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产业承接力的综合测评与空间格局分析——基于京津冀产业转移的视角

该文基于产业转移和区位选择理论,首先构建了河北省县域产业承接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其次采用熵值法,测评了河北省县域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综合能力,结果发现2005-2014年县域产业承接力逐步提高,但推动要素发生了改变,土地、人口等基础类指标对产业承接力的贡献在降低,经济、市场、政府等发展类指标的贡献在上升,河北省县域具备了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能力;最后对县域产业承接力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承接能力较高的县域数量较少,且多分布在中心城市以及交通条件优越的区域周围,河北省县域环绕京津的区位优势并未体现出来,如何将区位优势转变为承接优势是县域在京津冀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结构与空间考量

针对目前对中西部地区意义重大的产业转移承接问题,以河南省为例进行了探讨。指出产业转移承接过程对不同规模区域单元的影响不同,较小的单元受承接产业的影响较大,而较大的单元受到的影响较小且对承接产业的影响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在讨论产业转移内涵特征以及河南省产业转移承接条件的基础上,对河南省产业转移承接的结构优化和空间布局进行分析,提出产业转移承接要受到河南省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约束,承接的产业应采取相对集中的空间格局,微观上集中在集聚区园区等各类产业发展平台,宏观上的重点则是主体功能上属于重点开发的中原城市群地区。     

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演变特征分析

采用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与ESDA方法,以县域为研究单元,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选取1997-2009年数据,从时空视角分析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发展的演变特征。从时间角度看,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发展呈现总体差异持续扩大、发展速度不均衡化趋势;从空间角度看,全局Moran′s I指数显示,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发展总体空间集聚效应较弱,局部Moran散点图则进一步揭示了各地级市对周边县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明显,存在较强的极化效应,仅合肥、芜湖、马鞍山地区产生空间扩散效应,但扩散的强度和范围较小。结合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统筹县域经济协调发展建议,从而更好地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河北省县域贫困度多维评估

在京津冀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河北省出现环绕京津地区的贫困带引起了学界与公众的普遍关注。目前国内贫困县的设定往往以经济指标为唯一度量标准,本文在经济维度基础上增加社会维度（代表人类贫困）和自然维度（代表自然贫困）两方面评价指标,构建县域贫困度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对河北省136 个县的贫困状况分别进行经济单维度与经济—社会—自然三维评估,并基于SOFM网络将全省县域贫困度划分为五级,与河北省现有各类贫困县分布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基于经济单维度与经济—社会—自然多维度评估的聚类分析得到的高贫困度县域均与现有贫困县有很好的对应,与河北省贫困县分布现状基本吻合;由于经济—社会—自然的多维度贫困度评估综合考虑了贫困现状及其潜在可能性,评估更加全面和深入。基于自然维度的潜在贫困度对多维贫困度的影响分析表明：环京津地区的贫困现状比较严重、且潜在贫困程度高,应积极依托京津,承接产业转移。而在冀中南地区,尽管贫困现状较为严重,但潜在贫困程度较低,因其较易脱贫而容易被忽视;同时,还存在大量非贫困县转化为贫困县的可能性;应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贫困问题的关注,分类扶贫、防治结合、区域联动,促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社会财富同步增长。     

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测度及空间分异

人口、土地、产业是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三要素的变化趋势及其耦合匹配程度,直接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应用要素评价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以京津冀147个县域为样本,分析了2000年、2008年和2015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及其耦合协调格局,揭示了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空间差异显著,京津及其周边县域具有较强的人口集聚能力与较高的产业发展水平,土地资源禀赋较为丰富,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强,是人口、土地、产业指数的高值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冀北坝上高原与太行山山脉地区,人口集聚能力较弱,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低;中值区与次低值区覆盖县域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河北平原地区。随着人口要素的流动、产业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耦合协调格局表现出一定的交替演化特征,其中,京津及环京津地区部分县域为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协调度的高值区,次高值区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为中心,呈现出多个团块状集聚分布格局,中值区主要分布在冀中南次高值区周围,冀北地区耦合协调程度最低。最后,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将京津冀县域划分为五种耦合类型,并提出不同类型区未来的发展路径。     

安徽省际边缘区县域经济空间结构演进规律及优化路径研究

同一行政主体省际边缘区县域经济空间演进规律的总结和归纳对于多省份间的地域分工、产业协作、制度联合及跨省域区域规划具有重要的决策指导意义。该文应用数理统计和空间探索性分析,对2000-2011年安徽省际边缘区县域经济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皖浙、皖苏南地区形成极化中心且极化效应不断增强,H-H型单元集中于皖浙和皖苏南地区,L-L型单元集中于皖豫和皖鄂地区;区域整体差异的主导因素由地区内差异向地区间差异转变。总结了转型期安徽省际边缘区县域经济空间结构演进规律为点状离散—单核极化—内同外异,结合多省域制度政策、相关理论和区域发展条件对未来的空间演进提出3条优化路径,包括跨区域分工协作与区域一体化、"多核驱动"与"极带延伸"以及边缘核心化与制度网络化。     

江苏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转移及影响因素

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转移规律及其动力机制研究正在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利用2000~2010年江苏省13个省辖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分析及面板数据分析模型,探讨该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转移特征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江苏省依然是国际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承接地,其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呈现以苏锡常地区为核心向外围逐渐下降的"核心-边缘"型空间格局,并显示出"扩散-集聚-扩散"的空间演化趋势,苏北地区正在成为苏南地区的"污染避难所";发展阶段和实际利用外资是江苏省承接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因素,实际利用外资是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江苏转移的主要形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是驱动污染密集型产业由苏南、苏中向苏北转移的主要因素;政府调控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手段。因此,应通过加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力度、改善政府调控、加强环境监管等措施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优化。     

首都圈人口空间分布优化策略——基于土地资源承载力估测

采用单项指标估测,分析了首都圈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及其限制性,提出了人口空间分布优化策略。首都圈水资源及建设用地生态适宜量限制了人口承载能力,京津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已基本达到饱和,环京津的冀东、冀中地区承载潜力还较大,冀北地区应紧缩开发空间而拓展生态空间。首都圈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及人口发展战略分区为：首都圈北部生态屏障建设区,人口限制发展;中部都市功能优化区,人口控制增长;东部人口产业沿海集聚区,人口鼓励增长;南部绿色空间优化区,人口适度增长。首都圈的健康发展,应实施差异化的土地利用及人口发展政策,整体提升人口承载力,并加大区域统筹力度,科学、合理地引导人口的空间分流和聚集。     

县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和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以甘肃省为例

县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和产业承接载体,对其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理解区域经济格局及其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以NICH指数和人均实际GDP为县域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状态和时空演变进行动态分析,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地理探测。结果表明：2001—2015年,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基本吻合;就经济发展活力而言,其县域与城区发展不平衡,且经济发展活力整体上呈现下降态势,县域经济逆势提升具有很大挑战;经济发展活力冷热点区保持相对稳定,重心向西北倾斜的“哑铃状”空间格局不断强化,热点区呈现明显的“点-轴”发展格局;甘肃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主导因子包括工业化水平、经济基础、市场规模,各影响因素之间具有明显的交互作用,增强了单一因子的贡献量;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对不同分区主导因子驱动机制的分析,可以为科学制定四大分区县域经济发展定位及地区协调统筹发展提供参考。     

“交通—产业”耦合背景下的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发育特征

中国城市群从区域向空间网络的转变,成为城乡统筹发展功能的主体地域单元。基于“交通—产业”的耦合视角,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区域,选取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作为城市群发育的辐射中心,结合空间网络分析、引力模型、多层次空间结构MSS-Tree算法,测度识别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结构及现状发育范围。结果发现：①京津冀城市群还不成熟,辐射中心周边的辐射发育区“岛、洞”现象明显,表现为连片分布的大城市阴影区;其中北京市周边缺乏成熟副中心,天津市受到北京极化作用影响,辐射区大幅萎缩;石家庄、唐山辐射区发育不足,需首先加强自身经济建设;②交通、产业辐射发育范围重合度较低,交通的先导作用加速了中小城镇生产要素流失,形成环京津贫困带。据此提出了自下而上整合、由内向外扩展的地区发展策略建议。     

长江经济带分地市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研究

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长江经济带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促进产业承接和转移是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实现一体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25个地级市、州和2个直辖市为单元,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揭示了产业承接能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来看,上游和中游地区产业吸引能力不强,上游地区吸引能力主要受地形影响,货运量是影响产业吸引力的主要因子;中游地区主要受主体功能定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影响。②沿江和省会城市周边地区的产业支撑能力整体较强,而其他地区较弱,这主要受“信息和金融”、“结构和投资”因子的影响。③产业发展能力整体不强的地市分布广泛,主要受“创新能力”因子的影响。④产业承接能力自下游向上游递减,承接能力强的城市沿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分布,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城市承接能力普遍较强。     

豫皖湘赣承接产业转移与创新产出的非均衡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地理集中度、不均衡指数、不一致指数及地理加权回归对豫皖湘赣57个地级市2010—2016年承接产业转移与创新产出的非均衡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转移集中度指数变化较小但各地区之间产业转移集聚格局变化较为显著,总体上集中度高和较高的地区分布在豫北、豫中、皖中、皖南以及赣北地区;2）创新产出空间差异显著,呈现出以芜湖和郑州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格局;3）豫皖湘赣地区大部分地区的承接产业转移与创新产出能力呈现出较强的不一致性;不均衡指数波动较大,呈现出上升、缓慢下降、快速上升的趋势;4）从影响因素回归系数来看,平均工资和教育占财政支出百分比与不一致指数成负相关,网络通讯发展水平与不一致指数呈正相关,而集聚效应与不一致状况关系较为复杂,具体表现为豫皖湘赣东部合肥等地和西部怀化等地为正高集聚区和北部郑州等地和南部赣州等地为负高值集聚区。     

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7—2017年文化艺术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自相关检验分析京津冀县域尺度的文化艺术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变,并运用岭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对其影响因素效应及空间分异性进行探索,最后讨论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空间集聚范围不断扩大,河北与京津的断崖式差距正在逐步缩减,“两核一轴带”格局逐渐形成;② 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全局依赖性有所减弱但局部依赖性逐渐增强;H-H型集聚主要在京津分布蔓延,京津之间的廊坊市显现出L-H型集聚;L-L型集聚主要位于河北各地市的边缘地带,个别区县呈现H-L型孤岛集聚形态;③ 市场需求、关联产业及人才技术是影响当前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文化资源影响稳定而政策环境效应空间分异性大,未来应结合地区发展空间关联性和影响因素空间分异性针对性地实现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协同发展。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利用格局变化,乡村地域功能和发展定位的多元化和空间差异特征日益明显。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例,采用定量化价值评价方法,研究县域尺度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的空间差异,识别各县市区主导功能类型,揭示不同类型乡村地域功能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乡村地域多功能特征明显,工业发展功能占据主导;4 类乡村地域功能空间集聚程度均较低,生态保育功能高值区集中于沿湖、沿海或苏南山丘地区,农业生产功能集中于苏北和苏中,工业发展功能以苏南最强,社会保障功能则集中于市辖区及其临近市县;乡村地域功能组合类型多样,共可分为9 种;4 类乡村地域功能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自然地理、空间区位、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在强度和影响方向上明显不同。研究可为针对性地定位乡村功能和发展导向、增强县域乡村功能特色和竞争力提供参考依据。     

论京津空间相互作用

在对京津空间相互作用的历史、现状及趋势分析的基础上，着重剖析了距离、规模、互补性及介入机会等空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在京津空间相互作用中的影响，并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因素对京津关系的影响引入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以期为京津联合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乡村人口转移和农村道路建设的空间贫困破解机理及其对策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贫困与地理环境之间交互耦合形成了空间贫困陷阱,本文在对贵州50个国家级贫困县乡村人口转移减贫效应和松桃、威宁、望谟3个典型县域贫困村贫困发生率与农村道路可达性指数空间耦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基础上,阐释了破解空间贫困的作用机理,并构建相应政策体系。结果表明：① 贵州国家级贫困县乡村户籍人口向县内城镇转移和县外转移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县内城镇转移比县外转移减贫效应的作用力更大。② 松桃县、望谟县极度贫困、可达性较差型和深度贫困、可达性较差型贫困村所占比例在15%左右,威宁为10%左右,对该类型贫困村实施整村易地搬迁和村庄撤并;对具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的深度贫困、可达性中等型和一般贫困、可达性中等型贫困村应进一步扩展道路宽度,打通断头路,形成网络,增强通行能力。③ 应坚持以县城为中心的就地城镇化和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省会城市等异地城镇化并重,加强对转移劳动人口的技能培训,提升其城镇生存能力。继续加大对具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的保护类村庄的“通村、通组、通户”道路拓宽、硬化等措施,逐步完善自来水、宽带等较为薄弱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进贫困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发展山区“绿水青山”内生性和外生性产业,引导贫困人口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湖南省县域乡村反贫困绩效评价与空间分异特征

综合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基本生存绩效、自身发展绩效,县域扶贫绩效3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对湖南省51个贫困县2017年反贫困绩效空间地域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湖南省贫困农户一般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自身发展绩效水平得分较高的区域大多处于武陵源区、鹤城区等城市市区周围以及罗霄山片区,而雪峰山脉周围县市则普遍较低;县域扶贫绩效水平高的区域分布较为零散,大致位于各城区周围,而省城或西北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以及中南部绩效水平还有待提高。② 反贫困绩效总体上呈现出高、中、低3种绩效水平交替分布的空间特征,愈靠近武陵源区、鹤城区和长株潭地区的贫困县市,综合反贫困绩效水平愈高。③ 县域发展情况是影响湖南省反贫困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农户条件与乡村状况是基础性因素,自然条件是重要因素,各因子间交互作用的影响远大于单因子,不存在独立作用的因素,体现出湖南省反贫困绩效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