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空间差异与分类调控策略

住房支付能力事关广大百姓生活质量与福祉,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共同关心的民生话题。2020年度住建部城市体检工作对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将其纳入到城市体检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全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房价/房租和家庭可支配收入数据,从购房群体和租赁群体视角客观评估了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及其变化,并划分了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空间类型区,最后分析总结了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机制与分类调控对策。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略微偏高且有所提升,2015年和2019年的平均房价收入比分别为7.01和7.76;中国城市房租收入比更加合理且有所下降,2015年和2019年的平均房租收入比分别为25.04%和22.01%。② 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空间分异明显,房价收入比呈现出明显的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特征,房租收入比却呈现明显的南高北低的特点。③ 根据房价收入比和房租收入比联合空间分布特点,可将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划分为租购支付能力双弱型、租购支付能力偏弱型、购房支付能力偏弱型、租购支付能力双强型和租房支付能力偏弱型等5种空间类型区,不同空间类型区的住房支付能力调控策略有所区别。④ 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机制包括城市住房供给和需求、城市生活质量、社会预期和住房偏好、金融与房地产政策以及家庭收入水平等方面。     

北京城市居民住房消费行为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居民住房消费行为的经济模型,运用GIS和计量统计等方法,梳理了家庭在城市内部进行住房消费决策过程中的空间权衡模式,并依据2009年调研问卷数据对北京市居民住宅消费决策的行为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着重分析了收入和住房产权对家庭住房消费行为的差异性及其暗含的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结论显示：在制度转型和职住空间重构背景下,高收入家庭在择居时为减少通勤时间愿意支付的住房成本高于中等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看重住房成本,择居受到通勤成本的影响较小。拥有经济适用房产权和单位房的家庭为减少通勤时间愿意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而商品房家庭在择居时倾向于选择住房成本较低的住宅。在通勤时间和住房面积的权衡中,经济适用房居民对通勤时间的变化相比公房和商品房居民更为敏感。     

城市人居环境类型及空间格局研究——以大连市沙河口区为例

从人居环境系统视角出发,以大连沙河口区199个典型住宅小区为研究对象,实证探索了城市人居环境类型及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1影响城市人居环境六大主因子为居住质量、邻里关系、自然环境、生活便利度、轻轨交通、教育医疗;2以六大因子与不同收入群体的人居活动交互作用为依据把大连沙河口区人居环境分为低收入群体——居住质量差型、中等收入——居住系统均衡型、高收入——居住质量高和公共设施良好型、高端人士群体——自然环境优越型,以及非自由选择分配住房的单位制居民——邻里关系密切型;3 5种城市人居环境类型"同质"集聚与"异质"集聚并存,形成以海岸线三圈层结构为主的南高北低态势,辅以中东部商圈高收入居住区,中西部混合异质区的复合圈层空间格局。     

广州保障性住区的社会空间特征

城镇保障性住房制度直接塑造了保障性住区,这一“国家化”的社会空间在不同的城市呈现出迥异的类型。通过梳理城镇保障房制度的演变及在广州的实施,将广州的保障性住区分为四类:1986～1998年建成的承接单位体制内住房困难户的住区、1999～2005年建成的承载党政机关和教医系统住房困难家庭的住区、2006年后新建的主要承载具有城市户籍的社会双困群体的住区、建设历程跨越多制度阶段的承载多类保障群体的综合住区;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各类保障住区的现状社会空间可归纳为:“类西方‘社会型’公共住区的极度贫困均质空间”、“介于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的贫困集聚区的‘贫困混杂空间’和西方混合社区的‘有序混合空间’之间但混杂性高的贫困空间”、“介于两者之间但有序性强的混合空间”、“类商品房住区”的均质非贫困空间。     

城市青年群体住房产权获得的区域差异——以上海和南京为例

从城市异质性视角，以一线城市上海和二线城市南京为例，基于2013年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和南京市住房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剖析了两地青年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研究发现，两个城市青年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与南京相比，上海青年居民的住房获得存在更大的区位和制度壁垒，受城市区位、户口、制度因素影响更大，而受教育水平、工作流动性等市场因素以及年龄、是否育有子女等生命历程因素的影响较小。上海，作为一线城市，户口制度仍然处于精准严控阶段，落户门槛相对较高，另外住房价格高企，上海的青年群体在住房产权获得中同时面临着制度层面和市场层面的双重严苛考验。而在二线城市南京，户口政策相对较为宽松，青年群体的住房产权获得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较小，而市场因素更加主导。     

市场转型期中国大城市低收入社区住房分异研究

基于2007年在广州、武汉、西安3个大城市的低收入社区开展的大型入户调查数据,在社区尺度探究了中国大城市低收入社区中不同社会经济群体间的住房分异情况,并分析了在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制度因素(如户口、邻里类型、雇主类型等)和市场因素（如社会群体、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职业等）对住房产权和居住条件的影响。通过计算泰尔指数发现,大城市低收入社区中不同群体间和群体内的住房分异情况都较显著,但群体内部的差异较群体间的差异更为明显。对住房条件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低收入社区不同社会群体的住房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影响。制度因素对住房面积等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的住房条件的作用较市场因素更显著,而市场因素对于住房设施等较易改变的住房条件的影响要比制度因素明显。     

城市人居环境类型及空间格局研究——以大连市沙河口区为例

从人居环境系统视角出发,以大连沙河口区199个典型住宅小区为研究对象,实证探索了城市人居环境类型及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① 影响城市人居环境六大主因子为居住质量、邻里关系、自然环境、生活便利度、轻轨交通、教育医疗;② 以六大因子与不同收入群体的人居活动交互作用为依据把大连沙河口区人居环境分为低收入群体——居住质量差型、中等收入——居住系统均衡型、高收入——居住质量高和公共设施良好型、高端人士群体——自然环境优越型,以及非自由选择分配住房的单位制居民——邻里关系密切型;③ 5种城市人居环境类型“同质”集聚与“异质”集聚并存,形成以海岸线三圈层结构为主的南高北低态势,辅以中东部商圈高收入居住区,中西部混合异质区的复合圈层空间格局。     

广州住房与保障房的建设与评价

以广州12个保障房社区的问卷抽样调查为基础,从住房建设与住房结构、保障房建设、保障性住房社区3个层面探究了城市住房与保障房的关系,对当前广州保障房社区现状进行定量分析,并从社区层面检验当前保障房建设模式下的实际效果。研究发现,总体上,20世纪90年代后广州住房质量提升明显,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但住房拥有率低,租赁住房是城市居民的重要选择;且住房市场的发展并未较好地解决居民的住房需求,保障性住房缺口较大,城市住房保障职能部分转嫁于城中村等“非正规”居住空间,住房保障体系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保障房社区层面,存在部分配套设施可达性低、居民社区参与程度低等问题,但居民的满意度较高,居住意愿达到了89.2%,这表明当前大规模保障房建设具有其合理性。但当前保障房建设模式忽视了保障房社区的后续发展,已出现社区居民社会融合度低、发展机会少等问题,并可能向新的贫困集聚区演化。     

快速城镇化下中国大城市房权分异研究——对广州的实证

利用广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通过房权指数T、房权分异指数ID和房权集中指数II三指标对广州市城市社区的房权分异进行测算,并使用"六普"数据从人口、制度、市场、住房四项维度对影响广州城市房权指数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广州城市房权指数的平均水平为0.71,属较高水平;各区房权指数存在明显差异,其分布由城市核心到边缘可分为"中—低—高"三类,中心区较为混合,而郊区则呈现较为极化的格局;广州中心区城市房权分布以越秀、荔湾、海珠三区交接处为中心,房权指数最高,老城区外围房权指数最低,呈现一种"差序格局"。第二,就空间分异而言,广州不同房权住房的空间分异度为0.45,集中指数为0.68,属中等水平,说明广州的房权分异并不明显,不同房权类型的住房呈现相对混合的空间分布;但各区则呈现差异化格局:近郊区的房权分异强(空间极化)、远郊区房权分异弱(空间混合),近郊区房权分异最为突出。在机制上,婚姻状况、年龄构成、学历状况、户籍制度、社区居住条件等5个要素对社区房权有显著影响;总体模型表明,婚姻和户籍是影响社区房权分异的决定性因素,说明当前中国城市的住房房权的分布格局主要由家庭和制度因素驱动,而非由市场因素驱动,以此展现和强调了中国城市社会地理与西方的差别。     

广州租赁住房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成因

采用开放数据,并借助K-means聚类等空间计量方法,解析广州租赁住房空间的格局特征,结果发现：1）租赁住房空间与商品住房空间在中心城区具有明显的东西分离的分布特征,同时租赁住房空间沿交通线分布的趋势更为明显,并在中心城区外围形成几处集中分布的地区;2）广州租赁住房空间分为核心租赁地区、核心自住地区、次级租赁地区、外围租赁地区、低容量自住地区和其他地区6种类型;3）投资性购房热潮、城市发展战略导向与轨道交通建设、郊区化与同城化的共同影响促成了广州租赁住房的空间分布格局。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评价及障碍因素分析

以东北老工业基地11个典型城市为研究对象,从资源利用、产业绿色化、经济发展质量、环境保护、绿色人居5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运用障碍度模型揭示其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障碍因子。研究表明：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间绿色发展水平差异显著,高值区始终分布在沈阳、长春、大连、哈尔滨。研究期内,高水平类型城市数量增加,中高、低水平城市数量减少,以四大城市为核心的绿色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更加明显。科学技术支出占GDP比重、政府财政自给率、环境保护支出占GDP比重、人均GDP、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是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     

广东城市国际化发展的水平与过程研究

首先建立了衡量城市国际化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对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21个地级(或以上)城市1985、1990、1995、2000、2003年等5个主要年份国际化水平进行了统计分析,探讨了城市国际化的变化过程,归纳出了城市国际化发展的三种类型。研究表明:近20年来广东省所有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均在不断提高,可见国际化不是少数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独有现象。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大部分城市会出现波动和反复。     

辽宁省沈大双核与其他城市的分化

分析辽宁省沈阳大连的核心作用,将辽宁省城市分为核心城市组(沈阳、大连)和外围城市组(其他城市);再以人口、GDP和人均GDP为基本指标,利用Theil指数计算组内差异、组间差异和总体差异,利用KZ指数模型计算核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分化。结果表明沈阳大连与其他城市的分化总体上加大;分化具有波动性特征,分化在地域空间上也体现为辽中南城市群被以沈阳为核心的辽中城市群和以大连为核心的辽南城市群取而代之,其他地区城市聚集不明显;沈阳大连与辽宁省其他城市的分化是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分化机制主要有地理位置的先导机制、区域发展战略的催化机制和政府规划的引导机制。     

中国港市之发展

经济的发展是促成都市兴起的主要因素,證諸我国沿海港市盛衰消长,而益信不移。在先秦时代,因生产力尚属落后,水陆交通并未发达,所以沿海港市不很发展。自秦漠建立了统一的帝国后,经济开发逐渐趋向东南,绿茶、磁器等产业兴     

中国资源型城市识别与综合类型划分

资源型城市是一类具有特殊性质的城市,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是区域产业开发、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自2001年国家从阜新市开始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工作以来,对全国资源型城市的准确识别与类型划分一直是地理学界探讨的重点问题之一。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城市职能分类的理论与方法,对资源型城市识别与分类的指标与阈值进行了系统分析,识别出全国262座资源型城市。同时,本文从资源型城市发展程度和资源型城市自身的问题出发,根据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总体导向,结合资源型城市实际特点,尝试建立提出了以资源保障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两个指标评价为基础的资源型城市综合分类框架,构建了资源型城市评价分类模型,将识别出的262座资源型城市分为成长型城市、成熟型城市、衰退型城市、再生型城市4类,并分析了不同类别城市的概念内涵与差异性特征。该研究成果很好的支撑了由国务院发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对资源型城市的范围与类别的划定,并成为规划分类引导政策制定的基础。     

上海世博效应与湖北长江旅游城市群互动发展创新思考

2010年上海世博会即将开幕,从世博会角度下探讨城市群发展也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在分析上海世博会的价值理念和四大效应的基础上,立足于湖北长江旅游城市群的发展,提出其互动发展的创新思考,对未来湖北长江旅游城市群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THE PATTERN OF PROPERTY-TAX EXEMPTIONS IN A METROPOLITAN FISCAL SETTING

The fiscal-disparities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fiscal problems of many older American central cities neglects the role of property-tax exemptions. This paper, grounded in the metropolitan fiscal setting of Onondaga County and Syracuse, New York, outlines an argument that emphasizes the link between property-tax exemptions, city age, and regional centrality. Central cities are seen as suffering from fiscal burdens imposed partly by their growth as regional centers. It is concluded that, when the financial problems of central cities are being examined, these cities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fiscal equivalents to other metropolitan political units but that due regard should be given to their particula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城市功能与地位转变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通过对世界国际性城市的研究梳理，提炼出城市功能驱使大城市地位转变的内在逻辑，构建了“战略功能-基础功能-城市地位”三者之间的作用模型。文章提出世界（国际性）城市功能可以分为战略功能与基础功能两类。其中，战略功能是驱使大城市地位转变的根本动力，在国家经济、区域布局中承担控制中心的角色。基础功能则是战略功能的重要外在表现，是维持和提高战略功能的重要保障，起到枢纽、节点的作用，能够提供高度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与国际服务功能；同时也会间接影响战略功能的作用效果以及城市地位的转变。利用此逻辑框架，对杭州城市地位升级的实现路径进行了论证，识别出数字经济功能是杭州的战略功能，证实了数字经济的腾飞使得杭州发展迅速，城市地位提升，也回应了当下杭州进入“一线城市”的舆论呼声。     

塔里木盆地西缘绿洲城市组群空间整合分析

以塔里木盆地西缘绿洲城市为例,通过因子分析、引力模型以及区位熵等方法对城市等级体系、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经济隶属度以及城市职能结构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研究区内形成了以喀什市为中心,以阿图什市、莎车、巴楚为次中心的城市等级体系;中心城市喀什市与各县市经济联系广泛,"喀什市--疏附--疏勒"之间经济联系密切,区域内各城市对喀什市的经济隶属度最高;除喀什市和阿图什市城市职能较为综合外,其他城市职能单一.在此基础上分析城市组群的空间形态,提出喀什市、疏附、疏勒三者应整合为一个强核心的发展战略,构建了以喀什市为中心,南疆铁路沿线城镇带和沿315国道城镇带为"两带",两条沿边城镇带与沿214省道城镇带为三轴的"点--轴"发展战略;以"核心圈、紧密圈、辐射圈"为带动的圈层结构战略;将城市组群划分为北部喀什城镇组团、南部莎车城镇组团、东部巴楚城镇组团和西南塔什库尔干边境城镇组团四个内部组团的发展战略.文章最后指出了在我国城市空间整合发展的局限性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中国城市动画产业时空格局及其成因研究

以动画产品为研究对象,利用国家广电总局官方统计数据与新媒体网络数据,对中国城市动画产业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与探讨。首先,从产业规模、产品质量、产品集中度3方面构建动画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三角模型法与GIS技术分析中国城市动画产业时空格局,发现：中国动画城市不断增多、发展范围梯度扩散,动画城市多数处于萌芽阶段、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动画城市之间差距较大、“二元三核”格局逐渐形成,四大板块差距明显、东中西梯度发展;其次,运用主成分分析和相关分析方法,探讨中国动画产业空间格局成因,结果表明生活质量、包容度、创新精神等内生条件是中国城市动画产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文化资源、政策支持等外在条件也影响较大。