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英文）

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位于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传统板栗栽培系统以农林复合为特征,有研究表明相比于单一板栗种植模式,复合种植具有更好的生态效益。但当前当地农户大多以单一板栗种植为主。通过生态补偿,可以激励农户转变板栗经营方式,达到传承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并提高生态效益的目的。本文引入偏好系数修正机会成本,通过访谈及发放问卷等调查方法,获取宽城地区农户单一板栗种植、板栗–栗蘑复合种植、板栗–小米复合种植以及板栗–养鸡复合经营投入产出状况与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通过分析和测算,得到结果如下:(1)尽管三种复合模式的净收入较高,但其经济投入比单一板栗种植模式多,单位投资的回报率低;(2)宽城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平均收入高于当地种植业,因此当地板栗复合种植生产模式具有较高的机会成本;(3)研究结果表明板栗–养鸡复合经营模式无需补偿,板栗–栗蘑复合种植模式至少需要补偿1608.5USD ha~(–1) yr~(–1),对板栗–小米复合种植模式最低需要补偿198.3 USD ha~(–1) yr~(–1),才可以保障农户获得其创造的全部价值,从而激励农户恢复传统的农林复合生产模式,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赢并传承农业文化遗产。     

基于意愿价值评估法的禁牧政策生态补偿定量分析——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禁牧政策作为生态补偿实践的重要内容,是解决中国广大牧区生态问题的战略性举措。合理的补偿标准是促进禁牧政策有效实施和持续推进的关键因素,因而受到学者广泛关注。本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城乡居民支付意愿及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并采用意愿价值评估法(CVM)定量评估盐池县禁牧政策的补偿标准。结果表明:(1)农户的支付意愿与年总收入、羊只饲养规模正相关,与年龄、禁牧前后非农收入变化率、对禁牧政策的接受态度负相关;(2)县城居民的支付意愿与年龄负相关,与对环境的关注度正相关,与职业存在相关性;(3)农户的受偿意愿与人均粮食产量、羊只饲养规模正相关,与禁牧前后非农收入变化率负相关;(4)应用多重对应分析法得出影响农户支付水平和受偿水平的因素均为羊只饲养规模。结合CVM公式和Spike模型,对农户的支付、受偿标准及县城居民的支付标准进行定量评估。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农户参与意愿是影响生态补偿的重要因素，为了探索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重要程度，寻找提高生态补偿实施绩效的对策措施，以宁夏盐池县为例进行研究。盐池县地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带，承担着区域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此背景下选取8个典型乡镇、26个行政村调研，基于279份农户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盐池县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农户家庭特征正向影响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它还通过自然资本拥有量、环境感知及政策认知，继而间接影响生态补偿参与意愿。（2） 自然资本拥有量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产生直接显著的负向影响。（3） 环境感知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且影响效应最小。（4） 政策认知直接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且影响效应最大。最后，基于影响盐池县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提出了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英文）

为了研究居民对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本文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使用条件价值法(CVM)研究了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本研究采用实地调研方式,使用双边界问题启发技术对被调查者进行支付意愿的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44份,在广义线性模型中引入了社会信任因素以及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和相关管理策略的意识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18年,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为1.2448×107元;(2)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的支付意愿(WTP)和受偿意愿(WTA)有重要影响,而其他社会特征(如性别和年龄)则没有显著影响;(3)社会信任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尽管仅受过有限的教育,但居民不理解名词术语这一事实并不妨碍他们的支付意愿;(4)与政府资助相关的因素导致居民倾向于支付、工作和接受补偿(WTP、WTW和WTA),但是由于地理和社会异质性,不同县之间的支持力度有所不同;(5)居民觉得其支付意愿(WTP)的产出应用于保护和恢复野生动植物、植被、土壤和水资源。本研究首次估算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资产价值,为了保持三江源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利益,补偿应视具体地点而定,政府应采取基于当地资源的发展措施,另外,三江源国家公园有必要大力支持生态旅游活动。     

三峡库区消落带农户生态休耕经济补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针对农户开发利用消落带耕地对三峡库区的环境影响,从意愿角度对重庆市涪陵区、丰都区247户农户进行实地调研,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法,定量分析农户对生态休耕经济补偿需求的影响因素,为构建三峡库区环境保护经济补偿机制提供建议。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户的经济补偿需求意愿存在较大差异;② 生态休耕比较效益、家庭人口数、家庭年人均纯收入、生态休耕意愿指数、经济补偿期望值对农户生态休耕经济补偿需求影响显著。研究结论：三峡库区消落带的受访农户对生态休耕经济补偿的需求意愿较强,构建适当的经济补偿机制满足该地区农户的补偿诉求势在必行。     

三峡库区消落带农户生态休耕经济补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CD

针对农户开发利用消落带耕地对三峡库区的环境影响,从意愿角度对重庆市涪陵区、丰都区247户农户进行实地调研,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法,定量分析农户对生态休耕经济补偿需求的影响因素,为构建三峡库区环境保护经济补偿机制提供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的经济补偿需求意愿存在较大差异;2生态休耕比较效益、家庭人口数、家庭年人均纯收入、生态休耕意愿指数、经济补偿期望值对农户生态休耕经济补偿需求影响显著。研究结论:三峡库区消落带的受访农户对生态休耕经济补偿的需求意愿较强,构建适当的经济补偿机制满足该地区农户的补偿诉求势在必行。     

景区情境因素对游客环境行为意愿影响研究——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采用实证方法,研究景区情境因素对游客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程度。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典型案例,从实践、消费、说服和生态管理4方面,设置游客环境行为意愿指标;从设施、氛围、自然环境、服务质量和管理政策5方面,设置景区情境指标;利用对游客进行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分析游客环境行为意愿的表现和景区情境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游览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游客具有较强烈的实践型环境保护行为意愿,对身边人员说服型环境行为意愿同样较强,生态管理环境行为意愿受到实施行为本身的阻力和难度限制,行为越简单则意愿越强烈,消费型环境行为意愿相对不明显;同时,景区情境因素与游客环境行为意愿显著相关,不同环境行为意愿的情境影响因素及重要性程度略有差异。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分析——以河北省邢台市为例

实行耕地休耕是我国近年对耕地保护和耕地利用转型的重大国家战略，而农户对休耕地进行管护是保证耕地休耕生态效应的重要前提。研究选取河北省邢台市2个乡镇12个村为分析样本，建立农户特征、家庭特征、认知意识、耕地利用状况等影响因素集合，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参与休耕地管护的意愿及行为选择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 有无经济补偿对农户休耕管护意愿影响较大。（2） 影响农户对休耕地管护的意愿和行为的潜在变量不尽相同，但认知意识对两者均起较大作用。（3） 党员身份、村干部身份、家庭总人数、农户心中的耕地保护责任人、对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对休耕地管护技术的了解程度、耕地面积、粮食种植比例等指标变量对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农户年龄、非农就业劳动力数量、家庭收入、耕地破碎度等指标变量对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产生负向影响。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扩大和推进耕地休耕制度落地实施提供参考：建议拓宽政策宣传渠道，完善休耕地管护的补偿方式；加强管护技术培训，激发农民对休耕地管护的热情；提高其管护的能力，保障耕地休耕的效果。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横向生态补偿标准研究（英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实现我国水资源合理配置,缓解北方广大地区水资源短缺的重大战略性基础工程。建立跨区域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水资源永续利用的关键核心,而生态补偿量的测算与分配是建立补偿机制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通过机会成本法和支付意愿法,建立了针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的横向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在此基础上,引入分别反映水源区和受水区自然资源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整系数,共同确定水源区受偿量和受水区补偿量的分配权重系数和具体金额。结果表明:(1)贯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的横向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为25.2亿美元,下限为22.0亿美元。(2)不同受水区的支付标准和水源区的受偿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受水区支付横向生态补偿的出资比例由高到低分别为:河南省出资40.71%,河北省出资35.04%,北京市出资13.67%,天津市出资10.58%。供水区接受横向生态补偿的受偿比例由高到低分别为:陕西水源区受偿68.45%,湖北水源区受偿21.56%,河南水源区受偿9.99%。(3)影响受水区居民支付意愿的显著性因素包括居民年龄、居民受教育程度、居民收入水平、居民对南水北调工程的了解程度和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5项。本文基于理论分析,通过实证案例分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横向生态补偿标准的有关问题,为我国建立行之有效的水源地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借鉴,并对其政策化和法制化发展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是自然保护区取得资源环境保护和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利用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利益相关者分析法、机会成本法和意愿调查法等,分析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对社区的影响,从补偿主体、客体、标准、方式和途径等方面探讨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部分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的建立持赞同态度,这种态度受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年龄和性别的影响;自然保护区的建立限制了社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大多数社区居民收入减少,而社区居民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社区居民面临着资金不足、补偿措施不到位和缺乏致富技术等问题;确定了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和意愿调查的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客体;依据发展权限制的损失(包括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野生动物破坏造成的损失)、社区居民受偿意愿和受益者的支付意愿,制定了生态补偿的标准,明确了生态补偿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感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以大宝山尾矿区生态修复为例

在国家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的背景下,矿山周边的农户作为环境破坏的受害者和生态修复的主要参与者,其参与意愿的高低关系到政府环境治理政策能否发挥良好作用。以大宝山尾矿区为例,构建包括价值感知、政策感知和禀赋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模型,探讨环境感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价值感知包括经济和生态2个维度,且均会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禀赋感知包括精力和能力2个维度,且均会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影响;政策感知包括感知政府、感知矿企和邻居朋友态度3个维度,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不产生直接影响,但可通过价值感知和禀赋感知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间接影响。2）收入的提高、感知矿企的态度以及精力和能力的感知是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需将传统手段与新型网络平台结合,加强环境治理多渠道宣传、就业能力培养和邻里示范等,以提升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     

江西省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研究

利用Tobit-ISM模型分析江西省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度影响因素,进一步解析各影响因素间的层次结构。结果表明:70%的农户具有生态耕种意愿,但仅部分农户发生了采纳行为,证实了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通过Tobit回归模型分析文化程度、生态耕种培训、农户态度、耕地面积、生态环境污染认知、环保法规认知、风险认知、相互交流和自然资源状况对悖离度的发生表现出负向作用,而非农收入比重则具有正向影响;通过ISM模型分析农户态度、耕地面积、自然资源状况是表层因素,生态耕种污染认知、环保法规认知、风险认知是中间层因素,文化程度、生态耕种培训、非农收入比重、相互交流是深层次因素。     

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生态补偿效应分析

中国的生态补偿实施主要通过制度安排进行。在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生态补偿主要通过两种模式进行,即对农牧户放弃土地使用和生产结构调整给予补偿。基于详尽的野外调查,本研究对农牧户经济受偿意愿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对两种生态补偿模式的效应进行了详细评价。结果表明,放弃土地使用的生态补偿模式缺乏创造就业机会的机制,因此不具有可持续性。与此相反,调整生产结构的补偿方式不但使农户从事农牧业的规模有了明显下降,而且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虽然这种模式会使农户面临很大的市场风险,但是它为解决区域生态系统恢复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     

三峡生态脆弱区耕地非市场价值评估

经济补偿是破解耕地保护外部效应外溢的有效途径。耕地非市场价值是耕地保护外部效应的核心,合理评估这部分价值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运用条件价值法对三峡生态脆弱区耕地非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对712 份有效问卷统计分析表明：① 生态脆弱与贫困耦合地区居民对耕地保护及耕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存在一定差异,经济、文化、社会、政府、心理等因素影响到民众的认知水平。② 农户对耕地非市场价值支付意愿率达到76.77%,城镇居民支付意愿率仅占到64.87%。受访者往往将耕地价值与自身的切身利益结合,更多地表现为理性经济人而非理性社会人。③ Probit 回归与Logit 回归分析表明,经济社会特征对受访者的决策产生一定影响。收入限制成为影响农户决策的主导因素,而捐赠历史与耕地保护认知成为影响城镇居民决策的主导因素。④ 农户与城镇居民的最大支付意愿分别为157.92元/(户·a) 和206.28 元/(户·a)。受访者单位耕地支付意愿为607.65 元/(hm²·a),最终评估出三峡生态脆弱区耕地非市场价值约为104.26×10⁸元。     

扩展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研究——以天山天池世界自然遗产地为例

基于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天山天池世界自然遗产地377份游客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探讨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结果表明:游客是否愿意为旅游生态补偿买单受其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自然环境认知和人文环境认知等影响。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重要因素,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是有效因素,对人文环境的认知是关键因素;不同价格的补偿标准对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具有不同影响。提出构建奖惩并施的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旅游生态补偿体系、创新游客旅游生态补偿的支付方式、完善旅游生态补偿财政保障制度、营造绿色文明的旅游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建议。     

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以福建厦门、福州、南平为例,通过对627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全面比较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家庭特征是影响各地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基础与普遍性因素;(2)经济价值认知是影响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核心因素;(3)用途转换收益是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关键因素;(4)政策相关特征是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导向性因素。为提升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守住耕地资源红线,建议结合地方经济水平,制定出符合当地实际的耕地保护政策;尊重农户意愿,合理调整耕地保护政策执行方式;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推进耕地集中经营。     

限制开发生态区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基于前期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主体功能细分方案,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生态补偿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结论包括：（1）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较高,不同类型区农户对政策的满意度有明显差异。（2）农户对政策的认知不高,弱限制开发区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最高,中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农户的认知水平次之,强限制开发区农户的认知水平最低。（3）农户生态补偿的参与意愿较高,各类型区在空间上具有明显差异。（4）前期政策满意度、人均耕地面积、人均草地面积、羊只存栏量、户主年龄、农户家庭收入情况、非农收入比重等指标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先期政策满意度、农户家庭收入情况、非农收入比重等指标具有正向作用,其他指标具有负向作用。     

福建西芹水厂水源地周边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英文）

公众参与既有利于提高环境治理举措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又有利于保护公众基本环境权利,满足其实际生计需要,是提高水源地周边农村环境治理综合成效和社会认可度的重要途径。水源地周边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环境行为,是参与意愿的行动表征,同时受心理认知因素、环境规制因素和内外部条件等的综合影响。论文构建了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行为理论框架模型,并基于福建西芹水厂水源地周边农村144个农户和17个村委调查数据进行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参与意愿高但实际参与行为发生少,村民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支付愿意村际差异较大,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公众参与行为个体差异较大。水源地周边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行为不仅取决于其行为意向,还受心理认知、内外部条件及政府管制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内外部条件往往更为关键。性别、环保认知和对政府环境管制的感知是影响农户对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支付意愿的关键因素。个人环保素质、环保设施条件和环境服务质量对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公众参与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生计资本对农户再参与退牧还草意愿的影响分析——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基于宁夏盐池县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地理探测器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再参与下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73. 12%的农户愿意再参与下一轮退耕还林还草,但各类型区的空间差异显著。②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对农户再参与意愿的影响显著,但作用路径不同,自然资本呈显著负作用,金融和人力资本呈正向作用。③4个类型区中影响最稳定的因子为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以及农户个体特征,表明农户家庭内部因素对农户再参与意愿的影响力最大。④家庭现金收入指标对强限制开发区、中限制开发区和弱限制开发区农户再参与意愿的影响最显著,对禁止开发区农户的再参与意愿解释力相对较弱。政府应根据农户的异质性特征制定和完善生态补偿政策,促进农户收益持续增加以提高其再参与意愿。     

生计资产差异对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模式选择的影响——渝西方山丘陵不同地带样点村的实证分析

耕地比较效益低下引致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成为破解耕地保护问题的客观选择,而影响经济补偿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补偿模式设计是否符合农户诉求,因此定量刻画农户生计资产差异对其补偿模式选择的影响便是补偿模式设计的核心.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价法(PRA)对渝西方山丘陵3 个样点村392 户农户进行了实地调查,构建了农户生计资产六边形计量分析框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和Probit 回归分析法对农户生计资产差异与补偿模式选择意愿间耦合关系的存在性和影响度进行了分析,并设计了差别化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户生计资产存在属性差异和空间分异.农户生计总资产呈现由自给型纯农户到非农户递增的总体趋势,空间上存在海拔越高生计资产越低的趋势.② 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的选择意愿存在随农户生计资产差异由“成都模式”向“佛山模式”过渡的趋势,不同地带农户模式选择意愿存在空间分异.③ 农户生计资产差异与耕地保护补偿模式选择间存在耦合关系,自然资产与农户模式选择意愿呈负相关,社会资产对农户的模式选择影响最小,金融资产对农户模式选择的影响较弱,人力资产和物质资产对农户决策均产生较显著影响,心理资产对农户的决策影响最为显著.④ 根据农户生计资产缺乏情况为7 种类型农户设计了概念性的补偿模式体系,并就补偿方法、补偿依据、补偿标准和补偿资金来源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