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耕还林工程对黔东南山区植被覆盖变化的影响

以黔东南州遥感影像为数据源,通过提取该州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前后土地利用变化信息,对其14 a间耕地、林地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9—2013年,研究区域林地面积减少,耕地面积增加。空间变化显示北部、东北部重点退耕还林区林地增加,耕地减少,说明退耕还林工程效果显著。而南部、东南部非重点退耕还林区林地减少,耕地增加。研究表明,黔东南州在实施生态退耕的同时,毁林毁草开荒、复垦也在同时进行。对坡度25°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分析发现,在1999—2009年间其变化趋势与黔东南州土地利用变化趋势相同,在2009—2013年间,坡度25°林地有所增加,耕地减少,说明经过退耕还林和育林之后,林地的减少得到了有效的阻止,并得到了恢复。研究表明,黔东南州陡坡地林地得到了保护和恢复,但是平缓区的林地仍在减少。建议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继续推进退耕还林工程,并且要加强天然林地和草地的保护。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退耕还林政策的响应模拟——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例

作为中国涉及面最广、群众参与程度最高的一项生态工程,退耕还林对区域土地利用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对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和土地利用主体行为的分析研究不足,不能有效揭示宏观农业土地利用变化的微观机理,难以合理解释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变化。本文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例进行研究,利用经历权重法定量分析了退耕还林政策结束前后不同农户群体土地利用策略的变化;利用构建的农户群体土地利用决策模型,模拟不同政策情景下农户群体土地利用行为的变化及其对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该模型可以显示还耕和撂荒两种土地利用行为的变化及其空间配置,能揭示造成这种区域差异的微观机理,为分析农户群体土地利用行为的变化、探讨农业政策与农户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途径。     

澜沧江流域退耕还林农户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原因分析——以云县晓街乡为例

从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将改变云南省生态环境的大背景出发,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对澜沧江流域退耕还林前后农户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利用强度及空间分布3个方面进行定性研究,探讨了退耕还林工程对项目区土地利用的影响,并得出如下结论：（1）退耕后农户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变得更为复杂,主要表现在：土地利用面积增减、利用类型变更、空间分布变化及土地利用组合方式变化;（2）退耕还林工程如果只是将当地原有的生产、生活体系打破而又没有建立起合适的替代体系的话,其综合效益的发挥将受到严重影响。建议提高农户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是当前切实发挥和巩固退耕还林工程综合效益的关键;减少农户生产、生活对土地的依赖才是长远之策。     

GIS技术支持下的龙川江流域退耕还林规划方法

利用GIS技术,结合退耕还林的基本原则,通过空间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土地利用、坡度、河流、居民点等数据库进行处理,对云南省龙川江流域进行科学、定量的退耕还林规划,解决退耕还林的耕地在哪儿、如何退,以及退耕还林时序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实现规划自动化。这将为政府决策提供翔实、高可信度的数据,也可为县级退耕还林规划做示范。     

遥感和GIS支持下的云南省退耕还林还草决策分析

以云南省为例，探讨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来确定需要退耕还林还草的耕地数量及其空间分布，其中包括4个步骤，首行,建立土地利用，土壤侵蚀，坡度，植被指数，水体，降雨和温度等数据库，其次，从土地利用数据库中提取旱地的数据，并与坡度数据，土壤侵蚀数据，植被指数数据进行叠架分析，对水体建立缓冲区，并与耕地数据进行叠加分析，再次，退耕还林还草的原则，并在GIS的支持下，确定需要退耕还林还草的空间分布及其面积，最后，利用降雨和温度数据进一步确定分别退耕还林和还草的空间分布及其面积，研究结果可以为云南省的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科学的依据。     

退耕还林对岷江上游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英文）

退耕还林的目标之一是减贫,因此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备受关注。本文研究了退耕还林实施13年以后,该工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四川省岷江上游2012年329个农户的调查资料,结合分位数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退耕还林的当前影响。同时,比较了退耕户和非退耕户的社会和人口学特征。结果表明,退耕户和非退耕户的社会和人口学特征不存在明显差别。2012年,退耕还林对各个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都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对减贫没有产生明显影响。这说明,到2012年岷江上游退耕还林工程已经不能明显增加农户的收入,建议调整实施方案以兼顾生态保护和扶贫。     

陕北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土壤保护效应的时空特征

以中国退耕还林生态工程重点区域陕北地区作为研究区,基于耕地遥感监测数据集,分析了陕北地区2000-2013年耕地的时空变化特征;基于梯田空间分布,对RUSLE模型进行改进,模拟生成陕北地区土壤侵蚀模数栅格数据并进行精度验证;最后结合耕地变化数据集对陕北地区退耕还林（草）地及未退耕地的土壤侵蚀变化特征进行对比分析,以明确工程对全区土壤侵蚀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2010年,陕北退耕农田内部侵蚀模数减少了22.70 t/hm ²,是退耕农田区2000年土壤侵蚀模数的47.08%。同期,陕北地区未退耕农田侵蚀模数减少了10.99 t/hm ²,占未退耕农田区域2000年土壤侵蚀模数的28.60%。从陕北全区的角度看,各种土地利用类型2000-2010年土壤侵蚀模数平均减少了14.51 t/hm ²,占2000年全区土壤侵蚀模数的41.87%。由此可见,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可以有效减少土壤侵蚀模数,达到土壤保护的作用。其中,由耕地转为林草所导致的侵蚀减少最为显著,对土壤保护的贡献作用最大。但是,2010年以后（2010-2013年）为退耕还林还草巩固时期,因此该阶段陕北地区土壤侵蚀模数和土壤侵蚀量变化较前10年显著降低。     

基于区块特征的元胞自动机土地利用演化模型研究

针对传统元胞自动机模型中栅格式规则空间模拟复杂地理元素精度不高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土地区块特征的非规则空间元胞自动机模型,以地理单元实质不规则实体形状作为元胞空间单元,进行土地利用变化的仿真模拟,运用MapInfo建立非规则空间元胞自动机模型的应用软件.对头灶镇土地利用演化的实证研究表明,非规则空间元胞自动机模型可以更真实地描述元胞地理信息、局部空间关系和演化规则,可为城市规划提供决策支持.     

陇中黄土丘陵区农户收入对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响应——以龙滩小流域为例

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有效改善了陇中黄土丘陵区小流域生态环境、抑制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然而，对该区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和交通便利程度对小流域农户收入结构的耦合影响及互馈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本文选取定西市安定区巉口镇龙滩小流域为研究区，通过问卷调查获取3个区120个农户家庭土地利用情况、经营方式及收入数据，运用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和通径分析等方法定量分析交通便利程度和退耕还林比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调控作用。结果表明：退耕还林比例影响了农田面积，进而影响了玉米和马铃薯的种植面积，由此增加了种植业收入，从而导致3个区低比例退耕还林农户收入均高于高比例退耕还林农户收入。同时退耕面积的增加也促使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而交通便利程度影响农户家庭打工人口比例，从而导致Ⅰ（交通便利）区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Ⅱ（交通欠发达）和Ⅲ（交通闭塞）区。交通便利程度和退耕还林比例通过农田面积、退耕还林地面积、玉米和马铃薯种植面积及打工人数等影响种植业、劳务输出和退耕还林政策性补助，进而影响流域内农户的收入水平。总之，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影响了陇中黄土丘陵区种植业和劳务输出产业的发展且存在区域差异，而对该区养殖业、林业及副业带动有限。因而，在新一轮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之际，该区在加强交通等乡村基础条件建设的同时还需推动林下经济、特色养殖及副业发展，降低农户对种植业和退耕还林政策性补助的依赖，以此实现陇中黄土丘陵区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农村绿色生产力。     

元江干热河谷区坡耕地景观格局变化研究

基于元江干热河谷区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选取8个景观指数,定量分析坡耕地景观格局的变化。结果表明:元江干热河谷区坡耕地面积大、比例高,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成效显著,2010年坡耕地的空间分布格局接近于1990年。坡耕地向坡度小的区域扩张,25°以上的陡坡耕地面积变化不大。500~800 m的海拔范围坡耕地分布面积最广,且斑块最为复杂和破碎。距离河流越近坡耕地分布面积越大、坡耕地斑块越破碎。     

大都市郊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

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采用农户调查数据,设计不同资源群体农户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非系统聚类方法将农户划分为5类(①中等资源禀赋,中等非农收入;②高等资源禀赋,中等非农收入;③中等资源禀赋,低等非农收入;④纯农户;⑤非农户),进而分析了不同资源群体农户的生计多样化特点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表明:(1)在大都市郊区,农户类型1～3、纯农户和非农户分别采取了农业和非农兼顾、留在农业和脱离农业的生计策略。(2)农户类型1～3和纯农户中,70%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分布在2～3之间,且依然呈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较大,选择比例最高,其次是经济作物。(3)农户类型1～3和非农户中,以就地转移方式非农就业是农户家庭劳动力安排的主要选择,且非农就业劳动力年龄最轻和教育水平最高。(4)大都市郊区土地非农化的转型特点促使农户从类型1～4被动地向类型5转化,土地利用效益低下也持续推动了农户生计多样化,同时,农户生计多样化会引发粮食生产能力停滞不前、土地流转和产权调整大规模顺势而生、土壤养分富集等土地利用现象。     

黄土高原地区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响应与影响因素——以甘肃定西大牛流域为例

以甘肃省退耕还林(草)重点实施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定量回归分析,研究农户对退耕还林(草)工程的认识和态度。总体上农民有较高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对退耕还林(草)政策的认识基本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劳动力数量、人均耕地数量、退耕还林(草)面积是影响农户环保意识和对退耕还林(草)态度的主要因素,农业和非农业农户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转型时期广州市社会区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广州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200个反映社会空间结构的变量进行分析,提取出影响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5个主因子,据此将广州市划分为7类社会区。与1985年的广州社会区研究对比,归纳出基于老城区发展的、基于工业和教育飞地发展的、基于农村社会区发展的社会区演变的三种模式,从转型期制度与政策变化、历史因素、政府对城市管理与调控等方面分析了社会区分异的机制,总结了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模型,比较了中西方社会区结构的差异,并从职业分异、家庭生命周期、外来人口等方面对广州未来社会区的演变做了分析。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Increased on the Loess Plateau Follow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Grain to Green Program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 sinc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rain to Green Program (GTGP) are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the Loess Plateau in China. Here, we conduct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of NPP using MODIS datasets (500 m, 8-day intervals) and VPM (Vegetation Photosynthesis Model) from 2000-2015. We found that NPP on the Loess Plateau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2000 to 2015 (p<0.05).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NPP were observed in core areas of the GTGP, including northern Shaanxi and Lüliang Mountain in Shanxi. NPP in alluvial plains decreased due to urban expansion into cropland.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NPP from 2006-2010 were located north of the area of change in 2000-2005. NPP increased across three vegetation types and four slope gradients. In hilly-gully regions prone to soil erosion, such as central and southeastern parts of the Loess Plateau, obvious vegetation restoration was detected.     

多民族共生村落农户居住空间“耦合魔方”研究

以洱源县郑家庄为例,运用“3S+PRA”与“耦合魔方”隐喻类比相结合的方法,对多民族共生村落农户居住空间多层次时空耦合特征演变机制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果：①空间维度上,农户居住空间近程耦合逐渐趋向远程耦合,扩张调整适应“人-地”关系的改变,由分散、无序逐步形成集中、有序两横两纵的“井”字型分布格局;②时间维度上,农户居住空间以原驻民族远期耦合转变为原驻与外迁民族相互嵌套的远、近期耦合共存模式,依靠交通道路向四周延伸,各民族交叉式混居现象明显,扩张速度不断加快;③组织维度上,郑家庄以汉、白两族组内耦合向多民族组间耦合特征转变,居住空间在血缘组织关系“小聚居”的基础上形成以地缘和业缘组织关系为主的多民族“互嵌-共生”的分布格局;④表象维度上,农户居住空间演变以显性耦合逐渐趋向显、隐性耦合相互协调模式,要素间和子系统间直接或间接流动的“互嵌-共生”分布格局明显。可知,农户居住空间演变呈现与当地环境相协调的一致性,是在时间、空间、组织和表象上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耦合过程,当环境改变时,农户居住空间也会做出一致性的变化。     

农户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意愿——基于江西省254户农户调查

作为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主体,农户在农村宅基地流转决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他们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意愿对规范农村宅基地流转起着关键作用。文章通过对“江西省农村宅基地流转”专题调研,以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江西省当前农户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意愿,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农村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农民对于国家农村宅基地的相关政策了解程度一般,对于构建规范有效的农村宅基地流转机制期望较高,但反映出普遍担心农村宅基地入市后的高房价和投机行为的发生;户主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农村宅基地面积及个数对农户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影响最大。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安徽省泗县农户兼业经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安徽省泗县甘薯主产区的大路口乡顾庄、大张两个村40户农户兼业经营状况问卷调查的实证为依据，通过对具有不同特征的农户的兼业经营行为、家庭收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调查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从事兼业经营既是提高收入、增加就业的有力措施，同时又是降低风险的重要手段。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当地政府应鼓励农户从事兼业经营以及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相关政策建议。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对耕地非农转换的价值感知——西宁市郊区案例研究

针对耕地非农转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采用参与性农户调查方法,对西部欠发达地区西宁市郊区5个样本村190户农户进行了随机入户调查。根据城市开发进程、到市区距离和种植类型等条件,将调查样本村分为近郊城区化农村、近郊农村和远郊农村,就农户对耕地非农转换的基本认知及耕地非农转换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感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耕地征用后农户能理性感知和判别耕地非农转换价值,并普遍认为失去耕地后生活费用增加、生活保障降低、收入来源和就业机会少;感知主要受耕地数量、区位条件、耕地开发阶段等因素的影响;处于不同区位条件的农户对耕地非农转换的价值感知存在差异性,城区化农户已逐渐适应城市生活,近郊农户的非农转换经济和社会感知压力最大,远郊农民也感知经济和生活保障压力,但更希望能通过打工增加收入。     

乡村农户旅游适应效果、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案例村为例

乡村旅游地面临人地交互作用的剧烈变迁,内部要素适应社会-生态系统变化,趋利避害降低脆弱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重新界定基于恢复力和脆弱性的农户适应性理论内涵,构建旅游开发适应力指标体系,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不同类型的城郊型乡村旅游地为例,评价和分析农户旅游适应效果与空间差异规律,探讨和归纳适应行为与对策模式,建立BP神经网络辨别和揭示适应性影响因素与重要性关系。研究表明：① 西安市和咸阳市农户适应旅游开发综合效果呈现中等偏下水平的偏态分布趋势,分别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快速发展阶段和探索起步阶段。② 乡村旅游地农户适应效果形成“圈层辐射、两翼包络、外围联动”的县域尺度空间分布格局;村域尺度圈层分化现象显著。③ 经营模式划分的旅游乡村农户适应效果股份制模式>“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户”模式>个体农庄模式>“农户+农户”模式;常年外出务工和农家乐经营是农户主要适应行为选择,季节性务工、本地上班以及农业生产是辅助适应行为选择,且适应行为组合方式表现为旅游专营型、旅游主导型、均衡兼营型、务工主导型和务农主导型五种适应对策模式。④ 旅游发展机会认知、技能培训机会、社会联结度、劳动力总量、政策知晓度、旅游就业人数、收入来源种类、生活主要能源、受教育程度、公共服务设施是农户主要旅游适应性影响因素。据此,提出后续社会-生态整合研究亟需突破方向和适应旅游开发的政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