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DELT数据库的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演变

基于GDELT将地缘关系分解为冲突与合作两方面,探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的演变特征、驱动因素和规律。首先采用有序聚类将1979—2019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划分时间阶段,其次利用社会网络和社区探索分析法探究12国的结构关系,最后运用香农熵均衡度计算分析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发现：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呈现出阶段性且循序渐进的演变过程,经历三个演变阶段,各阶段各国的合作与冲突大体呈相似趋势变动,冲突比合作变动更为剧烈,中国的合作和冲突随着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的加深而增多;地理空间集中且相邻的国家更易组成同一社区,12国的网络关系整体以合作为主,地缘合作联系由同一社区内各国间演变为各个社区间更紧密,中国逐渐成为网络核心,合作范围有所扩大,而冲突集中在与中国有南海争端的个别国家;各阶段突出的双边关系及其驱动因素各异,但中越关系和南海问题是主要矛盾,经济利益是推动地缘关系演进的助推剂;短期内南海问题仍会引发局部冲突,但长期来看合作共赢趋势更明显,以中国为核心的合作范围将涵盖东南亚11国。     

大国在南海地区地缘影响力的测算与分析

当前南海局势极其严峻,域内国家加强争端岛屿管控,加紧攫取资源,加快扩军步伐;域外大国积极介入,意图遏制我国崛起。南海地区正成为全球新的角力场。通过构建数学模型,从历史与现状两大视角出发,测算出大国对南海周边国家地缘影响力的演变,对比分析了当前大国在南海地区的地缘影响力,科学地评估了域外大国介入南海问题的程度,为正确判断南海地区安全形势提供决策辅助。     

环南海地区与域外国家军品贸易格局特征及地缘战略启示

环南海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战略枢轴,其和平稳定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发展繁荣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环南海地区与域外国家军品贸易格局进行分析,探讨域内外军品贸易网络结构与格局特征。结果显示：①环南海地区军品贸易规模演化特征受到地区局势的影响显著,军品种类的进口与地缘战略和地理结构密切相关;②俄罗斯和美国作为环南海地区最大的两个军品输入国其军品分布与流向体现了遏制与突围的战略态势,军品贸易网络在多国主导下的收缩和去中心化的特点体现了地区局势趋向于缓和与稳定的态势;③中国对俄罗斯、法国和乌克兰等国的军品进口依赖程度呈下降趋势,并发展成为具有较大规模的军品出口国;④未来中国宜持续推进南海命运共同体建设,以战略智慧处理中美关系,充分利用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加强与环南海地区域内外国家的国际合作,积极谋求主动与和平发展,携手各国共同将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演化与态势评估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以及区域地缘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南海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南海周边已成为全球重要战略区域和亚洲最重要的国际地缘问题区域。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修正引力模型等方法,从贸易、投资、旅游等视角切入探究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区域的地缘经济联系演变及态势。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区域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但贸易合作的非均衡化现象较为突出,域内出口贸易网络呈现以中国为核心,老挝、文莱和柬埔寨为边缘地带的相对稳定网络结构特征。② 域外国家对南海周边区域的投资规模显著提升但投资规模的两极化差异态势较为明显,投资区位呈现由高度集中向渐进式扩散转变态势。③ 域外国家入境旅游流持续增长,旅游网络由中国为单一核心演变为中国和泰国为双核心的网络结构,旅游目的地日趋多元化。④ 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区域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有所降低,但与东盟9国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整体上升;虽然以美日为代表的域外国家逐渐减弱与中国的地缘经济联系,但地缘经济联系网络整体仍然呈现以中国为核心,以泰国和新加坡为次核心的网络结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东盟国家与中国地缘关系判识研究

基于GDELT事件数据,采用语气指数、事件频率、事件记忆性、语气均衡度、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定量分析 2013―2019 年东盟关于中国事件的态度,探讨冲突事件空间演化特征,追踪事件并构建事件关系网络。结论：东盟关于中国的报道以合作事件为主;东盟冲突事件语气均衡度相对离散,半月周期内合作、冲突事件对同类事件发生有正向影响,季度内冲突事件会得到改善;东盟风险格局由大事件主导、局部事件补充形成,演化趋向简洁化;合作事件以领导人会谈为主,司法交流、基建合作、国际援助等多类型合作并存,冲突事件以南海争端为主,边境安全、境外犯罪、恐怖袭击等亦有重要影响;菲律宾、缅甸是关键国家节点,东盟对中国主要作用途径有：菲、老、印、柬领导人会谈,菲、越、印领土主权问题,缅甸边境风险等。中国应重视长期布局与东盟的合作关系,加强政府间合作框架设计与战略对接,强化次区域合作,推动南海合作新机制发展,针对性防范各国突出风险。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东盟国家与中国地缘关系判识研究

基于GDELT事件数据,采用语气指数、事件频率、事件记忆性、语气均衡度、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定量分析2013―2019年东盟关于中国事件的态度,探讨冲突事件空间演化特征,追踪事件并构建事件关系网络。结论:东盟关于中国的报道以合作事件为主;东盟冲突事件语气均衡度相对离散,半月周期内合作、冲突事件对同类事件发生有正向影响,季度内冲突事件会得到改善;东盟风险格局由大事件主导、局部事件补充形成,演化趋向简洁化;合作事件以领导人会谈为主,司法交流、基建合作、国际援助等多类型合作并存,冲突事件以南海争端为主,边境安全、境外犯罪、恐怖袭击等亦有重要影响;菲律宾、缅甸是关键国家节点,东盟对中国主要作用途径有:菲、老、印、柬领导人会谈,菲、越、印领土主权问题,缅甸边境风险等。中国应重视长期布局与东盟的合作关系,加强政府间合作框架设计与战略对接,强化次区域合作,推动南海合作新机制发展,针对性防范各国突出风险。     

尺度政治视角下南海冲突分析.

长期以来南海问题是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问题,南海冲突涉及冲突方多、尺度变化大,这种特点适合尺度政治分析。基于尺度政治理论和尺度重构分析方法,对二战后南海冲突进行分析,探讨在不同阶段的南海冲突中,不同国家利用尺度政治和尺度重构,谋求南海争端中的优势,维护自身利益的途径。研究表明:①在不同时期的南海冲突中,各方都有意或无意地运用了尺度政治的方法手段,核心目的是通过对尺度的控制,实现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②在地区冲突中,各主体往往根据自身在权力关系中的强弱地位采取相反的尺度重构手段,弱势主体多采用尺度上推手段,强势主体倾向于尺度下推或尺度锁定。③但在地区的地缘合作中,情况相反,弱势主体多采用尺度下移手段,吸引有利的资源要素,强势主体则积极推动尺度上推和重构,促进更大范围、更广领域的合作。因此,在南海周边国家与中国发生冲突时,采用引入域外大国等手段推动尺度上推;而在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等地缘合作时,则突出各自地缘优势,推动尺度下移,争取获得更多的资金、项目等支持,发展本国经济。     

基于随机行动者模型的全球科学合作网络演化研究

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地区）之间的科学合作日益频繁,科学活动的全球化和网络化特征越来越突出。国家（地区）间的合作不仅仅取决于双边的关系特征,还受到网络内生的结构效应影响。基于2000—2019年国家（地区）间的科学论文数据,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随机行动者模型,探讨全球科学合作网络的演化态势与影响机理。研究发现：① 全球科学合作网络规模日益扩大,凝聚性不断增强,具有明显的小世界性和部分的无标度特征,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② 全球科学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呈现等级层次式与分布式并存的组织特征,中国逐渐从边缘向中心靠近,网络结构由美国单核演变为中美双核。③ 回归结果表明以传递性和择优连接为主的结构内生性是网络演化的首要驱动因素,以地理邻近性和认知邻近性为代表的国家（地区）间邻近性是网络演化的关键影响因子,国家（地区）规模也是促进合作网络演化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本文还发现传递性、地理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和国家（地区）规模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择优连接性对网络演化的影响逐渐减弱。     

基于事件数据的南海周边主要国家地缘关系演化分析

结合研究期内热点地缘事件,利用GDELT数据库中新闻事件数、平均语调值及戈登斯坦分值分析南海周边主要国家地缘关系时序演化,并根据合作和冲突事件探讨地缘关系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1）1997—2020年,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和“南海仲裁案”的结束成为整个时期内的两大标志性事件,分别以2009和2016年为时间节点,将南海周边主要国家地缘关系划分为特征差异显著的3个阶段。2）在第一阶段（1997—2008年）,各国保持稳定关注,和平发展成为主旋律,地缘关系相对缓和平稳;到第二阶段（2009—2015年）,稳定与不安因素此消彼长,地缘关系动荡,消极态势初显;进入第三阶段（2016—2020年）,各国间仍保持高位关注,但争端对抗充斥不断,地缘关系亟需维护缓和。3）中国在前个两阶段主要扮演合作与冲突事件接受国角色,从第三阶段起发起的合作事件明显增多,节点加权出入度显著增大;而中国、美国、越南和菲律宾在网络结构中相对活跃,尤其在冲突平均网络中经历了“中―美―越”到“中―菲―美―越”再到“中―菲―美”小团体组合过程;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区域中与他国联系有所下降;文莱以接受合作或冲突事件为主,与他国地缘关系稳定。     

环南海区域发展特征与一体化经济区建设前景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合作框架正催化全球经济版图格局发生剧烈演变,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以环南海区域为战略基点,在深入研究区域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建设“中国+东南亚”战略性一体化经济区的可能性并付诸实施。本文以环南海区域为重点,结合区域发展重点指标描述了其整体发展特征,利用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和贸易结构重合度指数,对环南海区域产业与对外贸易的结构性特征进行了剖析,并刻画了环南海区域核心增长区域的空间网络特征,最后讨论了环南海区域构建多元一体化经济区的前景并提出政策建议。结果表明：① 2000—2017年环南海区域主要发展指标增长态势强劲,发展速度和质量远超全球同期平均水平。② 在全球产业转移周期阶段与空间路径的双重驱动下,环南海区域形成了“澳新港—粤闽台文马—滇桂琼泰印菲越—缅老柬”四大梯级发展格局。③ 环南海区域11个国家间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和贸易结构重合度指数均处于较高水平,兼具“横向一体化”和“纵向梯级化”复合特征;产业结构与全球贸易商品结构呈现出“高端化”和“低端化”并举的态势。④ 环南海区域已经形成九大核心增长区域,增长极的极化与扩散效应使得不同区域之间的优势产业和出口商品类型呈现相似性和互补性。⑤ 展望未来,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及其引致的全球价值链重组将构建起深度匹配地区资源禀赋特征的区域一体化生产—消费网络,而城市群、高速交通等空间实体所构建的“点—轴”空间网络和“内—外”开放合作政策平台也将更好保障一体化经济区的构建与发展。     

南海地缘战略逻辑演进与南海命运共同体建构

南海因其所具有的重要地缘政治与经济战略地位而成为大国竞相角逐之地。然而,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南海地缘战略并非只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单一逻辑,而是迈向政治与经济、文化交织、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合逻辑状态。南海周边国家经贸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已经形成互赖的地缘经济格局,但是南海地缘经济合作存在的制度重叠、制度竞争与制度过剩仍暴露了地缘经济中的竞争逻辑。“一带一路”作为新型区域合作平台,有助于超越传统地缘经济竞争逻辑。东亚意识的产生、南海地缘政治经济互赖以及南海制度规范的建立使得南海地缘文化在多元文化互动中迈向共同体逻辑。建构融安全、利益以及信任为一体的南海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对话协商自主制定地区规则、加强南海地区功能性合作、通过多轨外交增进地区互信,使南海成为“友好、和平、合作”之海。     

基于百度指数的东南亚国家网络关注度区域差异

基于2010―2013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对东南亚10个国家网络关注度的百度指数,采用弹性系数、泰尔指数和相对网络关注度测度方法,从“信源”“信宿”和“信道”3个角度对网络关注度区域差异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1）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关注度普遍提高,东南沿海地区普遍高于内陆地区,长三角地区关注度增长迅速,珠三角地区关注度最高。2）泰尔指数整体下降明显,东、中、西和东北经济分区区内部关注度差异的缩小与区域间关注度差异的拉大并存。3）区域内部的差异是造成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关注度差异的主要原因,而东部省份之间的区域差异是造成区域内部差异的主要原因。4）马来西亚逐渐取代越南,与新加坡、泰国组成东南亚地区被中国关注最多国家中的前三甲,出境旅游、经济贸易往来以及金融投资与合作是拉近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5）对东南亚国家相对关注度较高的地区向东南沿海集中,东南亚被关注国家均分布在南海周边,南海战略地位突显。上海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逐渐弱于广东,表现出广东在对东南亚贸易方面突出的地位以及城市之间跨流域的区域贸易分工。     

基于合作与冲突视角的“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演化研究

全球暖化背景下,发源于“亚洲水塔”的国际河流水文特征的改变加剧了区域内地缘关系的紧张性,致使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备受关注。利用新闻大数据GDELT中的合作与冲突事件表征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关系,对1992—2018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网络演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的地缘关系愈加紧密,区域地缘关系网络趋于稳态。②国家间合作网络逐渐呈以中国为中心的放射形结构,巴基斯坦是区域冲突网络的核心,区域内合作与冲突水平极化现象凸显。③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互动的对等反应特征明显,地缘关系模式的演化表现出一定的时空惯性。④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水资源战略价值重构以及地缘文化因素的潜在作用共同推动了“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的演化。     

环中国南海周边国家及地区地缘经贸关系动态演化探析

基于1996~2016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进出口贸易额，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位序变动指数法，对环中国南海周边国家及地区的经贸网络关系展开时空演化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环中国南海周边国家及地区的整体经贸网络格局演化呈日益紧密的趋势，形成了以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为核心，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为次核心，澳门、越南、柬埔寨、文莱和菲律宾为边缘地带的相对稳定的网络结构特征；2）在整个网络的动态发展过程中，网络影响力高的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网络影响力低的文莱、柬埔寨和中国澳门在进出口网络中都具有很大程度的网络结构对等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结构数值动态波动，在进、出口网络中扮演的角色差异明显，且不断产生新的结构对等性配对；3）自1996年以来环中国南海周边国家及地区的经贸互动规模和经贸总量持续增长，但中国大陆的进出口贸易重心已由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逐渐转向以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地缘经贸关系整体空间呈现出以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为中心，核心、次核心及边缘地带内部力量动态演化的网络结构，且中国大陆在进出口方面都显示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印度洋通道及其对中国地缘环境影响

印度洋通道是中国获取能源和其他资源、出口工业产品并同南亚、西亚、非洲和欧洲国家交流合作的生命线。随着中美关系和中国周边地缘态势的深刻变化,中国需要积极谋划逐渐降低对传统的南海—马六甲海峡通道的依赖,建设新的印度洋通道,从而降低自身的地缘环境风险,并由此优化国内经济发展布局,推动西南沿边地区进一步开发与开放,并提升中国同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水平。本研究从通道的定义和特征出发,梳理了现有及潜在的印度洋通道,比较分析了各条通道的战略意义、前景及地缘环境影响,从而为中国的印度洋战略构建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提供新的视角和见解。     

中国高铁外交的地缘空间格局

高铁的空间运送能力极强,但建设耗资巨大,并因此对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产生着迅速而深远的影响,也使得高铁的贸易格局兼具国际政治和外交属性。中、日、德、法是目前主要的高铁出口国,在国际高铁市场上竞争激烈。本文从地缘政治的"空间—权力"视角出发,基于对国家发展的安全利益、发展利益和影响利益逻辑,综合考量高铁修建的基础条件、高铁出口竞争国的空间利益格局、中国的竞争优势等方面,采用空间叠加分析方法,尝试得出中国“高铁外交”的地缘空间及合作方式。主要结论为：①中国“高铁外交”的优先发展空间主要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韩国、美国和巴西等国;②中国与美、韩、俄、哈、澳5国可展开多层次的高铁合作,与印、泰、越、印尼4国可从发电、输变电等前期工程开始合作,与巴西、马来西亚两国可根据市场需求先进行前期的工程合作;③除高铁优先发展空间外,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可在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和风险的前提下融资、投资和承建;④在中国利益重点区域之外,从高铁修建的经济利益出发,在经济基础较好且已有铁路合作的国家进一步进行高铁合作可行性较大,如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波兰、匈牙利、塞尔维亚、白俄罗斯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