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2年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地统计方法分析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空间分布,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创新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003-2012年间,高技术产业创新整体空间差异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空间分布呈现出先集聚后扩散的变化特征;相邻省域间的创新水平存在明显溢出现象,研发资金投入、研发人员投入、高校研发水平、企业规模和市场开放度均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起到促进作用,且研发人员投入和市场开放度还能进一步促进相邻地区的创新发展,而企业规模则对相邻地区的创新存在负面影响。因此,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投入,重视高校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破除区域壁垒促进技术流动以及加大市场开放度,都有利于提高整体创新水平和缩小创新空间差异。     

中国电影产业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

从产业环境、产业规模和产业效益3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012—2018年省域尺度电影产业进行综合评价,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2—2018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整体水平不高,但发展速度显著提高,“T”字型空间结构逐渐形成,其发展空间格局与经济发展格局趋同性特征显著;2）电影产业的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空间格局整体呈现东、西部地区高,中部地区低的“凹”字型特征;3）电影产业规模上升较快,形成东部发达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格局;4）产业效益增长显著,空间分布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逐步明晰;5）电影产业发展水平省际之间差异大,均衡化演变趋势逐渐显著,影片制作发行和票房收入是导致省级电影产业指数差异大的主要原因;6）电影产业的发展及其时空演变是以经济和对外开放程度因素驱动为主,人口、政策、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省域旅游效率空间网络结构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综合运用Super-DEA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2011—2016年中国省域旅游效率空间网络结构演化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① 2011—2016年中国省域旅游效率均值为0.739,总体呈现轻微下降态势,空间上大致呈现“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分布特征。② 研究期内,中国省域旅游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多线程、稠密化和复杂化的特征,空间网络结构尚不稳定;旅游效率网络密度有所下降,但仍呈现较为森严的网络等级结构。③ 广东、江苏和山东等省份在空间网络结构中掌控的优先权最大,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而海南省“偏居一隅”处在旅游生产要素传输的末端区位,与其他省份互联互通的能力孱弱;整体空间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趋向于组团式发展。④ 旅游投资水平、各省会间距离和信息化发展水平共同驱动着中国省域旅游效率空间网络结构的演进与优化。     

“双碳”目标下中国省域碳排放公平性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1999—2017年省级碳收支核算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影响碳排放公平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省域碳排放公平性的区域差异性显著,整体表现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2)中国省域碳排放公平性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全国层面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公平性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则对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层面看,产业结构、城镇化进程、技术创新与对外开放水平对东部地区各省（市）碳排放公平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明显,中部地区各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对周边地区碳排放公平性有较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与环境规制是制约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碳排放公平性提升及溢出的主要因素。     

“双碳”目标下中国省域碳排放公平性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1999—2017年省级碳收支核算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影响碳排放公平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省域碳排放公平性的区域差异性显著,整体表现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2)中国省域碳排放公平性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全国层面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公平性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则对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层面看,产业结构、城镇化进程、技术创新与对外开放水平对东部地区各省（市）碳排放公平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明显,中部地区各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对周边地区碳排放公平性有较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与环境规制是制约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碳排放公平性提升及溢出的主要因素。     

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双维测度与分布动态演进分析

该文基于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新发展理念和三大系统维度构建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双维测度指标体系,对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分析,并利用核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及演进规律。结果表明：(1)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两个维度的测度结果具有一致性,且能如实、有效反映各单维测度结果的信息。(2)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研究期间整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且逐渐进入加速上升阶段,不同省域和地区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且区域不平衡存在扩大迹象。(3)对四大地区内部而言,东部和东北地区部分省域发挥领跑作用,内部发展差异有进一步扩大趋势,中部和西部地区整体较均衡,但西部地区存在发展动力不足问题。     

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耦合协调及其时空特征

在探讨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域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与空间关联格局,并利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总体保持上升趋势,但金融业发展水平始终高于旅游业;两者发展水平年均值呈“东部 > 中部 > 东北 > 西部”空间分布格局,年均增长率则呈“东慢西快”的空间特征。2）两大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整体呈上升态势,初步实现中度协调;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梯度递减格局。3）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呈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且空间集聚强度呈波动增长的态势;“H-H”集聚类型分布在东中部,“L-L”集聚类型分布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各省域的空间集聚状态变化具有稳定性,表明各省域两大产业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特征。4）从影响因素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区域创新能力和政府支持对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规模、交通发展水平和数字化程度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中国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及的19个中国城市群共201个城市数据为样本，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等方法对城市群2006—2018年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剖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群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总体呈现波动下降的态势，其中第二产业区位熵呈先降后升的趋势，第三产业区位熵则持续缓慢下降。(2)中国城市群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空间格局保持相对稳定，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依旧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而中部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相对较为落后。(3)中国城市群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集聚态势逐渐减弱、内部差异逐渐增大。(4)运用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城镇化、政府调控和外商投资强度对中国城市群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空间布局影响较为显著，而科技支出强度的影响不显著。(5)产业协同集聚发展需因地制宜，东部地区城市群应发挥好政府的调控作用推动城市群内部的协调分工；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群应加快提升第三产业，确保其配套服务业能适应第二产业发展；西部城市群则应加强自身城镇化建设水平，保...     

基于GWR模型的中国区域旅行社业效率空间分异及动力机制分析

基于DEA模型对中国31个省域的旅行社业效率空间分异特征进行了分析,首次运用GWR模型探索交通、资本、人才、信息化和经济动力对区域旅行社业效率影响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旅行社业效率在空间上具有正相关性和集聚特征,空间格局从“川”字型向“山”字型转变。各动力因子的系数均存在空间非平稳性。资本和人才动力的回归系数在空间分布上从南向北依次递减;经济动力的分布趋势为从北向南依次递减;交通动力对中西部地区旅行社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显著于东部地区;信息化动力则在东部地区表现出较强的促进作用。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基于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视角

利用2001—2018年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旅游经济相关数据，综合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方法，研究中国31个省(区、市)旅游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中国旅游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多样化集聚程度则表现为东高西低；② 专业化集聚指数热点区集中于西部省份，冷点区以华东和华中省份为主；多样化集聚指数热点区位于中国沿海各省份，冷点区则主要包括新疆、西藏；③ 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能够促进旅游经济的提高，专业化集聚产生抑制效应，不同区域影响效应具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以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带动旅游经济，中部地区多样化集聚的正向效应尚未显现，而西部地区专业化集聚对旅游经济发挥促进作用。     

海洋产业影响省域经济增长估计及其分异动因判识

采用静态和动态计量方法分析2006~2015年海洋经济对沿海省（市、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并通过空间计量方法识别差异动因。研究发现：① 海洋经济对中国省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地影响,其中天津、上海、福建、山东、广东、海南海洋经济总量贡献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② 省域海洋产业对区域经济影响度分异呈现省际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相对差异不断缩小,且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③ 引起省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海洋经济相关因素中,海洋第二产业、海洋进出口贸易额等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即拉大差异）,且海洋第二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相关发现有助于中国沿海省（市、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科学决策。     

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2001—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综合考察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区（不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特征,继而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并着重解析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集聚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且区域间差距日渐缩小;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局域空间分布以“H-H”和“L-L”类型为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和区域创新能力是推动本省区及邻近省区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旅游产业集聚显著促进本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对邻近省区则是负向影响,而交通设施条件对本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对邻近省区影响不明显,地区开放程度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服务业发展、信息化水平与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基于门限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各省份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增长率,并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方法,探讨在服务业发展与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中信息化水平的作用。结果表明：① 中国多数省份实现了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多数省份的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改进。② 服务业发展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受到信息化水平的制约。当地区信息化水平低于一定门限值时,服务业发展对于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推动作用较为有限;而当地区信息化水平超过一定门限值时,服务业发展将对当地全要素碳生产率发挥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金融排斥的空间特征与空间效应

过构建金融排斥的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4－2012年的金融排斥程度,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分别探讨了中国省际金融排斥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金融排斥程度的省际差异大,在空间上形成由东部向中西部逐渐递增的格局;2）中国金融排斥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特征,东部的低－低集聚与西部的高－高集聚现象明显,且态势稳定;3）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财政支出能力、教育水平和人口密度与本地区金融排斥显著负相关;教育水平与人口密度增加对降低金融排斥的空间差异有显著作用。     

The Driving Effect of Spatial Differences of Water Intensity in China

This paper adopts the 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in the family of spatial 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 to decompose the driving effect of spatial differences of water intensity in China into intensity effect and structure effect employing data spanning 2000–2017. The results show that water use efficiency of the eastern provinces was alway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entral provinces and western provinces except for Jiangsu and Hainan, an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nly Shanxi, Henan, Chongqing, and Shaanxi had higher efficiency levels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level. Over that 17-year time period, the gap in water intensity exhibits a decreasing trend between the provincial level and average level (except for Heilongjiang and Chongqing). For industry water intensity, those provinces with a lower than average level were mainly in the eastern region. Except for Shanghai, Jiangsu, and Guangdong, the primary industry water intensity of the eastern provinces was always lower than the average level. Except for Fujian, Shanghai, Jiangsu, and Hainan, the secondary industry water intensity of the eastern provinces was always lower than the average level. Except for Guangdong, Fujian, and Hainan, the tertiary industry water intensity of the eastern provinces was always lower than average level. The water intensity of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Shanxi and Inner Mongolia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as always lower than the average level. Lastly, the provinces in which the provincial proportion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was lower than the average level were mainly in the eastern region, while conversely the same proportion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among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was generally high. Therefore, provinces should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water resource policies that are different and pertinent to their own actual conditions.

     

中国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动态协同效应研究

以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创业生态系统为研究单位,利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定量评价2010—2017年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动态协同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泰尔系数和差异系数法分析了省域间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水平差异,并划分各省协同类型,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最后考察了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中国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水平先后经历波动下降、持续上升、再缓慢下降、上升过程,呈现出明显的“W”型演变趋势;② 中国各省域间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水平差异明显,但差异程度呈下降趋势;③ 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三级阶梯递减的时空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高协同水平区域会从东部向中西部演变;④ 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能促进经济增长,且在市场化水平越高的省份中促进作用越明显。     

西北五省区经济开发区空间格局演变与主导产业变迁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经济开发区的空间布局优化和主导产业转型升级事关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创新驱动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本文选取西北五省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官方发布的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和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等方法探讨该区域经济开发区2006年和2017年空间格局演变及主导产业变迁过程，得到以下结论：（1） 2006年和2017年西北五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均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集聚强度增大，并呈现差异化的集聚扩散模式。（2） 五省区开发区在特定范围内的空间分析尺度上显著集聚，2006—2017年间集聚程度和强度有不同程度的提高。（3） 五省区开发区整体产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主导产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济开发区数量和所占比例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不同类型主导产业的开发区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变迁差异：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倾向于在“西安—兰州—银川”集聚片区集聚；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方面在“乌昌石—奎屯—喀什”沿边集聚带强化集聚，另一方面，在“西安—兰州—银川”集聚片区的集聚中心逐步从兰州转移到了西安地区；资金密集型产业在新疆“乌昌石—奎屯—喀什”沿边集聚带和西安市与兰州市之间的“通道状”集聚区强化集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开发区在西安市和乌鲁木齐市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