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市黄河公园大天鹅日间越冬行为研究

2017年11月-2018年1月,采用瞬时扫描法在三门峡市黄河公园进行大天鹅日间行为观察。结果表明:在大天鹅越冬期所有行为中,越冬前期(11月)大天鹅行为以觅食和游动为主,分别占25.34%和23.07%,其次是警觉,占19.65%;越冬前期(12月)大天鹅行为以警觉和睡眠为主,分别占26.36%和26.06%,其次是游动,占19.22%;越冬中期大天鹅行为以游动为主,占37.85%,其次是睡眠,占24.72%。通过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发现,大天鹅的游动、争斗、警觉、飞行与游客人数呈显著正相关,睡眠与游客人数和人类干扰因素呈显著负相关。     

三门峡越冬大天鹅栖息地选择研究

2016年12月-2017年2月,对黄河三门峡库区大天鹅越冬期栖息地选择进行了研究,野生环境与人工环境下共记录到大天鹅夜栖地样方31处,觅食地样方23处。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Mann Whitney U检验比较了大天鹅夜栖地与对照组的差异性。结果表明:植被高度、水深和距干扰源距离在夜栖地样方与对照组间差异显著(P0.05),这3个因子是影响大天鹅夜栖地选择的主要因子。大天鹅觅食地样方与对照组的比较发现,植被盖度、距食源地距离和植被高度在觅食地样方与对照组间差异显著(P0.05),这3个因子是影响大天鹅觅食地选择的主要因子。31处夜栖地和23处觅食地的主成分分析表明,安全因素是影响大天鹅夜栖地和觅食地选择的主要因素。     

三门峡水库越冬大天鹅栖息地选择研究

人类活动对越冬大天鹅(Cygnus cygnus)栖息地的负面影响日益加剧,以黄河三门峡水库为例,由于越冬大天鹅缺少可利用的栖息地,大天鹅越冬时过高的种群密度导致了禽流感疫情的发生,直接威胁着越冬大天鹅的生存和繁衍。大天鹅栖息地选择研究是其栖息地修复和种群分布研究的基础。从影响越冬大天鹅选择栖息地的水源、食物、干扰、隐蔽物4方面选择了10个可能因子,探讨越冬大天鹅栖息地选择机制。利用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越冬大天鹅分布实测数据,考虑到大天鹅分布的"1-0"型特点,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开展研究。利用遥感和GIS空间分析技术,提取变量,经显著性检验,最终筛选出用于建立模型的7个变量,其贡献率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与投食点的距离、与水体的距离、与小麦地的距离、与道路的距离、土地利用类型、归一化植被指数和坡度。通过建立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回归模型,预测越冬大天鹅出现概率的空间分布,与观测值建立误差错判矩阵,得到的Kappa系数为0.78。在三门峡水库,由于冬季食物匮乏,大天鹅在越冬期多选择靠近人类投食点和种植冬小麦的区域,其主要越冬栖息地的土地利用类型为植物覆盖较少、坡度较缓的开阔坑塘水面、滩地和洪泛湿地。     

内蒙古乌梁素海三种野生天鹅种群数量与分布动态研究

2015年1月至2017年11月,对内蒙古乌梁素海疣鼻天鹅、大天鹅和小天鹅的种群数量和分布动态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乌梁素海分布有较为稳定的大天鹅、小天鹅和疣鼻天鹅种群,其中疣鼻天鹅为夏候鸟,其余两种为旅鸟。小天鹅种群数量最多,种群平均大小为1500±185只,其次为疣鼻天鹅568±35只,大天鹅最少,有261±55只。3种天鹅在乌梁素海的季节性分布特征差异明显,夏季疣鼻天鹅数量最多,大天鹅和小天鹅极少数个体分布;春季数量从多到少依次为小天鹅大天鹅疣鼻天鹅,秋季为小天鹅疣鼻天鹅大天鹅;疣鼻天鹅3月中旬至4月上旬迁来,11月上旬至下旬迁离,居留期230-250 d;大天鹅3月中旬至下旬和9月下旬至10月上旬迁徙停留,居留期20-40 d;小天鹅3月下旬至4月中旬和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迁徙停留,居留期70-90 d。建议保护区及相关部门加强天鹅迁徙期间的巡护和执法力度,满足天鹅沙粒采食需求,解决芦苇资源过剩现象,重视鸟类和水质的长期监测和管理工作。     

升金湖和菜子湖越冬白头鹤栖息地适宜性分析

白头鹤(Grus monacha)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其在国内的主要越冬地为安徽省升金湖和菜子湖,评估白头鹤越冬栖息地的质量对于其种群保护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了越冬白头鹤的分布和数量数据;运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利用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的遥感影像,提取出越冬白头鹤在升金湖和菜子湖的空间分布信息;选取影响越冬白头鹤空间分布的栖息地因子,采用熵权法,确定影响因子的权重;采用模糊赋值求积法,构建栖息地适宜性指数(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HSI)模型,评价白头鹤越冬栖息地的适宜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升金湖和菜子湖越冬的白头鹤个体数量为445只,越冬中期白头鹤的平均个体数量多于越冬前期和后期,2019年2月,在升金湖和菜子湖越冬的白头鹤个体数量分别为(271±17)只和(174±20)只,3月,其个体数量分别为(185±14)只和(96±11)只;在升金湖,越冬白头鹤主要分布在杨峨头的草滩、新胜圩的稻田和联合的泥滩中;在菜子湖,其主要分布在梅花大圩的稻田中。越冬白头鹤栖息地具有归一化植被指数居中、距离水源较近、尽可能远离道路和居民区等干扰较多的区域等特征。升金湖作为越冬白头鹤栖息地的适宜性优于菜子湖,升金湖和菜子湖越冬白头鹤的最适宜栖息地面积分别为209.76 hm2(占0.63%)和68.36 hm2(占0.28%)。由于大量沉水植物消失,造成越冬白头鹤食物资源减少。建议对苦草(Vallisneria natans)等沉水植物进行恢复,以扩大越冬白头鹤的适宜栖息地面积。     

新乡黄河湿地越冬大天鹅食性研究

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采用粪便分析法,研究在新乡黄河湿地越冬的大天鹅(Cygnus cygnus)的食性组成。结果表明,大天鹅的越冬食物有14种;其中,芸薹(Brassica campestris)(又名油菜)是大天鹅越冬期间食用最多的食物,其在大天鹅粪便组成中所占比例为80.35%;马来眼子菜(Potamogeton wrightii)由于丰度较低,其在大天鹅粪便中的检出量逐渐减少,由2016年12月的12.94%逐渐减少到2017年3月的4.34%;续断菊(Sonchus asper)所占比例由2016年12月的8.82%逐渐减少到2017年3月的0.15%;菹草(Potamogeton crispus)仅在2017年3月被检出,所占比例为9.89%;大天鹅没有消化的小花山桃草(Gaura parviflora)的草籽仅在2017年1月被检出,所占比例为4.83%。与20 a前该地区大天鹅以水生植物为食的结果相比,大天鹅的食物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可能原因是目前湿地中只生长着少量的马来眼子菜和菹草等沉水植物。根据以上对大天鹅食性的研究结果,可以在湿地保护区的陈桥宋源湖、青龙湖等水域人工种植菹草等冬、春季生长的沉水植物,在湖周边种植芸薹,为在此越冬的大天鹅提供充足的食物资源;另外,可以扩大水域面积,禁止垂钓、捕鱼,减少湖四周的道路,减少人为干扰,控制旅游开发,以保护越冬的大天鹅。     

中国东部沿海湿地越冬白头鹤栖息地选择和行为时间分配

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迁徙水鸟的重要栖息地,其滨海滩涂以及周边人工湿地是濒危鸟类白头鹤Grus monacha的重要越冬地。2007—2008年和2008—2009年的两个冬季,分别在崇明东滩湿地记录了122只和116只鹤。在大部分调查期内,白头鹤都在海堤内部的农田(昼间觅食场地)和外面的潮间带滩涂(夜间栖息地)之间采取"离开—觅食—返回—休息"的越冬行为模式。调查发现白头鹤清晨飞到农田,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在田间觅食。在傍晚之前,白头鹤返回到海堤外的潮间带滩涂。在调查期间,在芦苇、互花米草群落和养殖鱼塘区域内未调查到白头鹤。在收获后未翻耕的稻田中的谷物是白头鹤的主要食物来源,而当农田开展作业活动时白头鹤主要在滩涂觅食。崇明东滩湿地东北潮间带滩涂已被外来植物控制,保护区也有计划开展互花米草和鸟类栖息地优化工作,我们建议在栖息地优化区域开展鹤类食源地营造,以满足鹤类取食;同时,建议冬季农田保留不翻耕农田的数量,减少人类活动干扰。     

郑州黄河湿地大鸨越冬情况及保护对策

从2007年到2009年以样线法和样方法研究了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内的大鸨越冬情况。结果表明,郑州黄河湿地是大鸨稳定的越冬栖息地,且存在数量较多的种群,期间有24次监测记录,监测到的最大种群数量为96只。作为大鸨的越冬栖息地,保护区应努力做好生境保护,加强科研监测,做到可持续发展。     

2020—2021年越冬季鄱阳湖两处垦殖场农田白鹤数量动态

近年来鄱阳湖区农田已成为越冬白鹤的重要觅食地,白鹤在农田的数量动态研究尚不充分。本研究选择白鹤集中越冬的五星、康山垦殖场,采用样线法调查了2020—2021年越冬季两处垦殖场农田的白鹤种群动态。结果表明:7只白鹤2020年10月底到达五星垦殖场藕田觅食,11月有1523只,12月有693只,2021年1月有420只,2月1次调查记录到80只,3月白鹤北迁;康山垦殖场稻田白鹤数量在12月初开始增加,12月有1163只,1月有1536只,2月1次调查记录到543只,3月北迁。五星垦殖场农田白鹤数量高峰期在2020年11月,单次记录达2282只,康山垦殖场高峰期在2021年1月,单次记录达2000只。白鹤全球种群数量现存约3500~4000只,两个垦殖场越冬期单次调查记录均超过白鹤全球种群总数量的50%,农田对鄱阳湖白鹤越冬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湿地保护区与湿地公园空间分布差异

以等降水线、地表径流和干湿度地区为参考因子,讨论中国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的空间分布差异。利用Arc GIS软件,分析中国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密度分布相关性,计算两者重叠和互补性;通过基尼系数和综合密度等指数,在八大经济区域尺度上,比较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空间分布的均衡程度。在年降水量为600~800 mm的区域,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的数量最多;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都趋向河流分布,湿地保护区距离河流更近;半湿润区湿地保护区数量和面积都最大,湿地公园面积都很小。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平均核密度为0.49×10-4个/km2和0.45×10-4个/km2,二者的分布密度不相关(r=0.31)。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空间的最邻近距离指数都小于1,呈现聚集分布。在区域尺度上,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基尼系数分别为0.93和0.98,各经济区域之间综合密度分布差异较大。湿地保护区主要分布在有重要湿地资源的中国东北、东南和西南等地区,在湿地保护生态系统中发挥主要作用;而湿地公园多分布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更贴近人类生活,有效补充了湿地保护区的不足。     

金雕巢期行为谱及时间分配

2010年7～9月、2011年4～9月、2012年7月,采用焦点动物取样法,累计对新疆西北部别珍套山和阿拉套山巢期的5对金雕（Aquila chrysaetos）及其雏鸟观测89 d,行为记录911 h。制成金雕的行为谱,将各行为分为12类46种,并进行了相关描述。依据巢期的不同阶段（孵化期和育雏期）统计出各行为的时间分配：孵化期,亲鸟行为以孵卵为主（95.28%）;育雏期,亲鸟的各行为时间分配依次为,离巢（77.81%）、护幼（18.5%）、喂食（2.64%）、警戒（1.05%）,在育雏期的前（0～3周）、中（3～6周）、后（6-雏鸟离巢）阶段,护幼、喂食、离巢的时间分配差异极其显著（p<0.01）。雏鸟各行为时间分配依次为,休息（68.73%）、警戒（21.41%）、取食（5.56%）、运动（4.28%）、保养（1.02%）。育雏期的前、中、后阶段,雏鸟的休息、警戒和运动行为的时间分配差异极其显著（p<0.01）。行为时间分配的差异,主要受不同阶段金雕能量需求、身体发育状况的影响。     

大沙鼠的警戒行为与采食及其它行为之间的关系

 动物常依据捕食风险强弱改变其行为策略,在警戒与采食及其它行为的时间分配上权衡,这一理论称为捕食风险的时间分配假说。该假说已在高原鼠兔等动物中得到验证,但对在中亚荒漠地区有代表性的啮齿动物大沙鼠（Rhombomys opimus）是否成立至今未被验证。通过行为观察,比较警戒与采食等行为在单位观察时间内总累积时间、单次行为持续时间以及活动频次之间的关系,验证大沙鼠行为规律是否符合捕食风险的行为时间分配假说。结果显示大沙鼠警戒行为的总累积时间与采食等其它行为间存在显著负相关（警戒与总地表活动：r=-0.727,P<0.001;警戒与采食：r=-0.515,P< 0.001;警戒与储食：r=-0.174,P< 0.001;警戒与其它行为：r=-0.142,P= 0.001）,警戒单次持续时间也与其它行为的单次持续时间存在显著负相关（警戒与地表活动：r=-0.157,P< 0.001;警戒与采食：r=-0.126,P= 0.002;警戒与储食：r=-0.094,P= 0.024）。此外大沙鼠警戒频次与其活跃程度紧密相关,大沙鼠活动频繁时,伴随的警戒次数也多（警戒与总地表活动：r= 0.404,P< 0.001;警戒与采食：r= 0.311,P< 0.001;警戒与储食：r= 0.297,P< 0.001;警戒与其它行为：r= 0.366,P< 0.001）。研究表明：大沙鼠在警戒与采食等其它行为的时间分配上存在明显权衡,支持捕食风险的时间分配假说,并且其警戒行为亦与活动频次有关,当大沙鼠活动频繁时,伴随的警戒行为次数也越多。     

西藏高原不同时段雪灾的空间分布及大气环流特征

利用西藏高原38个气象站自建站以来至2008年的10月至翌年4月逐日积雪资料,依据积雪深度和积雪持续日数两项要素组合的雪灾等级指标,分析了前冬、隆冬和春季3个时段西藏高原不同等级雪灾空间分布。结果表明：主要有3个雪灾发生高频中心区,即以聂拉木为中心的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区、以嘉黎为中心的那曲地区中东部区及以错那为中心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区;在时段上雪灾主要出现在前冬和隆冬,春季最少,但在前冬和隆冬雪灾频率分布有较大的空间差异;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区、阿里地区、那曲站以中灾和重灾为主。利用NCEP/NCAR再分析月平均高度场数据,对区域性雪灾异常年和无雪灾年进行了合成分析,结果表明:前冬和隆冬北半球500 hPa中高纬环流非常相似,自大西洋东海岸向东至西太平有显著的“+-+-”波列,而春季中高纬从欧洲西部为“-+-+-+”波列;3个时段欧洲大陆长波槽脊异常加强,经向环流发展;前冬和隆冬欧亚大陆高度距平场为西高东低,春季正好相反;雪灾年与无雪灾年极涡、乌拉尔山高压脊、贝加尔湖高压脊和北美大槽的强度、位置有较大的差异,而东亚大槽只是春季有所差别外其他时段不明显。     

笼养条件下秃鹫繁殖期的行为日节律及时间分配的观察研究

2012年3～5月,采用直接瞬时扫描法和间接监控器摄像相结合的方式,对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顺义饲养繁育基地的一对秃鹫的繁殖行为的时间分配和活动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秃鹫在警戒、理羽、吃食、交配、孵化等行为存在着明显的节律性,警戒、理羽行为在行为比例中较高,警戒行为占绝对优势。取食行为多发生在上午的中间阶段,孵化行为不间断、并且轮流孵化幼鸟。孵化期内雌、雄个体的行为差异不大,秃鹫发情期各种行为所占的比例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     

甘肃春季沙尘暴环流特征及其时间尺度诊断分析

根据43a甘肃春季沙尘暴日数距平序列选取了甘肃春季沙尘暴多发年和少发年。对甘肃春季沙尘暴多发年和少发年前期冬季(12月至翌年2月)和同期春季(3~5月)500hPa环流距平场合成结果表明, 前期冬季东亚大槽、同期春季蒙古气旋是影响沙尘暴发生多少的主要系统。西风指数和东亚北风指数计算结果表明, 沙尘暴多发年与少发年指数差异明显, 沙尘暴与冬季风联系紧密。甘肃春季沙尘暴小波变换分析, 清楚地反映沙尘暴不同频域的变化特征及其交替作用; 不同频域小波系数变化说明21世纪初沙尘暴将趋于增加。     

从康雍乾垦殖政策看中国清前期垦荒发展趋势

垦荒作为一种农业生产活动,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的清代,这种关系尤为密切。因而详尽分析与合理把握有清一代垦殖政策的内涵与取向,是深入了解清代垦荒态势及特征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康雍乾三朝垦殖政策及措施的比较分析,阐述了我国清前期土地垦辟的历史过程及其时空特征。分析结果认为:康熙朝是以恢复因战乱而凋敝的农业生产为主要目的,雍正朝是处于从恢复农业生产向解决“人多地少”矛盾方向转化的过渡期,而乾隆朝则是以解决“穷民资生”问题为目的;它们反映在垦荒上,即表现为:康熙朝以恢复性垦殖为特征,雍正朝以恢复性垦殖向拓展性垦殖过渡为特征,乾隆朝则是以拓展性垦殖为特征。同时,它们在地域空间及垦殖强度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昼间行为时间分配初探

于2007 年和2010 年采用焦点动物取样法研究了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保护区蒙古野驴昼间行为时间分配和活动节律,共采集行为数据460 h,观察蒙古野驴2 760 头次,将蒙古野驴昼间行为分为采食、移动、警戒、休息和“其他”5 类。采用卡方检验分析不同季节各种行为时间分配,结果表明：季节因素对蒙古野驴行为时间分配存在极显著影响（χ2=79.06,df=12,P<0.01）。采用ANOVA分析同季节不同行为间差异,结果表明,春季：移动、警戒、“其他”两两间无显著差异（[WTBX]P＞0.05）,其余两两间差异显著（P＜0.05）;夏季：仅移动与“其他”间无显著差异（P＞0.05）;秋冬季：仅警戒与“其他”间无显著差异（P＞0.05）。对蒙古野驴昼间活动节律研究结果表明,蒙古野驴采食时间比例在春季各时段均较高（＞45%）,仅中午（14:00～15:00）有1个低谷（27.62%）,夏秋季则为晨昏采食模式,冬季采食峰值（87.85%）在中午时段（13:00～14:00）。休息和采食高峰在各季节交叉出现,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各季节移动主要发生在晨昏时段。蒙古野驴以特定的行为时间分配模式和活动节律适应环境条件季节性变化,如气候条件、食物资源、人为干扰、生理期、昼间长度、捕食风险等。     

Channel and island change in the lower Platte River, Eastern Nebraska, USA: 1855–2005

The lower Platte River has undergone considerable change in channel and bar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mid-1850s in four 20–25 km-long study stretches. The same net effect of historical channel shrinkage that was detected upstream from Grand Island, Nebraska, can also be detected in the lower river but differences in the behaviors of study stretches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from major tributaries are striking. The least relative decrease occurred downstream from the Loup River confluence, and the stretch downstream from the Elkhorn River confluence actually showed an increase in channel area during the 1940s. Bank erosion was also greater downstream of the tributaries between ca. 1860 and 1938/1941, particularly in stretch RG, which showed more lateral migration. The cumulative island area and the ratio of island area to channel area relative to the 1938/1941 baseline data showed comparatively great fluctuations in median island size in both downstream stretches. The erratic behavior of island size distributions over time indicates that large islands were accreted to the banks at different times, and that some small, newly-stabilized islands were episodically “flushed” out of the system. In the upstream stretches the stabilization of mobile bars to create new, small islands had a more consistent impact over time. Channel decrease by the abandonment of large, long-lived anabranches and by the in-place narrowing resulting from island accretion were more prominent in these upstream stretches. Across all of the study area, channel area appears to be stabilizing gradually as the rate of decrease lessens. This trend began earliest in stretch RG in the late 1950s and was accompanied by shifts in the size distributions of stabilized islands in that stretch into the 1960s. Elsewhere, even in the easternmost study stretch, stabilizing was occurring by the late 1960s, the same time frame documented by investigations of the Platte system upstream of the study area.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plans for the lower Platte River should account, at least in theory, for the observed differences in stream behavior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he major eastern tributaries.     

北京春季的树木物候与气象因子的统计学分析

本文采用积分回归法对北京春季的树木开花期与它前期气象因子的关系作了统计学分析,指出前期气温是影响这些物候期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日照时数和降水.上年秋至开花前的气温高低对开花期的早迟都有影响,但不同时期其影响效果不一样,可分成三个时期:在日照时数和降水保持一定的情况下,上年秋或当年春的气温偏高时,可使开花期提前,冬季气温偏高则使开花期推迟,反之亦然.而三个时期中,春季气温又有决定作用.本文还指出,可以利用该模式进行物候预报.     

历史时期黄河下游的淤积、决口改道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黄河是世界闻名的多沙性河流,历史时期就不断淤积、决口改道,且淤积速度不断加快,决口改道的频率也在不断增加。黄河下游地上河的发展和演变是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时期流域内人口的增加、耕作方式的改变及其对植被造成的破坏都对中游地区侵蚀的加剧、来沙的增加,以及下游地区河道的淤积及决口改道的发生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