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5—2017年广州主城区建筑高度的结构及其演变

根据数据源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技术路线,分别解译恢复了1835—2017年6个时期大比例尺广州主城区的用地类型和建筑高度。围绕建筑高度空间分异、高度重心迁移和建筑高度的抬升,分析1835年以来广州主城区建筑高度的演变。研究表明：① 1835—1907年属于王权主导下的围城结构,高度4~5 m,中心与外围差异不大。② 1928年以来建筑高度的演变具有现代城市的特点。尽管主城区的范围、几何中心与各个时代城市CBD中心发生了大的迁移,但1928—2017年高度呈圈层向外递减,且能持续强化。③ 1990年起,用地功能类型对应的建筑高度开始出现差异化,从而丰富了城市建筑组合类型。④ 建筑重心高度沿珠江北岸在向东迁移的过程中,1928—1960年抬升小,平面扩展突出;但随后的1990—2017年2个时代表现出垂直方向的强烈抬升,主城区由低层、多层建筑进入到现代高层建筑的阶段。主城区建筑高度的结构与演变依赖于“依山傍水”平原型城市的地理格局、城市规划以及市场力量3方面的共同作用。     

民国时期广州市建成区主体建筑立体形态的恢复及其特征

基于1928年1﹕10 000的地形图,解译土地利用类型,确定建成区边界与建筑用地的空间范围。将建筑用地分为单体建筑、线状道路两侧的骑楼和面状同类建筑区3类。根据史料与现场调查,分别为点、线、面3类建筑的高度赋值,恢复不考虑海拔的建成区主体建筑立体形态。基于所建模型,从平面形态、平均高度、空间格局、宽高比、高度轴、天际线以及形态组合几方面对民国时期建成区立体形态特征进行分析归纳,得出如下结论：１）民国时期广州城市沿珠江发展使得城区轮廓呈狭长的带状;２）城市平均高度仅为6.07 ｍ,建筑物普遍低矮;３）建筑物在平面上为多级的棋盘网组合,而骑楼街构成的宽浅网格,成为当时空间尺度最大的建筑单元组合形态;４）道路宽度与两侧建筑物高度形成的宽高比大,城市具有较好的通透性;５）沿江西路与当时的城市中轴线中山纪念堂―市府合署大楼构成了倒“T”型城市空间高度轴,并在单体建筑高度空间分布与天际线的变化上得到很好的反映;６）城市立体形态主要由盆地、格网、谷地、台地等4种宽浅的单元组成。立体形态深层次上反映了当时生产力技术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力量的综合作用,以及城市功能区分化在立体形态上的表现,从而也成为该时期华南地区依山傍水城市立体形态的重要标志。     

兰州市主城区房价分异及驱动因素研究

以2021年兰州市主城区678个居住小区房价数据为基础,引入地理场模型量化影响房价的外部因素,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模型对房价分异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因素的作用机理、带宽差异展开研究,以期为推动河谷型城市房产市场的公平发展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 兰州市主城区平均房价为13739元·m^-2,空间上呈现“一主三副”的带状多中心组团式分布格局,房价由多中心向四周递减,价格相似的小区在地理空间上邻近分布,具有“小集中、大分散”的局部空间特征。（2） 房价分异是多种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区位特征中的主商圈对房价的影响居于首位,建筑特征中的房龄、容积率和邻里特征中的中学数量、绿化率等对房价的影响较大,城市地理特征对房价具有显著影响,愈靠近黄河的小区、房价越高。（3） 各驱动因素的带宽差异明显,主商圈、医院等小尺度变量存在高度空间异质性,而容积率、黄河等全局变量基本不存在空间异质性。     

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

基于重庆市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2002—2017年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借助Tobit模型探讨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从现状分布看,距离城市中心4~12 km的城市中间圈层是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分布的主要空间,并呈“双峰”圈层分布特征,空间分布表现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特征显著。2）2002—2017年,企业分布出现郊区化现象的同时大量向距离城市中心6~8 km范围集中,圈层分布由“双峰”结构向“单峰”结构转变,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分布演变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强度与规模持续提高。3）产业集聚因素对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相关区位条件和市内交通因素的影响,对外交通和空间政策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基于住宅价格视角的居住分异耦合机制与时空特征——以南京为例

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是居住空间资源非均衡配置的市场化表达,映射出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对城市住宅的选择倾向与需求差异,与居住空间分异在机制和格局上存在一定耦合关联。以南京主城区商品房社区为研究对象,构建起住宅价格特征变量指标体系,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导致房价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组合关系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社区服务档次、学区资源、环境区位、景观稀缺等能够体现居住群体经济实力、生活方式与文化品位的因素,是影响房价分异的主导要素并随时间不断强化;南京房价总体上呈现“圈层+扇形+飞地”的空间结构,高房价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名校学区、高档封闭社区和山水景观别墅区;房价分异与居住分异在作用机制和空间格局上表现出显著的关联耦合特征。城市房价空间分异不止于表达,同时也是推动居住空间分异与再分化的重要驱动机制,并能够预判未来一段时期内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格局演变的基本走势,可以为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提供具有前瞻性的观察视角和分析工具。     

城市开发强度、整合度和城市活力的联动效应——以福建省石狮市中心城区为例

以福建省石狮市中心城区为例,利用空间分析和空间句法等分析城市开发强度、整合度和城市活力的分布特征及三者之间的联动效应,探索对城市聚类空间分异研究的新途径。结果表明：(1)研究区开发强度具有“圈层+轴线”分布特征,沿商业用地呈轴线明晰的高开发强度;整合度和城市活力“中—高—中—低”圈层分布明晰,空间分布不均,沿商业用地和商住混合用地形成了具有带动城市活力的商业环带。(2)地块的区位条件、用地功能等是城市开发强度、整合度和城市活力之间联动效应的决定因素,解析三者之间联动效应的内在机制可以将研究区精确划定为9个聚类空间分异类型。这种联动效应的应用可以引导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控和城市问题的生态治理。     

城市河岸带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以北京市典型再生水补水河流河岸带为例

以北京市典型再生水利用河流(清河、北小河、坝河和通惠河)及其流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1989年、2000年和2008年3期Landsat TM数据,借助于土地利用类型特征参数、景观聚集度、景观斑块密度等指标,在流域和河岸带尺度上,分析1989～200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多尺度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变化轨迹.基于流域尺度的分析结果表明,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的变化主要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加和林地减少;与1989～2000年间相比,2000～2008年的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率相对减小.基于河岸带尺度的分析结果表明,1989～2008年期间,因城市化发展导致沟渠、库塘等水域面积减小;耕地主要分布在100～500m河岸缓冲带范围内;城乡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分布在500～800m河岸缓冲带范围内,城乡建设用地由1989～2000年间的分散扩张转变为2000～2008年间的有序优化整合,扩张范围趋向远离河道的河岸缓冲带区域;2000～2008年间,新增林地密集分布在100～200m和700～800m河岸缓冲带区域.内河流域生态廊道功能主要体现在沿河道200m的河岸缓冲带范围内,以再生水为补充水源的高度人工化的城市内河流域生态廊道效应在增强.     

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地区缅甸段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变化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以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地区缅甸段为例,通过构建土地利用重心测度、动态变化及景观指数等模型,对其1993年~2017年的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变化状况进行探究,得出以下结论:(1)随时间演进,研究区林地显著扩展而草地、耕地、灌丛及水体等均大幅减少,建筑用地虽扩展显著但比重始终较小;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布重心及其转移变化差异显著,24年间,建筑用地、耕地、草地、水体及湿地重心均整体向东北方向偏移而林地与灌丛重心偏向西南。(2)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速度整体较快但小幅放缓,土地利用空间变化剧烈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林地、草地及耕地等用地类型上;随时间演进,各用地类型均发生了较明显的相互转化,其中以林地、草地、耕地及灌丛的间转化最为显著。(3)从斑块类型尺度来看,研究区不同用地斑块间的景观指数及其变动差异悬殊,整体而言,灌丛、草地及耕地的斑块密度明显较高但形状规整程度显著较低,而林地的平均斑块面积远大于其余地类。(4)从景观总体尺度来看,研究区景观的多样性与均匀度指数均持续降低而破碎度指数整体减小,各用地景观面积差异持续扩大且空间分布的均匀程度不断降低,整体呈由分散分布向集中布局的转变。     

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地区缅甸段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以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地区缅甸段为例,通过构建土地利用重心测度、动态变化及景观指数等模型,对其1993年~2017年的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变化状况进行探究,得出以下结论:(1)随时间演进,研究区林地显著扩展而草地、耕地、灌丛及水体等均大幅减少,建筑用地虽扩展显著但比重始终较小;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布重心及其转移变化差异显著,24年间,建筑用地、耕地、草地、水体及湿地重心均整体向东北方向偏移而林地与灌丛重心偏向西南。(2)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速度整体较快但小幅放缓,土地利用空间变化剧烈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林地、草地及耕地等用地类型上;随时间演进,各用地类型均发生了较明显的相互转化,其中以林地、草地、耕地及灌丛的间转化最为显著。(3)从斑块类型尺度来看,研究区不同用地斑块间的景观指数及其变动差异悬殊,整体而言,灌丛、草地及耕地的斑块密度明显较高但形状规整程度显著较低,而林地的平均斑块面积远大于其余地类。(4)从景观总体尺度来看,研究区景观的多样性与均匀度指数均持续降低而破碎度指数整体减小,各用地景观面积差异持续扩大且空间分布的均匀程度不断降低,整体呈由分散分布向集中布局的转变。     

1999—2018年重庆市主城区住宅用地空间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以典型山地城市重庆市主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住宅小区空间矢量数据和多源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圈层缓冲区分析、扩展强度指数、景观格局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GWR,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方法,对近20 a重庆市主城区住宅小区的空间演变特征和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重庆市主城区居住用地现状布局呈现中心-外围结构,且从中心到外围斑块逐渐大型化发展。② 居住用地空间演化经历快速增长和增速下降2个扩张阶段,其中1999—2003年城市居住用地扩展强度最大。居住用地扩张以南北向为主,近些年东西向扩张趋势明显。③ 城市规划、交通条件、公共服务设施、地形因素共同对城市住宅小区用地扩展产生显著影响。显著性总体上为：到中心商务区（CBD）的距离>路网密度>轨道交通站点可达性>医院可达性>坡度。④ 同一驱动因素在不同区位对住宅小区扩展的影响具有较明显空间异质性。     

大连市中山区城市建筑垂直特征对城市热环境效应的影响

以大连市中山区的遥感和建筑数据为基础,利用单窗算法和相关分析方法,研究2007年、2017年研究区的地表温度空间分异特征,以及地表温度与建筑高度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 2007年、2017年研究区最低温度由22.497℃增长到29.015℃,最高温度由36.091℃增长到43.213℃。研究区北部、解放路和中南路沿线、青泥洼-天津街商贸集聚区附近温度明显增高。 2007年、2017年,研究区区域内建筑都有所增高,中山区北部和青泥洼-天津街商贸集聚区附近建筑明显增高,研究区建筑有向南蔓延的趋势。 2007年、2017年,地表温度与建筑高度呈现低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346、0.331。     

长沙市居住区空间宜居程度研究

以长沙市为例，建立由20 367个建筑体块以及水体、地形、道路等要素构成的城市三维模型，通过建设、环境、交通、服务、景观5个方面的20个指标的计算，对全市1 860个居住区的空间宜居程度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长沙市居住区的空间宜居程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呈现出“西高东低”“一走廊三高地三低地”的空间特征。湘江沿岸“走廊”以及梅溪湖、松雅湖、洋湖周边区域“三高地”的空间宜居程度较高，中心城区则存在空间宜居程度最低的“三低地”。城市综合宜居程度与景观类指标、环境类指标呈空间正相关，建设类指标呈现“中心低、边缘高”现象，而交通类、服务类指标呈现“中心高、边缘低”现象。产生上述特征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扩张与居住区建设速度过快，居住区对景观资源依赖性强，老旧小区搬迁改造推进缓慢，新建城区配套服务不足。应该从控制城市周边居住区的新建、推动旧城改造、加强景观营造、完善配套服务等方面进一步优化。     

基于BDI决策的居住空间宜居性分析——以大连沙河口区为例

以土地利用、社会经济、高程数据为基础,应用BDI决策多智能体模型研究大连市沙河口区居住空间宜居性。结果表明：① 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湾街道居住空间适宜性评价数值为32.186,居住空间以星海湾街道适宜性为最佳,其次是南沙街道25.288,黑石礁街道22.098。② 绿地影响着居住空间的适宜性,居民的生活离不开优美的生态环境。③ 适宜居住空间有绿化较好,公共设施完善,居住空间所在区地面平缓,交通发达且及居民点聚集不十分密集的特点。总体而言,沙河口区居住空间宜居性差异性大,东南方向居住空间适宜性较强,全区整体呈现?型分布。     

上海城市天际线与高层建筑发展之关系分析

以上海市2000年中心城区航空影像为基础,基于GIS技术分析城市高层建筑与天际线的分布特点及其影响机制。认为城市天际线与高层建筑相互制约,高层建筑的发展与布局必须考虑城市天际线的特色。     

浅论广州城市景观生态的持续发展

分析广州市的城市景观存在城市建筑群急剧膨胀、城市道路增长迅速,而耕地、水面与绿化面积出现不断减少的劣势,指出这种景观退化带来的城市气候劣变、城市大气恶化以及城市洪水灾害的加剧等的环境变化是广州市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提出了保持广州城市环境景观持续发展的政策策略和生态措施。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与重点方向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人地和谐、高效低碳、生态环保、节约创新、智慧平安的质量提升型城镇化,是高质量的城市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高质量的人居环境、高质量的城市管理和高质量的市民化的有机统一。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四阶段性规律和渐进式规律,实现新型城镇化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一步到位”向“分步到位”、由激进式向渐进式、由诱发“负效应”向释放“正能量”、由被动性向主动型、由“地为本”向“人为本”的战略转型。考虑到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地域差异显著,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因地制宜、因类指导,可将全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区域划分为城市群地区（Ⅰ）、粮食主产区（Ⅱ）、农林牧地区（Ⅲ）、连片扶贫区（Ⅳ）、民族自治区（Ⅴ）共5大高质量发展类型区和47个亚区。未来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点路径包括：增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协同性,提高城市群发展质量;推动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城市发展品质与质量;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乡村振兴;突出因地制宜,明确不同类型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功能;创新体制机制,全过程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量力而行,以特取胜,规范建设特色小镇,夯实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把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及高质量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城市三维景观格局时空分异特征研究——以大连市中山区为例

以大连市中山区2003年、2013年城市三维建筑数据为基础,选取三维景观指标,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从多个角度来研究城市10年间建筑景观格局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大连市中山区建筑加权平均高度和体积分别增加7.87 m、277.25×10⁴ m³;地块覆盖率减少了16.27%,容积率增加了20.67%,反映出城市水平和垂直空间分别呈收缩、扩展的态势。② 中山区城市天际线起伏差异明显,东—西方向呈逐渐增高的趋势,南—北方向呈“北部高峰,中部和南部平缓”格局。城市高层建筑主要集中于城市的西北部,且2013年建筑最高点中心裕景比2003年宏进大厦高140 m。③ 建筑覆盖率和容积率在空间分布上差异明显,低和极低覆盖率与容积率地块所占比例大,分别增加了8.3%、-4.33%;高和极高覆盖率与容积率地块所占比例少,且集中分布在青泥洼桥和人民路街道。④ 2003年超高层建筑在空间分布上呈“聚集—离散”状态,即在距离660 m尺度范围内呈聚集状态,大于660 m时呈离散分布,其他三种建筑类型在空间上都呈一定的聚集分布状态;2013年4种不同类型建筑在空间分布上都呈现一定的聚集分布状态,聚集程度为：超高层建筑>低层建筑>多层建筑>高层建筑。     

Landscape metrics for three-dimensional urban building pattern recognition

Understanding how landscape pattern determines population or ecosystem dynamics is crucial for managing our landscapes. Urban area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dominant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so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Most studies of urban landscape pattern examine land-use maps in two dimensions because the acquisition of 3-dimensional information is difficult. We used Brista software based on Quickbird images and aerial photos to interpret the height of buildings, thus incorporating a 3-dimensional approach. We estimated the feasibility and accuracy of this approach. A total of 164,345 buildings in the Liaoning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 of China, which included seven cities, were measured. Twelve landscape metrics were proposed or chosen to describe the urban landscape patterns in 2- and 3-dimensional scales. The ecological and social meaning of landscape metrics were analyzed with multiple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compared with field surveys was 87.6%, which means this method for interpreting building height was acceptable. The metrics effectively reflected the urban architecture in relation to number of buildings, area, height, 3-D shape and diversity aspects. We were able to describe the urban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city with these metrics. The metrics also captured ecological and social meanings. The proposed landscape metrics provided a new method for urban landscape analysis in three dimen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