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时空演变过程及影响机制分析

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是一种兼具对外援助、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的复合型的对外商务活动。本文分析了长时间尺度下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时空演变过程,结合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与中国政策的演变揭示了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与影响机制,并对2000年以来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所在国家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在全球尺度上,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数量、建设形式、空间分布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② 国家在对外建设水电站的时空演变中起到了核心主导的作用,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时空演变格局经历了国家直接指派（1955-1981年）,维护推动（1982-2000年）,放权激发（2001-2009年）,规划合作（2010年至今）等4个阶段。③ 2000年以来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受到中国与东道国的政治与经济外交关系、东道国的贫困人口比例、电力基础设施条件、接受援助金额、工业增长水平和市场基础等因素影响。     

权力的空间意象——《癌症楼》的新文化地理解读

近年来,新文化地理学逐渐被中国人文地理学者所关注,空间与权力的关系受到关注,并产生跨学科效应。国内对此的研究多集中于现实空间层面,尚未重视文本的空间意象。从地理学的空间尺度入手,运用文本解构法,从宏观和微观拆解经典文本《癌症楼》中的空间-权力互动机制。宏观尺度的不同空间有其权力象征,集中反映出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并形成时空交错的社会关系;微观尺度空间既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彰显强大的权力对社会空间的控制,也存在对应的反抗空间以及微渺的自由与希望空间。《癌症楼》透射出对以所谓崇高目的为外表的强权的批判,空间既是这种权力生发的工具,同时也驱动了规训与反抗的过程。     

南京城市户籍贫困人口的时空分异格局

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ESDA的方法,探讨2000—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贫困人口的时空分异格局,并从居住空间分异的视角出发,归纳总结出南京城市户籍贫困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与机制。研究表明：① 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沿袭了2000年“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且分布状态进一步趋于分散,空间集聚则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即热点区域基本都位于绕城公路以内;② 未成年、无业、有就业能力（尚未正式就业）和刑释解教的贫困群体,尤其是刑释解教且无业的贫困群体,是当下城市贫困空间治理重点关注对象;③ 相比于2000年,目前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的贫困地域产生了明显分异,可划分为隐蔽型、安置型和复合型三种类型贫困人口聚居区;④ 在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和社会行为的交织作用下,南京城市户籍贫困空间重构的同时,也经历了从显性到隐性的转向。     

尺度政治理论框架

目前国内外对尺度及尺度政治的讨论十分热烈。本文在整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主体与结构视角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的尺度政治理论框架,指出政治过程和权力结构的尺度化是尺度政治的前提,尺度重构是尺度政治的核心机制,权力关系重构是尺度政治的目的和结果。具体而言,尺度化涉及物质空间、组织空间和表达空间的大小、层级、范围等结构关系;尺度重构包含由尺度上推、下推、重组,以及上述不同尺度形式构成的3×3矩阵;不同政治主体会采用特定尺度重构策略改变权力关系,并造成一系列尺度关系和合法性的悖论。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中西方关于尺度和尺度政治的认知差异和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飞地经济的空间生产与治理结构——基于国家空间重构视角

飞地经济伴随着2000年以来的区域化过程而兴起。当前研究多关注微观机制和模式,而对宏观结构性因素缺乏更为细致的探讨。论文基于国家空间重构理论,分析了飞地经济如何在国家空间重构中被生产出来,同时在复杂的尺度和领域间关系中形成何种治理结构。研究表明,在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和再领域化的驱动下,飞地经济产生于地方制度试验,并因与国家空间选择性的演变趋势相一致而被纳入国家空间策略,以培育区域竞争力和协调区域间关系。其治理结构因涉及复杂的领域间、尺度间和政府-市场关系而存在一定内在矛盾。因此,飞地经济应被视为国家空间重构中的一种特殊试验手段,主要发挥“引导”作用,并同其他空间或非空间政策相衔接。     

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与尺度政治

系统回顾西方尺度理论,尤其是尺度生产（尺度重构与尺度政治）理论,借此阐释中国城市区域治理形成的尺度逻辑。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区域包括城市群与都市区2个地理尺度;治理尺度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形成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金字塔;治理尺度的动态重配并与地理尺度相耦合的过程是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建构的本质;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政治经济在“去中心化-再中心化”过程中持续动态调整;中国城市区域的产生是国家空间选择性的结果,来克服以城市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模式的体制危机;城市群治理以柔性尺度重构为主,都市区治理以刚性尺度重构为主;城市区域内部产生复杂的多主体间的尺度博弈。     

多维尺度重构视角下“双城合并”的过程与机制——以济南莱芜行政区划调整为例

基于尺度重构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结合济南莱芜“双城合并”的实证案例,从权力、资本、感知3个维度探究了行政区划调整中多维尺度重构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政府通过完善组织架构、调整政府职能等措施推动权力的尺度重构;通过产业协同布局、交通和通信设施建设等方式推动资本的尺度重构;通过公共服务对接、文化景观塑造等手段推动居民感知的尺度重构。最终,“双城合并”过程中,政府通过权力、资本、感知三维尺度重构的耦合协调,推动了济南市和新辖区空间的尺度重构。     

新疆孔雀河流域人工绿洲近40年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区域尺度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时空特征及驱动力是研究大尺度变化乃至全球变化演变过程的基础,而干旱区LUCC对区域水文、生态影响尤为显著,是全球变化研究的重点之一。以新疆孔雀河流域上游作为研究区,基于1977-2015年6期Landsat数据,采用多规则人机交互目视解译的方法完成LUCC制图,并利用LUCC模型从数量变化、空间变化、土地利用集约程度变化等多方面分析了近40年来该区域LUCC特点及演变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区仅有耕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且增幅均在200%以上,其他土地类型面积则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2）耕地变化呈现出空间集聚现象,而建设用地的扩张则呈现空间连续性;（3）2000年前后自然植被经历小幅退化—恢复过程;（4）受西部大开发、塔里木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等多种因素影响,2000-2005年间,空间变化的综合动态度最高（2.76%）;（5）自然因素影响较小,人口增长和政策因素是主要驱动因子。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诊断与调控的分析路径

土地利用转型正表现为城乡地域系统演变的重要特征,土地利用转型分析的意义在于发现土地利用形态转变指示的土地利用问题。本文尝试解析了区域人地耦合关系下的土地利用形态转型逻辑,系统阐释了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诊断分析路径,重点探讨了乡村土地利用转型问题诊断与调控途径。研究指出：①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侧重考察土地变化趋势性转折对应的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要求,阐释转型分析所指示的土地利用问题及其表现特征,以此找寻转型调控的应对策略。② 应依据尺度和梯度分异方式揭示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特征,理解不同尺度上转型调控的融合过程,研判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调控措施。③ 土地服务供给变化是引发乡村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转型发生错位的关键原因,土地利用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之间的互适关系,则反映了土地利用形态空间关系构成的问题特征。④ 基于乡村地域尺度和梯度分异原则、基于城乡融合发展背景、重构农村土地权利体系和开展国土空间规划是探索乡村土地利用转型调控的四个重要分析路径。⑤ 不同尺度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认知与转型调控对策的融合仍需要进一步拓展,而激活乡村土地资源要素是调控乡村土地利用转型的关键途径。     

跨域水治理中的尺度重构：以东江为例

水治理往往呈现地理空间上的跨区域性、组织制度上的多层级性以及管理单位上的跨部门性等多尺度特征。本文以珠江水系干流之一——东江的水资源跨域分配、开发与保护等治理过程为例,采用“物质-组织-表达”的尺度框架,分析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东江水资源相关政策从出台到执行过程中所经历的多次尺度重构。主要结论如下：（1）总体上,国家在东江水供港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等跨域水治理政策出台和执行过程的各个阶段都掌握着主导权,同时各级政府、民众和相关团体组织等也开展针对东江用水的尺度争夺。（2）物质空间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政治背景的变迁,东江水治理在政治尺度和生态尺度之间切换并存。（3）组织空间上,横向和纵向的尺度重构在东江水跨域开发和治理的过程中同时发生。（4）话语表达空间上,国家和地方的众多行为体都在尝试塑造针对东江水治理的话语,这些话语将不同的主体纳入到东江水开发与治理的框架之内或将其排除在外,实现尺度的重组。     

邻避或迎臂效应：东莞豪华酒店与社区的互动关系

“酒店—社区”是一个不同行动者进行角力的场所。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援引邻避效应与迎臂效应的相关理论,试图探究东莞豪华酒店与社区的景观模式及其互动关系。研究发现：① 权力与资本逻辑推动着“酒店—社区”景观的建构。东莞豪华酒店特有的迎臂因子形成了酒店与社区互动的四种景观类型：“酒店+房地产”型、“酒店+村庄”型、“酒店+镇中心”型、“酒店+政府”型。② 酒店黄色产业的存在是“迎臂”或“邻避”矛盾的焦点。豪华酒店所衍生的“精神垃圾——黄色文化”成为邻避的主要因子,促使社区居民进行非暴力反抗,然而,地方情感与现代性促使社区居民在反抗与选择性消费中和“精神垃圾”共存,豪华酒店成为社区居民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③ 居民的生活实践、记忆与想象共同强化了社区的豪华酒店情结。迎臂效应最终战胜邻避效应,形成“请到我家后院来”的社区与酒店共存画面。研究丰富了邻避与迎臂效应的理论,在社会、生态和心理维度上补充了邻避效应的文化维度——“精神垃圾”,同时提出迎臂效应的物质维度——“酒店房地产”和心理维度——“地方情感和主体想象”,并且指出邻避与迎臂效应并非矛盾对立的存在,其影响因素的抗衡会促使“邻避效应”与“迎臂效应”在特定的时空相互转化。     

基于历史制度分析的珠江三角洲非国有经济演化

采用历史制度的分析视角,对珠江三角洲城市东莞和佛山在改革开放后非国有经济部门发展结构和演化过程进行分析,试图揭示两个城市在发展模式和路径上形成差异的内在逻辑。东莞和佛山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了不同的集体经济组织方式重组生产资源和发展地方经济,而在改革开放后期,佛山地方政府主导的城镇集体工业转制要远远慢于东莞的乡村集体工业,并采用了次优的内部企业转制策略推进改革。分析表明：珠三角的东莞和佛山在非国有经济部门发展路径上的分叉点在于经济主体对地方特定的历史禀赋和社会网络的利用方式,而初始的非国有经济结构对改革后期的发展进一步构成路径依赖,导致两个城市各异的转制速度和方式。     

制度对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的影响——以长沙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制度变革的不断深化,长沙市制造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其制造业空间也在转型中得到重构。论文以长沙市都市区为例,基于长沙市工业用地矢量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测度指标评估等研究方法,将制度变迁纳入城市制造业空间动态分析,深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对制造业空间演变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构建了制度体系作用下的制造业空间演变解析框架。研究发现,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郊区化迁移明显,并在开发区内形成集聚,整体呈现出“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特征;长沙制造业空间演变很大程度上受到土地制度、开发区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和产业制度等的综合影响。其中,土地制度加速了制造业空间郊区化;开发区制度吸引了制造业园区集聚;环境保护制度约束了制造业发展规模;产业制度影响了制造业产业组织结构。     

区域一体化与制度距离作用下的中国企业跨境并购

在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企业跨境并购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论文基于BVD-Zephyr数据库统计的2003—2017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数据,分析了交易双方是否签订区域一体化协定和彼此间的制度距离对跨境并购成功率和交易金额的影响。通过Heckman两阶段回归,研究发现：① 区域一体化能够促进中国企业达成跨境并购交易,但不能提升交易金额;② 中国企业与正式制度距离远,即法律、规制层面差异大的国家内企业完成跨境并购的可能性更高,但正式制度距离的存在不利于交易规模扩大;③ 非正式制度距离与交易完成呈负相关关系,即文化层面上的差异过大不利于中国企业完成跨境并购。然而交易一旦完成,非正式制度距离大的贸易双方交易金额更高。此外,论文还认为,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深化,内部成员国之间正式制度距离会衰减,其对交易规模的阻碍作用也会被削弱。     

城际合作园区转型的制度空间重构机制——以锡沂高新区为例

立足制度空间视角,基于长三角城际合作园区发展总体规律,从微观实证深入,探讨其3次转型中制度重构与空间重构的互动关系,发现在产业转移、新城扩张与产业转型阶段,城际合作园区形成嵌入、扩张、重构3类典型制度空间模式,空间转型与制度空间重构处于相互影响、交织演进的动态过程;构建转型逻辑框架并指出,制度组织是主体网络的结构化再现,制度规则是其调控要素活动的手段,制度组织与制度规则共同作用推动空间重构;结果表明,“制度?空间”的交替演进、制度主体网络的周期波动、行动者策略选择的差异分层是园区转型发展的主线与基本规律。     

珠三角城市空间联系及社会网络——基于“流空间”的分析

基于A股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行为所构拟的资本流、人口迁徙大数据所构拟的交通流和搜索引擎指数所构拟的信息流构建“流空间”网络,对珠三角城市空间联系特征与演进趋势进行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并对城市群内流空间网络结构进行探讨。研究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紧紧围绕广、佛、莞、深这一南北纵深的区域发展走廊,在信息流上呈现广州、深圳双核,交通流上呈现广州、深圳与东莞三核,资本流上呈现深圳单核发展的态势;城市网络呈现显著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非均衡结构,珠江东岸成为珠三角地区功能集聚、要素流动与城镇联系的高地,在城市网络中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能力;发展要素在湾区城市间自由流动仍存阻碍,城市间呈梯度发展差异,广州、深圳不论在流要素的吸引还是输出上均大幅超出其他城市。要实现珠三角地区城市群物理层面真正的同城、协同或融合,一方面需要打通阻碍要素自由流通的壁垒,另一方面需要打造城市核心竞争力。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

基于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视角,以黄山市歙县卖花渔村为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3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卖花渔村空间转型经历了内生性缓慢转型发展、外源性空间快速扩展、有序化空间品质提升3个阶段。2）随着盆景产业复兴和乡村旅游业兴起,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分化重塑、社会空间解体重构、制度空间日趋完善,呈现出空间功能复合化、社会关系开放化、空间主体多元化的空间转型特征。3）在社会关系变迁、资本投入、权力干预等共同作用下,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制度空间互动演进,共同推动了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基层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与制度创新——以东莞市长安镇为例

21世纪初,在对非正规经济研究的二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解释基础上,出现了批判管治主义理论,重点关注国家权力与制度对非正规性产生的影响。基于该视角,以东莞市长安镇为例,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先行区的珠江三角洲,其基层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的产生、表现及其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土地制度缺失、正规土地管理制度颁布和实施阶段,以及省级政府主导的土地制度创新阶段,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经历了被政府鼓励、包容和默许及正规化的过程。部分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成为制度创新的根源。土地制度的演变经历了由乡村基层“自下而上”式向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式推动的转变,在演变过程中具有非正规性特征,并服务于各个时期的城市与经济发展需求。未来的研究中,应更多的关注“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和地方实践。     

珠江三角洲城市空间形态及其演化机制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引人注目。利用RS与GIS技术方法,并结合经济、政治、规划等因素,对比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珠江三角洲六大城市——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和珠海城市形态的时空演化。研究发现,1979-2008年间,各主要城市在各自的地理条件和制度实践的基础上,演变出不同的空间形态。广州、深圳和珠海是自上而下的发展管治模式,其城市用地随着产业发展和优化而扩张并调整,但不同的城市发展政策造成了各异的空间形态;佛山、东莞和中山是自下而上的发展管治模式,空间形态总体上较为分散破碎,并在不同地理区位呈现不同程度的空间联系。     

珠三角快速城镇化地区发展的增长与收缩新现象

珠江三角洲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和城镇发展“增长奇迹”的典型地区,当中以东莞为代表的“外向型城镇化”模式长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对东莞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市域范围同时出现了普遍增长与局部收缩两种截然不同的新空间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伴随的局部收缩现象逐渐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讨论。基于此,从城镇发展要素的集聚与流动出发,结合经济、人口和用地三个维度,提出理解城镇增长与收缩的分析框架,并对不同类型特征的城镇进行区分：持续增长、转型增长、潜在收缩与显著收缩。在实证分析部分,文章以东莞为案例,通过考察各镇街单元城镇增长与收缩的时间演变和空间格局,结合典型城镇案例分析,从经济危机冲击、刘易斯转折点、路径依赖存在、制度环境安排四个方面探讨东莞城镇增长与收缩的形成机制,最后对增长与收缩的未来深化研究方向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