二元论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政治生态学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界迅速崛起,提出了以社会关系为核心的城市新陈代谢理论,在空间和联系两个层面将社会与自然,人类行为体与非人类行为体联系起来,实现了对二元论的超越。基于这一理论,本文从空间和联系层面对城市公共健康风险的具体形式进行分析,指出在空间层面上,存在空间流转和重叠的公共健康风险和空间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公共健康风险;就联系层面而言,存在“新陈代谢断裂”的公共健康风险和公众认知的公共健康风险。     

中国城市公共健康水平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定基极差熵权法与定基等权赋值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分析2003—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以上城市公共健康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并运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考察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研究期内中国城市公共健康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各城市间公共健康水平差异有所扩大,且始终存在多级分化现象;② 四大板块核密度曲线在重心位置、主峰高度、波峰数量、拖尾长度、拖尾厚度上均有各自演化形态,是一种时段特征与地区特色相互耦合叠加的结果;③ 中国城市公共健康水平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同群效应”,空间集聚类型实现了由LL型为主体向HH型为主体的转化;④ 收入水平、人口密度、科技进步、工业化程度、卫生体制改革对城市公共健康具有影响,但各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质量评价

通过深度访谈及专家讨论,建立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取京津冀地区居民对不同评价指标的主观偏好,并以此为依据对不同评价指标进行赋权,评价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结果表明: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工作状态和不同年龄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偏好存在明显差异;京津冀城市间公共服务质量差异显著,呈现出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逐渐衰减的空间格局。     

转型期城市土地资源"公共治理"适用性分析

城市土地是一种公共资源,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分析"公共治理"理论在城市土地资源管理中适用性,对于实现城市土地资源公平、有效配置和永续利用具有借鉴意义.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定性分析法,阐述公共治理概念的内涵,分析城市土地资源的公共属性,探讨城市土地资源"公共治理"实质,从市场化经济、民主化进程、全球化背景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土地资源"公共治理"适用性的社会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城市土地资源治理模式的基本思路,即政治结构一元化框架内科层政府、市场机制和市民社会共同作用的多元化模式,进一步明确了科层政府、市场机制和市民社会治理职能分工.     

论中国乡村公共空间治理

明确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举措,全面推进乡村空间有序重构,是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保障。在解构乡村公共空间内涵、明确划分乡村公共空间类型的同时,梳理中国乡村公共空间嬗变历程和阶段特征,剖析乡村公共空间中出现的权属关系不明、土地制度受限和空间组织无序等现实瓶颈,并融合“自上而下”行政管控与“自下而上”治理需求维度,形成乡村公共空间“需求-统筹-组织”综合治理体系。据此,提出激活关键要素转型、明确权属主体职责和夯实制度保障体系的乡村公共空间治理路径,为完善乡村空间规划体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重要依据。     

北京市郊区游憩空间分布规律

郊区是城市发展的腹地,郊区游憩空间不仅能够满足都市居民出游的需求,而且对维护城市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北京作为案例地,对郊区的游憩空间布局规律进行研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网络、文献、调研收集数据,将游憩空间按照功能划分为3类：公共游憩空间、商业游憩空间与附属游憩空间;将不同功能、不同经营主体与不同土地利用的游憩空间组织起来,从而建立北京郊区游憩空间采样数据库,采用GIS空间分析的技术手段得出结论。研究发现,北京郊区各类游憩空间布局具有空间分异规律。公共游憩空间中风景名胜区分布在远郊的山区;城市公园与城市形态相关;郊野公园属于政策导向型的游憩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源本底条件造成的游憩空间不均匀分布。商业游憩空间呈现产品的空间分异,并与交通、水系条件密切相关;乡村游憩设施依托于大型景区,并与农业传统相关。北京郊区的游憩空间已经初步具备网络结构并向纵深发展,出现了产业集中区。最后指出北京游憩空间布局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和改进的方向。该研究旨在构建都市游憩空间的有机结构,为城市规划与游憩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社区增权视角下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优化

以湖南省龙山县惹巴拉村寨为例,采用文本分析法与深度访谈法,基于社区增权视角,优化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结果发现：1）文化遗产地社区失权体现在经济失权、心理失权、社会失权及政治失权4个方面。2）文化遗产地通过权力合作、权力共有及权力激励等社区赋权方式再分配资源、权益及资本。3）权力共有路径下,强化政策透明度和社区话语权,有助于社区主体参与治理;权力合作路径下,扩充资源分配渠道、强化主体合作关系,有助于社区治理渠道扩展;权力激励路径下,规范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及监管方式,有助于社区治理政策细化。文章借助“社区增权”理论,将旅游引发的“社区失权”改进为“社区增权”,补充完善文化遗产地治理研究,可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地的治理提供参考。     

传统村落空间的表征与话语权力：基于文本话语的分析

基于社会空间思想与话语权力理论,研究了传统村落空间的表征及其干预实践的逻辑。结果发现：全球现代化与中国城乡实践导致的村落存续危机,构成了传统村落空间话语形成的条件与基础;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乡村旅游等构成当代中国社会关于传统村落空间的社会表征;作为专家、学者与政府合力建构的结果,“传统村落”蕴含着现代社会秩序与发展逻辑,规约着村落实践;政治与资本主体主导着传统村落空间实践观念与制度设计进而介入实践过程,以实现其空间治理与资本增值的目的。     

陕西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识别

文化遗产景观是地域文化的符号表征,文化遗产景观基因则是地域文化代际传承的基本“遗传”单位和文化遗产景观形成的决定性因子。目前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研究已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方向之一。通过识别与提取隐藏在文化遗产景观内的文化基因,可反映出地域文化的基本特质。传统村落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遗产景观,整体上延续和传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集中体现在传统村落内的文化遗产景观之中,对传统村落进行遗产性景观基因识别研究可揭示地域文化的人文地理性和传统村落的社会文化性。基于地域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理念,以陕西省35个代表性传统村落为例,首先从宏观和中观尺度,分析了传统村落遗产性景观的文化环境特征;其次从微观视角,建立了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景观基因识别与提取方法,对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的基因特征进行分析,识别出传统村落的地域文化特质。本文旨在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认识和保护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为实现传统村落的文化复兴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GIS的佛山城市文化遗产景观风险性的评估

首先从城市文化遗产景观所处背景环境和存在状况的两个角度,构建城市文化遗产景观风险性评估体系和评估模型,应用GIS开发佛山历史文化地理信息系统,并实现城市文化遗产景观风险性的评估功能。通过对1994年和2005年佛山的城市文化遗产景观在环境风险、发展风险和遗产状况的分析表明:大气环境在环境风险中贡献较大,传统建城区的大气环境风险性呈下降趋势,而其周边地区增强;发展风险总体上增加,但随着缓冲区不同,其中土地利用变化带来的风险性最为显著;佛山城市文化遗产景观风险性随着缓冲半径有不同的变化趋势,分析认为应该建立适宜的文化缓冲区。     

旅游背景下传统仪式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实践

仪式因其符号性和社会性成为空间研究和理论阐释的绝佳场域,在仪式与仪式空间研究中,仪式背后的社会关系及其对仪式空间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本文以安顺屯堡地戏和芒康加达村巴玛巴典为例,运用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分析法,回溯并分析两种仪式空间生产的过程与特征,刻画参与和影响仪式空间生产的社会关系,深入解析仪式空间的各个维度及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实践,力图比较和呈现旅游发展对地方传统仪式变迁的影响。研究发现,传统仪式的空间是仪式主体社会关系织就的空间,其空间生产本质上是社会关系与空间秩序“重构或调适”的过程;在旅游影响下的仪式空间生产中,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之间差异化的互动关系造就了仪式中差异化的空间实践;此外,仪式的空间生产隐含着对现代性消解的抵抗。本文构建了传统仪式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为解读列斐伏尔空间生产与空间三元互动提供了新视角,以揭示旅游与地方文化变迁之间更为深刻的联系。     

越南阮朝顺化皇城嵌瓷装饰景观特征及影响机理分析

采用实地考查、信息采集、测绘数据、文献整理等研究方法,以越南阮朝顺化皇城修复的主要宫殿为例,从文化地理学和设计学的角度提取识别越南顺化皇城空间格局、装饰题材、色彩配置的景观特征,揭示其与中国岭南嵌瓷装饰的内在关系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顺化皇城嵌瓷在岭南建筑装饰中融入本土文化,之所以形成越南官署嵌瓷样式,是因为相似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国建筑陶瓷的区际辐射和阮朝统治阶层的青睐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嵌瓷装饰的文化表征集巧丽繁缛于一体的,彰显出宗法礼教与国家意志的皇权空间特质,成为东南亚王宫建筑景观的典范。为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活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遗产提供参考。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

基于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视角,以黄山市歙县卖花渔村为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3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卖花渔村空间转型经历了内生性缓慢转型发展、外源性空间快速扩展、有序化空间品质提升3个阶段。2）随着盆景产业复兴和乡村旅游业兴起,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分化重塑、社会空间解体重构、制度空间日趋完善,呈现出空间功能复合化、社会关系开放化、空间主体多元化的空间转型特征。3）在社会关系变迁、资本投入、权力干预等共同作用下,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制度空间互动演进,共同推动了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     

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广场舞与中国城市公共性

公共空间是城市社会互动与文化实践的最重要载体之一。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城市正在经历着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的深刻转型。这一背景下,本文以广场舞休闲活动作为切入点,探讨中国城市空间公共性的理论内涵。利用基于Python的数据挖掘及文本内容分析技术,本研究获取了2011—2015年五年间中国社会有关广场舞的公共话语,并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提取出关键的语义要素进行相关分析。本文认为,社会群体通过广场舞这一空间实践来抵抗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试图恢复正在瓦解的集体归属感。广场舞是在“生人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一次微观尺度上的“再熟人化”实践,是对宏观社会变迁的响应和调适。另一方面,什么是公共生活的规则,对于中国都市居民来说没有现成的模板,当代中国城市公共性的建构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协商的过程。     

公共服务业供应模式及其与城市管治的关系——以广州为例

公共服务业的产业化在近20年中发展迅速,现代城市在公共服务业发展中面临着经济、体制和不同地域管治等诸多问题。本文以广州市典型调查、访谈为基础,总结了公共服务业供应的4种模式,并且从城市管治和地区差异角度对其特征进行了分析。针对我国目前公共服务业发展状况,提出了公共服务业管治的五项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