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网红村”居民的怀旧、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的特征及互动关系——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恼包村为例

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旅游“网红村”——恼包村为例,通过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探讨了旅游网红村居民的怀旧、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3种情感的特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在旅游效应作用下,3种情感之间内在的互动机理。研究显示,在非本地旅游景观融入地方旅游社区的情境下,居民依然非常认同当前的景观与建筑,并对旅游发展保持积极态度;怀旧、集体记忆如果失去了物质载体,会在文化载体上集中表现;旅游景观的嬗变没有隔断居民对从前村落的集体记忆,但旅游景观优化带来的旅游效应削弱了居民的怀旧情感;居民的怀旧与集体记忆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居民的集体记忆显著影响地方认同,旅游发展效应对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文化遗产旅游地的空间生产与认同研究——以无锡惠山古镇为例

旅游开发下的文化遗产旅游地无锡惠山古镇经历着"地方传统"和"现代发展"的冲突与融合。基于文献信息分析法,对空间生产、认同及其在古镇研究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梳理;采用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话语分析法以及影视人类学摄影法对古镇物理、社会和文化多维空间的生产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多元主体认同倾向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这场空间转变过程中,古镇物理空间出现资本的空间化形态,社会空间呈现非共同体化、联接业缘化、流动性增强、主体泛化下功能和交往的社会性,文化空间出现混合文化嵌套并存结构。针对多维空间的生产,居民、社会精英和部分游客表现出人本主义认同倾向,侧重主观性构建内生认同;空间开发主导者、开发商和另一部分游客出现结构主义认同倾向,侧重从一种再生产视角观察问题,强调以过程和建构为主。在对社区居民调研中发现,居民对旅游开发表达出"不要无感增长,需要有感发展"的认同倾向,根本上反映了旅游开发成果能否反馈于居民并能共同分享的问题,值得引起关注。认同从根本上说是关涉文化的,而文化总是表现出流变性,如何使生产出来的文化既开放又多元,既让居民和游客无感疑惑,又不心生迷惘,需要保持古镇先进文化的独立性、传承性和生产的方向性,积极营造"第三空间"之上的文化平衡。     

企业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变化及作用机理——以西北第一印染厂社区为例

地方认同是衡量人地情感、理解人与地方认知关系的重要概念,能够反映人地互动的复杂动态关系。企业社区作为重要的城市居住空间,理解居民地方认同对于科学开展城市社区更新、街区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西安市西北第一印染厂社区为例,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社会环境变迁和社区重构影响下,居民个人身份与地方认同的变化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企业社区居民个人身份认同是从单位人向社会人,以及未来作为留守老年群体的转变。2）延续传承的集体记忆维系居民积极式认同,社会交往生疏化和社区管理社会化加剧地方认同弱化,破败的建筑环境和落后的配套设施带来消极式认同。3）居民在生活、成长的企业社区环境和社会互动中构建了自身及对地方的认同,随着外部社会环境与内部居民个体特征而变化。外部社会环境的国企改革、住房改革使企业转轨、社区社会空间转变,加以居住时间差异、个体特征、心理因素与个人经历变化等内部因素,共同塑造居民的地方认同及其变化过程。     

研学旅游的知识与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重构——以广东丹霞山自然保护地为例

以知识生产和传播为核心的研学旅游逐渐成为自然保护地创新发展生态旅游的替代性选择,但知识如何影响参与研学旅游的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尚未得到充分关注。文章以广东丹霞山自然保护地为案例地,探讨丹霞山从观光旅游向研学旅游转型发展过程中,知识类型的转变以及社区居民的知识学习、传播对他们的地方认同产生影响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1）研学旅游中的知识重新建立社区居民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并产生地方认同;2）知识对于地方差异的界定与学习、传播知识的行为互动过程共同影响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形成与变化,不同类型的知识界定地方差异并赋予相应的意义;3）地方认同产生于社区居民对于特定知识框架下的地方差异和地方意义的学习内化过程。知识传播过程中的身份展演实现地方认同的社会化,并产生集体层面的地方认同。     

空间的力量:广场舞的社会文化意义与地方认同效应

广场不仅是健身与娱乐空间,更是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涵义的社会空间。从空间生产与地方认同的视角入手,基于3个广州广场舞社区的案例研究,揭示广场舞对不同群体（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不同社会意义以及广场舞对地方与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对本地人而言,广场舞具有再造社会主义集体生活与关系的功能,广场发挥了类似单位社区的作用;对外地移民而言,广场舞有助于重建因迁移而断裂的社会关系网络,广场具有类似乡村社区的功能;② 类单位社区和类乡村社区的构建,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居民的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③ 广场舞群体的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的强化,进一步为自治性社区能力建设提供了可能性。     

2000年以来国内外城乡记忆研究的比较与启示北大核心CSCD

城乡记忆记录并演绎了社会形态与文化结构的变迁,可以透视人地关系、地方文化精神和城乡景观变迁,是人们生活在“理想家园”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论文运用CiteSpace和VOSviewer可视化图谱软件,结合国内外城乡记忆研究的比较,探讨其重要研究进展并反思现代社会的发展。研究发现：(1)该领域可细分为纪念性记忆、日常性记忆和媒介性记忆。(2)城乡记忆为多学科交融的研究领域,国内以建筑、规划、旅游管理等学科为主,具有明显的应用指向;而国外则是综合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3)国内外研究思想理论一致,将记忆视为社会遗产,国外主要沿着“文化转向产生的集体记忆—官方叙事下的纪念性记忆—地方与习俗下的日常性记忆”脉络演进,集中于地方和景观分析,重视空间感知;而国内演进脉络为“档案建设与记忆—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与记忆—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旅游与记忆”,倾向于以人的乡愁情感为切入点。未来,应界定城乡记忆与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区别,关注少数群体的记忆话语权,立足本土文化发展的实际,更全面地建构地理学视角下的城乡记忆空间范式。     

博弈关系下滇南段茶马古道文化线路旅游活动利益相关者矛盾分析及共赢策略研究（英文）

随着文化线路概念的引入,越来越多的研究将注意力转向文化线路上的旅游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注重社区参与、注重利益相关者的持续受益是文化线路的特点之一,因此,文化线路上旅游活动中利益主体间的合作关系与系统性发展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本文选取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和当地社区居民这三个在滇南段茶马古道文化旅游线路中起关键作用的群体为责任主体,以博弈论为研究方法,通过构建当地政府与旅游企业、旅游企业与社区居民、当地政府与社区居民的博弈模型,分析这三方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差异和关键性影响因素,从而为这三方做出的旅游开发共赢决策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研究结果显示,三方的最终决策选择依赖于博弈初始支付矩阵及关键参数的影响,政府在进行旅游决策时,应多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加强对当地传统的保护,对旅游企业不合理的旅游开发行为应有所管理和监督,并采取适当的惩罚措施;旅游企业在进行旅游开发时,应让社区居民主动、充分地参与到旅游活动中,并将收到的旅游收益反哺居民,这样才能形成互赢机制。研究也表明,利益主体间的冲突主要源自于利益诉求的差异,但三方也存在利益共同点,可以从利益协调的角度,建立相关机制,遵循利益实现的原则,重视监督管理,加强社区的参与和决策,实现三方共赢。     

居民主体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多群体冲突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乡村旅游社区的快速发展使得社区内多群体冲突日益凸显,对社区冲突空间特征的认识,有助于实施有效的社区旅游空间规划与管理。研究选取西江千户苗寨为案例地,采用参与式制图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调研,按照“负面情感-原因追溯-冲突构成-空间分布”这一逻辑链条,对案例地社区冲突进行探测。通过质性分析与空间分析的混合方法,识别社区冲突类型及对应的冲突对象关系,并分析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显示：① 旅游开发背景下社区冲突的类型构成具有多元化特点,但存在包括日常生活干扰、经济利益矛盾、公共权力失语、环境破坏、生产建设受阻的主导结构类型。② 居民主体视角下有居民-管理者、居民-外来经营者、居民-居民和居民-游客四种冲突对象关系,不同冲突对象关系占比及其冲突类型构成有所差异。③ 冲突对象关系的总体分布在空间上存在核心-边缘效应,旅游开发核心区四种不同冲突对象关系均有大量分布,边缘区以居民-管理者和居民-居民为主;不同冲突对象关系高值区的空间分布具有差异,居民-管理者表现为核心分散分布,居民-居民则为边缘分散分布,居民-外来经营者和居民-游客均为核心区集聚呈轴向分布。④ 冲突空间分布受到社区微观区位、统筹规划、市场化需求及不同主体实践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多群体在空间形成竞争关系,共同塑造社区空间。     

海岛旅游开发对地方文化影响——以舟山普陀山与三亚槟榔谷为例

以中国海岛旅游的先驱（舟山普陀）与后起之秀（三亚槟榔谷）为研究区域,采用问卷调查等质性方法调查、解析旅游开发对普陀山与槟榔谷的饮食文化、特色文化及日常生活方式等的影响。研究发现：（1）两地饮食文化受旅游开发影响深远,集中表现为利用具有文化价值的佛教或黎族饮食开发旅游商品,成为两地居民就业与参与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2）佛教、黎族文化分别作为普陀山、槟榔谷的地方特色文化,旅游开发使它们日益商业化与世俗化,但是日益重视地方居民的参与效益的分享;（3）两地旅游发展成熟度存在较大差异,但已经对当地居民日常物质生活产生积极影响,但居民精神生活与行为方式等影响存在争议;（4）海岛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与保护了两地民间工艺等。     

文化景观对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的影响——以徽州呈坎古村为例

以对黄山市徽州区呈坎古村居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为基础,综合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Arc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文化景观在地方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作用。结果显示,无论居民或游客,都对呈坎古村的宗族文化和风水文化形成了集体记忆,而罗东舒祠和水口园林等文化景观则在建构地方集体记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与景观接触的方式不同,居民比游客更重视景观的真实性,相对排斥重建和新建的景观,也较少受到导游词的影响;而游客则对景观的真实性不敏感,文化景观和导游解说都可能影响游客的地方记忆。因此,为更好引导对古村落的集体记忆的建构,不仅要重视保护传统文化景观,更要在景观重建或新建过程中尊重居民的建议,争取在居民的传统意识和游客的旅游想象中实现平衡。     

基于集体记忆的红色旅游地地方性建构

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嵌入动态的地方建构和空间生产过程,成为地方性重构的有力素材。文章以云南省宾川县新庄红军村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从地方性景观与话语的再建构,以及地方性情境创设的空间实践,探讨新庄村的地方性建构机制。研究发现：具体的地方要素在地方-记忆的互动关系中起中介承启作用。地方要素既促进红色旅游情境下记忆的唤起、存储与再创造,又对集体记忆重新建构的地方特质、意义与场所精神进行地方性元素表达。旅游情境创设与地方性展演使集体记忆不断得到投影、表达与重构,推动差异化的地方叙述与体验。     

历史街区更新驱动下的旅游绅士化研究 ——以佛山岭南天地为例

综合采用质性和定量方法,从社会阶层、物质环境和消费方式等层面研究佛山岭南天地的旅游绅士化现象,并分析原住民在绅士化过程中的情感特征。结果发现,物质环境改造加速了地方社会阶层的更替,原住民大多被游客、中产阶级和房产投资者所替代,空间利用方式呈现出高度商业化特征。旅游绅士化虽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的环境改造和经济发展,却衍生出阶层更替、社会排斥和空间隔离等副产品,使传统的本地化生活空间转变为“资本空间”与“消费空间”。城市历史街区改造不同于一般城市更新,街区更新应以地方性为落脚点,尊重原住民的情感与历史记忆,不应简单通过商业化手段推进历史街区更新。     

社会记忆视角下的南京城市街巷地名变迁

论文以南京主城区为例,运用GIS空间分析与社会记忆理论,探讨街巷地名变迁的时空格局与动因机制。研究发现：新增地名主要分布于老城区外围,消失地名主要分布于老城区内部。老城南既是现存街巷地名密度最大,也是消亡强度最大的地区。新增地名在20世纪50—80年代集聚于下关区沿江地带与明城墙内的老城区,90年代以来散布于老城区外围。民国开始政府成为命名主体,政府主导性与企业自主性不断增强。现存街巷以周边民居、祈愿祝福、异域文化和山水地物类为主要命名依据,既传承老城区的命名传统,也体现新城区的发展理念。宗教信仰、历史人物、经济活动、市政设施、自然方位类地名易随社会意识形态与城市功能空间的转变而消亡。权力与资本的介入催生大量新式地名,记忆的惯性延缓了老地名的消亡,记忆的社会建构性驱动地名的演进。     

线性文化遗产居民的感知价值与期望价值 ——以滇越铁路为例

通过提取问卷数据,建立数据库,利用描述统计频率、因子分析、数据比较等方法,对滇越铁路沿线碧色寨、芷村、人字桥等6个重要站点的居民进行了文化遗产感知价值与期望价值的调查.结果发现,沿线居民对滇越铁路的地方认同感主要体现在功能转向、价值再现和旅游发展方面,沿线居民的感知价值与期望价值具有同一性,但也存在明显的分异性.滇越铁...     

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研究

为了了解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情况,促进泰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选取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的金湖、寨下大峡谷、上清溪3个主要景区作为案例区,深入调查这3个景区周边社区居民(家庭参与旅游占81.75%)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情况.结果表明,泰宁县旅游开发处于初期阶段,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强于负面感知.居民支持旅游业的发展,且旅游参与的积极性高,但旅游开发对于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旅游环境的影响感知程度表现不同,且随着不同的个体属性特征,其影响感知也出现明显的差异.建议通过建立泰宁县健全的旅游社区参与机制,来调控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     

广州河涌的自然社会构建与城市记忆

基于网络文本、访谈和照片评定等数据,本文采用NVivo分析方法对广州河涌案例展开分析,讨论了城市自然的社会建构与城市记忆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自然资源的功能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变化而变化,并通过人的实践与社会系统彼此渗透、共同演化。具体来讲,以广州河涌为例,本文指出河涌的社会建构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市职能和物质形态的演变,反映了物质的利用方式及其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此外,城市居民与河涌的互动是文化生产的一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河涌是地方文化的物质承载者,也是维系地方感的重要物质载体;最后,河涌是城市居民产生记忆及其身体实践的重要物质场域,通过此类物理的沉淀,城市记忆才得以传承和保存下去。研究立足于物质地理学视角,强调了自然资源的社会建构过程,重新审视了人类与自然资源的互动关系及过程,进而反思城市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处理方式,从实证角度回应了文化地理学从“唯物主义”到“文化表征”再回到“重返物质主义”这个轮回对“物质”和“文化”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审视。从现实意义来讲,本文讨论了城市居民与城市自然之间的互动,为营造健康城市以及为城市再生产的发展思路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村落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

构建了社区依恋、社区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结构关系模型,并以村落遗产地——福建土楼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验证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并引入个人获益作为调节变量,剖析在获益居民和没有获益的居民中,各种旅游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均对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② 社区依恋通过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影响;③ 社区关注通过经济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间接影响态度,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间接影响态度;④ 社区参与通过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负向影响;⑤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获益居民比没有获益的居民要大,而经济成本感知、社会文化成本感知与环境成本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没有获益的居民比获益居民要大。     

灾难地居民集体记忆、地方认同、地方保护意愿关系研究——以汶川地震北川老县城为例

从记忆地理和地方感角度,探讨2008年汶川地震重灾区北川老县城的人地关系。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灾后居民集体记忆的维度,探讨了灾后集体记忆、地方认同、地方保护意愿的特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灾后集体记忆（灾难记忆、创伤情感、抗灾记忆、观念启示、怀旧记忆）、地方认同、地方保护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灾后积极的抗灾记忆、观念启示、怀旧记忆对于提升地方认同具有显著影响,而地方认同对于提升地方保护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结果对于了解居民灾难心理、地方感、灾后行为有一定帮助,对于灾后遗址保护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