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化地区两种生态治理政策交易成本的比较研究

本文将交易成本分析引入沙漠化地区生态治理政策分析过程,构建生态治理政策交易成本分析框架,确定交易成本计算方法,估算内蒙古乌审旗退耕还林政策执行期间的交易成本为每年4 931.92元·hm-2。其中,政府直接支付占交易成本的50.06%,农户支付占交易成本的46.86%,政府直接支付是退耕还林机会成本的118.75%。草原休牧政策执行期间的交易成本为每年906.07元·hm-2,政府直接支付占交易成本的12.86%,农户支付占交易成本的80.35%,政府直接支付是草原休牧机会成本的23.30%。退耕还林政策的政府支付与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大致相同,因此该政策执行效果良好,并且实现了退耕还林地区的全面禁牧。草原休牧政策的政府支付达不到休牧机会成本的1/4,牧民利益受到损失,牧民偷牧率达到100%,致使草原休牧流于形式。生态治理政策的交易成本分析,将为不同生态治理政策的比较和绩效评价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具有重要意义。     

干旱区生态-经济结构优化分析——以甘肃省靖远县永新乡为例

以甘肃省靖远县永新乡为研究区,通过农户调查获取资料,运用线性规划方法对干旱区生态-经济结构进行分析,寻求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和增加农业产值的途径。当地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的潜力很大,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不仅能保证退耕不减收,而且还会有一定的增收;在调整种植结构的前提下,通过退耕还林还草和荒山禁牧,可有效增加干旱地区的植被盖度;在当地压砂田可显著提高农业产值,砂田种植糜子经济效益最高,而种植扁豆效益最低。     

羌塘草原野生动物保护的生态补偿成本研究(英文)

生态保护的成本是生态补偿标准的核心组成部分,一般由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构成。本文以羌塘自然保护区涉及的那曲地区为例,采用恢复成本法和机会成本法对牧民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进行了核算。研究过程中,借用中国草地承载力评估中的标准羊单位,把草地生态系统、草食性野生动物和价值评估有机地联系起来,为草原地区野生动物保护的生态补偿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评估工具。评估结果表明,那曲地区牧民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成本是每年5.69亿元,其中直接成本是1.19亿元,机会成本是4.5亿元,机会成本占总成本的79%。机会成本是由于草食性野生动物的啃食与踩踏导致草场必须禁牧致使牧民放弃的经济收入。显然,羌塘自然保护区草食性野生动物对草场的损害构成了生态补偿的主体。如果按照那曲地区中度以上退化草地的面积计算,则牧民保护野生动物的单位面积成本是每年57元,按照那曲地区人口计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人均成本是每年1482元。这一结果并不等于生态补偿标准,但可以作为补偿标准的低限。     

退耕还林(草)、封山禁牧对传统农牧业的冲击与对策--以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皇甫川流域为例

在皇甫川流域生态及自然地理综合调查的基础上,同步进行了退耕还林(草)、封山禁牧等政策运行情况和农户生产、生活情况的调查。在农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通过皇甫川流域农业现状的相关矩阵分析,研究了当地农牧业在生态和经济上的不合理性,以及面对冲击发展草产业、推行圈养舍饲的必要性与对策。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利用与禁牧政策的关键问题研究

草原作为我国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对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畜牧业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草原生态承载力有限，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压力的不断增加，对草原的过度利用导致草原生态破坏严重，草原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为了恢复和保护草原生态系统，2002年前后国家在草原破坏严重的地区实施禁牧政策。政策实施以来，草原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生态效果明显，但政策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探索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利用效率和存在的问题可为进一步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对北方农牧交错区的生态环境修复和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和典型禁牧区的研究，从禁牧政策的效益、问题和农户支持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主要结论包括：（1）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承载力低，生态赤字严重。（2）禁牧政策虽对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很大作用，但在一些禁牧区，当地政府不能因地制宜实施禁牧政策，再加上配套实施和基础设施滞后，草场界限模糊以及政策宣传和监管力度不够等问题导致了新的草原退化，草原生态恢复大打折扣。（3）禁牧政策实施对农户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部分农户无法顺利完成生计方式的转型，又因生态补偿标准低和补偿有失公平等问题无法弥补禁牧造成的经济损失，导致农户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加深了生态环境与农户生计之间的矛盾，部分农户对禁牧政策的支持度较低。     

TPOA框架在禁牧政策效果评价与优化调控中的应用——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位于北方农牧交错区地形、气候、植被过渡带的宁夏盐池县是典型的农牧生产和生态敏感区。基于农户视角,应用目标-过程-结果-调控四维分析框架（TPOA）和问卷数据,分析禁牧政策的实施效果和适时调整问题,对于全面了解禁牧政策的实施效用、制定相应的调控对策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可为北方农牧交错区禁牧的适时调整与草原的合理利用提供案例支撑。禁牧政策实施中,60.40%、55.38%和11.83%的受访户分别采取了扩张型、调整型和收缩型适应策略,农户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提高,夜间偷牧现象普遍,存在饲草缺口大、养殖成本高、龙头企业带动力不强、市场监管难等困境。该政策的实施实现了盐池当地草原生态恢复和沙漠化逆转,38.79%的受访户认为禁牧政策确实“达到了”生态恢复的预期目标,60.87%的农户对草原补奖表示满意,46.09%的受访户认为禁牧政策亟待调整,可从提高禁牧补偿标准、生态适宜地区适当开牧、延长补助期限等方面着手。将TPOA框架应用于禁牧政策效果评价中,为评价生态政策的实施绩效提供了理论基础。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服务供需平衡研究

基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覆被类型和土地利用现状,测算并研究区域内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及生态服务总量供给的价值当量;根据国家相关建设指标规定和人均资源消耗量,估算各项生态服务需求量价值当量;进而对区域内生态服务的供—需盈亏状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各项生态服务及生态服务总量供需状况良好,供需比均大于1.2;② 不同生态服务供需状况存在差异,支持服务（1.46）>调节服务（1.44）>供给服务（1.39）>文化服务（1.28）;③ 供需比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四周高中间低”的分布模式,北侧荆州供需比偏低;④ 城乡供需状况差异显著。本次研究囿于行政边界,基于自然边界的供需状况研究有待深入。     

甘肃民勤绿洲近年来生态治理政策在农户中的响应

采用访谈式的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于2003年秋季对民勤县农户的生态治理行为进行了典型抽样调查,对目前正在实施的"退耕还林、围栏封育、禁牧休牧、舍饲圈养、结构调整、移民搬迁"等政策在农户中的响应以及农户的生态环境治理意愿,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数据收集,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目前正在实施的生态政策对农户的响应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在农户经营行为方面与生态保护之间存在着矛盾。通过分析得出进一步推动生态治理的结论一是退耕还林用水的费用应该由国家全部承担;二是建立阶梯式的生态补偿机制;三是加强流域水资源管理,实行用水权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     

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的确定

生态补偿标准是生态公益林补偿的核心问题,其确定以劳动价值论、地租理论为基础,考虑效用价值论、均衡价值论等理论,并结合林业经营的实际情况确定.确定补偿标准首先考虑生态公益林经营成本补偿,其次考虑收益损失补偿,最后考虑生态产品与服务价值补偿.以直接和间接生产成本为基础构成最低补偿标准为315~450元/hm2;基本补偿标准615~750元/hm2;全额补偿标准为1 215~1 350元/hm2;最高补偿标准为生态产品与服务价值补偿.国家应像补助粮食生产一样,足额补偿生态效能的生产,这对解决山区农民致富及环境保护问题极为重要.     

以成本结构分析为基础的生态治理政策绩效评价

构建了生态治理政策的成本结构指数和过程绩效指数,将生态治理结果纳入绩效体系,形成“过程+结果”的综合绩效评价模型体系。对翁牛特旗的生态治理政策绩效进行了计算：中德合作造林的综合绩效指数为0.877 2,退耕还林的综合绩效指数为0.822 9,小流域治理的综合绩效指数为0.716 9,草原禁牧的综合绩效指数为0.411 2。这四种生态治理政策的过程绩效和终端绩效存在差别：中德合作造林、退耕还林工程、小流域治理项目、草原禁牧政策的过程绩效分别是终端绩效的99.86%、91.76%、84.57%和49.75%。该绩效评价模型是不同生态政策绩效分析的新视角,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公共价值的沙漠化治理政策绩效评价研究

首先从分析沙漠化的物理机制入手,将生态建设政策对沙漠化的作用以政策指数PIX来表示,分解为空间广度[PSS]和时间强度[PEF]两个变量,PIX=（PSS+PEF）/2,定量计算政策指数与沙漠化变化的相关性。其次以公共价值为基本框架,构建沙漠化治理政策的执行过程+生态效果的绩效评价体系,从政策过程的“公平性”、对“合作生产”主体的尊重性、政府部门管理的“效率性”、生态效果的“可持续性”、政策对沙漠化变化的相关性等方面提取指标因子,定量评价沙漠化治理政策的绩效。以宁夏盐池县草地禁牧政策为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禁牧政策与沙漠化面积减少显著相关,草地禁牧政策公共价值绩效得分0.378 3,效果较差。因此,提出的基于公共价值的沙漠化治理政策绩效评价指标和模型都是可行的。     

农牧交错区土地利用动态与生态效应变化--以榆阳区为例

以榆阳区1988-2003年土地数据为依据,在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的数量和结构变化特点的基础上,运用国内外学者在生态价值估算的方法与模式,结合该区的具体情况对估算方法进行修正,然后对研究区研究时段内各年度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价值进行了估算,并以1988年为基准测算了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和结构变化所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价值变化情况,分析了其变化的时段特点及变化原因,定量地揭示了在生态脆弱区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表明：1988-2003年,榆阳区土地利用变化所产生的环境响应总体米说是积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价值年度总量在波动中提高;营造防护林、退耕还林及农用地内部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实现了经济和环境双赢的预期效果。     

临沂市水系林业生态保护体系建设规划初探

研究分析了临沂市水系分布状况,进行了生态功能区与重点保护区区域划分。引入流域生态修复技术及森林健康经营、生态型林果生产经营等先进营造林技术,设计了水系生态防护林带、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荒山造林、湿地保护与修复工程建设、示范区建设,突出林业生态保护功能,增加森林总量,提升森林生产力,解决区域水系水土流失和水资源污染等生态问题。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下评估干旱区林果业生产的生态功能价值——以新疆南疆地区为例

量化评估干旱区林果业生产的生态功能价值,可以使人们尤其是林果种植户更充分认识林果业生产在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方面的作用和效果,促使其生产决策时不只考虑经济因素,还更注重生态因素,实现环境保护、林果经济发展和种植户增收协同增效。以干旱区新疆南疆地区为例,运用影子工程法、造林成本法、机会成本法和成本替代法测算林果业生产所提供的各项生态功能价值。结果表明：（1） 南疆地区总的生态功能价值从2003年的41.22×10⁸~45.11×10⁸元增长至2018年的110.86×10⁸~121.05×10⁸元,2010年达最高水平141.02×10⁸元;就具体生态功能价值而言,固碳释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育土壤>涵养水源>净化环境;各地州林果业生产总的生态功能价值排序固定不变（2003年除外）,即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与喀什地区发展趋势相似,波动幅度大且与整体发展趋势最接近;和田地区以11.10%增幅稳定增长。（2） 由于种植规模的不稳定性,南疆地区林果业生产总的生态功能价值水平波动发展,于2010年达最高水平后呈现出下降趋势。（3） 对于集干旱、风沙于一体的地区,林果种植在净化环境和涵养水源方面的作用持续性强、意义更深远。建议政府大力宣传林果种植的生态效益并制定生态林果生产支持政策,以部分补贴林果种植户;同时,考虑空间邻近效应,各地州要统一合理规划林果业生产布局。     

生态补偿效益、标准——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环境压力的不断增大,生态补偿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创新手段日益受到重视,补偿效益是生态补偿的核心。通过综合分析近年来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的相关文献,发现优化选择补偿区域和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提高补偿效益的关键,机会成本是应用较广的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不同区域提供的生态服务以及损失的机会成本有差异。我国对区域差异关注较少,补偿标准未能反映农户的真实成本,存在补偿不足或对不需补偿就能提供生态服务的区域实施补偿等问题,补偿资金利用效益较低。国际上比较注重生态补偿的区域差异,在生态补偿效益、促进环境保护积极性等方面效果较好。针对我国目前生态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理论框架。     

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是自然保护区取得资源环境保护和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利用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利益相关者分析法、机会成本法和意愿调查法等,分析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对社区的影响,从补偿主体、客体、标准、方式和途径等方面探讨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部分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的建立持赞同态度,这种态度受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年龄和性别的影响;自然保护区的建立限制了社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大多数社区居民收入减少,而社区居民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社区居民面临着资金不足、补偿措施不到位和缺乏致富技术等问题;确定了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和意愿调查的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客体;依据发展权限制的损失(包括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野生动物破坏造成的损失)、社区居民受偿意愿和受益者的支付意愿,制定了生态补偿的标准,明确了生态补偿的方式和途径。     

新安江流域上游地区水资源经济价值估算

流域水资源价值的核算,不仅是上下游之间水权交易和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制定的基础,还可为当地水价的合理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高效管理。本文对新安江流域上游地区水资源的经济价值作出了估算,以期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建立提供理论支持,为开展水资源保护与水价改革提供数据参考。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耕地数量相对变化研究——以焦作市为例

生态位理论是生态学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以生态位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耕地生态元和耕地生态位的概念,并对耕地生态位的特征及其演替规律作了系统阐述。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用以量度区域耕地数量相对变化的数学模型——耕地数量生态位熵数学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焦作市1998～2004年期间耕地数量的相对变化时空动态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焦作市耕地数量生态位熵逐年减小,表明焦作市各年耕地数量生态位扩充压缩度均小于河南省耕地数量生态位扩充压缩度,即焦作市各年耕地数量减少速度均大于河南省耕地数量减少速度。（2）焦作各县（市、区）耕地数量生态位熵存在扩大、减少和波动3种情形,表明焦作各县（市、区）耕地数量变化差异性较大。     

湿地生态补偿探讨

运用归纳法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及价值评估方法进行研究,并运用经济学原理阐述生态补偿的经济学依据,在吸收借鉴国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认为采用生态补助的方式,遵照"谁受益、谁补偿"、"谁受损、补偿谁"的原则,是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并给出可能的资金来源,强调国家公共财政购买国家重要公共产品,最终形成多主体参与的激励相容机制。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LUCC生态风险研究——以延河流域为例

采用生态服务价值的大小代表生态服务功能的强弱,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为基础,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作为LUCC生态风险,分别针对土地利用的各利益相关者——土地的所有者或经营者(个人、社区和国家),定量分析各利益相关者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背景下所承受的生态风险。研究表明,由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因素,延河流域2000-2006年间生态服务功能总体上升了28.91%,这主要归功于延河流域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措施。对LUCC的不同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2000-2006年间,国家、社区和个人的生态服务功能均有所增强,增加值分别为34.71%、33.64%、14.57%;它们所面临的主要生态风险是,个人在本区域获取食物供应的能力下降了5.71%,国家在生物控制方面的能力下降了2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