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深化、知识创造与产业集群成长——河南鄢陵县花木产业的案例研究

产业集群的成长是在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的动态交互作用下实现的。通过河南省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试图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来挖掘决定分工深化、知识创造的因素,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的关系及其影响集群成长的机制。研究发现,产业集群是解决"分工好处和交易费用增加的两难冲突"的一种高效产业组织模式,也是同时实现劳动分工协调与知识协调的一种高效协调机制;市场需求扩大、分工深化、知识创造与扩散之间互动引致的收益递增和集群租金,构成了集群成长的关键机制。而在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中,政府的强力推动、地方创业家的兴起、知识传播通道的建构发挥着关键作用。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trust and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北大核心CSCD

社会信任作为非正式制度环境的核心构成要素对区域创业活动有复杂而重要的影响。由于社会距离、交往对象的不同,社会信任在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方面差异明显,但现有研究鲜有关注社会信任不同维度对区域创业的影响。论文从普遍信任、亲缘信任、制度信任3个维度构建社会信任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2、2014、2016、2018年4期面板数据和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在全国尺度,亲缘信任显著提高了区域创业活跃度,而普遍信任、制度信任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作用不明显。(2)交互效应结果显示,普遍信任、亲缘信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普遍信任与政府干预互为补充,政府干预越弱,普遍信任对区域创业的激励作用越强;而制度信任与政府干预表现为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共同促进了区域创业活跃度。(3)分样本异质性检验表明,东部地区创业活跃度对社会信任的依赖度较弱;中西部地区创业活跃度受到普遍信任、亲缘信任的积极影响;政商关系良好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受到制度信任的促进作用,创业政策红利得到有效释放;在政商关系普通城市,普遍信任能够显著促进创业,激发创业活力。研究证实了不同维度社会信任...     

区域经济发展的知识动力及其多区位机制北大核心CSCD

在信息、劳动力、资本和商品等要素超具流动性的时代背景下,知识越发表现出一种邻近和远距离流动并存的多区位互动特征,并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此,论文首先围绕当前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并结合传统区域创新研究范式的内在缺陷,引介以知识组合为核心的区域知识动力学理论。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的多区位知识动力解析框架:通过引入信任机制和学习机制深度阐释正式/非正式制度和认知水平等地方情景因素对知识组合的影响机理;分别围绕外部知识关联和知识网络外部性探究多区位知识网络对区域产业比较优势演化和内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最后,从区域管治、区域战略导向、政策工具和知识影响4个维度归纳知识经济时代的区域治理逻辑。多区位知识动力框架推进了区域创新学派关于经济发展中知识动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区域协同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的科学制定。     

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

社会资本影响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与知识整合,进而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基于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截面数据,以无偿献血率、信任度和社会组织密度指标测量区域社会资本,以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等5个指标衡量区域创新能力,采用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我国各省区间的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能力均存在较大差异,但两者的空间分布状况具有相似性;（2）信任纬度与区域创新能力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规范纬度和网络纬度与区域创新能力呈负相关关系;（3）人均GDP、R&D人员和研发机构数量与区域创新能力均呈正相关关系。最后,提出了提高社会资本、增强区域创新能力的对策。     

浙江原发性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与持续发展

原发性产业集群是浙江省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是在开放的环境中自发形成的。独特的区域“文化基因”，产业特定性知识，产业氛围与地方政府的促进作用是原发性产业集群形成的主要因素；小企业大群落，区内企业的分工协作与竞争，产品的多样化与差别化及集体学习是其主要特点；生产要素的培育和创造，区域品牌树立，学习型企业群落创建及特色制造业基地的培育是产业集群区持续发展的主要措施。     

协同演化与集群成长——河南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

集群演化是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前沿方向,演化经济地理学和新生命周期理论可用于解释集群从形成、成长、成熟到衰退或再生的过程。与已有文献强调企业—产业—网络的协同演化不同,本文构建了以企业为核心的技术—制度—政府—市场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结果发现：① 集群的浮现与成长是一个多因素、多机制协同演化的过程,技术—制度—政府—市场的相互作用以及内在的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知识外溢与企业衍生、规模报酬与循环累积等机制,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各自不同但彼此协同的作用。② 以本地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的制度—技术的协同,具有路径依赖机制,塑造了钧瓷产业发展的初始优势,是集群浮现和生命力维持的基础。③ 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型与国企改革等制度转型,通过企业衍生机制促成了民营钧瓷企业的兴起;而钧瓷消费市场扩大与新市场空间拓展所形成的市场规模效应,则为企业衍生和规模扩张提供了有效的需求;政府—市场的协同在循环累积机制作用下,形成了钧瓷生产规模与市场规模相互强化机制,促进了钧瓷产业集群的快速成长。④ 集群演化是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复杂自适应过程,钧瓷烧制技术、工艺、釉料、产品和造型及功能创新成为企业生存和竞争力的根本来源,地方独特的产业氛围使知识外溢和路径创造成为钧瓷产业集群持续壮大的核心动力。     

中国物流企业的布局特征与形成机制

物流企业指从事物流活动的经济组织,对支撑流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系统的高效运转具有战略意义。在评述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选择中国1855 家A级物流企业为样本,从宏观区域、省级政区和城市等多层尺度,刻画和分析中国物流企业的布局特征,包括总体格局、空间集聚、覆盖水平等,并从多种角度考察了物流企业布局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物流企业分布呈现明显差异,沿海地区多于内陆且形成“2：1”比例关系,东部明显多于中西部且呈现“5：2：1”比例关系,省际之间呈现“南多北少”的格局,东南沿海省份尤其江浙两省集聚;物流企业的城市非均衡布局更突出,形成集聚和稀疏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产业集群、对外开放与国际贸易、交通区位、物流规划与政策等方面的差异是促使物流企业布局形成分异的重要因素。本文可为中国物流企业的布局优化和物流活动组织提供一定参考。     

从锈带到先进制造业集群：资源型经济转型及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析

资源型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掣肘和关键突破口,同时先进制造业集群已成为提升全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区域根基。本文主要结合德国德累斯顿区域和美国阿克伦城市群从锈带到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发展历程,剖析其资源型经济转型及集群化高质量发展的共性路径特征,总结其经验启示。研究发现,区域发展过程是路径创造与演化的过程,德累斯顿区域和阿克伦城市群均持续专注于一到两项界限分明的科技创新建立区域转型发展的磁极,本地蜂鸣与全球网络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是转型发展的主导力量;采用以主体多元化、领域跨界化、结构扁平化、组织开放化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化创新组织模式,有效推动形成了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共同体和创新型产业集群;空间组织形态兼顾本区域的地理空间集聚和跨区域的集群间协作;集群组织等网络化协作组织在促进本地技术创新网络、跨区域协同合作网络以及本地-全球互动网络构建和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织网人”作用。建议我国资源型经济区域全面对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集群策动战略,专注于一到两项界限分明的科技创新,以本地根植性为聚集核,以培育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为导向,制定区域经济转型与集群化高质量发展的完整路径,同时加快建立集群组织、联盟组织等网络化协作组织,通过其“织网人”和“粘合剂”作用推动构建本地技术创新网络和全球协同创新网络,推进区域发展路径的演化与转型。     

德国汉堡生物医药集群研发和商务知识的网络结构与空间流动

以德国汉堡生物医药集群为例,基于研发、商务两类人才的社会网络和空间流动,探讨不同认识视角、不同类型知识溢出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不同认识视角下知识溢出对地理距离的敏感性存在差异,知识流动相较于知识网络更加依赖地理邻近性。② 不同类型知识的溢出具有差异化的空间需求,研发和商务知识溢出在多尺度空间上表现出强度和结构的异质性。③ 以大学、研究机构、产业协会和跨国企业为中心的地方产学研合作体系,创新能力均衡的国家城市体系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和商业合作推动知识网络的形成。分流教育和空间均衡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内充分的人才空间流动以及西欧北美地区的人才环流促进知识的空间流动。     

专业知识共享和服务研究与实践——以地理资源与生态专业知识服务系统为例（英文）

知识共享与服务是消除知识贫困、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已有的知识共享与服务主要在某一机构或特定的社会群体之间开展,本研究提出建设一个地理资源与生态专业领域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公益性知识共享与服务平台的设想,并进行了实践。知识共享与服务平台建设需要考虑五个方面问题即:用户需求、标准规范与政策、知识资源现状、技术条件和运维服务。知识资源可以通过"两步走"方案进行整合:第一步,建设单位构建知识资源核心库;第二步,通过"付出与收益对等"的机制、开放知识资源上传接口等方法,实现分散知识资源的整合集成。知识共享与服务系统可以使用基于Hadoop分布式集群架构的四层结构实现,即依次实现资源层,资源访问层,应用层和服务层。实践证明,坚持"共建、共享"的理念、采用"付出与获益对等"的机制,能有效的促进知识资源的汇聚、调动全体社会成员开展知识共享与服务的积极性,实现缩小社会群体间知识鸿沟的目的。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首次在地理资源与生态领域提出了建设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公益性专业知识共享与服务平台的理念和方法,明确了知识资源整合的方案,搭建了基于分布式集群架构的知识共享与服务系统。     

Trust Matters – Social Capital in Herding Cooperation in Finland

Reindeer herding is a nature-based livelihood of the indigenous Sámi people in northern parts of Europe and Russia. During the last decades, reindeer herding has become a more significant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e livelihood has transformed toward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ubsidies demand growth in the scale of herding.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the market values are highlighted. However, for herders, market economies are only one part of their livelihood. Another important part is their experience of reindeer herding as a way of life; for many reindeer herders trust in their livelihood and the social rel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ir way of life are of equal or greater importance than economic aspects. In this paper, the role of social trust in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reindeer herding is discussed. Inherited tacit and cultural knowledge, as a part of social capital, strengthen reindeer herders’ experience of trust.     

厦门汽车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结构与功能研究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时代的特征,产业集群只有创新才能承受升级的压力,才具有发展的活力;不具备创新能力、无法及时升级的产业集群最终将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命运,而这些追根究底就是集群创新机制的构建问题,集中表现为集群创新网络的构建.从优势企业角度出发,探讨厦门汽车产业基于大金龙集群创新网络的结构和功能.研究发现:虽然以大金龙为核心的厦门汽车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已经具备雏形,并显现出集聚创新资源、自学习、自增强的功能,但是各个主体之间的联系还不紧密,集群创新网络的其他功能也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改革现有企业制度,加强主体间的合作联系,将有助于集群网络发挥其他功能.     

中国农业产业集群演化过程及创新发展机制——以“寿光模式”蔬菜产业集群为例

在对农业产业集群理论探讨的基础上,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分析中国农业产业集群形成演化的“四阶段”模型及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并挖掘了“寿光模式”的“集群”本质。结论表明: ① 中国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创新发展:首先是从农业产业集聚开始,并经由专业村到产业集群,再到乡村创新极演化; ② 促进农户的企业化演变是农业集群及其创新体系形成的第一步。创建产业网络是农业产业集聚和专业村向农业产业集群升级的必备步骤,农业创新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农业集群走向成熟; ③ 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的形成演化也经历了这4个阶段。各类各层主体通过知识增长、知识流动和知识采纳提高自己的内生能力和外部契约关系,并通过知识和创新网络实现五大维度上的协同创新,一起促进企业（农户）、产业（网络）、技术、制度和空间“五位一体”的协同演化,是农业集群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     

轮轴式产业集群内企业网络特征及形成机理——基于2014年奇瑞汽车集群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和规则重构,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为中国轮轴式产业集群升级提供了一扇“区位机会窗口”。基于对以奇瑞汽车集群为代表的轮轴式产业集群实地调研,通过企业半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研究了2014年集群内部企业间的产业联系网络、创新合作网络和社会交流网络,深度刻画了企业网络结构特征和形成机理。研究发现：① 企业网络中心性较为突出,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说明以QR为代表的核心企业在集群内部拥有绝对的“市场权利”“技术权利”和“网络权利”,对企业网络形成具有重要的支配作用;② 企业网络整体发育层次较低,差异较大。其中产业联系网络发育水平相对较高,创新合作网络最低,说明企业间交往仍以产品垂直供货和水平分工协作为基础,虽然在核心企业主导下外围节点间存在社会交流现象但程度相对较弱,同时汽车生产系统技术差异及“小团体”“俱乐部”等现象也导致企业间创新合作网络的发育迟缓。③ 企业网络建构是地理临近性、关系异质性和认知互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企业地理空间接近和面对面交流为网络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企业关系资产和行动者网络为网络形成提供了介质条件,企业技术关联和路径创造为网络形成提供了保障条件。     

Market intermediaries and rural people in Bolivia's forest products sector: Are trusting partnerships possible?

Decentralization in access to and control of Bolivia's forest resources, coupled with a rising global demand for tropical hardwoods, raises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increased trade and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 (CFM) initiatives can enable forms of market integration that have more favourable outcomes for rural communities.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prospects for such a transition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linking wood product market intermediaries (brokers and buyers) to rural suppliers and forest communities in Bolivia. The analysis centres on whether trust – conceptualized as a power‐laden sociospatial process driven by multiscalar factors – can evolve between buyers and suppliers such that more progressive (sustainable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partnerships devolop. Focusing on three types of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in Bolivia – direct ties between wood brokers/buyers and supplier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mediated exchange relationships and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FSC) certification of suppliers – our findings show how trust building initiatives that focus on one scale may fail if factors at other scales create obstacles to collaboration, Given these relational constraints, CFM strategies in Bolivia currently face limitation on their viability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地理、网络与信任: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生产网络演化

网络演化是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新近热点之一。在当前的理论探讨中主要强调路径依赖和惯例对网络演化的强化作用,对于信任这个关键要素缺乏深入探讨。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比金融危机前后广东省纺织服装行业生产网络的空间结构,揭示信任与生产网络演化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信任是维系生产网络稳定性的基本要素之一,信任的强弱程度主要受合作类型(市场关系)、地理接近(空间关系)和社会文化接近根植性(社会关系)等因素影响。金融危机作为一种负面外部冲击,重构了广东省服装行业的生产网络。在这个过程中,较强信任关系的网络连结(潮汕地区)得以保留,并在危机过后进一步强化;而部分较弱信任关系的网络连结(珠三角地区)发生断裂,且在经济回暖之后被潮汕地区的网络所取代。     

我国区域信任度比较研究

信任对市场、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信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与区域经济发展、市场化进程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中国新兴加转轨的双重制度环境加剧了区域信任度的差异,这种差异更多是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通过对中国大陆省际不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市场化进程和信任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较高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与之协调的市场化进程导致较高的区域信任度,较低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超前的市场化进程导致较低的区域信任度。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知识基础及其创新效应——基于国家级高新区上市企业的研究

以国家级高新区上市企业为主体,量化划分知识基础类型并以之反映高新区知识基础属性.建立多元线性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通过技术收入、产品销售收入和商品销售收入探究高新区知识基础属性的创新效应.结果表明:①对样本企业的聚类分析在传统知识基础类型的基础上识别并定义了新的"效率型"知识基础;②对高新区技术收入的增加,知识基础均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