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分割与中国城市出口差异

出口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城市出口活动强度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趋势,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群表现最为优异。经济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采取的市场分割政策对中国城市出口差异有显著影响。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在企业微观层面使用Heckman选择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① 短期内,国内市场分割程度加剧导致企业因国内市场受限而替代性地进入国际市场以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从而通过增加出口企业数量提升城市出口表现;长期来看,市场分割限制了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和专业化分工能力,降低了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从而损害城市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机制还受到企业所有制及地理区位的影响。② 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行为的扭曲程度依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顺序递增。③ 在中国中部地区,改善省际交通条件有助于缓解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行为的扭曲作用,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明显。     

金融资本市场与区域制造业演化路径选择

基于对2004—2016年中国海关贸易库中各城市制造业发展数据分析,从演化经济地理的视角出发讨论金融资本市场如何通过影响制造业的演化路径选择来影响制造业演化升级。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以银行为主的信贷融资市场和以投资机构为主的股权融资市场对于制造业演化路径选择的影响作用不同。整体来看,信贷融资市场主要通过强化制造业的路径依赖来促进制造业的演化升级,而股权融资市场的发展则强化了制造业通过路径突破实现演化升级的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由于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地方制造业演化路径的选择不仅会受到本地金融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还会受到区域中心城市金融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对东、中、西部的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制造业演化路径选择受本地金融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更大。而在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演化路径选择受到区域中心城市金融资本市场溢出效应的影响更大。     

中国区域产业演化路径——基于技术关联性与技术复杂性的研究

论文基于技术关联性与技术复杂性划分出4类区域产业演化路径,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集成不同类型新产业识别方法,在分析中国出口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不同地区产业演化路径存在的差异及变化趋势。研究发现：① 中国出口产业经历了空间分散化过程。2000—2016年中国出口产业首先由粤闽地区向长三角核心城市和山东省等地转移,再向长三角外围城市、中西部省会城市和江西省等地转移。② 中国区域产业演化以路径依赖型为主,但发达地区有更强路径突破性。2000—2016年路径依赖型新产业占新产业总数的70%左右,路径突破型新产业占30%左右。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城市产业演化更具路径突破性,中西部普通地级市更具路径依赖性。③ 不论是路径依赖型产业分化还是路径突破型产业创生,新产业不必然具有更高技术复杂度。在路径依赖型新产业中,约一半的技术复杂度高于其在位母产业。在路径突破型新产业中,约2/3的技术复杂度高于城市平均水平。④ 不同地区产业演化路径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发达地区发展出更多路径突破型新产业,并且新产业技术复杂度高于城市平均水平;中西部普通地级市多充分利用现有知识与技术发展技术复杂度更低的新产业。从变化趋势来看,东部沿海地区路径突破且技术复杂度提高型新产业逐步增多,中西部普通地级市路径依赖且技术复杂度降低型新产业一直占有较高比重。因此,中国政府亟需制定政策推动中西部普通地级市产业发展的路径突破。     

外资企业出口溢出与内资企业的出口市场开拓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本土企业成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用中国海关统计的2001-2011年间企业层面的出口信息,构建城市—产品—出口目的地尺度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条件逻辑模型方法,探究中国外资企业出口对内资企业出口决策的溢出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出口活动对内资企业出口决策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还考虑了出口目的地和出口地区的异质性,并发现当出口目的地与中国存在较大的经济、地理、政治或制度距离时,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出口溢出效应更显著;中国中西部城市的外资企业出口溢出效应比东部城市更为突出。检验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出口活动在内资企业开拓国外新市场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市场间邻近性与广东省出口企业的地理集聚

对外贸易是塑造广东省产业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力量,深入地探讨出口贸易与广东省企业集聚的内在联系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出口市场与本地市场之间的多维邻近性角度,为广东省的企业集聚发生机制提供了新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与政策参考价值。本文认为,企业的出口市场与本地邻近性越低,企业自身越难以远距离地直接获取关于目的市场的出口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实现出口的成功扩张,其在空间上倾向于集聚分布,以在本地获取相关知识的溢出。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本文对广东省出口企业的外部出口市场格局以及内部空间集聚格局进行了描述,并实证测度了企业的出口市场与广东省在地理、经济、文化、政治和制度五个维度上的邻近性与企业地理集聚水平之间的关系。特别地,本文运用DO方法对企业集聚水平进行定量测度,还原了企业集聚的原始微观形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对于集聚水平测度方法的不足。描述性分析表明,一方面,广东省企业的出口市场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其扩张一定程度上遵循“邻近性”原则;另一方面,广东省的企业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格局。实证结果表明,当出口至与本地在经济、政治和制度三个维度上邻近性较低的市场时,企业在本地更加集聚。市场间地理和文化邻近性对企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同时,该影响效应在出口市场为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企业样本中具有差异。     

近30a黄河流域中心城市空间扩展特征及启示

探究城市空间扩展特征,认识城镇用地开发效率,有助于科学践行城市开发边界和高质量发展政策。基于城市空间、人口和经济数据,采用扩展强度指数、差异指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1992—2020年黄河流域8个中心城市空间扩展数量和质量的时空特征及启示。结果表明：(1)中心城市平均扩展面积315 km²,下游城市扩展规模大于中上游,济南市、郑州市、西安市和银川市扩展强度较高。(2)各市空间扩展与人口、经济耦合关系呈下游向中上游、中游向上下游递减的分布特征,平均值分别由1992年0.42、0.19提升至2020年0.89、0.81,扩展质量整体向好。(3)城市空间扩展分异是自然区位、经济发展、政策条件等多方面综合驱动的结果。(4)严格落实流域高质量发展政策,科学践行城市开发边界,协调优化城市用地扩展与人口、经济之间相互关系,合理规划城市发展,是黄河流域中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中国区域产业演化路径——基于技术关联性与技术复杂性的研究

论文基于技术关联性与技术复杂性划分出4类区域产业演化路径,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集成不同类型新产业识别方法,在分析中国出口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不同地区产业演化路径存在的差异及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中国出口产业经历了空间分散化过程。2000—2016年中国出口产业首先由粤闽地区向长三角核心城市和山东省等地转移,再向长三角外围城市、中西部省会城市和江西省等地转移。(2)中国区域产业演化以路径依赖型为主,但发达地区有更强路径突破性。2000—2016年路径依赖型新产业占新产业总数的70%左右,路径突破型新产业占30%左右。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城市产业演化更具路径突破性,中西部普通地级市更具路径依赖性。(3)不论是路径依赖型产业分化还是路径突破型产业创生,新产业不必然具有更高技术复杂度。在路径依赖型新产业中,约一半的技术复杂度高于其在位母产业。在路径突破型新产业中,约2/3的技术复杂度高于城市平均水平。(4)不同地区产业演化路径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发达地区发展出更多路径突破型新产业,并且新产业技术复杂度高于城市平均水平;中西部普通地级市多充分利用现有知识与技术发展技术复杂度更低的新产业。从变化趋势来看,东部沿海地区路径突破且技术复杂度提高型新产业逐步增多,中西部普通地级市路径依赖且技术复杂度降低型新产业一直占有较高比重。因此,中国政府亟需制定政策推动中西部普通地级市产业发展的路径突破。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扩展特征及机制

城镇空间扩展是城市化作用于地理空间的直接结果,揭示城镇空间扩展过程、格局及机制已成为识别城镇发展阶段、认知城镇发展规律的有效手段。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多时相卫星遥感影像数据,以城镇用地扩展空间分异与关联特征为切入点,利用间隙度指数、分形维数、扩展强度指数、扩展速度指数和空间关联模型,定量揭示了区域城镇空间扩展特征的多样性、空间组织异质性和“热点区”格局演化。结果表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长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扩展在以中心城市集聚为主导的过程中,遵循“小集聚,大分散”的特点,围绕“Z”形区域发展轴线,大致经历了点轴扩展、沾粘式增长和蔓延扩张的过程,区域融合现象凸显;空间扩展的“热点区”格局不断演化,“热点区”的核心集聚作用在减弱,沪宁沿线、沪杭沿线、杭甬沿线和沿江地区成为驱动长三角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同时,在城镇空间扩展的不同阶段,驱动机制有所差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城市化推动着长三角城镇空间一体化进程。     

转型期京津冀城市群空间扩展格局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夜间灯光数据方法

针对中西方城市群空间扩展路径研究的争论,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运用夜间灯光数据,采取扩展强度指数、空间关联模型、多维驱动力分析模型,定量揭示了城市群时空扩展路径及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 1992-2012年,京津冀城市群时空扩展呈现以京津唐为核心的中心集聚扩展模式,保定—衡水—石家庄之间的“三角地带”成为城市群空间扩展的冷点区;② 城市群空间扩展虽然已经出现了扩散势头,但向心集聚的惯性作用力依然强大;③ 城市群时空扩展的动力机制表现出以市场力为主要驱动因子的特征,行政力、外向力和内源力对城市群空间扩展的影响作用依次递减,从城市群空间扩展的驱动力演化趋势看,市场力、行政力、外向力的影响呈现上升趋势,而内源力的影响系数则呈现下降趋势。最后,提出降低行政干预、构建市场主导机制、强化内外双向开放、推动产业升级政策建议,促进城市群空间结构持续优化。     

1936年以来南京城市空间扩展特征研究

城市交通网络的发展是城市空间扩展的重要表征和驱动力。以1936—2015年间6个代表性年份的城市交通地图为数据源,提取相应年份南京城市轴线图,利用基于空间句法的整合度、城市扩张强度（SS-EII）和智能度指数,分析1936年以来南京城市空间扩展趋势和特征,划分演化阶段,并分析城市加速扩张阶段的空间扩展质量。结果表明：① 南京城市空间扩展大体经历了滞缓（1936—1971年）、复兴（1971—1982年）和加速（1982—2015年）三个阶段,逐渐突破老城区,向西南、东北、南部和西北实现全方位空间扩展,形成多中心空间结构。② 加速阶段空间扩展质量总体较高,交通网络建设逐渐与用地扩张相协调,并开始引导城市空间多中心扩散,但各中心间有机联系不足,导致城市空间整体性和空间效率有所降低。③ 应进一步加强多中心间的交通联系,促进人口、经济有机疏散,并提高城市空间整体性。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台湾高山茶产业在大陆的集聚与演化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农业投资快速增长,两岸不同制度背景下台资农业在大陆发展的时空过程值得关注。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和共同演化理论,借鉴制度经济地理学与关系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构建“企业-网络-制度-政府”共同演化的分析框架,以漳平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永福高山茶产业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分析台湾农业在大陆不同制度背景下的集聚与演化过程。研究发现：台湾高山茶产业在永福镇的集聚与演化过程可看作是路径依赖的结果,整个过程可以划分为路径创造（1996—2003年）、路径发展（2003—2012年）和路径锁定与解锁（2012年至今）三个阶段;在永福高山茶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网络、制度和政府相互适应,共同演化,不断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协同演化与集群成长——河南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

集群演化是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前沿方向,演化经济地理学和新生命周期理论可用于解释集群从形成、成长、成熟到衰退或再生的过程。与已有文献强调企业—产业—网络的协同演化不同,本文构建了以企业为核心的技术—制度—政府—市场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结果发现：① 集群的浮现与成长是一个多因素、多机制协同演化的过程,技术—制度—政府—市场的相互作用以及内在的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知识外溢与企业衍生、规模报酬与循环累积等机制,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各自不同但彼此协同的作用。② 以本地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的制度—技术的协同,具有路径依赖机制,塑造了钧瓷产业发展的初始优势,是集群浮现和生命力维持的基础。③ 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型与国企改革等制度转型,通过企业衍生机制促成了民营钧瓷企业的兴起;而钧瓷消费市场扩大与新市场空间拓展所形成的市场规模效应,则为企业衍生和规模扩张提供了有效的需求;政府—市场的协同在循环累积机制作用下,形成了钧瓷生产规模与市场规模相互强化机制,促进了钧瓷产业集群的快速成长。④ 集群演化是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复杂自适应过程,钧瓷烧制技术、工艺、釉料、产品和造型及功能创新成为企业生存和竞争力的根本来源,地方独特的产业氛围使知识外溢和路径创造成为钧瓷产业集群持续壮大的核心动力。     

区域产业相关多样化和非相关多样化对中国出口市场多样化的影响

在出口环境下行的背景下,出口市场多样化成为应对贸易冲击的重要策略,也是中央的重要政策方向。近年来,经济地理学界开始关注产业多样化对于产业出口拓展的影响。基于以上背景,论文利用2002—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构建产业相关多样化和非相关多样化指标,从HS四位数产业尺度分析区域产业多样化对于区域出口市场多样化的影响,并进一步构建中介变量来分析其中的影响机制。此外,考虑产业多样化对于不同产业影响的差异,将产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3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产业多样化显著促进了区域出口市场多样化的提升;② 产业多样化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的出口沉没成本来促进区域出口市场多样化,且产业相关多样化的促进作用更强;③ 相反,产业多样化会抑制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抑制产业的出口市场多样化;④ 产业多样化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产业异质性,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能从两类产业多样化中获益,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仅能从产业相关多样化中获益。研究一方面为区域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思路,即通过提升本地产业多样化来强化区域的市场拓展能力;另一方面也为经济地理学理解产业多样化对于产业出口拓展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和思考。     

贸易保护、出口溢出效应与中国出口市场拓展

在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厘清贸易保护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议题。既有演化经济地理学框架主要从供给视角出发,认为出口产品路径演化过程呈现依赖技术知识溢出的特征,忽略了需求视角的影响。基于中国海关库2002—2016年的数据,以中国出口产品进入新市场的演化路径为研究对象,本文将供需视角纳入同一解释框架,补充需求视角下的外部市场关联以及需求市场的贸易壁垒措施作为外部力量,试图探究贸易保护、出口溢出效应如何作用于中国出口市场拓展过程。研究发现：① 在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同时,中国出口目的地结构也在不断地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拓展。其中,东部与中部地区是出口拓展的主力区域,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是出口拓展的主要产品类型。② 中国出口市场的拓展进程呈现出典型的路径依赖特征,包括供给视角下基于本地技术知识溢出的路径依赖与需求视角下基于目的地市场信息溢出的路径依赖。其中后者被长期忽视,但在中国出口市场拓展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③ 贸易保护作为一种外部冲击,可有效地削弱基于本地技术知识溢出和外部市场信息溢出的路径依赖。采用投资、区域合作等方式绕开贸易壁垒,实现出口产品与市场结构的多元化,是应对外部冲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     

中国内陆河西五市对外出口的路径演化：类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

中国多数内陆城市常年处于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如何打破原有路径依赖,真正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对于区域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产品贸易数据和企业、政府实地调研数据,通过动态二元边际分解和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测度,对中国内陆城市河西五市对外出口路径演化过程及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 河西五市对外出口路径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两类。第一,酒泉、武威和张掖三市正处于从对外出口的初始路径创造到路径分化的探索阶段,且开始尝试由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向“核心区”跳跃。第二,嘉峪关和金昌两市经过对外出口初始路径创造、深化阶段已进入对外出口路径锁定-需路径突破的新阶段,但依旧处于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② 河西五市两大类路径主要受政策主导,并在技术创新、贸易壁垒、信息网络和交通网络共同驱动下进行演化,这与东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别。③ 河西地区两类路径的演化机制存在差异。受宏观历史政策的影响,酒泉、武威和张掖三市早期对外出口路径演化滞后,但自2000年以来,在一系列的政策作用下,对外出口路径演化开始趋于分化;而嘉峪关和金昌虽然早期积累了大量技术和人才优势,路径演化较快,但受企业惯性影响,后期陷入“刚性专业化”陷阱。研究结果有助于中国内陆欠发达城市探寻对外贸易路径突破的有效途径。     

中国企业出口动态的空间差异性

对于企业出口动态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支撑贸易增长、贸易方式结构变化的机制。本文描述近年来中国企业出口动态的空间格局,并从地方出口多样性的角度解释出口动态的空间差异性。研究发现,在2003—2011年,中国企业出口动态在时间上呈现从高速增长到稳定增长的变化特征;空间上表现出地区集聚特征,贸易高进入型地区呈现出从沿海向内陆转移的趋势,且在一般贸易企业中更为明显。中国企业出口动态受到产品出口多样性和市场出口多样性影响,产品出口多样性主要依靠信息发现效应提升地方企业出口市场进入率,并不能阻止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市场出口多样性不能促进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但可抑制在位企业退出市场,且这种风险分散效应对于一般贸易更强。此外,对于能够在多次或持续出口的企业而言,出口产品相关多样性能够降低地方企业出口退出率,表明出口学习效应的效果可能与企业参与出口的时间有关。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出口产品复杂度与企业集聚:风险环境下的企业空间重构

当前时代,中国的出口企业面临出口市场维度和产品维度的两大风险。前者体现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组织和出口决策的影响,后者体现为高技术品出口对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的高要求,其可被纳入GPN 2.0框架中的“监管风险”和“产品风险”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本文指出,面对上述风险,企业会寻求集聚分布,以受益于信息溢出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从而实施相应的企业策略以抵御风险。本文基于2008—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获取企业位置信息,测度企业集聚水平,同时基于非关税壁垒和产品复杂度数据测度企业所面临的监管风险和产品风险。实证结果表明,当企业的出口市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复杂度越高,企业在本地越集聚,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假设。本文尝试融合GPN 2.0和经典的集聚理论,对于风险环境下企业空间重构的模式和机制进行定量测度,并给予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机制更为动态且微观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求人”还是“求己”：多尺度知识溢出与企业出口产品演化

进口能为区域带来新知识,而这些知识在本地的溢出具有多尺度的特征。论文认为,进口知识首先能够在企业内部溢出,继而跨越企业边界在区域内部溢出。企业通过在企业内部和区域内部对进口知识进行搜寻,能够促进自身的出口产品演化。基于此,论文建立知识溢出的多尺度研究框架,并利用2002—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库数据,证实了上述现象的存在。同时,研究发现,一方面,对于出口产品演化来说,企业内部和区域内部知识溢出的效用是相互替代的;另一方面,知识溢出效应呈现距离衰减的特征。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区域内部的知识溢出对促进企业出口产品演化更有效,企业为实现产品出口更倾向于“求人”;而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企业出口产品演化则更依赖于企业内部的知识溢出,倾向于“求己”。论文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学界关于不同地理尺度下的知识溢出及其相互关系的讨论,同时完善了学界对于企业出口产品演化机制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中国城市出口产品演化

区域产业不断演化与升级推动区域的持续发展。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内生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的作用,却忽视了外生因素以及制度因素等所带来的路径突破和创造的机会。利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研究中国城市出口产品的演化路径。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城市出口产品演化发展受到原有产品结构的影响,表现为路径依赖。然而,这种路径依赖发展模式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具体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出口产品演化受到产品关联的影响最大,更多的是扩展与本地具有技术关联的产品;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对技术关联的依赖相对较弱。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外联系、技术关联集聚经济和制度环境均有利于削弱对城市现有产品结构的依赖,有助于创造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